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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吴中盛、戴一鸣
发布时间：2024 年 12 月 31 日
摘 要：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然而现有研究对中国情境下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间互动关系的经验总结和实证探索仍然不足，两者在理论和实践上普遍存在发展脱节、单轮发展的现象。基于此，为了探索如何通过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双轮驱动实现社区治理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多元协同的视角提出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双轮驱动发展理论模型和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四种类型，构建了优先发展社区慈善和优先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两种发展路径，并通过四类案例的对比分析，总结了两者在社区治理中实现双轮驱动的不同发展模式。研究强调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协同在推动双轮驱动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不仅为社区治理提供理论指导，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参考的实践建议。
关键词：社区慈善 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和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7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确立了目标。社区作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微观、最基础的治理主体，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张晓铮，2024）。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构成了社区治理中主要的资源性和主体性要素，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利用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实现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共同驱动高质量社区治理、提供高品质服务，对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发展我国慈善事业、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方面，社区慈善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新方向。2015年，民政部印发《关于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社区慈善概念，强调大力发展社区慈善。（民政部：《民政部关于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2015，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7日）
10年来，社区慈善的探索和实践涌现，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慈善超市、社会工作站、慈善帮扶站等载体遍地开花，上海、浙江、四川、江苏、广东等省市纷纷探索并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截至2023年初，全国共成立社区基金会296家。凭借着社区慈善的在地、灵活、人人参与、平等参与等特征，其在缓解社区治理压力、塑造社区共同体、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社会团结和国家凝聚力上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已经成为各界共识。2024年，新修订的慈善法进一步规定：“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社区慈善组织，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发展社区慈善事业。”（ 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24，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7日）
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是连接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2020年，民政部《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指出，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系统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规范管理等服务计划。（ 民政部：《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2020，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7日，）截至2022年底，我国各地社区社会组织已超过175万个。（新华社：《我国社区社会组织超过175万家》，2023，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0月27日）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这一“五社联动”模式，（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2021，最后访问日期）将社区慈善作为独立的资源要素纳入进来。在社区场域内，“五社联动”中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两大方面的联动更具有基础性，厘清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关系既是社区基金会等社区慈善主体参与并嵌入基层社区治理的关键所在，也是探讨两者与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理解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创新社会治理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有利于“重塑中国社区的公共治理之道”（翁士洪，2021）。
