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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罗丽媛、林彩玲、钟群英、郭思敏、郭淑燕、冯焕娣
发布时间：2024 年 12 月 31 日
摘 要：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农村地区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培育农村独居老人的内外复原力是老龄化社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复原力理论为指导，运用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法，根据农村独居老人的不同表现形态划分出自我哀伤复原型、家庭关系复原型和社会联结复原型三种复原样态。社会工作培育复原力的实践策略在于聚焦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的韧性，从个体哀伤辅导、改善家庭关系和增进社会联结三方面进行整体性复原。此外，农村老人社会工作服务还需注意生死观念、丧葬文化等本土情境，尽可能多维度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元支持网络。
关键词：农村独居老人 复原力 整体性复原 社会工作实践
农村独居老人作为老龄化社会中较为弱势的群体之一，他们面临的情感创伤、养老困境等问题备受社会关注。特别是该群体中的丧偶老人、失能老人和单身老人，其“丧亡效应”、部分生理功能丧失和经济贫困等处境，给老人的个体和社会功能带来冲击（Christakis & Iwashyna，2003；Yang et al.，2020；龙玉其，2021；周晓光，2021），破坏他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因此，需要家庭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支持和帮助农村独居老人恢复主体性和社会性双重功能，从而保障其哀伤恢复、居家生活和社会融合。截至2023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97亿，占总人口的21.1%，农村留守和独居老人超过1600万人。（详见民政部官网，《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10月11日。）。农村独居老人数量庞大，对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医疗护理等需求强烈，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存在养老保障水平低、家庭照护质量和社区互助精神日渐式微等问题（张敏、王雪颖，2020），使得老人容易陷入照料匮乏、经济贫乏等困境（秦俭，2013），这不仅影响广大老人的生活质量，还不利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详见民政部官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2月28日。）因此，农村独居老人群体亟须社会关注与介入。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集体互助和家庭尽责，是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和提高农村养老服务质量水平的着力点，（详见民政部官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6月13日。）因此需要积极发挥社会工作在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中的专业作用。
