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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向羽、贺志峰
发布时间：2024 年 06 月 30 日
摘 要：行动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注，但因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容易引起困惑。本文从定义、目的、特征、范式及模型等维度勾勒出行动研究的基本样态，重点阐述内容包括：行动研究具有改善实践、生产知识和增强权能的目的，强调改变、合作和参与的核心特征，具有多元范式和多种模型。最后，本文尝试将行动研究与行动社会学进行联结，呼吁行动研究归来，研究者作为实践者而存在，实践者亦作为研究者而存在，两者的共同使命是以行动研究促进社会改变。
关键词：行动研究 知识生产 增强权能
自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诞生以来，在教育、心理、护理、社会工作等不同领域得以发展和应用。与国外多层次、多领域的探索相比，国内对行动研究的关注早期集中在教育领域，近年来方有所突破。在乡村发展领域，行动研究已经摸索和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经验，它已成为该领域所共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李小云等，2008）。在社会工作领域，以古学斌（2013，2015，2017）为代表的学者一直致力于倡导和应用行动研究，并建立行动研究学习和实践网络。在反思社会工作教育时，他召唤行动者归来，呼吁重回专业根本，以行动研究促进教育者和实践者意识觉醒（古学斌，2013）。行动研究被视为“双百计划”（“双百计划”由广东省民政厅主办，从2017年起分两批建设407个镇（街）社工服务站，每个社工站配备3~8名社工，由镇（街）直接聘用、省统一督导。社工立足镇街、深入村居，为有需要群众、家庭、社区打通民政服务最后一米。“双百计划”是广东省推动的一项社会工作改革计划。）重要的实践策略，“双百”社工都要学习和应用该策略（张和清等，2018）。此外，若放大观察的视野，将发现行动研究在中国还有更多实践案例，例如社会科学实验、社会学干预行动等，它们并未冠名行动研究，但其核心内涵别无二致。据笔者观察，一方面行动研究因其迥异于常规研究的特点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困惑。我们能轻易地辨识行动研究与常规研究不同，但何种研究和行动才算行动研究？它的研究范式是什么？它属于质化研究方法吗？量化与质化研究工具能并存吗？基于这些困惑，本文从定义、目的、特征、范式、模型等维度勾勒行动研究的基本样态，尝试将其与行动社会学进行联结，号召行动研究归来，研究者作为实践者而存在，实践者亦作为研究者而存在，两者的共同使命是以行动研究促进社会改变。
行动研究的起源为何？如何定义？现在已很难对它做出恰当的定义，原因有二：一是它有自然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不同的形式；二是它在多个领域得以发展和应用，各领域均有自己的侧重点，现有文献无法明确是谁发明了行动研究（Tripp，2005）。但有资料显示，这个过程应归功于勒温（Lewin），因为他创造了行动研究这个术语，使用它发表作品（Mills，2017）。勒温（Lewin，1946）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了解世界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尝试改变它。这句话精确地体现了行动研究的核心理念，即认识/知识潜藏于行动过程之中，也呼应了另一位行动研究思想先驱——杜威（Dewey）的思想精髓。
行动研究定义的内涵一直处于演变之中，不同时期定义的侧重点有所差异。早期的定义倾向于将其描述为理性、科学、系统地寻求问题解决之道的过程。勒温（Lewin，1946）奠定了行动研究的框架和方法，他将其描述为一个螺旋状的进行过程，步骤包括计划、行动和对结果的事实调查评估等。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科瑞（Corey）将行动研究引入教育领域，他将其界定为：教育相关的实践者以科学方法研究自己的问题，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强调运用创造思考，试验改变的措施，系统地搜集证据以决定新措施的价值等（戴长和等，1995；陈向明，2021）。