尽管社区治理的政策实践不断涌现，现有关于中国情境下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间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仍然非常缺乏，社区治理普遍存在“两张皮”、单轮发展、联系松散甚至脱节的情形。如何维持社区慈善的可持续发展并解决社区社会组织的缺位、悬浮、空转等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在基层社区的实践探索中，也存在一些有关社区慈善和社区社会组织协同发展的优秀案例亟待梳理和总结。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在社区治理中，如何实现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协同发展。因此，本文提出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型，并通过多案例的对比分析，探索其双轮驱动的具体机制和实现路径，最后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基于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得出的结论，有利于为后续政府制定支持和培育发展社区慈善和社区社会组织的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社区慈善是慈善事业的社区化，包括了所有以社区为基础、向社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的慈善活动，它以救助贫困社区居民为主要目的，主要包括捐助帮扶、慈善超市、志愿服务和社区基金会等形式（杨荣，2015）。通过慈善事业的社区化，社区慈善强调了社区在募集、整合、分配、提供慈善资源和慈善服务方面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能够依托社区政府部门、营利部门和非营利部门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发展需求，提升慈善事业和社区发展水平（李宝梁，2007）。
自1914年第一家社区基金会——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成立以来，西方的社区基金会迅速发展，以社区基金会为主进行运作的社区慈善的发展也较为成熟，上千家的社区慈善组织资产已累计数十亿美元，社区基金会的研究也相对成熟，围绕着社区基金会的运行模式、发展方式、功能角色、组织策略等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Graddy & Morgan，2005；Guo & Brown，2006）。而我国社区慈善的实践则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也相对较为缺乏。不同于传统的官办慈善，2008年汶川地震后，随着“全民慈善”的发展，中国慈善事业迎来了第二次转型，鼓励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和普及化（周秋光、林延光，2014），慈善事业的社区化也成为慈善转型的新方向。学者们围绕着社区慈善的概念（李宝梁，2007；徐丽敏，2007；谢中起、刘萌萌，2013）、功能（王振耀，2015；田蓉，2017）、模式（章敏敏、夏建中，2014）、国外经验（崔开云，2015；徐宇珊，2017）等对社区慈善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随着社区治理的兴起，社区慈善的内涵不断深化，政策支持与立法不断完善，社区慈善实践等创新日益增多，社区基金会在全国迅速发展，社区慈善也日益强调社区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有效参与来共同推动社区治理（胡小军，2023）。但已有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国家—社会”视角下社区慈善的功能、发展和逻辑，主要关注社区慈善与政府间的关系处理（田蓉、王丽丽，2018；曾令发等，2018；施从美、帅凯，2020；徐选国、王曼曼，2023），缺少多元协同视角下对社区慈善与社区其他主体（如社区社会组织）间互动关系的关注。
社区社会组织是以本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活跃在社区内除党政以外的各类民间组织（王名，2013；杨荣，2015），逐渐成为激发基层社会活力的重要力量。
20世纪以来，社区社会组织就在西方社区建设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复兴社区运动”中，它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和媒介，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有效推动了社区社会资源的整合从而促进了社区发展（Squazzoni，2009）。虽然我国社会组织起步较晚，但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张丽艳、于凌羽，2018），它们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受到了广泛的学术关注（郁建兴、金蕾，2012），其在调解社区矛盾（赵琼、徐建牛，2022；高红、徐成铭，2023）、提供公共服务（刘帅顺，2023）、促进公民参与（方亚琴、申会霞，2019）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社区社会组织仍然面临着资金、结构、服务、参与、自主性等方面的多重困境（李杏果，2023），因而许多研究也开始探索政府、枢纽组织、专业社会组织、社区能人等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路径（罗家德、梁肖月，2022；李健、成鸿庚，2022），但缺少对社区慈善资源如何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关注。
针对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单轮发展、联系松散的现象，许多研究开始关注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虽然近几年来，依托专业化的慈善组织载体和基层组织行政力量推动，我国社区慈善的组织化稳步推进（原珂、赵建玲，2022），并在疫情防控、扶贫济困等方面创造了有益价值，但仍然存在法规政策不健全、行政色彩浓厚、社区慈善活动同质性高、慈善供给难以满足慈善需求、资金来源单一、可持续性困难、居民参与程度低、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杨荣，2015；吴涛、周佳雯，2019），忽视了社区基金会提供地方公共物品和解决地方公共事务问题的治理本质（翁士洪，2021），因此如何减少政府干预和激发民间活力、构建多元筹资体系等问题亟待解决（胡小军、朱健刚，2017）。针对已有问题，许多研究强调要处理好社区慈善与既有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有效借助并发挥现有社区社会组织特别是支持性公益组织的作用，充分利用和调动这些已有发展性资源，加强与社区现有社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其“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规则机制，借助既有社区组织的优秀人力资本充实社区基金会的人才队伍（原珂，2023b）。
