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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江亚洲、赵双双
发布时间：2024 年 12 月 31 日
摘 要：社区慈善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区治理的关键环节，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已有文献构建了社区慈善的“供需关系—主客关系—商善关系”三维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梳理和分析杭州LBW慈善综合体的运行情况，发现该综合体通过“公益引流，商业转化”和“商业引流，公益转化”的双重路径，形成了以服务匹配、激励相容、业态共生为核心特征的运行机制，在社区慈善运营中实现了从供给导向转为需求导向、确保多元主体都得到利益满足、商业与公益在社区的融合与共生。本文丰富了当前关于社区慈善运行机制的研究，为推动社区慈善的实践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区慈善 运行机制 慈善综合体
社区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场域，社区慈善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慈善对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共同富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15年民政部发布的《民政部关于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大力发展社区慈善”，这是社区慈善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中。2023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九十六条指出“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慈善组织，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发展社区慈善事业”。这些规定不仅肯定了社区慈善的积极作用，也明确了我国社区慈善发展的方向。
目前，国内社区慈善的运行方式可分为社区供给式、企业供给式、慈善组织供给式、国家与地方政策供给式，以及混合式五种。（参见2024年发布的《社区慈善领域议题扫描报告》）我国社区慈善多属于国家与地方政策供给式，这种方式行动迅速、覆盖面广，但面临可持续性和质量把控等挑战。社区供给式能回应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但由于其对社区自身要求较高，所以现实中发展比较缓慢。企业供给式和慈善组织供给式能给社区带来外部资源和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要求。本文认为企业供给式和慈善组织供给式是未来中国社区慈善发展的重要形式，一方面，这符合目前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的方向；另一方面，政府的资源分配到基层相对有限，而社区供给式依赖于社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数量众多，他们掌握着庞大的社会资源，也有兴趣参与慈善活动，这是发展企业供给式和社会组织供给式的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要让企业、社会组织和其他社区主体实现共赢。现实中，有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慈善过程中，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经营难以为继，不得不选择退出；另外一些在参与社区慈善运营中，则很难妥善处理好慈善和商业的关系，以致最后出现社会信任危机和自我身份认同困境。这就需要构建一种社区慈善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既要能满足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又要平衡好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还要在商业和慈善之间维持一种恰当的方式确保社区慈善的可持续发展。已有文献对社区慈善运行机制的研究比较薄弱，而且较为重视政府主体在社区慈善运行中的关键作用。本文提供了一个社会组织供给为主的社区慈善运营案例，并基于“供需关系—主客关系—商善关系”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和提炼了以服务匹配、激励相容和业态共生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慈善运行机制。本文丰富了社区慈善运行机制相关的理论研究，对于未来社区慈善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我国社区慈善的研究，学术界经历了从将社区和慈善结合起来研究到社区慈善研究的过程。第一阶段是我国社区慈善研究的开始阶段，在此阶段学者开始将社区和慈善结合起来研究。一方面是在社区治理中引入慈善元素，通过慈善提供更多社区服务，如通过慈善营造社区文化氛围、提供养老服务、对接政府救助等。其中，社区慈善超市得到学术界的重点关注，社区慈善超市作为社会慈善和政府救助的混合体，具有双重性质（李雪萍、陈伟东，2006）。基于上海慈善超市运营实践的研究认为，政府扶持自始至终是社区慈善超市发展的必要条件，慈善超市在运营过程中存在慈善帮困资金来源渠道少和运作不经济等问题，因此要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张彦，2006）。而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占主导形式的居家养老需要社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系列服务，没有全面系统的社区养老服务，居家养老就无法实现，因此要积极推进公益慈善力量进入社区养老服务体系（邓微，2014）。