梳理我国农村独居老人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与理论研究可以发现：在实务方面，存在服务方式单一、服务覆盖面有限等不足（王晶、刘彦喆，2012）；在研究方面，学者主要聚焦丧偶、失能和单身等老人的情感慰藉、生活照料和医疗康复等议题（刘昱君，2013；邓锁、李斐，2021），服务路径则侧重单一理论视角解决问题，例如哀伤治疗理论下对失独老人的心理辅导（杨荣、李玉芬，2018；杜洁琼，2022）、增能理论视角下实现残障老人的心理建设及照顾者增能（李静、谢雯，2021）、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下构建农村五保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何芸、卫小将，2012）等。整体呈现关注老人缺陷但忽视老人的能动性，以及忽略老人自身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整合等问题。农村独居老人受个体、环境等多重系统影响，而复原力理论强调多重系统取向的整体性复原，注重老人的个体潜能，这将有效实现老人在个体和环境等多层面的整合复原，恢复其多重功能。因此，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农村独居老人面临哪些生活逆境？其复原力由什么构成？受什么因素影响？在农村情境下，社会工作者如何协助老人复原力的生成？通过实践研究总结农村独居老人的复原力类型和社会工作介入策略，促进农村独居老人的整体性复原，建构出可行的复原力培育机制。
复原力（resilience）概念缘起美国，在中文语境下有心理弹性（席居哲等，2008）、韧性（于肖楠、张建新，2005）、抗逆力（刘玉兰，2011）等不同翻译。目前未统一其概念界定，有特质论、过程论和结果论等多种观点主张（乔倩倩、贾志科，2014）。特质论认为复原力是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认知或情感层面的特质和能力（陶欢欢，2009；刘玉兰，2011）；过程论强调个体适应和战胜逆境、获得平衡的过程,它认为复原力是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动态博弈过程（Watt et al.，1995）；结果论认为复原力是个体应对逆境时的良好适应结果（Rutter，1993）。综合而论，本文认为复原力是个体在面对逆境时表现出有效应对的特质和能力，从而成功适应并获得发展的过程及结果。
复原力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逆境、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逆境是指可能给个体带来负面结果的重大事件或环境（杜立婕，2007），例如人类突然遭遇自然灾害、空巢老人经历配偶死亡等。风险因素指个体所处环境中对其生存和发展产生消极结果的因素（刘玉兰，2011），包括生物、遗传或环境等方面，例如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和社会排斥等。保护因素指能促进个体更好地应对逆境、减少消极发展的因素（李燕平，2005），包括个体内在保护因素和外在环境保护因素，前者体现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例如个人特质、乐观信念、未来希望感、适应性和社交能力等（Anthony & Cohler，1987；Wolin & Wolin，1993），后者则可从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多层面分析，且具有环境中充满关爱和互助、提供希望和支持、能够参与和实践等特点（孙积宏，2012），例如高亲密感与情感表达的家庭、支持性的朋辈群体和提供资源的社区环境等（李燕平，2005；谭水桃等，2009）。复原力的提升与控制风险因素产生的伤害和增强保护因素的支持作用息息相关（Luthar，1991），特别是保护因素能削减风险因素的功能并维持个体的平衡状态（田国秀等，2011），因此保护因素的存在与运用是个体应对逆境和提升复原力的核心所在。
研究者关注复原力理论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策略和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工作者从优势视角挖掘个体潜能、综合赋权理论增强个体权能、培养家庭或照护者的复原力、完善外部支持网络等（杜立婕，2007；陈珊、李其原，2015；郭庆、孙建娥，2015；陈成文等，2016；刘晓婷等，2022）。在方法层面，社会工作者运用个案管理、家庭治疗和社区工作等方法帮助服务对象培育复原力（赵芳，2010；邓玮，2014a）。现有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复原力培育能够通过构建支持性的家庭及社会等外部环境，提升个体应对逆境和获得发展的能力，从而实现多重系统的整体性复原。在应用方面，复原力理论从传统的儿童青少年领域逐渐拓展到其他领域，例如艾滋患者、残障群体、社区矫正和灾害等（刘斌志，2011；张粉霞，2016；费梅苹、张晓灿，2020；姚进忠、陈梦琴，2023）。在这些领域，复原力理论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帮助社会工作者有效培育身处逆境的个体、群体或社区。