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存在培育主体行政化的问题，需要从社区居委会这一准官方组织之外寻找专业化的供给组织（吴素雄等，2012）。此外还存在供给质量和资源短缺等问题（兰旭凌，2023），以及“假象繁荣”“空壳悬浮”“忙而少用”等现象（原珂，2023a）。因此，许多研究也从社区慈善角度提出我国社区基金会应该兼顾资助社区社会组织与服务居民个人，在传统面向社区特定居民的扶贫济困助老助残等工作外，通过资金支持孵化培育和发展各种注册与草根社会组织及公益项目，助力社区公益整体性地成长（徐宇珊，2017；吴涛、周佳雯，2019）。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关系与结构层面探讨了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强调社区基金会在可持续发展中应处理好与政府、居民、社区其他社会组织等六大关系（徐家良，2017）。也有研究通过引入生态学视角下的“共生”关系，提出社区基金会与其他社区社会组织间的共生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机制下的“资助”与“被资助”关系，社区基金会因其具有协调解决本地问题、本地利益相关者和本地解决方案的专业优势，能够在根本上从资金支持、资源拓展及专业技术支撑等方面改变既有社区社会组织间的无序竞争，因此要与社区社会组织间建立起共生共荣的长期“陪伴者”关系（原珂，2023a）。在实证研究上，已有研究也发现，社区基金会与社区其他社会组织间呈现一种双向选择—共赢关系，并且与社区生态系统构成一种多层嵌入—共生关系，且这些不同的关系结构对社区治理的绩效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王川兰，2020）。
总体而言，相较于国外的理论与实践，国内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探究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关注度不断增加，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对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已有研究对我们理解两者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是当前研究的理论导向并不明确，研究成果较为零碎分散。其中，许多研究仅从单一维度对社区慈善或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进行分析，缺乏从多元协同视角出发对两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化、专业性研究，尤其缺乏对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研究，而社区治理却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协同与合作。此外，多数研究以归纳总结、理论探讨为主，缺乏实证经验的支撑，而我国基层社区中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探索与实践在近年来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亟待学术界的关注、理论总结与进一步探究。鉴于此，本文提出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型，尝试从多元协同的视角探究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间多样态的双向互动关系，并建构其双轮驱动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为理解和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一种新的中观的理论视角，进而既为破解社区社会组织薄弱、单轮发展瓶颈等问题提供新路径，也为社区慈善走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为了解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双轮驱动发展的理论模型，来探究两者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实现路径，如图1所示。这一模型从多元协同的视角将社区置于国家—市场—社会环境下，分别由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具体而言，在本文的情境中，制度环境主要指的是由政府通过公益创投、政策支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自上而下地推动社区发展。市场环境则指的是市场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市场力量为社区慈善提供较稳定的资金来源，形成可持续的造血机制，是对捐赠等筹资方式的重要补充。社会环境则强调来自民间社会的力量，包括社区的志愿服务精神和慈善捐赠基础等。
而在社区这一核心场域中，本文主要关注社区慈善和社区社会组织两大要素。一方面，社区慈善作为资源要素，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初始资金，并通过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项目与活动来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为社区慈善提供人员支持和组织动员，并通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促进社区慈善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社区慈善的发展又进一步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从而形成两者间双轮驱动的良性循环。在理想状态下，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双轮之间相互影响、双向驱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公共服务、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求。
本文进一步基于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中发展的成熟度构建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四种类型，对应双轮驱动的四种状态，如表1所示，分别以ABCD表示。A类社区代表社区慈善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均较为成熟、已实现双轮驱动的理想型社区。B类社区代表社区慈善发展较强而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较弱、以后轮（社区慈善）驱动为主的社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依靠政府等外部力量推动和发挥较大作用的社区。C类社区则相反，代表社区慈善发展较弱而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较好、以前轮（社区社会组织）驱动为主的社区，代表了民间力量较强的社区。而D类社区则代表了社区慈善和社区社会组织均发展较弱的低成熟度社区。