另一方面是慈善事业发展的社区化趋势，以社区为新的场域和阵地推动慈善事业向基层拓展。慈善事业社区化是指将慈善事业与我国社区发展相结合，并以社区为基础，把捐助者、社会中介组织与受益人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慈善网络，以实现慈善事业的最优化发展（李宝梁，2007）。由于我国慈善事业不同程度存在公众慈善意识淡漠、资金来源匮乏、运作方式单一、行政色彩浓厚等制约其发展的障碍问题，而社区工作以其特有的工作目标、价值理念和专业方法，通过开展社区教育、整合社区资源、利用社区服务、吸纳专业人才等多种社区工作介入形式，可以有效地回应上述问题，对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罗天莹、张兴杰，2007）。
第二阶段是社区慈善的深入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社区和慈善不再是分割的，而是彼此交融，社区慈善的内涵、形式和驱动机制都得到深入研究。如吴子明（2019）提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与稳定构成“慈善”与“社区”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的“慈善”是一种基于家庭情感的爱，中国的“社区”就是“家”的一种扩大，而“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历时性转变提供了“慈善”与“社区”关系的发展前提。中国的社区慈善虽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自身却是地方政府和社会为了突破中国当下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资源不足的瓶颈而寻求的本土解决道路，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汲取本地资源，并将地方社会资源与社区社会组织链接（胡小军、朱健刚，2017）。同时，这个阶段社区慈善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包括社区捐助帮扶、社区志愿服务、社区慈善超市、社区基金会等（杨荣，2015）。
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关注如何激活社区慈善资源、联动社区慈善主体和发挥社区慈善价值等问题。在社区慈善资源激活方面，社区基金会的功能和作用被重点关注。社区基金会让社区拥有可以自己支配的公益资金，从而更好地调动社会资金的参与，真正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其核心优势则在于“本地”特色：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和本地解决方案（原珂，2023）。在行动策略上，相关研究指出，基于组织外结构化资源与组织能力禀赋之间的交互作用，社区基金会形成了四种以价值共创为导向的行动策略，即资助复制、发包孵化、自主深耕、情境救助（李放等，2022）。而在共同生产的路径上，研究指出，政府主导的资源依赖是社区基金会参与共同生产的必要条件，社区基金会参与共同生产有两种路径：“资源—运作驱动型”路径和“资源—支出驱动型”路径（翁士洪、马晓燕，2022）。
在社区慈善的主体联动方面，社区慈善主体联动经历了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利用治理技术以增进信息互联互通至关重要，包括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构建联络平台，以及运用社会工作技术进行民主协商（许宝君、陈伟东，2023）。同时，有研究发现“项目化共生”治理机制是实现社区“五社联动”关键所在，共生环境营造、单元共治、界面共享以及关系共创是“项目化共生”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刘蕾、李德艳，2023）。在社区慈善的价值共创方面，有研究搭建了“制度—组织—价值”的分析框架，发现信用制度嵌入通过信用基金筹集、运行规则设置与自治机构再造，能将资源、规则与主体嵌入社区慈善价值共创过程，在提升社区慈善组织化的基础上，以资源动员建构价值共识、以规则下沉规范价值共生、以主体再造助推价值共赢（李放等，2023）。
综合来看，已有文献研究了社区慈善的发展历程、形式、内容等，其中社区慈善的资源激活、主体联动和价值共创等研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但相关研究还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现有文献在研究社区慈善资源、主体和价值时，对三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性重视不够，实际上三个维度在社区慈善发展中可能具有一体性。这就要求我们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既能覆盖社区慈善中的资源、主体和价值维度，又能够完整呈现社区慈善的运行机制。
本研究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用来分析社区慈善运行机制。我们认为，有效的社区慈善运行机制首要的是处理好三组关系，即供需关系、主客关系和商善关系，这三组关系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社区慈善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