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逆境及其应对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治理的关注点。首先，已有研究指出农村独居老人面临结构性生活困境。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王晶、刘彦喆，2012）、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李卓、郭占锋，2016），农村独居老人在家庭养老功能和社区互助功能式微后，面临社会疏离、社会支持不足等风险（丁志宏、胡强强，2006；栗志强，2007）。其次，农村独居老人面临个体性生活困境，其独居隐患往往与丧偶哀伤、功能残损和经济困难等问题缠绕：部分老人处于丧偶哀伤阶段，配偶死亡作为短期急性逆境事件逐渐发展为长期慢性逆境困境，给老人的身心健康、人际交往和社会融合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部分残障或失能老人的健康状况和自理能力差（Altman & Bernstein，2008；杜鹏、尹尚菁，2011），他们更依赖家庭，也会加重家庭成员负担（许琳，2010），甚至可能引发家庭照料疏忽的情况；农村老人普遍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同时还承担疾病治疗、生活开销等支出，这些都将置老人于经济窘迫和朝不保夕的处境。总之，农村独居老人更容易面临心理问题（唐彩云等，2023）、经济贫困（贺静，2010）、老无所医（刘姜涛，2022）和老无所养（秦俭，2013）等困境，因而培育农村独居老人应对逆境的复原力显得尤为重要。
复原力理论在社会工作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改善老人等弱势群体处境方面。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农村独居老人复原力界定为老人在面对逆境时表现出有效应对的特质和能力，从而成功适应并获得发展的过程及结果。国内外已累积丰富的老人复原力培育实践及研究成果，主要有个体取向和结构取向的干预模式。个体取向侧重从微观个体层面寻找影响因素和解决策略，包括改变老人的适应不良性认知、提供心理治疗加强老人的心理韧性等（邓玮，2014b；姜兆权等，2021），例如通过引导空巢老人正确认识自我、积极暗示和规避消极应对行为等提升其心理弹性（吴兰花等，2021）；对于有慢性疾病的老人，积极接纳疾病治疗、试图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感知到家人的爱都能帮助他们克服疾病的负面影响（Zautra et al.，2010）。结构取向则关注宏观社会层面的作用，包括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构建社区照顾体系和朋辈支持网络等（唐兰叶，2022），例如培育丧偶老人复原力的做法是完善其政策援助体系和社会支持网络（陈成文等，2016）；独居老人即使身心健康，也需保障其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和较高的接触频率（Park et al.，2021）。
此外，一些学者提出多重系统取向的整体性复原，为避免以上两种干预模式的不足，同时介入个体、环境等多重系统，并且关注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张粉霞，2016；李卓、郭占锋，2016）。例如对于失独老人，增强自我效能感重构其自我身份认同、建构支持网络重构其社会身份认同是复原力培育的构成要素（陈莹，2022）；保障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关键在于心理和社会支持双重干预（宋平等，2018）。因此，本文认为农村独居老人复原力培育是社会工作者践行多重系统取向的整体性复原，对老人的个体、环境等系统进行整体性、动态性培育，以实现老人主体性和社会性功能的恢复与发展。