在发展路径上，如图2所示，从社区慈善和社区社会组织均较弱的D类社区实现向双轮驱动的A类社区的发展基本需要通过两种不同的路径：优先发展社区慈善或者优先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第一条路径强调优先发展社区慈善。在D类社区，由于缺少民间力量基础，相比于优先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社区慈善培育公民精神和社区社会组织由此实现双轮驱动的路径可能会成为更加可行的发展模式。在这一路径中，根据发起人不同，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社会主导型。由于资金门槛限制，除极少数民间力量主导发起之外，社区慈善的起步往往需要由政府/市场力量主导，并由社会民间力量辅助。首先，由政府或企业成立社区专项基金或社区发展基金会，自上而下地优先发展社区慈善，同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实现从D类到B类社区的发展。再通过社区慈善基金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和项目提供资金，并可能促进其正式化、规范化及可持续发展，实现从B类到A类社区的发展。最后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来提供志愿服务、参与慈善捐赠等，进而促进社区慈善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双轮驱动。
第二条路径则是针对社会民间力量基础较好的社区，主要由社会力量主导，以政府力量加以辅助，鼓励社区草根组织发展壮大、注册登记。政府可通过一定的资金优先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实现从D类到C类社区的发展。再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志愿服务及调动慈善捐赠资源，发展社区慈善，实现从C类到A类社区的发展。最后通过社区慈善进一步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赋能，从而实现双轮驱动。
案例研究是一种运用历史数据、档案材料、访谈、观察等方法收集数据，并运用可靠技术对一个现象或事件进行探索、描述或解释，从而得出带有普遍性结论的研究方法（吴建南，2006）。社区治理是连续、动态的过程，不同社区治理的状态、成效各异，因此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互动也体现在这一动态过程中，通过单一问卷或统计难以全面洞察。此外，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政策实践、民间力量和地区文化等具有显著差异，各个地区的社区发展也没有统一的模式，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法，有利于为研究社区慈善和社区社会组织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提供全面、深入的描述和解释。
在数据收集上，为了对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基于分析框架和案例的典型性、代表性选取了四川省成都市L社区基金会、广东省深圳市S社区基金会、江苏省南京市Y社区互助中心和南京市H社区发展中心四个社会组织及其背后的社区作为研究案例。于2024年8月通过对各社会组织的访谈等获取访谈记录及工作总结收集一手数据，并通过新闻报道、组织官网、学术论文等补充部分二手数据。最后通过对多案例的比较分析来探索不同类型的社区在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方面的运行状态，并分析各类社区在实现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双轮驱动发展的不同路径。
成都市L社区是一个占地8000多亩、可容纳近20万人的新型社区，由成都W投资集团开发。由于该社区的公共空间如公园、绿地、湖泊等市政用地占据半数面积，每年管理成本达千万元以上，为整合各方资源，实现高品质的社区自我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在四川省民政厅、成都市社工部、成都市民政局支持下，L社区居民和在地机构从2018年开始筹划，由成都W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捐资800万元，于2019年10月正式成立了L社区基金会。
市场力量主导发起社区基金会。成都W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W公司）是于2007年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除了在2019年L社区基金会成立初捐赠的800万元初始资金外，W公司还连续5年每年向基金会捐赠近500万元。2024年2月，W公司出资2000万元设立L社区服务公司，待公司运营走上正轨后，承诺将该公司全部股权捐赠给L社区基金会，由基金会全资控股该公司并转型成为社会企业，进一步探索社区公共资产运营与社区公益的连接模式，同时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提供自我造血的机制。
政府力量支持助推社区慈善。在W公司这一民营企业力量之外，政府力量也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2015年至2016年，四川省及成都市分别出台《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将慈善服务组织覆盖100%城乡社区。而早在2011年，成都就开始了区（市）县级设立基金会的探索实践，并于2016年正式提出发展社区基金会，如今每年举办的成都603社区基金会主题活动已成了连接党政部门、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的重要事件。正如该基金会秘书长提到：
其实国家层面支持这样的治理方式。社区基金会是明确被写到了国家的相关政策中，要打造这种社区的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可以看到原来国家也是非常支持的，其实成都是从（20）16、（20）17年，Z部长他们就在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当时就有603（社区基金会主题活动）的论坛，也是在此期间，成都在集中孵化一批社区基金会。我们当时去联系Z部长，他就非常高兴，因为原来他们从政府端口去推，他带有很强的行政的发起，然后部长看到我们民间也有这样的意愿在推动，就特别地支持我们去推进这件事情。所以觉得那时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加上我们自己和居民们，大家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后，也在思考我们社区的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所以基于这样的背景就诞生了社区基金会。（访谈记录：20240823-SCL-01）（ 访谈记录编码规则：本文主要以日期（8位数字，如“20240823”表示“2024年8月23日”）、社会组织（如“SCL”表示“S省C市L基金会”）、访谈对象（根据访谈的先后顺序及重要性，用数字代号做匿名化处理）为要件对访谈记录进行编码。）
截至2024年5月底，成都市已有9个区（市）县成立了社区基金会，累计筹集款物价值10252余万元，全市各基层社区与社区基金会、慈善会等慈善组织合作共建社区基金1200余支，形成了武侯仲夏邻里节等品牌项目，联动社区300多个实施项目超过1118个，服务群众超过500万人次。