到20世纪60年代，强调研究与行动分离的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兴盛，行动研究发展一度式微；到70年代，经Elliott等人的努力，行动研究再度崛起（Carr & Kemmis，1986；陈向明，2021）。复苏后的行动研究定义开始显现出反实证的特点，特别强调参与者反思。Carr和Kemmis（1986）将其界定为：一种由处在社会情境中的参与者进行的自我反思的研究形式。与之类似，McKernan（1996）将其定义为：它是由实践者推行、针对给定的问题进行反思的研究过程，期望提升对实践的理解。Husen（1985）的定义是：由社会情境的参与者为提高对所从事的实践的理性认识，为加深对实践活动及其脉络的理解所进行的反思研究。到晚近时期，行动研究的定义更加突显参与性、知识生产的民主性以及追求变革社会的目标。Reason和Bradbury（2007）在反思行动研究发展的基础上做出新定义：它是参与性的过程，关注在追求有价值的人类目的的过程中发展实践性知识；它寻求将行动和反思、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与他人一起参与，为人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更广泛地说，为个人和社区的繁荣发展寻求解决之道。Bradbury（2015）进一步指出：它是民主的和参与性的知识创造，在致力于寻求实际解决紧迫性问题的方法过程中，将行动和反思、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它是一种与民众一起务实共创知识/寻找答案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分析民众的研究方法。还有更具批判性的行动研究定义，即肯定普通人的研究资格和知识的个人性。我国台湾地区倡导和应用行动研究的先行者夏林清，将实践取向、批判解放取向和女权主义的理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行动研究（杨静，2013），她的定义十分简洁：它是“行动者社会探究之道”“每个人都是行动者……他们的言行与行事路径均蕴含着知识”（夏林清，2013）。
总之，行动研究的概念在演进显示出“变”与“不变”两方面特点。就“变”而言，早期的定义强调科学、理性、系统和研究者主导，晚近的定义则更突出自我反思、合作生产、实践者参与。这暗含着主导权和拥有权（ownership）的变化，即早期由学者/研究者主导和独享，晚近强调共享或实践者所有。就“不变”而言，所有定义都强调通过研究寻求实际问题的解决之道，创造实践性知识，促进改变。
行动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凸显独特性，人们用常规研究与之比较。前者的目的在发展和检验理论，使知识有更广泛的解释力；后者的目的在于获得能直接用于具体情境的知识，既改进实践也提高研究者能力（刘良华，2001）。行动研究兼具多重功能。
行动研究在于帮助实践者改善实践，这是它能获得众多拥趸之处。行动研究试图使有问题的社会世界能被理解，改善社会环境的品质，其目的与传统研究不同，而是为了解决实践者面临的即时性和紧迫性问题（McKernan，1996）。Carr 和 Kemmis（1986）指出了两个基本目标：改善（improve）和参与（involve）。改善包括改善实践（practice）、改善实践者对实践的理解（understanding）和改善实践的处境（situation）。改善这一基本目标表明行动研究的焦点在于解决实践问题。需要注意，行动研究改善的实践情境大小、类型和层次不尽相同。以教育为例，Ferrance（2000）依据问题范围和参与者状况划分了四种类型：个体性教师研究（individual teacher research）、合作性行动研究（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全校性行动研究（school wide action research）和全区性行动研究（district wide action research）。这说明要改善的实践情境可能有个体困扰、群体问题、组织问题和政策问题等。除了具体问题，行动研究还要改变社会。勒温（Lewin，1946）认为它是一种对各种形式社会行动的条件和效果进行比较的研究，是一种导向社会行动的研究，而非只是生产书本知识的研究。改变社会是勒温一贯的主张，他追求能服务于社会改变的知识。孙庆忠和夏林清（2022）倡导社会变革取向的行动研究，明确其目的是推动社会改变，她过往的研究和实践都呼应勒温的主张，而勒温的一些传承者反而偏离他原初的起点，所以夏林清（2013）认为行动研究具有双面刃作用，即专业实践与社会改变。
