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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刘阮卿、吴秋怡
发布时间：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要 "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作为慈善服务 "最后一公里" 的社区慈善, 是推进慈善事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于2024年 9月 5 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九十六条规定, 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慈善组织, 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发展社区慈善事业。 社区慈善, 根植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邻里守望、 亲友互助的深厚文化土壤, 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与慈善事业融合创新的实践路径,它不仅契合中华文化中 "爱有差序" 的慈善哲学, 还为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社区管理开辟了崭新渠道, 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前行开创了崭新篇章。
近年来, 各地因地制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社区慈善发展新模式, 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多元与繁荣。 从学术角度看, 对社会慈善的研究不仅是对实践的反映, 还是对当今社会探索创新慈善理念、方法、 模式、形态等具有学术意蕴和启示价值。通过文献梳理发现, 既有研究主要涉及社区慈善的内涵界定、 组织建设、 运行效能等方面 (杨荣, 2015;胡小军、 朱健刚, 2018; 蓝煜听, 2024a) , 而缺乏对该领域的系统梳理与总结归纳, 且多为定性分析研究。在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回顾21世纪以来社区慈善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全面描绘我国社区慈善研究的现状, 可以为站在历史新征程上的中国特色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鉴于此, 本文借助cite space文献分析工具建构社区慈善的知识图谱,分析现有研究的发展态势和热点主题, 并结合文献产出重点回答以下问题:其一, 当前我国社区慈善研究呈现哪些特征?其二, 我国社区慈善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其三, 我国社区慈善研究的热点议题涵盖哪些方面?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 试图揭示我国社区慈善研究的现状、 前沿热点与进一步的拓展空间, 以推动新时代我国社区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
本文以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作为信息检索平台, 将"社区慈善" 或 "社区 × 慈善" 或 "慈善×社区化" 作为主题检索条件在中国知网上进行高级检索, 并划定2000年1月1日至 2024年8月1日为研究时段, 共检测到441条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 2000年以前中国学术界也对这一领域展开了少数的相关研究, 但研究较为零散。紧接着, 通过反复筛选与检查, 手动剔除非研究性文献以及重复文献, 包括新闻报道159篇、会议通知1篇、书评3篇、访谈2篇、 重复文献3篇, 最终筛选出273篇符合研究标准的样本文献。 文献主要分布在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社会学及统计学等学科。 数据基本满足绘制我国社会慈善研究知识图谱的要求, 力求覆盖并剖析国内社区慈善的现状与演进。
在经过数据处理后, 本文利用 cite space文献分析工具, 对中国社区慈善研究领域中的研究文献年代分布、 研究方法、 文献互引、 关键词共现与突现等要素进行可视化呈现, 并借助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与图表展示。 本文通过对社区慈善研究文献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勾勒出该领域知识图谱的全貌,梳理并展现其发展脉络和研究热点主题, 并在统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的基础上, 展望新时代社区慈善研究领域建设的新方向。
如图 1所示, 21世纪以来, 我国社区慈善研究的发文量总体维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 在2003年以前, 该领域的研究可以说近乎空白。 自 2004年起, 年度发文量尽管存在波动,但整体上步入了一个持续且相对稳定的增长周期: 在 2008年以前, 社区慈善研究领域发文相对零散, 而2008年以后,发文数量有了明显提升, 尤其是2021年以来, 社区慈善研究开启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阶段。
