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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罗雨笛、陈海宾、王瀚
发布时间：2024 年 12 月 31 日
摘要：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与“五位一体”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重塑在城镇化冲击中日渐衰落的乡村共同体意义重大。本文引入资产建设理论，考察乡村社会工作如何在个体、关系、组织三个层面应对乡村共同体重塑困境，从而概括乡村共同体重塑的具体机制与路径。通过在三丘村开展文化资产建设的行动研究，文章探索了以重温历史树立社区认同、以文化教育增进社区团结、以文化共建促进社区自治三种文化资产活化途径。此间，文化资产建设实践通过主体赋权、关系建设和组织培育三个机制实现乡村共同体的重塑。本文进行了资产建设理论与乡村共同体的理论概念嫁接，从社区内部微观互动视角阐述了乡村共同体得以重塑的机制和路径，为乡村社会工作提供了本土启示。
关键词：资产建设 文化资产 乡村共同体
以追求经济腾飞为首要目标的“发展主义”使乡村共同体逐渐失落——社区共识与认同下降，社群关系断裂，社区公共参与较为有限，社会资本难以实现有效生产与再生产（陆益龙，2015）。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探索不断深化与“五位一体”乡村振兴理念的提出，学界逐渐重拾在城镇化冲击下破碎的“乡土性”，建设乡村守望相助精神（吴春梅、陈思羽，2021），有序发展村民自治，提升乡村社区公共事务自我解决与公共服务自我供给的能力（符平、卢飞，2021），重塑乡村共同体。乡村共同体何以重塑？有学者从多视角、多理论出发对其进行阐释，提出依托国家制度促进乡村自治（卢云峰、陈红宇，2022）、以法治德治结合引导乡村公共事务有效协商（高强，2019）、注重乡风文化建设（宋小霞、王婷婷，2019）等策略。已有研究聚焦关注乡村社区外部结构性要素，虽充分展现了乡村共同体重塑的理论之应然，却尚未深入乡村社区本土文化与经验世界，缺乏社区治理微观视角下的实然论述，未能系统解释乡村共同体重塑的具体机制与路径，亦有待在实践层面构建一套系统的治理行动框架。基于此，本文引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以微观、系统的社会工作行动理论对接尚较抽象、宏大的乡村共同体概念，探索后者何以重塑的具体机制、路径与实践手法。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可称为“ABCD社区发展理论”，或“资产建设理论”）反思“需求为本”的传统社会工作理念，认为社区良性发展的根本在于向内挖掘社区潜能，而非向外获取资源输入。因此，该理论的核心实践逻辑在于，社区成员应在社工等专业第三方带领下共同梳理、认识社区本土“资产”，再在共同行动中提升“资产”质量，从而生产社会资本，解决社区公共问题，逆转发展困境，获得发展动力（Kretzmann & McKnight，1993a）。“资产为本”理论为乡村共同体的重塑提供两点启示。首先，它将乡村社区本土知识、文化、经验视为社区发展推力而非障碍，有望从“乡土性”中促生现代治理动力，亦可助力社会工作者等专业第三方有效介入文化各异的乡村社区；其次，它从民众内生动力与主体性的激发、社群关系互动等微观视角介入社区治理，并构建一套完整行动流程，即，社区资产的挖掘—评估—活化，因而为乡村共同体的重塑提供了系统且可参考的实践框架。基于此，笔者团队借助“资产为本”理论介入城镇化转型中的W省三丘村（地点已做匿名化处理），又在此基础上逐渐探索出凭文化资产建设推动在地乡村共同体重塑这一行动路径，从而回答——资产建设何以重塑共同体？需要哪些具体机制或手法？可为乡村社区社会工作与乡村社区治理提供什么本土性知识？
传统乡村社会中，民众基于对血缘、地缘与乡绅权威的认同发挥“守望相助”精神，自我进行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事务决策，从而成为“乡村共同体”（秦晖，1998；刘祖云、张诚，2018）。其代表一种滕尼斯式的共享、互助精神（滕尼斯，1999），其超越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使个体“自然地”基于对所述群体、文化圈层的认同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之中，塑造社区团结。随着治理研究的日益丰富，学者不断对乡村共同体进行再定义与再解释，使其逐渐承载更为复杂、多样的治理内涵。
现代治理中，“发展主义”与“技术治理”从根本上改变了守望相助的乡村社区关系，使乡村共同体日渐衰落。“发展主义”的治理观以经济绩效为行动核心，试图由现代性取缔“落后”的乡土性，使乡村传统文化传承断裂、乡村关系网络陷入碎片化（张新文、张国磊，2018）。“技术治理”之下，国家虽试图借发展村民自治为乡村社会拓展自主行动空间，却遭遇行政化、悬浮化等发展瓶颈（李小云等，2020）。究其原因，村民自治虽将农民主体性作为运作基础，却实际由国家主导维持，相对正式的乡村自治组织较易发展为行政“末梢”，使村民以原子化个体的身份，而非以归属于村庄“整体”的身份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由此脱离乡村社区精神团结，削弱乡村共同体的治理效用（谢安民等，2017）。