不少研究者认为行动研究旨在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理论和知识并非必要工作。这类观点是一种误解。Cornwall和Jewkes（1995）从不同维度对比行动研究与常规研究，指出前者是为了“行动”，已包含“理解”，后者是为了理解，可能后来也有行动。前者的目的包含了后者的目的，说明行动研究也要发展理论。Reason和Bradbury（2007）阐述了行动研究的双重目的，其一是基础性目的，要生产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用的实践性知识；其二是更广泛的目的，通过实践性知识，促进人们和社区在经济、政治、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福祉增加，并与地球生态建立更公正、可持续的关系。此外，Rapoport（1970）认为行动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在相互可接受的伦理框架内的共同行动，既为面临即时性问题的人们做出切实的贡献，也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作出贡献。还有行动科学的创立者，阿吉里斯等（2021）存在类似看法，他们赞同行动研究应当排除传统行动研究排斥理论建构和检验的做法，主张把实践问题的研习与推进理论建构和检验结合起来。简言之，行动研究生产知识的目的有两层意涵，既包括创造实践性知识，也包括像常规研究那样做理论检验。
行动研究何以增强权能（Empowerment）？仅有少数学者将行动研究的目的与增强权能直接关联起来，但二者间的关系却毋庸置疑。特别是当它逐渐地被那些助人专业所接受和应用时，讨论此目的正合时宜。增强权能可分为两个维度。
其一是助人面向，通过行动研究有助于增强助人对象的权能。如前所述，晚近的定义强调放弃研究者主导立场，强调实践者参与、协同、合作、共创知识。落实上述理念就是对服务对象增强权能。例如，陶蕃瀛（2004）提出行动研究是实践增强权能的助人工作方法，该方法具有八个特点：致力营造平等伙伴关系；支持陪伴服务对象成为行动主体；服务对象自觉发展主体能力；服务对象能力增长；服务对象的困境在真实社会脉络里检视理解；接纳服务对象的网络关系，没有专业至上的偏见；服务对象参与问题界定、设定目标、与服务成效评量；在动态对话过程里增进服务对象与助人者的能力。增强权能的助人工作理念与行动研究相契合，社会工作实践诠释了这点。作为实践性学科，社会工作知识是在社工与服务人群的互动中建立的，社会工作研究并非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建构理论而建构理论，而是为了实践而研究（古学斌，2015，2021）。
其二是自助面向，通过行动研究有助于增强研究者（实践者）自身权能。
晚近的行动研究流派不仅主张研究者与实践者协同合作，更强调二者融合，研究者即是实践者，实践者亦是研究者。这类行动研究实践往往基于对自身所处实践情境不满，希望做出改善，以追求更好的实践。例如，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碰到疑难瓶颈，采取行动来改变现状，为行动而研究而非为研究而行动（成虹飞，1999）。古学斌（2015，2021）也指出社工教育者面临着学术和研究双重困境，一方面社工教育者被其他学科批评缺乏学术水平，只会做，不会写；另一方面当他们放弃实践，转向传统的科学研究、纯学术书写时，其知识生产无法连接价值/伦理和回应专业召唤。因此，实施行动研究有助于教师摆脱上述困境，实现指导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兼容。研究者（实践者）通过行动研究建立互助社群，回应自身面临的教学、实务与科研方面的困境（Xiang & Yan，2020）。
除了助人与自助，还有研究者认为行动研究能达成助人与自助的统一，助人即是助己。例如，廉兮（2012）认为通过行动研究实践，可将助人之下专业的“助”与“被助”关系转化为彼此互助与协同前进的对等关系。王醒之（2013）同样认为通过行动研究取向的社区工作，能反身性地解构主流的、以慈善为基础的助人关系，与受助者一起辨认差异，重新审视助人者与受助者，将助人转化为互助。
行动研究有何特别之处？不同研究者对行动研究的特征阐述各有侧重。检视已有论述可知，多数研究者均会提及的改变、合作、参与等特征，本文将其定位为核心特征。