在实践中，多重系统取向的整体性复原强调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整合。社会工作者全面介入老人的生态系统，运用优势视角挖掘老人的潜能，并促进老人与环境互动，实现老人在个体、家庭和社会等层面复原力的培育。社会工作者通常运用多种策略培育老人的复原力，包括：①个体调适：帮助老人改变消极的情绪和认知，引导老人发掘自我潜能，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和应对困境的能力；②家庭调适：帮助老人调整家庭组织结构、协调家庭关系和增进家庭互动；③构建网络：推动老人参与社区和增加人际互动、拓展社会支持网络和增强外界支持（李卓、郭占锋，2016；陈莹，2018）。这种取向的老人复原力理论与培育实践，不仅关注老人的主体性，还注重家庭层面的结构性调整和支持性环境的营造，有助于老人和社会的发展。还有学者提出要注意农村本土情境，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仍主要依托家庭和熟人社会的邻里关系等（黎熙元、陈福平，2008），因此社会工作者在侧重家庭和社区的基础上，联合政府与社会等力量形成合力，共同协助农村独居老人应对生活逆境和获得发展（黄润龙、杨春，2021）。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社会工作者依托城乡场域，通过整合个体、家庭和社会等多重系统资源，推动老人自我调适和增强社会联结，有望实现老人的整体性复原，上述结论为我国农村独居老人复原力培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本研究在此基础上以社会工作者介入八位农村独居老人的个案实践为例，阐述社会工作者整合老人的内外部资源，培育老人的个体和环境系统复原力，增强其老年生活幸福感，助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完善。
本研究基于复原力理论，重点关注农村独居老人个体与环境系统中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之间的互动效果。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个体需要与生存环境保持适切的调和度以实现顺利适应（宋丽玉等，2002：255-256）。Swenson（1979）提出人的行为是源于家庭、团体、组织与社区的形塑而成。基于以上研究观点，本文认为农村独居老人的环境系统主要包括家庭和社会层面，由此形成“个体—家庭—社会”分析框架。
有韧性的个体通过调节自我和调动外部资源从而应对逆境并获得发展，其中增强内、外部保护因素的韧性作用是提升复原力的关键。McCubbin等（2001）将内在保护因素归纳为健康的生理、积极的自我心理等，Rutter（2001）将家庭保护因素归纳为情感联结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的支持等，Werner等（1982）则将社会保护因素归纳为有力的外部支持和链接资源能力等。综合而论，本研究将农村独居老人的保护因素概括为：个体韧性，通过调节自我或调动外界支持改变消极的情绪与认知，从而增强自我效能感与应对逆境的能力；家庭韧性，助推家庭成员调整组织结构和增进彼此理解，改善家庭关系和增强成员间互动，从而增加家庭支持和提升老人复原力；社会韧性，链接社会资源为老人提供生活保障，推动老人的社区参与和人际交往，从而恢复老人的社会功能。本研究结合“个体—家庭—社会”系统维度与三重韧性保护因素，建构农村独居老人复原力培育的分析框架（见图1）。
广州市H镇作为沿海地区的岭南水乡，曾有维持村民生计的发达农业。近年来务农收入大幅度减少，本地大量中青年外出广州市区打工，导致老弱人员留守村庄。与此同时，当地积极发展工业，并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形成了本地老弱留守和外来人口混居的局面。作为典型的老龄化、人口混居的沿海乡镇，H镇内村居集体活动少，村民互助精神在现代化冲击下不断瓦解；本地村民与外来人口鲜有互动，融合两者的新社区共同体也未建立，呈现社区关系淡漠的景象。在此之际，H镇开创“一村一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模式，每个村配备一名驻村社会工作者，为低保家庭、留守老人等困难弱势人群提供精细服务。他们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作用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并取得良好成效。
本研究将农村独居老人界定为未婚单身/离异/丧偶、没有与子女同住、独自一人生活的60岁以上农村老人。在广州市H镇，目前共有42位独居老人散居各村，他们的亲属大都居住在城市或其他村。