学界从国家—社会关系、多元共治与情感治理等视角阐述何以重塑乡村共同体。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注重国家政策与制度建设，提倡以法治、德治结合促进乡村公共事务有序协商（黄家亮，2014；吴业苗，2020）；多元共治视角认为国家、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行动可促进乡村事务解决（原超，2019；袁方成、周韦龙，2022）；情感治理视角强调乡村社区情感联结塑造，认为可借助仪式、新乡风文化的建设等途径重塑社区团结（张秀梅，2018）。已有研究大多注重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因素，虽有情感治理视角，但大多集中于理念与理论层面的抽象论述，缺乏深入社区内部互动主体的微观世界与乡村本土知识经验的研究，难以系统、全面地解释乡村共同体重塑的机制与路径问题。具体言之，结合上文对乡村共同体构成要素的总结分析，乡村共同体重塑过程中尚待解决的困境主要体现于三方面，即个体社区认同下降、社区团结关系的衰弱与有序社区自治途径的缺失。
随着治理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国家日益强调重拾乡村本土知识、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应在获取乡村社会经验世界的认同中激发民众内生动力（谭同学，2020；马治龙、焦若水，2022），从而重塑乡村共同体。上述观点为解决共同体重塑困境提供了思路与启示，也为社会工作者何以介入其中指明了方向。结合上文对乡村共同体重塑困境的探究，本文引入兼具注重本土性、关注社区微观治理实践两项特质的“资产为本”社区发展理论，尝试构建乡村共同体重塑分析框架。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是Kretzmann和McKnight在行动实践中归纳出的一套社会工作观念、理论与实践框架。“资产”指社区内部一切有利于社区后续发展的资源与特质，既包含地标建筑、闲置空间等实体，也囊括社区成员持有的技艺、形成的关系网络等非实体（Kretzmann & McKnight，1993b）。在社区发展理念构建方面，“资产为本”本质上倡导“潜能为本”，即，相信社区成员具备改变自身与社区发展境况的内在潜力，而对社区资产的深刻认识与后续优化等一系列行动则有助于激发这些潜力（Ennis & West，2010）。在实务方法上，资产建设以内生动力激活为目标，以社区成员间的关系建设为导向，以多元参与为实现路径，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区的整体善治。在具体实践中，一般由社会工作者先识别资产，再带领社区成员认识资产，最终在对资产的优化中完成对公共问题的解决。在操作层面，包括绘制资产地图、书写资产评估报告、制定资产优化策略等具体步骤（周晨虹，2014）。
静态的资产如何转换为社区发展动力？换言之，资产建设通过何种方式促进社区善治？学者认为，资产建设对社区良性发展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个体、关系、组织三方面——在个体层面，不以经济生产等单项指标定义个体的优势与资本，而注重其掌握的技艺、理念等多方优势，注重个体的增权赋能与主体性培育（Bates et al.，2022）。例如，掌握传统技艺的老人不再是落后、待帮扶的对象，而可以成为有力的社区共创者（张和清，2021）。在关系层面，以公共参与和协作共治重新塑造社群互动模式，以社会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巩固社区治理成果，最终实现社区关系的再造与社区的良性发展。例如，社区传统文化保育行动可为社区成员创造开放的社区公共生活参与空间，为其打开公共生活参与路径，使其最终发展为能动的社区治理力量（Mathie & Cunningham，2003；黄晓星、李学斌，2023）。在组织层面，重视社区成员依托丰富的社会资本构建自治队伍与自治组织，并以促进社群成员合作与多元协商为本提升和优化社区资产，例如，以建设志愿队伍和社区社会组织等形式促进在地协商自治，解决社区公共问题（万江红，2021）。综其所述，可提取出其中三个主要组成要素——个人对所属社区的认同、紧密的人际情感联结、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有序参与，由此可归纳为社区共同体的个体、关系、组织三个层次的构成要素。
相对于从政策、制度等宏大视角切入乡村社区发展的诸多理论研究，社区资产建设理论研究注重个体认同、社群关系等微观因素，且倡导专业第三方以尊重社区成员主体性与在地文化禀赋为基础展开实践，从个体、关系、组织三个层次推动社区有序发展，为乡村共同体重塑的多重困境提供行之有效的应对路径。基于此，本文根据从资产建设相关研究中总结出的实践路径、要素与共同体重塑的组成要素、行动困境进行对接，制定如下分析框架：
如上，本文将资产建设理论与乡村共同体进行概念衔接，使抽象、宏大的乡村共同体重塑困境具体化为社区个体、关系、组织三个层面的治理困境，在一套可实践的社区治理行动框架内阐述乡村共同体重塑的机制与手法，进而回答如下研究问题——社区资产建设推动乡村共同体的路径和机制是什么？社会工作者在其中如何行动？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笔者团队进入三丘村，基于文化资产建设开展参与式行动研究。