在社区慈善领域, 实践领衔是常态, 而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是推动社区慈善研究热潮涌现的关键力量。在具体实践层面, 广东、 上海、湖北、 四川等地积极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政策, 以更明确的方式引导社会资源参与社区慈善工作。 在城乡实践深化扩展、 国家政策持续引导的背景下, 学术界对社区慈善这一研究主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相关学术文献的数量上, 还体现在文献对实践中的新问题、新趋势及其社会影响的探讨上。 此外, 学术界还系统地整合了实践中的关键发现与经验, 形成了内容丰富、数据翔实的研究报告。 除了社区慈善领域的专门报告如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课题组于 2021年发布的《中国社区慈善发展报告》、 2023年深圳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 ·边会及系列闭门研讨会形成的 《社区慈善领域议题扫描报告》等, 自 2018年起,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年度皮书报告 《慈善蓝皮书: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均涵盖了社区慈善的相关内容。这些报告涉及社区慈善的定义内涵、运行载体、 参与主体、 发展路径、 未来预测等基本情况, 并提出了促进社区慈善发展的建议。同时, 深圳、 广州、 上海等城市也纷纷推出地区社区慈善发展报告。 这一系列成果的涌现, 不仅反映了学术界对社会实践发展的敏锐洞察力, 也彰显了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在我国社区慈善研究中, 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并存, 且两者在研究发展历程中呈现齐头并进的态势。 从数据上来看, 规范性研究文献占样本文献的 46.5%, 实证性研究文献占样本文献的 53.5%。其中, 规范性研究文献主要聚焦宏观阐释、 思辨性推演、 对策研究, 从社区慈善的意义、 使命、运行逻辑、 发展方向等应然性角度展开论述。 实证性研究则以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为主,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 参与式观察、 半结构式访谈等形式。在案例选择上, 现有研究既有对如慈善超市、 慈善基金会等组织层面的研究, 也有针对某一地区社区慈善运行的研究。 此外, 部分文献采用问卷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 也有少量文章通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fiQCA) , 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效结合起来 (翁士洪、 马晓燕, 2022 ) 。
总体来看, 目前社区慈善领域的实证性研究存在以下特征: 一是展现了社区慈善实践的丰富性,但理论化工作的总结提炼仍有待深化。 二是案例研究的动态性视角较为欠缺, 尤其是在慈善组织研究中, 对于慈善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慈善组织与其外部环境 (如捐赠者、 受益者、 合作伙伴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不够深入, 主要体现在调查对象的选择和参与式观察的时间跨度上。 三是方法选择上, 定性研究 (尤其是规范性研究 )远超定量研究。 一方面, 社区慈善研究涉及的非量化因素较多, 单纯的定量研究难以全面捕捉复杂的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 本土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也离不开定量研究的支撑。
突现关键词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 出现频次骤然上升的词汇。这些词汇往往成为揭示研究领域的新兴议题、 重要转折点或是某一研究趋势迅猛发展的显著标志。 借助cite space文献分析工具得到社区慈善领域突现关键词(见表 1 ) , 回顾并结合社区慈善20多年来发展的实践进程和政策导向, 我们将关键研究主题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03年开启的慈善社区化探讨和地方实践评述的初始期。关键词 "慈善事业" "社区化" 的突现, 反映了社区作为慈善活动的基本单元, 其在慈善资源分配、社区服务提供以及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开始被重视和探讨, 社区慈善这一新兴主题在其中作为慈善事业新的增长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但并未实现 "突现"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对地区社区慈善超市运行模式与状况的评述 (李雪萍、 陈伟东, 2006; 张彦, 2006) , 二是对慈善事业向社区化发展的探讨 (高灵芝, 2004; 徐丽敏, 2007; 李宝梁, 2007) 。