第一，供需关系主要讨论的是社区慈善中受助者需求满足的过程及其匹配问题。相关研究在分析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时采用了供给、需求和调节要素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志愿意向是第三次分配的供给侧，公共利益是第三次分配的需求侧，社群则对供给和需求有调节作用（江亚洲、周俊，2024）。慈善有显著的第三次分配效应，而且供需匹配关系到社区慈善是否能满足居民的有效需求，因此是社区慈善运行机制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构成了社区慈善运行机制的底层逻辑。社区慈善供给模式有两种，分别是供给导向型和需求导向型，不同模式下居民真实需求的满足程度不一样。提出供需关系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默认了慈善市场的存在。相关研究指出，慈善市场与现代慈善事业相伴而生，实现供需平衡是慈善市场的天然追求（杨方方，2017）。在社区慈善市场中，实现供需平衡的关键是挖掘并满足社区慈善需求，需求的存在是社区慈善发展的起始点，毕竟社区慈善资源相对有限，这要求社区慈善发展始终要遵循服务匹配需求的原则。
第二，社区慈善参与者在慈善活动中的角色及其互动构成了社区慈善运行中的主客关系。主体指社区慈善的供给者，客体指社区慈善的受助者，社区慈善运行机制本质上描述的是社区慈善主体与客体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过程，这就有必要先理清社区慈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客关系有两个层面，一是主客体在社区慈善运行中的权力结构关系，即围绕社区慈善的各种议题主体和客体的话语权配置情况。二是主客体在社区慈善中的利益分配关系，即主体和客体在社区慈善中是互惠互利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存在单方面的利益受损。近年来，第三次分配研究中，主客体关系也受到关注，研究指出，他在性构成了第三次分配作为一种社会行动过程的基本生成观念，在以他在性为指向的社会行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对主客体关系结构的消解，在主客体关系结构消解基础之上生成的主体间的交融，不但构成了主体间合作关系的基元形态，而且使得在具体情境中展开的合作行动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刘文，2021）。社区慈善的主体和客体是交融的，因为社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具象化的共同体，慈善则提供了具体的情境，社区慈善必须消解主客体的关系结构，不仅是在哲学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在权力和利益层面，所以社区慈善内部是利益兼容和权力共享的。
第三，商善关系主要讨论社区慈善中的商业要素如何恰当地嵌入慈善活动中，并最终服务于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商业和慈善能否结合起来，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慈善和商业的界限应该是模糊的，将慈善与商业结合起来才能提高效率和持续发展。另一种观点则完全相反。当前，许多社区慈善中有商业主体的参与，如何处理慈善与商业的关系，成为社区慈善必须正视的问题。公益慈善活动与商业活动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区分公益慈善和商业的关键在于行为者主观上“利己”还是“利他”（李石，2023），所以处理商善关系的关键是如何在“利己”和“利他”之间维持平衡。讨论商业和慈善的关系，不仅仅是关注如何区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区慈善中的商业和慈善如何共生共存和相互促进。一方面是商业中融入更多的公益要素，另一方面是公益吸收商业要素以完善自我，最后促成商业和慈善在社区慈善中实现资源共享和价值共创。
社区慈善运行机制中的供需关系、主客关系和商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社区慈善受助者的视角看到的是供需关系，从社区慈善组织者的视角看到的是主客体关系，从整个社区慈善看到的是商善关系。但三组关系同时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统一的。某种程度上，供需关系受主客体关系的影响，主客体关系受商善关系的影响，而社区慈善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商业力量介入慈善的前提。
本文采取单案例的研究方法，选择杭州LBW慈善综合体（以下简称“综合体”）作为研究案例。杭州社区慈善发展比上海稍晚，其水平在国内属于中等偏上。综合体所依托的STLY社区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在地段、经济、人文等方面并没有特别之处，因此相对能代表全国大部分城市社区慈善发展现状。研究人员是综合体的重要参与者，从2023年10月开始，一直在综合体蹲点实践和调研，并参与相关的策划和实施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真实感受，这些都构成了本文的素材来源。
随着杭州经济的全面增长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社区建设与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社区慈善事业也随之快速发展。2018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着力推动慈善文化进社区，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动员社会公众支持、参与慈善活动，形成“人人关心慈善、人人支持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良好氛围。文件的发布为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慈善指明了方向。