以社区慈善激活社区活力。成立初期，L社区基金会一方面主要通过支持社区低碳环保、议事协商、社区节日、文化艺术、儿童友好、体育运动、社区教育、残障融合等活动，全方位覆盖居民公共需求，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的热情和活力。另一方面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社群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来开展和支持多元化、专业化的社会公益、慈善服务等，推动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其一，L社区基金会通过培养社区公益人才和志愿者队伍，激发居民的公共精神和自组织、自服务理念。积极支持社区居民建立两级共益会体系，孵化培育150多名议事员，建立共建共治的居民共益志愿者队伍，为公园社区持续长效治理注入良序机制。如通过各类公益项目，组建志愿者团队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生态保护中来，通过种水草、清理外来入侵物种等一系列志愿者环境保护实践，让公园城市的环境治理得到居民的重视和爱护。通过推动小微湿地建设、居民参与式水质监测、垃圾减量、社区在地堆肥等项目，推动社区往近零碳社区方向发展，并成功申报成都市第二批近零碳社区。
其二，采用社区公益创投、组织化配捐等模式，孵化培育居民主理人，通过小额资助等方式，撬动居民在地提供专业化社会服务。如该基金会秘书长表示：
我们在培养一种机制，一开始是我们出钱孵化大家去做事儿，然后带大家了解做这事的意义，当大家明白真正的需求之后，我们就会逐步退出，然后让居民更往前进，就是谁主张谁受益谁负责，所以他们自己想要搞活动也好，或者去做一些公益项目也好，他们自己要学会筹款。（访谈记录：20240823-SCL-01）
其三，孵化支持在地居民组建近200个社团，一年开展3000多场文体活动，创立了多项社区节日文化品牌，活动惠及天府新区和整个成都地区的市民，获得成都市“邻里好活动”殊荣，也受到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多个国家级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社区社会组织反哺社区慈善。在探索造血机制上，L基金会也积极整合社区资源，探索在地商业消费捐、居民乐捐等，并通过培育、孵化社区的社会企业，使社区商业收益可以回到基金会，基金会再反哺社区，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目前向基金会及基金会发布的公益项目实施捐赠的企业超300个，捐赠者近3000人次。
在基金会的培育孵化以及社区居民的努力下，2021年12月，50名社区居民自发投资成立了面向社区服务的L公司，确定将公司利润的50%捐赠给社区公益，为基金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造血机制创新。成立以来，HL公司已向L社区基金会捐赠50余万元。对此，该秘书长表示：
实际上我们这几年在孵化社区基金会的同时，也在做社区的慈善文化和土壤的培育，大家理解了社区基金会对于社区的重要性，也理解了这个事情的责任不是W公司一个开发商的单一责任，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努力的，所以居民也自发投资成立社区服务公司，主要是做一些社区的团购，包括二手房，所以他们自己约定公司利润的50%要用于社区公益，相当于是在反哺社区，所以公司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社会企业属性。最近他们的二手房成交就特别的好，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是个商业向善的公司。（访谈记录：20240823-SCL-01）
成都L社区的模式充分展现了如何在市场逻辑下通过社区慈善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从而实现双轮驱动的路径，由企业主导、政府支持成立社区基金会，优先发展社区慈善，再通过社区慈善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激发和营造社区活力，借助市场力量为社区治理提供输血和造血机制。一方面，通过商业途径发展社会企业实现营收从而回馈到社区基金；另一方面，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来提供志愿服务、参与慈善捐赠，进而反哺社区慈善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双轮驱动。虽然在L社区治理中，资金主要在社区内流动，且以互益性和共益性活动为主，公益性相对较弱，但L社区基金会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成立以来，L社区基金会总吸纳社会捐赠资金3635万元，支出2643万元。每年开展4000多场活动，培育孵化4支冠名专项基金，1支社区微基金，22支小微基金。孵化志愿者骨干1478名，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10万小时。
深圳市S社区作为深圳特区改革与发展的缩影，具有较好的群众文化基础，居民凝聚力高、社团文化丰富且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为推进社区公益和社区社会组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深圳市S社区基金会由居民自主发起，于2015年在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成立，通过打造社区公益服务支持平台、培育社区本土公益力量，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社区公益本土化发展路径，于2020年被深圳市民政局评为5A级社会组织。
社会力量主导发起社区基金会。S社区基金会成立最初由13名社区居民牵头，通过筹集募捐的方式，最终由89名社区居民共同发起，并于2014年召开S社区基金会成立大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从11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7名理事，组成基金理事会。2015年，经深圳市民政局批准，S社区基金会正式成立，在注册的133.2万元资金中，超过50%来自S社区居民的筹款，保证了其决策、财务、人事等方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方便用民主决策的方式，解决社区公共问题。
政府与企业力量支持助推社区慈善。2014年3月，深圳市政府颁布《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深圳市设立100家社区基金会的规划，为S社区基金会的成立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另外，在成立初，Z和P两家企业分别捐资30万元帮助社区居民共同成立S社区基金会，并在后续捐赠中也贡献了重要力量。
以社区慈善培育社区社会组织。S社区基金会积极支持社区公共事务的居民自治参与、孵化服务社区各类社会组织，通过公益项目资助支持各类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和项目开展，在项目中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如开展美好社区公益项目大赛等。