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我国慈善事业逐渐步入正轨并得到了迅速发展。 随着慈善事业被正式纳入政府社会保障体系, 一些地区开始了落地于社区这一基层管理单元的慈善实践, 不少学者也开始认识到慈善事业社区化的必然趋势和广阔前景。 2003 年, 上海开设了国内首家慈善超市。 随后, 北京、 武汉、 济南、 广州等主要城市也纷纷跟进。在这样的实践趋势的推动下, 2004年, 民政部发布了 《民政部关于在大中城市推广建立 "慈善超市" 的通知》 , 认可了包括 "慈善超市" "阳光超市" "爱心超市" "扶贫超市" "爱心捐助家园" 在内的多种社会捐助创新模式。该通知还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适宜的 "慈善超市" 运营模式。这种"地区初试一多地响应一政策推广" 模式, 掀起了社区慈善研究的第一波热潮, 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围绕此主题展开。进一步, 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 , 首次倡导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导向激发了学术界在随后几年内的初步探索兴趣。
第二阶段为 2008年开启的社区慈善组织化专业化研究的发展期。 关键词 "慈善" 和 "慈善组织" 的突现, 表明研究从慈善事业的概念性讨论转向了具体组织实践, 强调了社区慈善组织在促进社区发展、 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及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这一阶段以中国慈善事业第二次转型期为大的时代背景, 2008年数个典型救灾事务, 使得 "全民慈善"成为风潮, "社区"作为离百姓最近的场域, 其在慈善事业中的作用也在全社会受到广泛探讨,同时在国家政策角度也被予以高度重视。
2008年, 深圳桃源居集团捐赠 1亿元人民币, 成立了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这是我国社区慈善基金会的初次尝试。 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社区基金会的注册热潮, 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着手制订相关的指引和办法扶持其发展。不论是 "慈善超市"还是 "社区基金会", （这部分社会资金, 我国部分地区将其叫作 "社区慈善基金" , 也有部分地区称其为 "社区资金" , 但其运营方式和内核均是一致的, 以下统称为 "社区慈善基金" 。而社区基金会属于基金会范畴, 所需启动资金较为庞大, 在人员架构层面也与社区慈善基金有所区别） 最初都是作为英美舶来品进入我国, 并在长期的本土化过程中实现新的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 社区基金会通常在社区慈善事业中承担资助者、 资源管理者、 问题响应者、 议题倡导者以及跨界合作推动者的角色, 是社区慈善活动的核心执行者。 虽然在本土化进程中, 我国社区基金会的比较优势尚未完全显现, 但在实践推广过程中反映出社区慈善事业正朝着组织化和专业化的方向稳步前进。2015年,民政部出台 《民政部关于指导村 (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 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 "社区慈善"概念, 并强调其作为社会救助辅助力量的作用。 2016年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附则中规定: "城乡社区组织、 单位可以在本社区、 单位内部开展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此后, 众多地区开始积极探索并实施社区慈善活动, 各类社区慈善机构如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慈善超市、 社会工作站以及慈善援助中心等在各地广泛建立, 学界也积极响应,不仅向国内较为全面地引介国际社区慈善组织机构的发展经验, 还在实证研究、 行动评述、 路径考察等方面贡献了较多研究成果。
第三阶段为开启于2020年的社区慈善协同社会治理研究的活跃期。 "社区治理" "社会工作" "社会资本" 等成为突现关键词, 这反映出近年来, 社区慈善研究领域开始更加关注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和参与机制, 以及社会工作在促进社区慈善发展中的专业角色。 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 社区慈善资源和力量的重要作用与独特优势尤为突出。 同时, 各方合作产生的协同效应也为社区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这一阶段, 学界进一步挖掘社区慈善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协同性和内生性。