STLY社区位于拱墅区DX街道，建成于2000年，总占地面积37000平方米，共计房屋724户，绿化面积23%，其中60岁以上人口占一半以上。STLY社区自规划和建设初期起，就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周边建有绿化广场、医院、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地铁站和公交车站等设施，为居民提供了便利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为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便利度，STLY社区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慈善活动，不断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包括提供一处闲置用地，专门开展慈善活动，促进社区慈善资源的有效整合。
2016年1月8日，在拱墅区慈善总会推进“拱墅区春风里慈善爱心家园建设”背景下，STLY社区委托杭州YY公益服务中心运营综合体。综合体位于STLY社区，两层共150平方米，地理位置优越，距社区的西门步行距离不足50米。综合体处于社区居民上下班及休闲散步的必经之路上，凭借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能够吸引大量的人流量。在YY公益服务中心的运营下，综合体主要开展低保户物资发放，接收捐赠物资，开展文化娱乐、健康养生、救助帮扶等公益活动，资金来源主要有募捐、捐赠品义卖变现。在这种纯慈善运作模式下，综合体每天只要开门，就会产生水电费、人工费等费用，面临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局面。综合体没有形成充实资金的功能，只能依靠捐款捐物不停地给予，经济效益远不及预期水平，面临着被迫关门的抉择。
在浙江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后，第三次分配被提高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在此背景下STLY社区及时调整了社区慈善发展策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浙江ZS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合作。中心成立于2016年7月26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通过互联网平台拓展公益慈善渠道，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如扶贫济困、救孤助残、助老扶弱、赈灾救援以及助医助教等。2023年10月，STLY社区与中心签订协议，协议规定，STLY社区为中心提供一处两层共计150平方米门市房用于综合体的日常运营，中心需将二楼改造为社区活动空间，每月为STLY社区居民提供两场公益活动。
在前期准备阶段，面对因年代久远而破旧不堪的门市房，中心投资7万余元进行全面翻新。这一系列工作包括修复损坏部分、更新展示柜、墙面重新涂漆，以及更换全新家具。场地装修完毕后，中心从杭州市各高校招募志愿者。
在场地配备好了之后，需要一个包含社区多元主体的管理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社区专项基金。中心联合社区在浙江省AXSY基金会下面设立了社区专项基金，这样社区慈善的所有资金都通过这个专项基金来运转。浙江省AXSY基金会在浙江省民政厅注册，具有公募资格，但AXSY基金会只负责专项基金款项的保管。决定专项基金分配的是社区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居民（业主）代表、物业公司、主要捐赠者、基金会财务、业委会主任、中心负责人等多方主体构成，这样能最大化保障专项基金主要用于社区公益慈善事业。
综合体的业务主要包括三部分，首先是商业产品部分，中心与浙江ZDNY有限公司合作，这家公司是专门做保健品的杭州本地品牌，综合体一层有两个货柜专门用来摆设浙江ZDNY有限公司的保健品。同时，中心还跟NM公司合作，NM公司每天为中心提供新鲜的水果蔬菜。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无论是保健品还是果蔬，因为有社区和中心的背书，居民对这些产品更加信任，同时，这些产品都是居民的日常需要，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在中心消费。中心负责售卖，发生的交易款直接进入各个公司的账户，按照各家公司与中心的协议，最后各家公司都将发生于中心的销售额的10%捐给社区，存入社区专项基金账户。
其次是公益产品部分，中心保留了原来YY公益服务中心留下来的社区慈善超市，而且，中心与YY公益服务中心仍然保持合作关系。YY公益服务中心不定期向中心捐赠慈善超市的物资，其中第一批物资总价值预估6000元，以生活日用品为主，这些构成慈善超市的主要货源。同时，中心还组织志愿者定期在杭州的社区和高校进行二手物品回收，这样能免费收集到一些物资。当然，中心内部也设置了一个二手物品回收点，一部分路过或者附近的居民就能将不用的生活日用品无偿捐赠给慈善超市。慈善超市的营业收入统一进入社区专项基金账户。另外，中心还跟浙江CZL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浙江CZL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心开展动物辅助治疗（Animal-Assisted Therapy，AAT）公益项目。动物辅助治疗以动物为媒介，通过人与动物的接触，来改善病弱或残障人士的身体状况，或帮助他们加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进而适应社会、促进康复。当前，动物辅助治疗的效果已得到普遍认可，所以中心将其引入，对居民而言是一个新鲜事。
最后是公益活动部分，中心二楼80平方米的空间专门用于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根据中心与社区的协议，中心每个月至少开展两场公益服务活动。另外，在重要节日，中心也会组织一些专门针对社区儿童、老年人、妇女等群体的公益活动。