以协商民主激发社区活力。S社区基金会通过公益服务的方式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拓展居民自治，孵化扶持社会治理项目，推动社区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自2019年起，S社区基金会通过与当地城管合作开展社区花园共建活动，让社区居民参与到方案制定、花园选址、场地设计、花园建造、维护管理等全过程，以共建社区花园为小切口，在社区里打造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平台，广泛引导居民主动来、愿意来参与社区事务管理，以社区公益推动社区自治。此外，开创项目定期邀请各界人士、热心居民参与讨论社区公共服务话题的机制，以开放空间的会议形式，让大家积极为社区治理出谋划策，以小区自治进一步激发社区活力，如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中，S社区基金会收集了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资料，制作《加装电梯便民手册》和《加装电梯秘籍》，邀请了来自法律、建筑等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及来自十几个不同小区的居民参与调研和讨论，通过居民自治共商的方式助力小区居民与物业、小区居民与业委会、高楼层居民与低楼层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矛盾调解。
探索社区慈善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自2016年起，S社区基金会先后建立26支子基金，包括5支专项基金和21支微基金，每一支子基金使用经费的5%提供给基金会作为管理费用。截至2024年，成立10年来，S社区基金会共收入3380万元，平均每年300余万元。其中80%为捐赠收入，20%为服务收入。
S社区基金会作为完全由居民自发成立，资金主要来源于社区居民的典型社区基金会，居民参与度较高、认同感较强，管理制度健全，内部治理的民主性也较强。该基金会成立10年来，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区参与、实现居民自治、营造公益生态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书院、拍摄了系列纪录片、编纂了系列丛书，通过设立社区公益日、社区无车日等，营造了良好的基层治理氛围。
然而，S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广泛协商民主带来效率困境。在S社区基金会独特的治理架构之下，虽然民主协商促进了捐赠人的广泛参与，但对基金会的运作也提出了挑战，如其秘书长所言：
民主是有代价的……当时大家都会在基金会的选择道路方面存在不同的方向，在做项目还是做平台这两条线路里面，其实基金会也挣扎了很久。（问题在于）太民主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话语权来决定你的路线发展……我们频繁地更换秘书长或者理事，在这样的过程中，基金会的队伍需要花费时间再去维护。（访谈记录：20240823-GSS-01）
其二，作为居民主导型社区基金会，S社区基金会在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双轮驱动及其可持续发展上仍面临挑战。一方面，来自企业基金会的资助限制了S社区基金会的自主性。Z企业的慈善基金会每年都会给S社区基金会提供50万元左右的资助。该项资助对S社区基金会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在2020年后，该项资助资金转变为限定性专项捐赠，削弱了S社区基金会理事会的使用空间。另一方面，S社区基金会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反哺社区慈善方面整体还较弱，尚未出圈，正如其秘书长表示：
这个路径其实我觉得走得有点困难，因为对于社区慈善，大家做捐赠的话，其实是没达到那种比较好的程度，人人公益没那么深入民心。然后同时对于钱这个事情的话，大家很敏感，社区建微基金的时候，大家都挺谨慎。（访谈记录：20240823-GSS-01）
南京市Y社区成立于2005年8月，超3000户居民（共计8000余人），占地面积40.4万平方米。南京Y社区互助中心（以下简称Y互助中心）于2013年在Y区民政局正式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现为社会服务机构），前身为当地的互助会。从自发组织到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Y互助中心始终倡导社区互助模式，努力为居民搭建互助的平台，为社区内部俱乐部提供各方面服务。作为全国社会创新的亮点，Y互助中心每年接待多批次来自民政部门、社区建设领域的官员、专家学者，并指导南京、镇江、无锡等地的多个社区开展实践。
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助力社区治理。自当地网球俱乐部发展而来的互助会从成立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扎根社区、服务社区的支持性组织特征。一方面，广泛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和公益事业。另一方面，挖掘社区领袖，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到2019年，Y互助中心已在社区内激发培育了110多个社区自组织，每年开展300多场社区活动，惠及3000多个家庭1万余人。此外，还研发了社区互助会操作手册，把相关经验分享到南京、成都、北京、武汉、顺德、泉州、深圳、珠海等30余个城市的5000多个社区。
探索社区慈善的尝试。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到社区慈善可谓水到渠成，Y互助中心理事长表示：互助中心背后就两点:参与和志愿者精神。不断灌输下去，人会越来越多，当大家都有志愿者精神和参与意识之后，他就会热爱自己的社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服务都能互助，并不一定需要你来做。（访谈记录：20240823-JNY-01）
自2014年起，Y互助中心就提出在5年内建成社区基金会，把互助会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社区，并且在2014年Y互助中心就开始了与某省R公益基金会的合作。但由于缺少相关支持和各种条件限制，成立社区基金会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十几年来，Y互助中心通过探索打造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区社会组织“四方平台”，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业已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发挥着诉求表达、协商讨论、资源链接、行动落实等重要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造血机制不足，以项目式筹款为主，资金主要来自街道和其他机构支持，尚未实现良好的双轮驱动。社区的每年活动开支为60万元，除了小部分的政府资助外，其他需要依靠业主自筹，包括社区捐款和外来赞助，这对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对专业人员和志愿者队伍的培育仍存在困难。
南京H社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H发展中心）在姊妹机构南京Y社区互助中心的基础上，于2015年正式成立，同样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开始的单一社区营造，逐渐转化为入驻多个社区、进行多方向的运作。