本研究采用实践研究范式。实践研究（practice research）注重研究者和实践者两种身份的结合（古学斌，2015），强调集实践、教育和研究于一体，以此发现社区问题、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社区民众（古学斌，2017）。在本研究中，提供专业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和督导亦是研究者，利用2022年5月至2024年5月的两年时间里执行实践研究的程序和方法，在发现服务需求、制订服务计划、付诸服务实践和总结服务成效中不断循环往复。本研究以五个驻村社会工作者所介入的八位独居老人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观察、访谈等方法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总结出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困境、风险及保护因素。与此同时，依据社会工作者的个案实践梳理出农村独居老人的复原力培育策略。
本研究依据农村独居老人的生活困境、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之间的动态表现，结合“个体—家庭—社会”分析框架，概括出农村独居老人的复原类型为自我哀伤复原型、家庭关系复原型和社会联结复原型，其中自我哀伤复原型的特点是消极的情绪和自我效能，以农村丧偶独居老人最为典型；家庭关系复原型的特点是脆弱的家庭结构与关系，以农村残障独居老人最为典型；社会联结复原型的特点是薄弱的社会交往和支持，以单身未婚或经济困难的农村独居老人最具代表性。识别农村独居老人的问题及需求是制定介入策略和提供专业服务的重要前提，这将有助于社会工作者锚定不同类型老人的复原重点与实践方向。
有部分农村独居老人正经历丧偶事件影响。丧偶事件在生活应激事件中被评定为产生的应激最大，人们遭遇丧偶事件后，会出现情绪哀伤、认知颠覆和行为退缩等哀伤反应（郑怡然等，2016），丧偶者还会历经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压抑和接受五个心理阶段（Elisabeth，1969）。如果丧偶者能获取传统葬礼仪式、社会支持等积极作用，他们将逐渐接受配偶去世并适应新生活（Jordan & Litz，2014），如果丧偶者长期得不到辅导与支持，则可能出现情绪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甚至引发自杀等风险。
经调研发现，丧偶事件容易使老人产生心理或精神痛苦，不同心理阶段的老人有着差异化的哀伤反应。愤怒阶段的老人进入指责状态，他们对疏忽配偶、没有预见性等行为产生愤怒和埋怨（Elisabeth，1969）。
GYX的老伴儿突发心肌梗死去世，她感慨道：都怪我不好，我没有关心他，直到他走了，我才发现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个案文书第一节，GYX）
认知上她陷入后悔和自责；情感上她沉浸在丧夫痛苦中，时常感到孤独寂寞；行为上她不愿表露内心想法，也不愿和他人往来，逐渐把自己与外界隔离起来。曾经生性乐观、经常与人交往的GYX逐渐变得消极被动，甚至对独自生活失去了信心。压抑阶段的老人当发现后悔、讨价还价无用时，逐渐认清配偶去世的现实，但不想人际交往，陷入自我收缩或消沉状态。
CMH虽能接受老伴儿的离世，但仍保留着老伴儿的大量物品，导致杂物堆积潜藏居家隐患。她时常想念老伴儿，但隐忍着不敢向家人或邻里倾诉，还独自闷在家中。（个案文书第一节，CMH）
总之，该类型老人因丧偶事件的影响而陷入自我哀伤的生活困境，他们往往处于哀伤心理阶段的前中期，有着低落的情绪、消极的自我认知和退缩的社交行为等症状，而这些也构成影响老人的风险因素，影响老人自身潜能的发挥，即使老人身体健康、生活自理且人际交往能力强，他们往往因此呈现消极的自我效能感，缺乏独自生活的动力和信心，进而加剧了丧偶事件的消极连锁反应。因此，就该类型的老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自我哀伤复原，社会工作者需对老人进行哀伤辅导，帮助老人调节情绪和重新认识自我，将老人的注意力从关注丧失转向适应恢复，并不断强化其迎接新生活的信心和动力，从而转变老人个体韧性被压抑的局面。