在新冠疫情全球发生期间, 我国依托社区这一基础治理单元进行了有效应对, 树立了全球抗疫的标杆。在此期间, 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这两股抗疫新兴力量的涌现, 展现了社区内部迅速动员的公益慈善力量在扩大治理主体、 缓解资源紧张、增强社区韧性方面的特殊价值。这些社区治理经验和成果, 都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动能。 2021年 4月 ,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 创新性地提出了 "五社联动" （ 2021年4月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 "五社联动"模式, 指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支撑、以社区志愿者为辅助、 以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的现代社区治理行动框架）模式, 实现了从 "三社联动"（2013年11月 , 国家民政部在借鉴上海 "社区、 社工、 社团" 三社互动经验基础上, 出台《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 , 正式提出 "三社联动" 的思路和构想, 指社区、 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一定场域中围绕居民形成的治理活动）到 "五社联动" 的升级, 并鼓励建立社区慈善组织, 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应急响应, 进一步拓宽了社区慈善的研究与实践边界。 2021年4月 ,民政部办公厅下发的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 (街道 )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提出,要以社工站为平台,强化资源整合, 联动社区社会组织、 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服务, "社工 +慈善" 的融合发展成为学术研究热点 (胡小军, 2023a)。除此之外, 学者将普特南对社会资本（即社会资本是促进互利合作的信任、 规范和网络。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信任普遍、互惠的规范、参与网络等要素在构建共同体中的作用）的界定引入社区慈善的研究中, 并以信任、 网络、 规范等社会资本构成要素,为社区慈善助力社区治理提供了整合性思路。
值得关注的是, 当前学术界在研究中常不加区分地使用 "慈善" "公益" "慈善公益" "公益慈善" 等术语, 且有不少文献在未对这些术语进行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进行讨论。 社会学家杨团在接受访谈时指出, 公益领域包括民间公益和政府公益两个层面, 民间公益实质上等同于现代慈善。 公益与慈善并非完全独立的两个概念或两类活动, 它们的目标在很多情况下是一致的, 但实施主体存在差异。 政府作为主体,通过法律强制手段来实现公益目标, 公益资源主要来源于税收等法定收入。 而民间作为主体, 则是出于自愿原则来追求公益, 其资源主要来自社会各界的自愿捐赠, 与个人收入直接相关, 且不纳入国家的分配体系, 仅与国家对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所联系。
可以说, 社区慈善研究领域的突现关键词变化一方面揭示了社区慈善从宏观慈善事业的理论探讨到中观慈善组织的管理实践, 再到微观社区治理和社会工作的具体操作层面的演进路径; 另一方面现代意义上专业化组织化的 "社区慈善" , 也从一个相对舶来的概念,在进一步本土化后, 逐渐成为内生于社会治理的重要协同部分。 这一路径不仅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也反映了社区慈善领域在应对社会变迁、 实践发展和政策调整中不断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共现指的是在相同文献集合中同时出现的两个或更多关键词,这种共现的紧密程度, 可通过它们在文献中同时出现的频率来量化评估。频率越高, 意味着这些关键词所承载的主题间的联系越为紧密。 关键词共现网络是对其的可视化表达, 通过共词分析, 我们能够深入剖析现有文献体系中的主题架构。 本文运用 cite space文献分析工具, 经由调整后, 得到社区慈善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见图 2 ) 。由图可见, 关键词聚类的社团结构显著。
高被引频次论文的刊登, 说明其研究的时段在其领域的研究有新的突破,也代表其在研究领域某一主题的影响力。 通过比较分析高被引频次论文的内容,我们能大致勾画出该领域讨论的核心主题。 在筛选出的 273篇符合研究标准的样本文献中, 被引频次最高的15篇文献的统计情况, 见表2。 陈伟东、郑功成、胡小军、 朱健刚等作者活跃于社区慈善研究领域并有较大影响力,他们的成果具有较高的被引量。这些成果主要分布在行政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
通过比较关键词的共现聚类, 在仔细分析高被引文献的同时广泛阅读文献, 并结合社区慈善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 我们大致能确定贯穿我国社区慈善研究长期发展的主要议题: 社区慈善定位研究、 社区慈善组织研究、 社会治理研究。