其一，强调改变，即行动研究要发展实践性知识，促进问题情境的改变。这一特征从勒温（Lewin，1946）开始即被强调，行动研究就是结合实践者的智慧和能力，积极改变自身境遇。行动研究要“发展实际问题的解决之道，对实践产生改变”（Holter & Schwartz-Barcott，1993），“实践性议题”和“行动的知识”是行动研究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Reason & Bradbury，2007）。另外，Kemmis和McTaggart（1988）也提到行动研究的特征是“人们努力改善自身的实践”。类似的论述还有：致力于解决实践者面临的真实问题（Cohen et al., 2007），强调干预主义和针对实践问题展开（Tripp，2005），要对知识和社会变迁做贡献（Carr & Kemmis，1986）。这些论述都指向“改变”这一核心特征。
其二，强调合作，即行动研究强调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合作。行动研究第一大特征即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互动合作（Holter & Schwartz-Barcott，1993）。Kemmis和McTaggart（1988）也指出“通过合作来建立自我批判的社群”是行动研究的重要特征。不同行动研究的共性特征之一即强调参与者之间的协商、合作、互动（Tripp，2005；Cohen et al., 2007）。行动研究是与人民一起务实共创知识（Reason & Bradbury，2007；Bradbury，2015）。这些特征描述都表明“合作”是核心特征。
其三，参与，即行动研究注重实践者参与，而非由研究者主导。这一特征也是从勒温时代就被提出，主张实践者以研究者姿态出现。参与性与协作性是不同行动研究的共性特征（Tripp，2005）。行动研究强调参与，与之相关的则是民主，两者都是行动研究的特殊特征（Carr & Kemmis，1986；Reason & Bradbury，2007）。行动研究根植于参与，参与也是目的和实践的关键价值；参与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认识论和政治实践的关键原则；参与意味着不再将人作为“凝视的对象”，而是作为共同研究者；参与是政治性的，人民在决策中享有发言权，他们产生属于自己的知识（Reason & Bradbury，2007）。参与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行动研究为实践者主导完成，这是行动研究方法族群的统一特征（McCutcheon & Jung，1990）。
讨论研究方法必然绕不开范式（Paradigm）概念。行动研究应归为何种范式？答案存在争议。首先，一些研究者基于行动研究的理念具有反实证主义内容，强调其参与合作的特性，使用如反思等质化的技巧，因而将其划归质化范式。例如，Lune和Berg（2017）就将行动研究当作质化研究。Denzin和Lincoln（2018）关于质化研究的书籍收录行动研究论文作为案例。陈向明（2021）也将行动研究视为质的研究方法。另外一些研究者没有清晰地将其划归为何种研究范式，而是笼统地将其归为新范式（李小云等，2008；陶蕃瀛，2004）。还有学者将其界定为质化、量化之外的其他范式（潘世尊，2004）。纵观行动研究的发展，我们发现它实则呈现出连续光谱，从实证范式到非实证范式，都可能落入其中。因此，本文认为行动研究既不属于量化方法也不属于质化方法，而是超越量化和质化的存在。它基于实际需要既可能使用如问卷、量表等量化研究工具，也可能使用如观察、反思、对话等质化研究工具。
行动研究范式分类受到特定哲学思想影响。哈贝马斯（1999）提出了三种知识构成兴趣（knowledge-constitutive interest）：对环境进行技术控制的旨趣，相互交往和相互理解的实践旨趣，以及从虚妄意识形态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旨趣。分别对应产生经验分析知识、历史解释知识和批判性知识。基于此，Grundy（1982）提出了经典范式分类，即技术性（technical）、实践性（practical）和解放性（emancipatory）。技术性行动研究是指，研究者作为外部专家提供技术程序对行动进行研究，其目的是检验基于预先的理论框架设计的干预措施，研究者与实践者是技术性合作，由研究者来确定问题和干预，实践者被动参与，协助干预落实。实践性行动研究也称为互动性行动研究，指研究者与实践者结成合作伙伴，共同来确定潜在的问题、原因和干预，问题识别是通过两者的对话和相互了解达成。解放性行动研究强调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角色融合，实践者群体对实践的理解和处境的发展负有共同责任和共同承诺，在实践者参与中促进解放性实践，提升批判性意识，展现出实践行动的政治性，集成实践者社群来寻求对问题的制度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的解决之道。