本文所述案例为W省三丘村（严格来说，本研究的案例所在地是由数个自然村组成的一片区域，本文统一以“三丘村”指代之）。三丘村最早的居住者姓邵，原是F省三丘地区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邵公同叔祖及侄孙一起跟随时任知府的一名亲属邵生来到W省，在当地一处小村落户。因邵公曾居住在F省三丘地区，而其落脚的这个小村周围又恰好有三座小丘，遂将这一片区域也命名为“三丘”，三丘村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三丘现在按行政规划分为东区社区、中区社区和北区社区三块，其中东区一直为三丘的政治经济中心。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三丘卷入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历经征地、外商大面积进驻开发、政府探索“政经分离”等重大变革，逐渐从传统乡村转为半城中村。经此，三丘经济、生计、人口结构更为复杂，村落治理结构更发生深层次改变，文化认同下降、社群分化、公共参与意愿降低等多重问题随之而来。2010年后，W省提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财政支出，期望借社工服务推动治理创新、补足政府公共服务不足。三丘村因经历土地、经济结构的变动，治理情境、问题较为复杂，受到区政府密切关注。
在这一背景下，2015年，区政府购买笔者所在机构服务，希望提升三丘村村民的政府信任与社区治理满意度，同时尝试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探索治理创新路径。入驻的最初半年，笔者依照项目要求，笼统开展老年人义诊、慰问、儿童托管等各类基础服务，尝试与三丘村村民建立连接。然而，此类活动仅一时起效，难以确保社工与村民深入交流。驻点服务半年后，笔者转换策略，认为想要真正促进三丘的善治，需要避免“悬浮”其上，回归村落历史文化进程中建立社区发展的整体性视角。经由对村落发展史梳理可知，三丘村亟须发展一套连接传统与现代，兼顾各个群体治理需要、利益的新治理体系。在“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念观照下，笔者团队以优势视角审视村庄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逐渐探索出凭文化资产建设促进乡村共同体重塑的一套实践框架。
本文采取参与式行动研究法展开上述探索。近年，因高度契合其实践、研究一体的学科属性，行动研究受到社会工作学界的青睐（古学斌，2013）。所谓行动研究有两重含义，一是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并非主体—被观察客体的关系，而是互相学习、合作的伙伴，在互动中共同生产知识（古学斌、霍小玲，2022）；二是行动中的知识生产呈现行动—反思—再行动的演进过程（陈向明，1999），即研究者在实践中建构知识，再转而以知识影响实践，由此“螺旋上升”。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目的不仅是学术生产，同时也是服务和助人，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是行动的主体，不断影响知识的生产和服务的具体过程与效用（武俊萍等，2022）。笔者团队虽然作为社会工作者“介入”三丘村，却在尊重村民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展开行动，将他们视为文化保育、传承的伙伴而非“案主”。在社区文化资产的辨识、整理中，笔者团队频繁询问村民的建议，在后续的队伍培育和公共空间建设中，社工也将主动权交还予村民，使其成为行动研究的参与者。
在文化资产建设过程中，笔者通过对培育组织参与的规模、是否有核心成员形成、组织化程度等指标的调研，在每一阶段评估资产建设的成果。同时，为反思行动研究的效能及调整实践策略与方向，笔者团队每月、每季度对三丘村村民展开回访，并与其共同商讨行动的推进计划，以确保行动研究的反思性。文化资产建设的发掘—评估—活化在行动的每一阶段中循环进行，当第一阶段活化实践结束后，笔者团队对其中的行动成果进行讨论总结，再进行资产评估与下一阶段的挖掘，从而开启第二轮实践，如此往复，不断改善行动策略，这一过程如图2所示。本文分析资料主要来自资产建设行动过程中参与式观察记述总结、田野笔记以及访谈记录。
历史上的三丘村是一个以血缘、地缘、乡绅权威维系治理的传统乡村生活共同体。就以现在的东区社区为例，1949年前，这里主要由邵氏、崔氏和陈氏三大家族作为“乡绅”维持地方秩序，他们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完善与文化传承等工作，如1921年，邵氏太公动用祖地租金创办广育小学，以支持地方教育事业。这类乡绅主导创办的学堂在三丘历史上并不鲜见，三丘重视教育的美名也由此传播在外。此外，乡绅治理下的宗族祠堂、文庙等公共空间有序运作，村民定期通过修缮文庙、祭拜本土神明等方式建立连接、学习本土文化精神。这一时期，三丘公共生活与地方信仰、祖灵崇拜与社区文化认同高度关联，社区成员“守望相助”，从而塑造了三丘村良好的自我整合能力。
20世纪末，高速城镇化进程推动土地改革，为三丘村带来巨变。20世纪80年代前，三丘人主要靠分配至每户的约2亩耕地维生。1992年，为推动城镇化发展，地方政府开始征收东区耕地，一部分村民转为靠经商、打工等方式维生。即使如此，村民并非完全“顺应”土地政策，反之，1992年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有人“偷偷”在被圈起的耕地上继续种植。1997～2005年，政府加速招商引资，短时间进行大面积征地，引发了村民的激烈抗争。由彼时报道可见，一些“强征”事件引起各方关注。2005年后，大量外资进驻村中，又有大面积农田转为商业用地。到了2008年左右，省政府号召基层开放社会空间，三丘村因而开始探索“政经分离”，这一改革本意在促进基层善治，却加重了村落治理的问题。首先，“三丘征地”使村民与政府的关系陷入紧张，三丘人对治理改革并不关心；其次，政经分离下，经济理性很快取代价值理性，促使治理矛盾频发，甚至有人为当经济社社长大打出手，社区选举的民主性也名存实亡。2016年3月，三丘原划归军区管理的900亩土地被转交予地方政府，分三年对持有股权的村民发放约10万元的补贴，这优化了三丘人的生计境况，却加速了传统文化衰败——村民进一步拆除本已在商业化开放中日渐稀少的老式青砖瓦房，改建高层水泥房以出租增收。此外，物业改制进一步恶化村民关系，激化治理矛盾。村集体物业经济社选举时，利益与竞争导致诸多亲戚、朋友反目成仇，据说有村民还曾写作一首打油诗，原文虽难以考据，但其大意是“从前三丘兄弟和睦，谁知自从开始选举，亲兄弟争相请客吃饭拉票，最终好兄弟也成仇人”。