社区慈善的定位研究不仅是为了理解社区慈善本身的内涵、 外延, 还对实践行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社区慈善研究的第一阶段, 学界更多从 "慈善事业社区化" 的趋势入手, 对其主体定位并未明确强调。 随着实践的发展、研究的深入, 在定义方面, 杨荣将基于社区并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的慈善行为定义为社区慈善 (杨荣, 2015 ) 。蓝煜听认为, 社区慈善蕴含非正式慈善样态 (蓝煜听, 2024a) 。《社区慈善领域议题扫描报告》指出, 社区慈善是一种慈善模式, 它通过慈善的方式和系统汇聚资源, 旨在解决社区居民和社区发展的问题,提升民生福祉, 并推动社区进步。 尽管学术界对社区慈善的表述存在差异, 但其核心理念是相同的, 即社区慈善是在社区内部,利用本地资源, 以帮助群众为主要目标的慈善行为。 在运行逻辑方面, 蓝煜听通过 "资源论" 、"活力论" 和 "文化论" 深入探讨了社区慈善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体现了对社区慈善价值认识的深化 (蓝愿听, 2024b) 。在功能方面, 学者们主要关注社区慈善在资源配置、 社会管理和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王振耀和田小红指出, 社区慈善使居民能够直接感受到物资的使用效果和价值, 其反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增强了捐赠者的参与热情和安全感 (王振耀、 田小红, 2015) ; 胡小军则认为, 社区慈善可以增强居民之间的信任,扩大社会管理的资源基础, 并推动慈善事业向全民参与的方向发展 (胡小军, 2023b ) 。
社区慈善组织是由社区内居民、 法人以及其他组织资源发起的, 以本社区为活动中心, 致力于开展慈善事业的非营利性社会机构。 近年来, 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推出了多条政策和措施, 为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使得社区慈善组织的制度环境得到了持续改善, 使得支持培育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
整体上看, 当前学者已总结了国内一些地区在社区慈善组织培育的特点和趋向, 一是推动设立社区基金会或社区慈善基金以支持社区慈善组织的发展, 二是通过项目资助, 支持社区慈善组织开展多样化的项目及服务, 三是加强基层枢纽型组织, 四是依托社区设施构建慈善服务平台, 为社区慈善等社会力量提供服务基地 (胡小军, 2023c) 。一些学者已经指出, 众多社区慈善组织尚未建立完整的财务、 监督和人事管理制度, 导致其运作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王艳君, 2015) 。除此之外, 也有学者已经关注到农村社区慈善组织化面临的发展困境, 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李放等, 2023) 。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感导致他们倾向于绕过这些组织直接进行慈善行为。 完善社区慈善的制度建设, 提高管理效率和运行透明度, 并加强监督机制, 是社区慈善组织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社区慈善组织研究中, 社区基金 (会 )研究占据重要部分。 相较而言, 我国对社区基金会的实践和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作为慈善和社会治理本土化的一种途径, 它在近十年中迅速发展。研究重点包括概念界定、 功能角色、运作机制、 发展挑战与解决策略、 与社会治理的联系以及本土化发展路径的探索等。 一方面, 学者们普遍认同社区基金会是推动社区公益和解决社区问题的关键手段, 是实现社区共治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 学者们在社区基金会的建设与运营方面, 深入研究了其战略定位、 资金筹集、 资助流程和内部治理等微观运作机制 (胡小军、 朱健刚, 2018) 。此外, 一些学者从社区基金的生态系统出发, 关注基金的设立、 管理、 运行和监督评估等环节, 努力构建多方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途径和机制 (何明洁、潘语, 2022) 。朱志伟在其专著 《社区基金会资源动员的行动过程研究》 中, 从环境、 结构和要素三个层面全面构建了社区基金会资源动员的创新机制, 并从制度化和关系网络的角度探讨了社区基金会在社区慈善共同体建设中的角色。
社区作为慈善资源汇聚的关键场所, 其在慈善事业与社区治理之间扮演着相互促进的角色, 两者之间存在天然的协同点: 社区慈善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社区治理中, 从而扩展治理资源的来源, 成为推动社区治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关键力量。 实际上, "社区慈善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议题, 其核心还关联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学术界对此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采用了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 在宏观层面, 学者们讨论了政府与公益慈善事业, 特别是社区慈善事业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在微观层面, 研究则聚焦于社区慈善参与社会治理的合理性, 以及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其实践效果。 通过这种多角度的分析, 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社区慈善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以及如何通过慈善活动促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