Holter和Schwartz-Barcott（1993）也进行三分法阐释：技术合作取向（a technical collaborative approach）、相互合作取向（a mutual collaborative approach）和增强取向（an enhancement approach）。技术合作取向的潜在目标是基于预先指定的理论框架来测试特定的干预措施，检验它能否在实际情境中应用。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合作是技术性和便捷性，互动是为获得实践者对研究同意。相互合作取向，研究者和实践者一起来辨识潜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能的干预措施，实践者的参与能获得对实践的新理解，实施的改变具有持久性。增强取向有两个潜在目标，其一为实践者遭遇的实际问题找到解决之道，其二是提升实践者的集体意识，帮助他们识别和提出明确的问题，促进对自身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
McKernan（1996）同样描述了三种类型：问题解决视角的科学技术行动研究（the scientific-technical view of problem solving）、实践协商行动研究（the practical-deliberative action research）和批判解放行动研究（the critical-emancipatory action research）。第一种是早期行动研究者所倡导的方法，强调提出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第二种与前文提及的实践性行动研究类似，目的在于理解实践和解决当下问题，强调互动沟通和协商。第三种强调通过自我反思社群，为实践者提供一种发散性、分析性、概念性的技能，让其摆脱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理论的控制；此类行动研究被视为赋予参与者政治权力的过程；它主张教育者要考虑其生活和工作的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总体关系，教师被视为社会改革的教育者。
此外，McCutcheon和Jung（1990）基于哲学基础不同划分三类视角下的行动研究：实证主义视角（a positivist perspective）、诠释主义视角（an interpretivist perspective）和批判科学视角（a cr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第一种秉持实证主义核心观点，强调行为是客观、可测量、可概念化、可预测，行为数据可演绎为规律，研究者的偏见可通过选择适当方法来最小化。这类视角的行动研究遵循实证主义方法的思维和逻辑。第二种强调灵活性、适应性互动、实践脉络，注重情境效度等。这类视角的行动研究大致遵循质化研究的思维和逻辑。第三种受批判主义理论影响，这类行动研究关注实践的可靠性、异化、知识的所有权、制度系统的等级、压迫者角色等议题。强调通过共同努力，重新审视原有实践中那些理所当然和制度性限制。
前文讨论了行动研究经典的范式分类。不同范式之下研究方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不尽相同，研究者与知识的关系、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关系、研究者的价值涉入、研究的目的、知识的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我们可将行动研究的范式分类总结如下，如表1所示。 
在此类行动研究中，研究者以局外人身份提出问题并指导研究，研究以外部专家为中心，实践者作为对象被动参与。实践者依赖研究者的权威、通过研究者提出理念和假设，而非基于自身实践理解和反思来认识问题和提出解决之道。目的在于检验外部专家事先提出的理论假设和干预方法，研究过程遵循假设检验和演绎逻辑。研究者与实践者并非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再现了经典实证研究中的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合作仅限于科学技术层面。可以说，这并非实践者的行动研究，而是研究者的行动研究。此类行动研究可能是高效的，可能会确实能对实践产生改进。但实践改进的检验标准由专家给定，而非源于实践者的自我反思，不会在过程中对标准进行讨论。它有助于研究文献的发展和扩展，也可能会鼓励实践者开始对自身实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助力实践者发展自我监督的技能。此类行动研究确实符合行动研究促进改善的目标，却不符合其倡导的民主、合作和参与理念。