①从自筹到代管。2018年，H发展中心联合某省R公益基金会，发起设立“南京Y社区互助基金”，委托基金会进行资金和项目管理。南京Y社区互助基金设立后，已发起“2018至善黔程——暑期两地少儿共成长计划”“关注独居老人，传递千份爱心”等项目，然而项目并没有维持可持续发展。
X街道同样隶属于江苏省南京市。受X街道领导邀请，H发展中心团队自2018年介入X街道社区组织服务中心项目，编制《X街道社区发展治理五年规划》，积极探索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社区基金会“三社融合”社会服务支持体系。该机构理事长描述了这一具体过程。
实际上我们在C社区做了一个社区基金的尝试，后来我们在X街道代管了他们街道的社区基金会……因为X街道正好有一个（社区）基金会，本来就筹了200多万元，但是没有专业人员运营。然后我们当时不光服务于这边的Y街道（指Y社区所在街道），也服务于X街道，然后跟当时他们那边的领导讨论了以后，他们就把（社区）基金会交给我们代管……他们也希望通过（社区）基金会把社区慈善工作做起来。（访谈记录：20240823-JNH-01）
②从“僵尸”到激活。X慈善基金会由X街道发起，成立于2015年，是在南京市Y区民政局登记的非公募社区基金会，在H发展中心代管以前，一直处于“僵尸”状态。在接管之后，H发展中心和X慈善基金会进一步积极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慈善，在X街道的10个社区中，已有7个社区成立了社区基金。除每个社区的独立基金之外，X慈善基金会还针对养老、助残、青少年等不同主体开展相关资助项目。
2021年底，H发展中心和X慈善基金会均被南京市Y区民政局评为“3A级”社会组织，同年，X慈善基金会理事会一致同意新增资助慈善公益项目、资助城乡公共及公益建设两项业务，进一步发展社区慈善。同时，X慈善基金会通过资助志愿者服务组织等自组织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培育孵化。截至目前，X街道共有各类社会组织313家（注册87家、备案167家、服务59家），H发展中心还通过社会组织联动、社会组织沙龙、社会组织品牌建设等，促使社会组织进一步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2024年，X慈善基金会计划在10个社区中做到社区基金全覆盖，社区可以通过社区基金来开展社区活动，并通过自筹款为社区慈善造血。
南京H社区发展中心和X慈善基金会在X社区的治理中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该社区基金会主要由政府发起，两者在联动上仍存在割裂。一方面，该社区基金会对本社区社会组织的支持和输血较少。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在社区慈善（如成立社区基金）上的意识较薄弱，社区慈善的造血能力也存在不足。如何实现政府主导的社区慈善与社会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的有效联动，提升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整体效能成为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通过对前述四个案例的描述，上文建构的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双轮驱动发展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的解释和验证，表2从双轮驱动模式启动时间、社区类型、发展路径、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成熟度等方面进一步总结和比较不同类型社区治理在双轮驱动发展上的基本特征。由表2可见，路径一和路径二均可以实现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间的有效双轮驱动。
其中，路径一为社区慈善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该路径优先发展社区慈善，并以社区慈善助推社区社会组织进而反哺社区慈善。成都L社区和深圳S社区均采取了这一发展路径和策略，侧重于通过优先发展社区慈善，进而培育和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然而，在这两个社区案例中，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间的双轮驱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成都L社区在企业主导下，市场力量的加入一方面为社区慈善提供了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通过社区营造、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激发了社区活力，并建立起了市场化的造血机制，助力社区慈善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了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慈善双轮驱动的高效实现。相比之下，社会主导型的深圳S社区虽然也采用了相似路径，但其由于缺乏政府和市场力量的支持，社区基金会的造血能力较弱，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慈善的支持和反哺也较弱，因此双轮驱动的效果相对不足。
路径二则为社区社会组织助推社区慈善发展的路径，优先激发社区活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以社区社会组织助推社区慈善。南京Y社区和南京X街道均采用了路径二，社会主导型的Y社区虽然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社区社会组织集群，并尝试发展社区慈善，探索设立社区基金，但由于缺乏政府和市场力量支持，难以进一步发展社区慈善。而X街道得益于政府支持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共同推动，一方面，政府为社区慈善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助力激发社区活力；另一方面，H社区发展中心继续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反哺社区慈善，从而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双轮驱动。