在宏观上,社区慈善的研究离不开对政社关系的分析。对政社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把握政府与公益慈善机构的角色定位, 在一定程度上, 正是不同国家政社关系的独特性, 塑造了社区慈善的不同样貌。 在必然性层面, 有数位学者借助荣敬本教授于 1997年提出的 "压力型体制" 理论, 指出在该体制下,政府层级越低, 其面临的任务量越大, 而相应的财政资源和权力却相对有限。 因此, 动员慈善资源以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难题和冲突, 成为基层政府的必然策略 (曾令发等, 2018;任晓见、 汪来杰, 2024) 。在应然性层面,众多学者强调了国家对社区慈善发展所施加的制约作用, 认为从长远视角来看, 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与均衡构成了 "慈善" 与 "社区" 关系发展的关键基础, 国家被视为推动当前中国社区慈善创新的主要力量。 为了保持慈善事业与社区之间的健康和有序互动, 无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都需要国家的积极推动和有效监管 (吴子明, 2019) 。同时, 也有学者对社区治理在社区慈善逻辑下的反思, 批评 "政府部门购买一社会服务机构给予——社区居民享受" 的狭隘社区慈善逻辑,指出这样的模式会让社区居民的主体性遭遇外部吞噬 (陈伟东, 2018) 。这也从反面说明了社区慈善内生性的重要意义。此外, 社会治理体系从 "三社联动" 到 "五社联动" 的升级, 也在近几年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学者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分析 "五社联动" 的背景、内涵与优势 (任敏等, 2021) , 并为该背景下社会基金的运作模式指出优化路径 (刘洋, 2024) 。
近年来,社区慈善在微观层面的功能逐渐凸显, 尤其在就业促进、 福利服务、 贫困援助、 犯罪矫正、 环境保护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等方面, 其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在理论层面, 学者们广泛论证了社区慈善参与社会治理的合理性, 重点关注其亲民性和直接性特点。 从正面看, 学者提出社区慈善从主体韧性、 组织韧性、 资源韧性三个方面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汪来杰、任晓见, 2024) 。从反面看, 有学者提出,传统公益慈善的道德驱动力在面对当前的 "非道德现象" 时显得力不从心, 公益慈善正逐步融入社会公共生活, 形成社区慈善的新形态 (施从美、 江亚洲, 2019) 。在实践层面, 具体案例分析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 中国的社区慈善活动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与社区需求、 本土资源和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 特别是上海、 深圳、 北京、 广州、成都等大城市的实证研究较为丰富。 学者们集中研究了各地区独具特色的社区基金会、 公益慈善超市工作站、 社区养老服务站等平台和机构, 以期深入理解社区慈善在不同地区的运作模式和效果。 通过这些研究, 可以更全面地把握社区慈善在促进社会治理方面的潜力和挑战。
自 20世纪末起, 社区慈善领域的研究已历经逾二十载的发展。其间,学术界同人齐心协力, 不断深化对社区慈善的探索, 其研究不仅与国家宏观战略相契合, 也细致地映射了城乡层面的实际举措。 从起步阶段慈善社区化探讨和地方实践评述, 到转型时期对社区慈善组织化专业化的研究, 再到近年来社区慈善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协同社会治理的研究,诸多研究成果既涵盖了理论层面的抽象概念, 也包含了实践层面的丰富案例, 为推动社区慈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和实用的操作指南。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应进一步理清社区慈善的作用域与使命, 挖掘社区慈善事业的极大潜能; 二是在研究取向上应进一步深耕实践调查和行动研究, 团结多方主体、覆盖多样区域, 并在方法上进一步丰富定量研究; 三是在研究内容上进一步细化深化社区慈善机制研究与动态运行研究, 助力社区慈善可持续的内生发展。
一方面, 目前社区慈善活动大多仍旧遵循传统的公益慈善模式, 致力于支持社区内遭遇困难的个体和家庭, 为他们提供经济援助、 心理支持和技能培训等。虽然社区慈善在参与社区治理方面的制度潜力和补充作用正逐渐被认识,但学术研究和倡导在实际应用中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 学术界的研究多聚焦于宏观社区治理结构或微观慈善组织的运作,探讨其中的要素互动和机制运行, 而对于 "居民"这一核心群体的关注则相对不足。 因此, "社区慈善" 的使命与意义应当得到进一步的理清: 除了聚焦于特殊困难群众的帮扶工作, 社区慈善还应直面贫富差距、道德培育等社会问题;社区慈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方法, 归根到底, 居民福让的改善才是社区慈善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未来, 一是要进一步探讨社区慈善在社会治理格局中协同作用的发挥, 二是要在研究中注重居民的主体性。 研究应充分认识到以社区慈善赋能韧性社区建设的重要性, 并围绕居民参与、居民受惠的思路, 构建精细化的动员机制和服务机制。在了解群众特点、 摸清群众诉求、 统筹社区已有资源的基础上,连接居民, 助力实现社区内供需配合和循环。 为了推进这一主题的研究, 应在两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是如何保障表达与回应的畅通, 其次是如何营造信任与认同的氛围。