当前我国社区慈善内容相对简单，难以有效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社区慈善组织大多不具备法人资格，规模较小、组织架构简单、业务相对单一，主要聚焦于提供慈善救助、帮扶困难群体以及组织文娱活动等领域，缺乏切实满足居民需求的慈善项目设计（谢琼，2022）。社区慈善活动大多沿袭传统模式，如进行社区清洁、对困难群体进行慰问、组织义诊和义剪活动、开展志愿服务宣传等简单服务。在创新性和多样性方面的显著不足，导致了慈善活动内容的高度同质化，使得慈善资源的分配相对集中，缺乏针对性和覆盖面（杨荣，2015）。
总体来看，我国的社区慈善服务呈现供给导向的特点，即社区组织具备什么资源就提供什么服务，而不是深入社区去挖掘需求然后想方设法满足。供给导向的慈善模式往往忽略了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不同社区和服务对象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同质化的服务无法有效解决差异性的问题。此外，供给导向的慈善模式还会使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渐削弱。当社区成员依赖外部提供的固定服务时，他们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会逐渐降低，不能有效激发社区内部的潜力和创造力。要提升社区慈善服务的效率和效果，必须从被动的供给导向转向主动的需求导向。通过深入社区调查，了解和满足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才能真正实现社区慈善的价值和意义。
综合体的定位是提供社区服务，但对于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酝酿。
我们也想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做一些别人没有做的……大家都挤在（公益）赛道上面，其实你竞争不过别人。比如说你做助学（服务），你助学的点在哪里？如果做跟别人一样的助学，没有任何竞争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去做别人没有做的，或者说别人不愿意做的，看看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突破口。（综合体负责人ZWC）
综合体首先通过定期深入社区进行调研，了解居民的具体需求和困难。这些调研包括问卷调查、家庭走访和社区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确保收集到全面且真实的居民需求信息。根据调研结果，综合体对居民的需求进行分类与分析。将需求分为生活保障、健康医疗、社交娱乐、心理支持等多个类别，并评估每类需求的紧急程度和服务优先级。对于生活保障需求，综合体与街道达成合作，定期定点发放低保物资；对于健康医疗需求，联系医疗机构提供上门服务或健康咨询。另外，综合体采取“线上+线下”运营模式，确保服务覆盖到每一个有需求的居民。线上平台提供各类服务的预约和咨询功能，行动不便的居民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提出需求，综合体安排志愿者或服务人员上门提供服务。线下则通过中心提供服务，确保居民能够方便地获取帮助。
慈善超市经营业务也是在调研讨论后确定的。
我们也去做了调研，像隔壁很多超市……如何去维持一家零售的小超市？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高频次消费的产品。你看我们这些工艺产品，就是没有什么高频次消费，你说这玩意儿买回去，你最起码你用3个月，我觉得吧。（综合体负责人ZWC）
最后发现，高频次消费的商品其实就是居民日常普遍的需求，例如水果和蔬菜等，所以这些就成了慈善超市的主要业务内容。
研究发现，部分社区慈善机构在开展社区慈善活动时，主要从满足资金提供者期望的视角出发，忽视了社区慈善意识的建设（胡小军、朱健刚，2017），以致社区居民常处于被动接受服务的状态，普遍认为社区慈善活动是政府的责任，与个人关系不大，这就导致了社区公共服务多由政府统一规划与实施，社区居民在活动策划阶段的参与度较低，进而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慈善的主动性（牛金华、李璐，2022）。部分社区居民由于信息茧房效应而难以获取关于社区活动的信息，这一现象导致了社区居民参与度的下降（杨红、陈涛，2022）。目前，许多社区慈善活动依赖于志愿者和社工的无私奉献，缺乏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导致他们的积极性难以持续。随着时间的推移，志愿者和社工可能因缺乏认可和回报而失去动力，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和稳定性。因此，为了实现社区慈善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据激励相容理论设计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不仅要满足志愿者和社工的需求，还要激励捐助者和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