家庭是成员之间关系网络的集合体。当逆境出现时，家庭组织通过调适家庭结构和功能以维持家庭的有效运转，使得家庭成为为个体提供应对逆境的有效屏障。如果逆境过于严重，破坏了家庭结构与功能，相应地也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发展。当农村老人身处独居状态时，他们无论是否同时遭受丧偶、残障、单身或经济困难等因素影响，其家庭组织都会受到冲击，呈现家庭结构脆弱的状态。他们因没有配偶而无法拥有稳固的家庭结构，也因此无法获得配偶提供的情感支持、生活照料等家庭功能，从而被动依赖他者。特别是当他们个体也遭受危机时，则面临更艰难的处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农村残障独居老人。农村残障独居老人在独居状态下还遭遇功能残损困境，需要传统大家庭调整家庭结构以应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疾病护理等需求，有可能因此加重家庭成员的照料负担，影响家庭成员给予老人的支持。
未婚独居、智力残疾三级的LZM，在父母和哥哥去世后，由嫂子接下他的监护照料责任，但面对他的情绪波动和病情不稳定，嫂子多次表示无力照料，希望把他送到能提供专业照顾的养老院。（个案文书第一节，LZM）
除脆弱的家庭结构外，农村残障独居老人的家庭关系也比较脆弱。调研发现，影响家庭关系的因素有家庭成员的联结感和老人的生活照料。在家庭联结上，有研究表明子女提供的赡养行为取决于对父母赡养需求的感知，子女与老人合住的模式能为老人提供更多的家庭支持（鄢盛明等，2001）。在代际分离居住模式下，子女与老人的联结感不强，互动不频繁。子女也因距离较远无法有效地感知或满足老人的需求，导致彼此间关系脆弱。在生活照料上，农村残障独居老人身患疾病，或部分生活无法自理，只能依托附近的子女或亲属照顾。长久以往形成较大的照护压力，影响家庭内部关系。或者多名子女因照料分工不合理等缘由发生冲突，使得原本脆弱的家庭关系更加僵化，进而影响家庭支持。
LRB因瘫痪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两个大儿子因母亲偏心小儿子从而消极照顾，其中大儿子心生怨气不联系她；二儿子虽送饭给她，两人关系冷淡，没什么互动；小儿子与她关系较好，但居住在广州市区无暇顾及。（个案文书第一节，LRB）
该类型老人在独居状态和功能残损等困境下，面临家庭结构不稳定和家庭关系淡漠等风险因素，这些不仅影响老人的物质或情感需求满足，还可能导致家庭给予老人的支持不足从而酿造一些居家生活隐患，比如独居老人在家摔伤甚至死亡。因此，针对该类型老人，社会工作者可聚焦家庭场域，以稳定家庭结构和改善家庭关系为突破口，尝试协调家庭内部分工模式，提升老人与家庭成员的联结感，以此增强老人的家庭韧性。
社会属性要求人进行社会交往和互动，并从社会联结中获取相应的支持与发展。对大多数农村独居老人而言，其社会交往的空间范围主要是家庭内部和所在村庄，由于家庭成员的长期缺场，村庄逐渐成为他们社会交往和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场域（刘琪，2022）。但受主客观因素制约，农村独居老人的社会交往并不充分。
一方面，村庄变化造成村民与老人的互动联结变少。城市化发展重构了村庄原有的空间布局和互助体系。村民共同劳作的农业生产被工业生产取代，村庄内的公共空间不断萎缩，导致承载村民社会交往的载体减少，村民社会交往的空间布局随之改变。此外，村庄内中青年的大规模、长时间外流和外地人口的流入，重构了村庄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使得村庄内部本地人与外地人混居，原有的村庄公共文化活动逐渐减少，村庄互助体系不断式微，村民关系越发淡漠。
以前都是本村人，大家互相往来好不热闹。现在很多本村人去广州打工，把房子租给外地人，我听村民说他们都不知道隔壁住着谁，也不再会邻里往来。感觉整个村都变了。（访谈资料，20221021）
村民与老人的互动变少，村民提供的支持有限。例如长期瘫痪在床的LRB，几乎没有村民上门探望过她。
另一方面，老人主观上减少了社会交往。单身未婚或经济困难的农村独居老人在村庄内最为弱势，他们因村民排斥或个人生活习惯等缘由，往往主动减少社会交往。抑或困于身体障碍无法出行，导致与村民的联结互动变少。
单身老人LZX长期习惯一个人居住，在双亲去世后很少与他人往来，遇到困难也是寻求村委会的帮助，例如他发现电饭煲无法正常工作，他宁愿找社工，也不会向邻居开口。（个案文书第一节，LZX）
该类型老人在独居状态和经济困难等处境下，面临社会互动不足和社会支持薄弱等风险因素，社会联结有着积极作用，但风险因素的存在不仅不利于老人的恢复与发展，还可能成为老人居家生活或社区发展的风险隐患。因此，面对此类老人，社会工作者最重要的是创造机会与平台，鼓励老人进行社会交往和互动。同时链接正式和非正式支持帮助老人克服逆境，增强老人与村民的联结感，为提升老人的复原力提供社会基础。