基于对四个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实现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双轮驱动发展的关键条件包括：一是整合社区资源，实现政府/市场等外部力量与社区内部力量的平衡与合作；二是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慈善的反哺和造血机制。具体而言，社区治理需要内外部主体的协同治理，政府或市场力量的参与有利于通过社区慈善更快地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社区力量的不足，促进双轮驱动效果的提升。然而，无论采取何种路径，建立起社区慈善的造血机制是实现双轮驱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而发展慈善事业、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以现代慈善事业推进共同富裕，既需要大量立足社区的慈善活动，还需要进一步通过组织化、专业化的途径提升慈善资源动员能力及使用效率。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中的资源要素与人员要素，如何利用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多元协同，实现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而驱动高质量的社区治理和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对发展我国慈善事业、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双轮驱动发展模型，系统论述了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两者如何共同助推社区治理和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为社区治理中两类不同主体的互动关系提供理想模型。这一模型通过综合考虑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将社区置于国家—市场—社会环境下的多元协同视角，并构建了四种理想类型的社区发展形态，为深化理解社区治理，突破传统研究的片面性，实现社区治理的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并为未来相关的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向，探索影响双轮驱动的各类因素。
其次，本文基于多案例比较，验证了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双轮驱动发展的两条基本路径，并总结了实现从单轮驱动到双轮驱动发展的关键要素。其中，路径一是优先发展社区慈善，通过社区慈善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再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反哺社区慈善，进一步提升慈善资源动员能力及使用效率，从而推动社区治理的高效发展，以成都L社区基金会为典型案例。另一条路径是针对具有一定自组织传统等民间力量的社区，可以优先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借助各类培育和孵化型组织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提高其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并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社区社会组织正式登记注册，再推动社区慈善发展并进一步赋能社区社会组织，以南京H社区发展中心和X慈善基金会为典型案例。通过现实案例的对比，为实际社区治理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选择，并展示了不同发展路径中存在的可能困境与解决方案，有助于各类社区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
再次，本文强调在社区治理中需要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协同作用。基于案例分析发现，通过社区慈善和社区社会组织双轮驱动实现社区治理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需要政策支持和借助市场机制，难以单独依靠社区居民的内部力量实现。而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除行政力量或市场力量的推动外，更需要强调公民责任、鼓励公民参与。
为更好实现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双轮驱动，进而实现高质量社区治理和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本文建议，政府需要从顶层设计出发，打破相关部门间的边界，在推动基层社区治理中需要引入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双轮驱动发展的视角，将社区慈善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共同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目标来考量，以社区慈善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双轮驱动发展来做实做强“五社联动”。同时，政府在支持社区治理时，不仅要理解“输血”在社区慈善前期培育阶段的重要作用，更要注重帮助社区慈善建立长期“造血”机制，要根据社区特征和需求制定相应的政策引导。一方面，对于优先发展社区慈善的社区，需要更精准地识别社区需求，重视激活社区基金会的社会属性，制定差异化政策，为不同类型社区提供定制化的支持，如促进社区基金会与社区社会组织或辖区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注重动员和利用各类资源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激励公民参与，强调公民社区责任，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更高效的共建共治共享。此外，对于已经由政府推动设立社区基金会但由于缺少专业运营而停滞在“僵尸”状态的社区，可考虑引入第三方专业的支持型社会组织进行社会化运营，增强社区基金会的社会属性，激活社区参与活力，在注重发展社区慈善的同时，重点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以此实现双轮驱动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优先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社区，政府可适当加强公益创投、购买服务等支持项目，并营造宽松的社区治理环境，建立合理的社区共同治理参与规则，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如鼓励社会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社区慈善活动、成立社区社会组织。注重开发利用社区资源。同时对这些社区社会组织提供适当的扶持政策。
最后，要注重关注居民需求，加强协商与沟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媒体建立多元沟通互动渠道，建立资源和信息共享机制，注重公开透明，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加强对公民的宣传和培训。
虽然本文从社区慈善和社区社会组织双轮驱动的中观组织视角审视社区治理的发展模式，但社区场域还包含了社区两委、居民等主体，未来研究可以从微观视角解析其他主体在社区慈善和社区社会组织中发挥的作用。此外，由于不同路径及其不同的发起主体，社区治理的双轮驱动路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微观机制并通过更多的实证证据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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