综合体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对接，通过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产品展示及参与社区慈善活动的机会，提升了企业进入社区的积极性。例如，浙江ZDNY有限公司和浙江CZL商业管理公司免费在综合体设置展位，增加了客户流量。另外，志愿者在综合体的运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服务活动中获得了宝贵的社会实践经验，得到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也不同程度实现了社会价值。精神与物质激励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志愿者的参与激情，确保了综合体人力资源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此外，通过与浙江省AXSY基金会合作设立专项基金等举措，综合体不仅为社区服务项目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还通过透明的资金管理和使用，保证捐赠人和资助方的利益得到尊重和满足，增强了他们继续投入的意愿。另外，“线上+线下”双轨运营模式，让居民能够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选择购物渠道，无论是线上浏览选购，还是线下亲临超市体验，都能满足不同居民的需求，既确保了购物的便利性，又为慈善综合体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源。
最后我们发现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可能在高档的社区和有钱人的社区，你可以跟居民谈公益。但是在老百姓较多一些的普通社区，你跟居民谈公益，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特别是老辈的居民，他们会说我不要做公益，你给我便宜点就好了。（综合体负责人ZWC）
在传统观念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与致力于提升社会福祉的公益组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长期以来，社会普遍认为公益服务应当是无偿提供的，而一旦公益组织尝试引入收费机制，便会面临被质疑其公益本质的风险。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将公益服务与“免费”画上等号，而将商业活动与营利联系起来，认为公益服务与企业的商业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公益和商业的界限逐渐模糊，两者不断交融，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融合不仅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有效地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徐永光在《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一书中指出，公益向右，从强调资金投入是否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产生影响力，到公益服务可以收费，比如教育、医疗、养老服务，与商业很相似，但商业分配利润，公益组织的收入未分配利润。再到公益转变为商业模式，成为社会企业。商业向左，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在商业活动中努力承担社会责任，兼顾股东、消费者、环境和国家利益，到从企业社会责任升级到企业战略公益，把公益渗透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再到用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徐永光，2017）。公益和商业的融合，不仅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还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综合体成功地在其服务平台上整合了社区中的组织和个人，构建了一个由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及居民组成的多层次服务网络。这些不同的参与者既是网络的节点，也是相互之间双向互动链接的构成部分，有效提升了社区自治活力与能力。在具体的运营中，综合体通过多种服务和活动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我们也想着要把企业的业务，比如做保健、做养生、做食疗、做食品，与我们怎么结合？相当于我为他引流，我做了相当于公益的一个（活动）。比如说老年人的活动课程，我这个做的地方就是二楼，就是老年人的活动……比如说我冬季养生，夏季怎么样，然后包括日常的一些应急防护，我还做了老年人比较有兴趣的一些活动，比如老年人运动会，让老年人有更多参与感和幸福感的一些活动。（综合体负责人ZWC）
例如，通过向社区提供低价的生鲜和保健品等商品，不仅有效解决了居民的购物需求，还减轻了居民的经济负担。此外，综合体定期组织老年人健康养生讲座等公益活动，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意识和生活质量。为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公益服务，综合体与浙江CZL商业管理公司合作，提供了3只价值2000余元的宠物兔用于动物辅助治疗。这种创新的公益项目，为有特殊需求的居民提供了情感支持和心理安慰。在商业运营方面，综合体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服务模式，不仅显著降低了营销与宣传成本，还吸引了更多的客流量，提升了企业及项目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创新的融合方式，实现了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双赢，展示了商业与公益共生发展的可行性。综合体通过构建多层次的服务网络，充分调动社区各方资源，能够有效增强社区的自治能力，提升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同时，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还实现了商业与公益的有机结合。