为期数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与土地改革重组了三丘村的治理结构，使其从“守望相助”的传统乡村转为人员组成、生计形态、社群关系更为复杂的半城中村，传统乡村共同体面临失序，一系列治理困境接踵而至。第一，社区公共空间被经济开发用途取缔，祭祖、修庙等公共活动日益衰败，阻碍社区团结的塑造。例如，用作村民集会场所的几处老学堂被村集体出租为厂房，部分老院则被出租给驻地企业、工厂做停车场。第二，经济、空间的变迁加剧社群分化，使三丘人由共同生活的整体分割为数个冲突不断的群体。例如，年轻人大量出村务工，较少关注村中事务，曾有老人提出修复村中祖祠，却难以获取青年人的认同与支持；村落非原住民与原住民“不对付”。一位租客曾言：
“本地人”很排外，他们更喜欢自己聚在一起“八卦”。（访谈资料：20170910）
第三，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动性、持续性较低，社工曾组织各类志愿活动，但响应人数寥寥。第四，社区治理组织化程度低，尚未形成可持续的在地队伍或行动网络，诸多公共问题无法获得有效解决。以村落古建筑的保育为例，虽有几位老人坚持保护、修缮村落古建筑，但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实践面临“断代”风险。
面临一系列治理困境，政府曾尝试借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等形式推动社区善治，但效果并不理想。以政府相关部门与社工合作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关爱中心”为例，该组织原本设想由村、居委会推荐，社工带动，居民自愿参与等多种形式招募村民组成队伍，再秉持“立足社区、服务社群、守望相助、关爱共融”的宗旨服务社区，但组织在投入实际运作后很快受挫。第一，活动陷入指标化。由于项目指标繁重，社工只得通过举办“保量不保质”的大型活动来保证达标。长此以往，有活动时关爱中心热火朝天，无活动时则门可罗雀。第二，关爱中心的成立与运作主要由政府、社工操持，基本没有征询过村民的意见，难以取得其支持与信任。不仅如此，外来住民不易成为组织成员，就算加入其中也会很快被本村人排挤出去。第三，行政主导成立的自治组织容易成为政府满足治理指标的“劳动力”，这大大消磨了关爱中心参与者的治理热情与志愿精神。究其根本，类似关爱中心的社区社会组织虽以服务本村人为宗旨，却脱离村民主体性、本土文化与关系网络，难以获取三丘人的真实认同。
回顾三丘治理历史可见，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自我整合机制已然失效，而代表“现代化”在地自治组织的关爱中心难以嵌入乡村本土治理网络中长效发力。因此，三丘村亟须一套兼顾传统、现代要素，并且得以持续应对矛盾的治理行动框架。以此为基础，笔者团队引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念介入三丘村现代治理情境，一是在重视、尊重乡村本土知识经验与关系网络基础上寻求善治；二是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治理的主体性与内生动力，避免行动陷入“悬浮化”。
在“资产为本”视角观照下，笔者团队首先探访保有村落历史这一“资产”的三丘老人，试图建立对社区发展困境的整体性认知。团队发现，三丘老人虽对社区发展态度各异，却大多熟知且乐于谈论村庄历史，尤其对村庄传统文化保有高度热情与认同。借多位老人描述得知，三丘村拥有独特的地方历史与繁荣的文化遗产，三丘人的宗族仪式、地方信仰、耕读教育等行动与独特的地方文化生态紧密联系，塑造了三丘村独特的价值符号与实践精神。例如，广育小学是“老”三丘人代代传承的耕读场所，使三丘村时至今日仍然注重子代教育；舞狮等民间技艺曾是三丘人重要的谋生手段，因此即使步入现代，三丘父母仍崇尚少年学武。不仅如此，文化还曾塑造三丘人强大的公共治理潜力，例如20世纪末，村民曾集资数十万元修建马大帅府。可见，传统文化曾在三丘村公共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是在经济、政治变迁中遭遇了粗暴摒弃，从而逐渐失效，而行之有效的新治理体系又尚未建立，导致社区成员无法在解决公共问题、践行公共事务中形成合力。基于此，以“资产为本”理论为指导，在现代治理情境下激活三丘传统文化，促进社区善治，重塑乡村共同体，成为笔者团队的主要目标。
如何凭借传统文化这项优势资产解决三丘面临的多重治理困境？换言之，静态、在地的文化资产如何转化为解决公共参与、社区成员矛盾、自治组织缺乏等困境的推动力？“资产为本”本质上是“潜力为本”与“关系为本”，以相信社区成员主体性为基础，借助引导社区成员建立合作关系这一路径优化社区资产，从而生产社会资本、建立社会团结，共同应对社区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由此，文化资产建设并非局限于修复建筑、遗迹、复兴传统仪式等表面形式，而是借助文化要素推动三丘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形成社会联结，最终优化社区治理。针对这一目标，笔者团队首先挖掘、评估在地资产，形成对资产分布境况的整体认识，制定具体行动策略。最终，笔者团队通过优化文化资产，从个体、关系、组织三个层面推动社区善治，总结出乡村共同体重塑的机制与路径。具体过程如下。