在此类行动研究中，研究者扮演过程顾问和促进者角色，帮助实践者厘清关注点、分析处境和问题、拟定行动计划、监测问题变化、反思成效和价值等。研究者与实践者要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都是真正的参与者。研究者与实践者个体或群体进行合作，共同讨论和分析问题，通过研究来发展实践者的实践推理，推动其问题处境的改善。此类行动研究与前一类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检验实践的标准不是外部专家给定的，而是基于实践者的自我反思。当然，自我反思不能完全离开外部专家协助，促进者（专家）的角色是苏格拉底式的，以启发实践者思考。
这类行动研究可能会发展出特有的实践智慧，促使个体或群体问题得以改善，但它不会系统性地将实践者群体发展成具有自我反思性的社群，也没有注意到问题和处境可能存在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障碍。此类行动研究仍有缺憾，但它可能成为解放性/批判性行动研究的基石。
3. 解放性/增强性/批判性行动研究
在此类行动研究中，实践者自身要扮演苏格拉底式的角色，协助团队进行合作性自我反思，将实践者群体发展成具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能力的社群。外部促进者的角色并未完全消失，而是时隐时现的。当实践者遭遇困难，需要人来调解和协助时，外部专家就要发挥作用。一旦社群有能力自主运转，调解者/促进者（专家）就应当退出，以防损害社群的自主性。在此类行动研究中，实践者们不能将个体或群体正在遭遇的问题仅视为个体或群体的困境，不能对日常问题习以为常，而是要看到问题和困境背后所反映出的政策、制度和结构的制约，以及潜在的价值和文化冲突。另外，某类实践发展应是一项共同事业，每位实践者都应对其有所承诺。总之，此类行动研究既关照实践处境改变也关照实践知识生产，既关注个体问题改善也关注制度结构变迁。
如前所述，不同范式分类对行动研究的定义和定位不尽相同。笔者对此秉持开放态度，不否定某种范式下的行动研究，也不宣扬某种范式才是正统。笔者更赞同舍恩（2018）反映性实践模式的立场，即盲从科技理性模式是乌托邦想象，完全赞同专业的激进批评主义则是另一种乌托邦愿景。行动研究者要成为真正的反映性实践者：我们是自己行动的设计者。
行动研究应当如何操作实施？这涉及具体实施步骤和模型。勒温（Lewin，1946）创造行动研究概念时已提出其实践逻辑和步骤，具体包括：问题分析、事实调查、概念化；行动方案的规划、执行，对更多事实的调查评估；整个活动的重复；行动研究实际上是前述过程的螺旋循环。在行动研究方法发展过程中，不同研究者对它的阶段和步骤进行了细致的阐述，由此形成了不同模型。
Stringer（2007）阐述了三个阶段（步骤），即观察（looking）、思考（thinking）和行动（action）（如图1所示）。具体来说：①观察，包括收集数据信息，定义及描述相关状况。研究者对情况进行评估，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描述。这涉及收集信息和考虑谁是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的关切点可能是什么。在评估时，研究者要定义和描述被调查的问题及脉络。研究者还应非评判性地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已经做的工作。②思考，包括探索分析，进行诠释解释。分析收集到的信息数据，对当前存在的状况进行解释。反思已做的事情，参与者在对话中分享所思所想。③行动，包括计划、执行和评估。行动研究的核心目的是发展某种解决方法，运用它去改善参与者（利益相关者）的生活。研究者要考虑哪些行动可能带来最佳的正向改变。研究者与利益相关者合作，为已确认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将计划带给他们讨论，最终由他们自主选择新的计划。此模型步骤阶段看似简略，但每步涵盖的内容并不简单，每一步还可做细致划分，并且这些步骤也是循环往复进行的。 