社区慈善作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区治理的关键环节，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内社区慈善的运行方式多样，企业供给式和慈善组织供给式在未来社区慈善发展中有较大的空间，但要克服企业供给式和慈善组织供给式社区慈善中的利益兼容和身份定位的问题，需要搭建一种持续有效的社区慈善运行机制。已有文献表明，我国社区慈善研究经历了从将社区和慈善结合起来研究到社区慈善研究两个阶段，先后对社区慈善的发展历程、形式、内容等进行了研究。但已有文献对社区慈善运行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虽然关注了社区慈善中的资源激活、主体联动和价值共创，但对它们的关联性缺乏深入分析。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供需关系—主客关系—商善关系”三维理论分析框架，用以分析社区慈善运行机制。通过梳理和分析杭州LBW慈善综合体的运行情况，发现该综合体通过“公益引流，商业转化”和“商业引流，公益转化”的双重路径，实现了社区慈善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该综合体成功的关键在于形成了以服务匹配、激励相容、业态共生为核心特征的运行机制，在社区慈善运营中实现了从供给导向转为需求导向、确保多元主体都得到利益满足、商业与公益在社区的融合与共生。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为社区慈善运行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已有文献关注社区慈善的资源激活、主体联动和价值共创，但对三者的关联性缺乏深入分析，本文将这三个维度进行提炼，并进一步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中，构建“供需关系—主客关系—商善关系”三维理论分析框架，认为社区慈善运行机制的搭建要处理好供需、主客和商善三组关系，三组关系在社区慈善运行中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和整体统一，这为社区慈善运行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基于上述分析框架分析提炼的服务匹配、激励相容、业态共生运行机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服务匹配既是基本前提又是最终目标，强调社区慈善的需求导向。激励相容描述了过程控制的要求，提示社区慈善要关注所有参与者的利益。业态共生强调了商业和慈善的融合，这是实现服务匹配和激励相容的基本方法，但是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始终要遵循服务匹配和激励相容的原则，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利己”的泥沼。由此可见，社区慈善运行机制的三个方面是相对独立又相互统一的。
本文可能的实践意义在于，使我们意识到社区慈善作为慈善事业的一部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运营，关键是要处理好供需、主客和商善三组关系。首先，社区慈善务必以需求为导向进行设计，真正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要根据社区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避免悬浮于社区。其次，不仅要关注社区慈善主要服务对象的利益，更要兼顾社区慈善其他支持者的利益，例如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社区慈善的主体和客体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应寻求利益的兼容性，同时兼顾各个参与主体的利益。最后，实现社区慈善利益相容和有效激励的基本方法是推动商业和慈善的结合，为了避免商业运用于社区慈善可能带来的风险，这种结合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服务匹配与激励相容。在具体过程中，可探索在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价值共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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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亚洲、周俊，2024，《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基本构成与作用机理》，《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
姜耀辉，2023，《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制度环境激励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社会保障评论》第2期。
胡小军、朱健刚，2017，《社区慈善资源的本土化——对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多案例研究》，《学海》第6期。
李宝梁，2007，《我国慈善事业社区化发展探析》，《学术交流》第3期。
李放、马洪旭、沈苏燕，2022，《价值共创导向下的城市社区基金会行动策略——基于“结构—能力”视角的案例分析》，《城市问题》第12期。
李放、马洪旭、沈苏燕，2023，《制度嵌入、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慈善的价值共创——基于山东省W村的田野调查》，《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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