笔者团队秉持学习者心态进入社区，在村庄漫游中对村民进行“螺旋式访谈”，与其合作梳理文化资产。“螺旋式”意味着将每次走访后得到的信息进行结构化，再转而对下一个人展开访谈，并不断扩充话题与信息。除访谈外，笔者还与村民合力绘制古建筑、历史遗址地图，即先由村民讲述古建筑的位置、样貌，社工前往寻找、探访建筑，将其标注于地图之上，最后，社工返回村民家中，村民帮助修正、调整资产地图。借助学习、合作，笔者团队与村民逐渐建立良好信任关系，亦梳理出多种社区文化资产。
*来源于笔者探访w省三丘村的图像资料
第一，三丘村保有颇具特色的传统技艺，广绣就是其中之一。宋明时期，广绣主要流行于W省主城地区，随着民间商贸活动繁荣与大型商行建立，外贸对广绣的需求日益增大，其辐射面积随之扩大，众多民间广绣作坊日渐兴起。清朝末期到民国时期，三丘涌现大量“自梳女”加入广绣行业，在地广绣产业颇具规模。新中国成立初期，三丘绣女可与男性工人挣到同等工分，村里还曾成立“绣花工会”，足以佐证彼时广绣发展的活跃境况。
第二，村中有多处古建筑与历史遗迹。为逐一探查、记录这些文化资产，笔者团队用脚“画”地图，不仅考察了多处保存相对完好、知名度相对较高的历史建筑，如广育学堂、马大帅府等，也记录了多间由于缺乏管护而有待修缮的小型院落、学堂，还知晓了“三丘八景”等外形虽已部分破坏，但仍保留在老一辈三丘人记忆中被口口相传的当地名胜。
第三，村中有数位对文化传承和保育抱有高度热情，并坚持多年实践的社区能人，鹏叔就是其中之一。鹏叔祖籍在三丘奕东村，是本地“传奇人物”一代拳师邵汉生之子。20世纪80年代，鹏叔随其他长辈从香港返回三丘，从此大力支持村落公共事业发展，他不仅与乡亲一同修建多处本土历史名人纪念馆，还曾完成创办太极、组建曲艺队伍、拯救古树等行动。鹏叔对未来社区治理发展也抱有高度热情，不仅有意愿举办社区历史摄影展，还希望“保卫”多处村中老房。笔者团队作为社会工作者，与鹏叔目标一致、资源互补，因此很快达成合作，共同推动社区文化保育工作和后续治理工作。
三丘村虽保有形式多样的文化资产，却面临传承断代、缺乏管护、缺少政府与社区成员关注等困境。
第一，村落历史文化、传统技艺濒临失传。三丘广绣虽有灿烂的发展历史，却面临当代无人传承的困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作坊式精致技艺在工业化生产的冲击下逐渐失去市场，有意学习该手艺的村民人数骤降，村中“绣娘”也大都年老，不再从事广绣生产活动。
第二，村中历史建筑缺乏系统管护。除上文提及的文化空间出租为商用地、村民自主拆除传统旧屋外，多处闲置且相对完整的历史建筑亦缺乏修缮与维护，濒临倒塌。
第三，社区文化能人的在地实践遭遇瓶颈。鹏叔的行动实践近年频频受阻，首先具有“断代”风险，迟迟未能争取更多村民，尤其是青年村民的关注，其次难以与政府、商业主体和村集体等主导地方发展规划的“强”主体平等对话。与鹏叔类似的文化传承者、实践者在三丘村并不鲜见，然而其大多面临类似的行动困境，笔者团队将其视为可动员的治理力量，尝试将其共同带动到文化资产建设中来。
文化资产建设的第二重挑战是不同群体资产持有量的差异与社群关系样态的复杂性。如何界定资产建设行动的核心要素？如何缓解冲突不断的在地社群矛盾？笔者对不同群体持有资产的差异情况展开分析。
一是“老”三丘原住民一辈。村中老人拥有最为丰富的文化资本，其不仅熟知村落历史、文化，掌握多项传统技艺，亦“经营”着颇具韧性的社区熟人关系网。然而，三丘原住民在行动中较易“拉帮结派”，其彼此之间也曾有“历史恩怨”，可能进一步激化社群矛盾。二是“新”三丘原住民，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土地政策改革后，大多在成年后迁出村落打工为生，对村庄历史文化的了解与兴趣并不深厚，即使仍在本村生活的青年人，也更倾向于选择与老一辈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大多仅在村落重大集会中参与文化实践——社工曾在村中为老人举办生日会，诸多外出务工的青年家属选择出钱“尽孝”，生活于本土的青年人则会协助承办，亦参与到购买物资、布置现场等行动之中。三是租住、购房等原因而迁入三丘生活的“外来者”，他们大多对历史文化不甚了解，较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或在参与中较易遭遇本村人“挤对”。然而，部分“外来者”对社区传统文化抱有兴趣与热情，引导其共同参与文化资产建设将有助于社区矛盾的化解。
如上所述，持有丰富文化资产的老一辈三丘原住民是笔者团队动员的核心，也是文化资产建设的中坚力量，然而，为防止原住民“排外”等社群矛盾再度激化，笔者团队还需制定一套确保多元参与、有序互动的文化活动模式，使友好、平等的社群关系得以在文化资产建设过程中产生。
反观三丘村过去的治理变革，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将老年人视为被动服务对象，忽视其对社区历史的理解与认同，致使其难以作为能动主体参与社区发展；二是在动员“老”三丘原住民参与治理过程中忽视村落社群关系样态，使类似关爱中心的本土自治组织陷入矛盾关系。在后续行动中，笔者团队一方面尊重“老”三丘原住民作为文化传承中坚力量的治理能动性，依靠其知识、经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将其能动性的发挥放置在对三丘治理矛盾的整体性解决中，尝试促成不同群体的良性互动，拉动各类群体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基于此，笔者团队逐渐探索出以“教学关系”为核心的文化资产活化策略，即，将“老”三丘原住民视为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输出者，尊重其优势行动者身份，再引导他们传授其他社区成员文化技能、知识，从而推动多元群体参与到文化传承活动中，使之在文化的交流学习中缓和矛盾、塑造团结，再组成社区治理队伍，持续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最终促进社区善治。