丧偶事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等特点，使得老人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哀伤复原。自殡葬改革实施之后，农村地区使用火葬代替土葬，大大缩减了殡葬礼仪，（ 详见民政部官网，《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2月19日。）一定程度上也缩减了丧偶老人与亲属通过仪式释放哀伤情绪的时间。而且很多农村地区的死亡教育相对落后（孙传宏、杨海燕，2005），忌讳谈论死亡问题的文化习俗阻碍了丧偶老人与其他村民之间的往来，导致老人无法从社会交往中获取哀伤疗愈或支持力量。
生死有避讳，我尽量不和他人交谈这个事，我老伴儿走后邻里也比较少往来。（个案文书第一节，GYX）
因此需要社会工作者及时发现并协助辅导。面对自我哀伤复原型老人，社会工作者可聚焦正向情绪、认知、效能和能力等保护因素的积极作用，重点培育老人的个体韧性。
Bennett等（2010）认为，丧亲者的哀伤经验往往呈现在丧失导向和恢复导向两个方面，前者关注丧失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后者则探讨面对生活转变、重建新的身份和生活等，丧亲者恰当的哀伤修复过程应呈现在丧失导向和恢复导向之间灵活摆动和动态调适的状态，而非单一应对导向或应对策略。调研发现，有些农村丧偶独居老人长期压抑思念之情，有些独自消化哀伤情绪，有些则长期囤积配偶的遗物以致潜藏居家风险，他们大都呈现单一的丧失导向，其中缘由与没有正确的哀伤经验相关。丧偶老人通常过分关注配偶的逝去，而忽略了恢复导向的哀伤经验。所以社会工作者可针对老人的丧失导向进行哀伤辅导，引导其摆动到认识转变和适应新生活的恢复导向。
在本案例中，社会工作者察觉老人的哀伤状态后，增加入户次数并提供心理陪伴与支持。社会工作者首先营造开放包容的环境，运用同理、倾听等支持性技巧安抚老人的悲伤情绪，鼓励他们通过讲述过往经历和内心想法，顺畅地将被抑制的哀伤情绪表达出来，同时向他们普及正确处理哀伤情绪的知识和方法，这些都有助于训练老人恢复导向的经验。还有研究表明，整理去世配偶的照片和物品，能帮助老人通过积极行为塑造的视角处理哀伤情绪（刘希平、邢敏，2020），而且整理物品和空间还能实现日常生活环境的转变，帮助老人从悲伤中抽离（杨蕾、倪锡钦，2023）。因此，社会工作者抓住整理物品和空间这一有效举措，鼓励CMH整理配偶的遗物，以此释放老人的哀伤情绪和激发她的内在改变动力，同时还清除了杂物堆积的居家隐患。此外，社会工作者鼓励CMH邀请家人参与其中，这样不仅能创造家庭内部互动机会，还能为老人争取家人的陪伴与支持，有效增强老人的恢复导向。在自身的积极行动和家人的支持下，CMH的心理环境和居家环境得到改善，她也变得更有动力和信心迈向新生活。
儿媳、女儿和老人一起打扫卫生，她老伴儿生前使用的小床已拆除，原本堆积在床上的棉被和衣服、窗台上的瓶罐等都不见了。房间明亮很多，走路滑倒的可能性也减少了。（个案文书第五节，CMH）
哀伤情绪会蒙蔽老人认识自我与外界的视线，掩盖他们超越困境的勇气和能力，使他们无法重新锚定生命的意义。当哀伤情绪涌来，他们通常会说“我真的太没用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改变老人的意识，帮助他们培养应对困境的信心和能力。在本案例中，对于老人信心的培养，社会工作者秉承优势视角，通过和老人互动观察、发现和分析其能动性，鼓励他们发掘自身潜能。例如引导CMH分享自己调节情绪的办法，肯定她的做法及调节能力。社会工作者明白配偶对老人的重要性，引导老人梳理和表达配偶认可的生命意义，辅助老人重新锚定独自生活的意义和信心。对于老人能力的培养，社会工作者聚焦实际生活所需，与老人共同盘点外部资源和构建外部支持系统，培养老人对外部资源的感知能力。此外，社会工作者还积极培养老人对外部资源的运用能力，例如社会工作者除了引导GYX首先选择亲密的女儿，向她倾诉内心的苦楚，以此增强与女儿的联结，还亲自带领老人“串门”或参加社区活动，切实提升老人的人际交往能力。
GYX不仅主动向家人倾诉情绪和表达想法，还主动联系其他朋友，她学会了运用外界资源共同应对问题。（个案文书第五节，GYX）
面对老人的每一次努力和尝试，社会工作者都给予充分肯定，以此点燃他们的希望和勇气，也为他们独自生活输入信心支持。
总之，社会工作者从专业视角协助老人做出哀伤调适，帮助老人从关注丧失转换到关注恢复，使其重新认识自身潜能和树立未来生活的信心，将被动应对哀伤反应切换为主动克服困境，并从中获得恢复与发展的能力。
结构稳定和联结紧密的家庭，能够使成员之间给予对方更多的支持。当家庭遭遇残障或疾病困扰等重大挑战时，需要重新平衡家庭组织结构和成员间的情感联结。社会工作者可协调家庭的韧性结构，增强成员间的理解与良性互动，确保提供给老人的家庭经济、生活照料等功能得以妥善发挥。因此，面对家庭关系复原型老人，社会工作者可充分发挥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支持等保护因素的积极作用，重点培育老人的家庭韧性。