社区慈善研究的本质在于指导实践, 而深入的实践调查与行动研究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目前, 学者深入社区慈善一线调查研究已经成为热潮, 但也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在涵盖范围上, 社区慈善研究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广东、 上海、 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成果丰富, 而欠发达或偏远地区则相对薄弱。 二是在调研导向上, 实证调查后经验总结、理论凝练的全局性和系统性不足, 大多聚焦社区实践的小切口 , 推广性仍有待提升。三是在研究方法上, 当前研究成果大多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 包括国内外比较类、 制度和政策综合评估类、 概念辨析类与案例分析类等, 而缺少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
首先, 打破研究水平和程度的不均衡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 广泛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指导各地区社区慈善的多样性实践, 让社区慈善成为全国性的事业; 另一方面, 研究多种样态的社区慈善模式, 提炼总结, 也是对学术研究的极大丰富。我国幅员辽阔, 每个社区的可用资源、 组织架构、 居民身份构成、集体认知与理念等要素, 共同塑造了社区的个性特征与各异的运作逻辑, 为学术研究提供宝贵实践资源。应鼓励和支持当地学者、研究机构深入这些研究空白地带, 丰富社区慈善研究的地域视角。其次,调查研究应拓宽视野,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社区的内部运作机理, 并考察社区慈善在有机体中扮演的角色与改进方式, 并注重经验总结、模式提炼, 以产生更多的学术贡献。此外, 应将问卷、访谈、实验、统计、模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整合进社区慈善研究的方法体系中, 以此提供科学的指导, 促进我国社区慈善研究的稳健发展。
社区慈善是一种多维度的社会现象, 对其内在结构和动态运行过程的深入分析显得尤为关键, 这有助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的研究倾向于关注其静态结构, 包括功能界定和策略方向的案例研究与综述, 但针对社区慈善的动态运行, 特别是那些具有结构性和可执行性的机制模式, 却鲜有深入探讨。
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从动态视角出发, 探索社区慈善参与主体间的互动模式、资源流动规律以及社会环境变迁对社区慈善的影响。目前仍有众多问题亟待讨论: 一是资金的筹集与资源的协调问题。在资源配置方面, 社区内部资源涵盖了党群组织、 社会机构、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所有可联动的要素, 而社区外部资源则包括市场、政府以及云端资源。资金方面,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流动性至关重要。 研究中, 应通过案例分析提炼和总结不同地区在资金筹集和协调方面的模式, 并重视数字技术在提高资金资源透明度和运作效率方面的关键作用。二是项目扶植与品牌打造问题。在社区慈善活动频繁的区域, 富有地域特色的慈善品牌项目持续出现, 并且慈善服务的品质受到了重视和提升。这些慈善项目的品牌化不仅增强了慈善事业的吸引力, 而且预计将促进更多社区慈善项目的诞生, 进一步激活社区慈善的潜力。 扶植什么样的项目、项目运行后如何打造品牌, 都可以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主题。三是慈善氛围与社区文化培育问题。 不同的社区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环境, 这些环境塑造了居民的认知、影响了居民的行动选择, 因此在推进社区慈善研究时, 应当从历史与社会双重角度出发,挖掘社区背后的文化特征, 并根据社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考察。
参考文献
陈伟东, 2018, 《社区行动者逻辑 :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 《政治学研究》第 1期。
高灵芝, 2004, 《论慈善事业的社区化与社会化》 , 《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何明洁、 潘语, 2022, 《如何构建良好的社区基金生态》 , 《中国社会工作》第 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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