“资产为本”发展理念的最终目标为借助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到提升在地资产质量的资产活化行动中，促进社会资本生产与再生产，最终推动社区良性发展。如何活化三丘村文化资产，将其转化为后续善治动力？资产活化既是实践的最终目标也是行动手段，即，社区成员通过文化技艺的学习、传承和历史建筑的修复、保护等公共行动共同参与社区发展，最终重塑团结。依据“教学关系”的文化资产建设策略，笔者团队从文化技艺传承、历史建筑修复、文化仪式复兴等具体事项入手，将之与社会工作的增权赋能、在地组织培育等专业技术相结合，探索出如下资产活化策略：从个体、关系、组织三个层面重塑乡村共同体。
如何重新建立三丘人，尤其是长期驻扎在本土中的老年人对社区的发展信心，从而重建其社区认同？城镇化进程、土地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失权”，大量人口外迁，村庄空心化中的“失能”常使老年人陷入孤独情绪与低效能感，大多认为自身“跟不上时代”。不仅如此，传统社工项目时常将老年人视为被动受助者，强化了其自我“弱”认知，逐渐将自身能动性剥离社区发展进程。在资产为本视角观照之下，笔者团队转换视老年人为被动受助者的“问题视角”，转而引导其依托充足的本土文化知识储备，成为指引社工“代入”本土经验世界的行动主体，并在此过程中认识与发掘自身与社区优势，构建三丘人对地方未来发展的信心，进而树立社区认同。
文化对个体的赋权凭借参与—反馈机制实现，即，三丘人不仅可以凭自身技能、知识参与到文化传承与历史保护中来，也能共享其中成果。以口述史编撰为例，社工探访多位三丘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曾亲历村落发展重大事件的老一辈原住民，收集各类文化故事、历史趣闻，再将之规整为口述史赠予访谈对象本人及村落档案保管室。不仅如此，笔者团队组织掌握绘画、书法技术的三丘村民，一同精修村落古建筑地图，为三丘八景、马大帅府等“打卡点”题写简介、绘制插图。社工、鹏叔还有几位老人与村集体商议，腾出一处荒废的公院，再将收集到的口述史、地图等成果陈列其中，逐渐打造一个供村民、游客参观、活动的文化公共场所。这样的对话—编撰—赠予使三丘人得以重新认识村庄生活与村落历史的价值，逐渐由文化知识的“被索取”转为“主动贡献”。例如，几位老人主动向社工提供书法、画作等文化产品，另有数人还自发创作以歌颂本土广绣精湛技艺和爱国情怀为主题的歌曲《平湖秋月》。
随着在文化资产建设中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三丘人重拾对社区文化的自信，也强化了对所处地域、社群与治理环境的认同，进而发展出社区认同。例如，三丘老人创作的歌曲中不仅包含对三丘传统技艺的肯定、对身为三丘一分子的观照，亦包含对政党的肯定、爱国精神的表达。此间，社区认同的树立蕴含于作为“柔性权力”（李山，2015）的文化再生产中——社区传统文化作为一项“资产”的活用，一方面巩固了三丘原住民对本土文化的熟知，为其创造相对安全的精神空间；另一方面促进三丘原住民接受、学习新生的社会政策与治理思路，使社区治理体系更具韧性。
随着生计策略变迁和外来人口大量迁入，三丘逐渐由自我团结的“熟人社会”转变为人员组成更为复杂的“半熟人社会”，青年与老年、本土与外来、不同“派系”的本村人之间矛盾重重。如何改善其关系？基于“教学关系”的行动策略，笔者团队动员熟知历史文化知识的老年人，令其将所持“资产”通过分享、教学等形式授予其他群体，在文化教育开展中促进社群联结，从而逐渐改善社群关系，塑造社区团结。
第一，笔者团队将村庄义工队转变为口述史收集、分享队，促进青老互动，改善青老关系。三丘村组建了一支义工队，主要负责在长者生日会等公共集会上搬运物料、打扫卫生。发展义工队服务的本质目标是促进青老互助互爱，却因为工作机械重复、时间短暂而难以真正实现。笔者团队认为，尽管实效有所欠缺，在大型集会上开展义工服务却不失为一条改善社群关系的可行路径。老年人生日会等村落大型公共集会虽持续时间短暂，却是各群体齐聚一堂的可贵机会，也是舞狮表演等传统文化要素罕见的“出场”时机。基于此，社工将村庄历史和老照片进行系统整理，再以之为材料对义工开展培训。持有培训建立的知识基础，加之沉浸式参与集会现场丰富的传统文化活动，义工可快速与老人在大型集会中建立话题并深入交流，也使探访村落历史、捕捉文化遗产的行动过程更为自然、可持续。集会结束后，义工、老年人和社工一同举办分享会，对收集到的故事进行整理、分享和拓展，再形成口述史、画册等实体进行互赠，随之自然而然地建立深入、持久的青老伙伴关系。
*来源于笔者探访w省三丘村的图像资料