有的研究者将行动研究周期分为四个阶段。Kemmis和McTaggart（1988）发展出两周期简单循环模型（如图2所示）。在每个周期中，行动研究都被分为计划、行动、观察和反思四个阶段；每个周期内的行动步骤与勒温所创步骤较为类似。第一周期结束后，反思的结果将应用至第二周期，即基于反思修正计划，再执行新计划，之后是新一轮的观察和反思，如此循环。此模型广为人知，为不少教科书和行动研究论文所引用，也是不少实践者实施行动研究的参考对象。
此外，Sagor（2005）也提出了四阶段模型。第一，厘清愿景，包括定义关注焦点、选择可实现的目标和建立评估标准；第二，阐明行动理论，即发展关于行动的理论；第三，实施行动和收集数据，包括决定研究问题，制定数据收集计划和采取行动；第四，反思和规划行动，包括分析数据，修正行动理论，规划未来行动。前述两种模型均为四阶段，它们的步骤划分略有差异。需要注意，Sagor模型的第二阶段是“阐明行动理论”，这与Kemmis和McTaggart的模型明显不同。
（四）八阶段行动研究模型有学者McNiff和Whitehead（2002）进一步扩展行动研究步骤，发展出八阶段模型。步骤包括：第一，回顾当前实践状况；第二，识别想要改变之处；第三，设想改变的方法；第四，努力实现计划；第五，把握发生的变化；第六，根据已发现和发生的情况修正计划，继续行动；第七，评估修正后的行动情况；第八，直到对工作感到满意为止。此模型与前述四阶段和五阶段模型类似，只是步骤划分更为细致，新增了一些步骤。需要注意此模型的第八阶段，该步骤指明了一项行动研究完结的标准。另外，Cohen等人（2007）也发展了八阶段模型。步骤包括：第一，识别、评估和界定实践中的关键问题；第二，与利益相关者讨论沟通形成共识性草案；第三，进行文献回顾，从过往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第四，重新定义问题，提出行动假设；第五，选择研究程序，诸如抽样、行政安排、材料选择、资源配置等；第六，评估研究程序，判断是否要继续前述步骤；第七，实施计划，如数据收集、任务监测、研究团队交流反馈、数据整理分析等；第八，解释数据，推断一般性结论，总结经验得失，向各方传播。此模型与McNiff和Whitehead的模型均为八阶段，但步骤重点却不一样。需要注意在此模型中，第二步强调实践者参与和民主化特征，第三步强调基于过往研究来发展计划，第八步则显示出对行动研究结果的应用，这些正是前一种模型忽视之处。此外，Savin-Baden和Major（2013）重点突出参与的特征，也将行动研究细化为八个阶段。步骤包括：第一，辨识社群共同的议题；第二，辩论已提出的议题；第三，共同决定行动方向；第四，创造共同关切的知识；第五，分享知识和讨论行动程序；第六，实施具有共识的行动；第七，反思和辩论行动的价值立场和行动的影响；第八，评估，并决定新阶段的行动。此模型与前述两种模型均为八阶段，但操作理念明显不同。此模型将实践者的参与和共同决定放到突出位置，几乎每个行动步骤都在强调这些理念的落实。
与前述模型有些不同，McKernan（1996）除了强调阶段划分，还将时间节点纳入考虑，形成了时间过程模型（如图4所示）。该模型与Kemmis和McTaggart（1988）的模型有类似之处，强调周期性循环。在第一周期内，首先是行动中面临某个实践情境需要改善，由此引出问题情境；行动研究从定义问题开始，其次是需求评估，第三是提出行动假设和想法，第四是发展行动计划，第五是执行计划，第六是评估行动状况，第七是做出决定并对行动进行反思、解释和理解，到此，第一周期完成；随着时间推移，行动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即将第一周期最后阶段的决定内容应用到第二周期，即重新定义问题，进行新的需求评估，提出新的假设，修正行动计划，执行修正后的计划，评估行动，做出决定……再迈入新的周期。
（六）行动研究的基本模型如前所述，不同的行动研究模型对实施步骤、阶段划分有所不同，差别只是步骤的详细程度不同，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包括：①行动研究皆起源于真实的实践问题/困惑，实践者希望解决该问题；②行动研究包含问题界定，行动计划，计划执行及评估反思等操作步骤；③行动研究的步骤之间应往复循环进行。只要掌握基本内涵，前述模型均可成为本土实践者的参照物。由此，我们可归纳出行动研究的基本模型（如图5所示）。