第二，笔者团队联动本土广绣文化传承人开展广绣工作坊，促进多元社区成员的交流共融。如何促进生活经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社区成员共同交流？笔者团队认为，“教学关系”下的文化教育就是助力实现该目标相对平等、开放的互动形式。在寻找开展文化教育媒介的过程中，广绣这项传统技艺引起笔者团队的注意——村中几位老年“绣娘”曾谈及她们倍感自豪的“好手艺”，却苦于其面临失传。得知这一情况后，笔者团队走访本村、外村的多位社区成员并询问其对广绣文化的认知态度，多人表示对广绣的历史、艺术叙事颇感兴趣，并且愿意学习与了解这项传统技艺。笔者团队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广绣技艺的传承困境，却可以广绣文化为动因，将多元化的社区成员带动到对它的学习与传播之中，逐渐形成友爱互助的关系社群。社工联合关爱中心等在地组织，先带动几位老年“绣娘”在广育小学等公共空间公开分享广绣故事，接着现场制作绣品展示精湛技艺，这一类公开活动广受好评，逐渐演变为广绣文化公开课——三丘广绣工作坊。随课程时间、形式逐渐固定下来，社工先拉动一批有浓厚兴趣的成员组成核心课程策划团队，例如几位全职妈妈就是其中的骨干成员。经由长达一年以上的探索、试错，广绣工作坊日渐发展为社区固定公共活动之一，还走进了附近的小学课堂，吸引一批青少年加入其中。广绣工作坊如何促进多元社区成员的共融？首先，广绣文化实践具备开放性、趣味性，进入门槛低、边界灵活，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学习。其次，文化的传授—学习为各类社区成员开辟一处相对轻松、扁平化的共同交往场域，广绣坊骨干成员曾表示：
你教我学，你来我往，比如怎么穿针更快，什么样式简单好学，什么样式精美复杂，话题自然就打开了。（访谈资料：20190310）
最后，社工注重广绣工作坊开展的全过程参与，其中，老年手艺人负责授课，青年手艺人则负责联络、组织，二者有序合作，逐渐消弭本村、外村的地域差异。
在义工队的建设中，作为“活历史”的老年人讲述的很多精彩故事使中、青年村民深受触动。广绣文化的平等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本、外村人身份隔阂。在广绣公开课分享活动中，一位“外村人”花姐表示：
没有谁年轻，谁年纪大，大家都是一起学艺的兄弟姐妹。（访谈资料：20190426）
此中，社群关系在文化教育中由矛盾转为平缓，由隔离转为融合。社群关系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促发社区成员发展互助、共享等“共同体”精神，它并不局限于对亲族、乡绅的认可，而建立在文化学习、传承的伙伴关系之上，其中包含青年对历史的尊敬、本村人对外村人的接纳等多重面向，它突破村落的时空限制，具有更强的延展性与适应性，推动现代三丘村文化的不断延续与再造，引导更为多元、复杂的治理要素融入其中。
笔者团队在文化资产建设中逐渐探索出挖掘一种资产、培育一支队伍、解决一类公共事务的行动路径。不同于关爱中心等组织被动接受“上级”任务的运作模式，笔者团队力求将三丘人的社区社会组织、公共空间等载体“还给村民”。
打造参与式公共文化空间是笔者团队探索出的一条有效自治路径。广绣工作坊在社区内已取得一定影响力，笔者团队将核心成员组织起来，先成立社区社会组织“广绣坊”，再组织其成员一同打造参与式广绣博物馆，将授课、文化展览与社区公共议事整合于一个固定“阵地”，即社区公共空间内。公共空间由“全过程参与”理念来建设和运维，在筹备阶段，广绣坊成员动员乡亲父老，捐赠闲置的老旧家具、绣花工具、针线布料等物资组成空间“雏形”。在空间正式运作中，一是“寓教于建”，将课程中产生的广绣作品展示于空间中不断丰富其布置；二是协商使用，由广绣坊成员、参与广绣活动的村民、社工、村集体物业等主体协商确定场地各分区的用途、活动及运维守则。在实际运作中，全参与式法则难以理想化贯彻，那么，如何推动公共空间有序进行？笔者团队采取“以生产促进组织内聚力”的行动策略解决这一问题，与作为空间运维团队的广绣坊不断制定、完成一系列清晰可见的短期目标，例如参加某一街道组织的义卖活动，考察能否在99公益日上线一个小微项目，或是报名区、市举办的传统文化竞赛。再通过对这些目标任务逐一进行解决来不断细化组织运作的各类事项，如制定管理手册、设计标识、编排分工表。明确的短期目标增进了组织凝聚力与可持续性，也使“参与式”治理落到实处、有迹可循。
仪式复兴也是一个推动村民有序自治的途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丘人曾自发筹资数十万元重建马大帅府，展现出惊人的内生动力。此外，马大帅巡游还曾是三丘人民间信仰的重要一环，其规模宏大，是十分重要的传统仪式。村中几位老人曾尝试恢复马大帅巡游，然而因资源缺乏、官方支持有限等迟迟未果。在了解这一情况后，社工尝试联系政府获取相关支持。现今，因有非遗保护相关政策、制度的背书，区、街道相关部门皆表示愿意给予帮助。此外，社工进一步链接多元主体构建行动网络，先推动已培育出的数支治理队伍共同参与仪式恢复的相关工作，又带动几名老年人组建一支新社区社会组织做青年人的宣传工作。仪式的复兴促进社区多元协作共治体系发展，将社区成员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扩展为社区公共事项参与、社区公共治理生活的重建，使文化与教育、治理参与等要素深度勾连，建设社区治理滚动、可持续的未来阵地。
传统乡村共同体的内部自治以血缘、地缘联结关系为基础，在乡绅动员的组织框架内有序展开——育绅小学的修建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乡土情理日益解构的现代性治理语境中，乡村社区成员如何有序“组织化”，再进而参与到在地公共事务之中来？换言之，文化资产建设何以有效促进现代乡村社区成员的有序组织化？首先，文化实践兼收并蓄，囊括不同社区成员的多重行动动机，使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成为可能，例如，广绣博物馆的建设整合了老年人寻求认同与传承技艺、村外人融入本土生活语境、青年人学习传统文化等多项需求；其次，文化资产的活化需要多种类技艺、能力的共同参与，使协商共治成为必要，例如，马大帅巡游的复兴必然是倡导、资源获取、人群动员等多项工作的实践集合。