基本模型包括四个阶段或步骤。第一，对问题的调查和诊断：研究者（实践者）要改变当前的情境状况，必须有切实的证据来说明问题和改变的必要性。第二，策划新的行动方案：研究者（实践者）要制定一个导向改变的行动方案。第三，在确定改变的方案之后，研究者（实践者）推动实施新的行动方案，观察过程中的变化，弄清改变是如何发生等。第四，对行动过程及结果的分析、评估、总结与反思，即分析评估成效，总结不足和启发，思考新的行动。需要注意，计划、行动、观察和反思并非完全按顺序或单侧循环进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另外，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关系、量化与质化工具的应用、价值立场和行动目标的设定等，应由研究者（实践者）基于自身脉络做出选择和判断。
本文系统阐述了行动研究的定义、目的、特征、范式和模型，已勾勒出其基本样态。笔者对行动研究的定位秉持开放态度，不主张某个流派为“绝对答案”而奉之为圭臬。定义、判断、选择的权利应交给本土实践者，秉持行动研究理念，相信实践者的智慧。在众多流派中，笔者赞赏以社会改变为目标的行动研究。只要契合这一目标理念，具体使用哪种行动研究方法则“无可无不可”。面对社会情境问题，关键是以积极干预来促进改变而非以“价值中立”为幌子“袖手旁观”。布迪厄晚年的主张与此类似。他认为面对社会大众的苦难，社会学应作为解放和悲悯的工具，要除魔祛魅、揭示社会隐秘、破除社会宿命，传达底层声音，否则社会学就沦为“社会巫术”（沈原，2006；毕向阳，2005）。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动研究与行动社会学、社会学干预是相通的。论及行动社会学，特别是欧陆传统的行动社会学，首推图海纳（Touraine）的理论和方法，其经典著作《行动者的归来》明确了积极干预社会的立场（图海纳，2008）。他认为社会学家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社会学家只有积极介入社会生活才能获得关于行动者的知识。显然，这与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强调外在于研究对象立场迥异，契合行动研究知识隐匿行动实践中的主张。他还认为在行动社会学和社会学干预之中，知识的生产不再由社会学家垄断，而是由研究者和行动者共同创造（沈原，2006）。这与传统社会学主张不同，却契合行动研究知识民主性的观念。纵观图海纳的职业生涯，他的确可被称为行动研究者，他做到知行合一。他主张行动社会学，便一直积极参与法国的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和劳工运动。就此意义而言，图海纳的行动实践与夏林清在我国台湾地区推动基层教师、性工作者和劳工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以行动研究促进社会改变的典范。
若以行动社会学的视野来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行动研究实践一直在上演，研究者（行动者）都以其专业知识去发现问题、发展行动计划、实施干预行动，以期带来社会改变。例如，沈原（2006）用解放社会学修正了图海纳的社会学干预立场，发展出强干预和弱干预两种方法，将其运用于都市维权运动和农民工夜校实践。朱健刚（2008）在《行动的力量》中所描述的民间志愿组织的实践逻辑，不少案例都是以行动带来社会改变。李强带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团队推动的“新清河实验”，即是一种典型的专家参与、专家干预型的基层社区治理实验（李强，2015；李强、卢尧选，2020）。古学斌等人在四川、河南等不同地区以社区建筑和参与式设计来联结本地人推动的村落复兴（古学斌等，2020；武俊萍等，2022）。前述本土实践的范式立场虽存在差异，有的为学者（研究者）所主导，有的是研究者和实践者合作行动，但以行动干预推动社会改变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行动研究的奉行的核心理念是以行动认识社会，以行动改变社会。中国迈入新时代，面对社会转型和转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转移方向，从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创造视角来考察和介入中国社会（沈原，2006）。这也正是行动研究带来的启示。因此，我们呼吁行动研究归来，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共同使命是以行动研究促进社会改变。在此过程中，研究者要作为实践者而存在，实践者亦要作为研究者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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