上文对文化资产建设的完整实践过程予以阐述，并呈现资产活化何以推动个体赋权、关系重塑及组织培育，从而解决三丘村所面临的个体、关系、组织层面治理困境。下文将回归行动研究的“反思性”，对上述行动的效能、过程中产生的偏差进行逐一思辨，而后回应本文核心问题，即文化资产建设如何推动乡村共同体重塑？其路径与手法为何？其对转型社区治理有何启示？
文化资产建设实践推动重塑乡村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丘村整体善治，却尚存一系列有待攻克的行动瓶颈。
第一，距离培植文化精神在三丘人中的普遍认同仍有一定距离，文化的代际传承问题仍有待解决。在参与文化实践的群体层面，熟知、认同传统文化的老年人仍是行动骨干，中、青年参与文化保育、技艺传承等行动的持续性相对较低，程度相对浅层。在资产优化的手法层面，现阶段行动主要集中于村史梳理、空间更新、大型活动共创等浅表形式，尚未深入到文化的解读、研究与再生产中，难以在中、青年一代中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进一步将三丘村本土文化转化为凝聚力、生产力，从而吸引、留住相关人才，真正使其焕发生命力，将是未来实践中需继续探索的议题。在后续行动中，笔者团队将进一步考察三丘返乡创业青年等群体的合作意愿，尝试为地方文化传承注入新生力量。
第二，维持社区自组织运作的公益性，从而确保其可持续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议题。广绣坊等社区自组织虽可有效缓解社群矛盾、锻炼社区成员自组织能力，却难以消除经济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社群分裂和隔离、社区公共精神成长缓慢等潜在风险。例如，“以生产带组织”虽有效锻炼了广绣坊的内聚力与可持续性，却也可能使其成为以争奖金等为主导目标的逐利群体。如何将“公益”精神与在地文化符码进行深层次结合，在社区自治中培植适配现代三丘村治理境况的“三丘精神”，是仍待完成的行动目标。
第三，文化资产建设实践虽是一套自下而上的社区发展框架，却无法与自上而下发展规划脱节。例如，对三丘村古建筑的后续维护与修复需依靠政府非遗文化保护的相关政策支持才能长期实现。不仅如此，政府、市场对三丘村的发展规划往往强势而快速，如何与其展开协商，“保住”本土文化，将成为颇具挑战的议题。在后续行动中，笔者团队需加强社区自组织的政策运用能力，同时培育与鹏叔等人类似的社区骨干，参与到与各主体的协商共治中来，以达成利益共识、实现社区共建。
综上，本文虽旨在探讨文化资产建设何以促进乡村共同体重塑，实际行动成效却与“重塑”的理想尚有一定距离。目前，三丘村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等自治主体的经验尚浅，对公共事务的协商共治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以文化带治理，将文化保育、技艺传承等活动的成果扩展至其他社区公共服务领域，是迈向共同体重塑这一理想的未来方向。
本文反思共同体重塑研究的宏观、结构性视角，转而关注社区内部微观治理中的个体、关系与组织行动困境，探索并明确了尚在探索中的乡村共同体重塑机制与路径。本文基于社会工作理论、实践的视角，援引“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与乡村共同体重塑进行概念嫁接，将乡村社区个体、关系、组织三个层面的共同体重塑困境进行划分，再依托资产建设的理念、实践框架对其进行一一应对。基于资产建设理论，笔者团队对三丘村丰富的历史文化展开发掘与评估，开展在地文化资产建设实践。研究发现，文化资产建设主要通过三个机制重塑乡村共同体，在个体层面，以个体赋权重塑社区认同；在关系层面，以关系塑造重建社群联结；在组织层面，以组织培育重塑有序社区自治。本文明晰了资产建设理论与乡村共同体重塑的内在联系，为社会工作实践以之为目标介入乡村社区治理构建了一套行动框架，丰富了乡村社会工作的本土知识。
本文以资产建设理论切入社区治理，从而应对乡村共同体衰落的问题，为实现三丘村式的转型社区善治提供了一定启示。资产建设理论尊重社区本土文化主体性、独立性的同时，亦注重在社区培育与发展现代性治理要素，有效桥接传统乡村与现代化治理体系，为转型社区探索出一条“缓冲”之路。在乡村共同体重塑过程中，资产建设重视个体的主体性、关系的包容性与组织的过渡性，从而达成治理“缓冲”。资产建设关注成员主体性，使个体主动加入社区发展而非被动接受社区发展，防止其失权，主体性的激活可借助全过程参与等专业技术予以实现；资产建设注重发展包容的社群关系，缓和社区成员多样化带来的社群撕裂；资产建设扎根于本土经验培养社区自治主体，使其在对自身生活方式、文化禀赋高度自信和认同的基础上渐进式地接受新兴治理理念，再推进转型社区的治理现代化。综上，转型社区的治理需注重平衡传统、现代要素关系，亦需审慎把控快速城镇化与本土文化独立性、特殊性的兼容，从而促进社区的整体善治。
尽管其揭示了乡村共同体何以重塑的机制与手法，但这并非意味着资产建设手法即为开启转型社区善治的“万能钥匙”，反之，社区自治组织何以持续行动、如何完成社区与持续城市化开发之间的协商与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尚待解决。此外，为保障初显活跃的社区集体行动转变为长期、深层次的社区治理活力，还需建立由社区内、外各行动主体组成的，可持续的、具有韧性和抗逆力的行动网络，使社工、村委会、政府、市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等主体开展有序协作、长期合作。而这一网络何以建设并可持续，是笔者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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