当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够紧密，甚至彼此之间存在矛盾时，这往往导致家庭韧性不足。如果家庭成员还承担着对患有疾病、残障或生活无法自理老人的照料责任，往往使脆弱的家庭结构或关系雪上加霜，甚至导致老人无法获取充足的家庭照料与支持。因此，面对此类老人及其家庭，社会工作者需协助调整家庭结构，帮助每个成员在应对困境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同时协调家庭内部关系。
对农村残障独居老人而言，家庭成员间的不理解和模糊的分工模式是造成家庭关系恶化和情感联结不强的重要原因。以瘫痪在床的LRB为例，社会工作者通过入户家访老人或电话联络远程的家属，发现儿子们不理解母亲，这导致彼此间关系不好，并且儿子们之间没有达成分工照料母亲的共识。社会工作者认为家属如果能了解老人的处境并设身处地为老人着想，往往能逐渐消除误解。于是主动将老人的现状告知三位儿子，在协调大儿子无果后，重点转向其他两个有照料意愿的儿子。首先，社会工作者对两个儿子的赡养意愿表示肯定，运用同理技巧接纳二儿子的抱怨和情绪，激发他们关心和照料母亲的孝心。其次，社会工作者将老人的需求告知两个儿子，引导他们站在老人的立场思考长期瘫痪在床人员的心理，增强儿子们主动感知老人需求的能力。在唤起儿子们的理解后，社会工作者邀请他们协商探讨对老人生活照料、情感慰藉和医疗护理等方面的分工协作。最终两个儿子达成共识，由在家的二儿子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例如购买电视丰富老人娱乐生活、日常送饭时多与老人沟通等；而在外的小儿子则提供情感慰藉和医疗护理，他增加回家探望的次数，陪伴老人入院治疗和提供照护。最后，社会工作者引导老人察觉并肯定儿子的改变，增强母子之间的情感联结。经过多次家访和电访，两个儿子形成了合理的照护分工模式，他们之间互相理解并肯定对方的付出。同时，老人与儿子之间的误解被消除，家庭成员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老人的无力状态也得到改善，可以从家庭层面获取继续生活的希望与支持。所以，紧密的家庭关系和良好的家庭分工能给予农村独居老人复原力支持。
良性互动不仅能促进家庭内部沟通，还能增强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在农村独居老人家庭中，往往存在各类不良互动，例如相互指责、拒绝沟通等。以高龄独居老人HY为例，年老体衰的她无法照顾残障小儿子，不得不利用低保金将其送到养老院，但由二儿媳代为签收的低保金迟迟未转入老人手中，导致老人出现经济困难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社会工作者入户走访后发现，二儿媳性格比较强势，对此事只字不提；老人处于弱势不敢出面与她沟通，独自闷闷不乐。社会工作者发现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与沟通模式是症结所在，因此协同村民政干部一起调解。首先，普及低保金及其规范使用政策，引导双方明确低保政策的规范性；其次，通过交谈引导儿媳理解老人的处境，提醒老人留心儿媳的善举，从中缓解二人关系；最后，鼓励双方形成良好的沟通，特别是针对老人的赡养及小儿子的照顾问题。社会工作者还对二儿媳一家照顾小儿子终生的承诺表示肯定，努力营造家庭内部良好互动和互相帮助的氛围。
在逆境压力下，稳固家庭结构和改善家庭关系对农村独居老人复原力的提升至关重要。社会工作者可定期家访，实时掌握老人及其家庭动态，协助老人调整家庭结构和恢复家庭功能。还可以通过链接资源协调家庭关系，以保障家庭提供充足支持培育老人复原力。
农村独居老人因哀伤情绪、行动不便和疾病影响等原因，容易封闭自己，减少外界联结。通过整合资源、组织专业小组和开展村庄活动等，不仅能促进老人与外界互动，形成新的联结网络，还能拓展朋辈或社会支持，帮助老人恢复社会功能。因此，面对社会联结复原型老人，社会工作者可侧重社会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支持等保护因素的积极作用，重点培育老人的社会韧性。
在乡土社会，农村独居老人对村庄的基础结构和日常生活秩序高度熟悉，保持社会交往能增加村民与老人之间的互惠互益，减少老人的心理焦虑和孤独情绪，因此村庄的社会交往能保障老人需求的满足（潘东阳、刘晓昀，2020）。
针对农村单身独居老人，社会工作者的重点是协助其维系社会交往。社会工作者发现有一个鱼塘主经常接济饔飧不继的CXT后，主动提出要认识鱼塘公。面对鱼塘公的善举，社会工作者给予了感谢和肯定，并提醒接济注意事项，以此维系CXT与鱼塘公之间的交往。而对于行动自如的农村丧偶独居老人，社会工作者的重点是通过开展村庄公共活动以提升老人的社会交往能力。社会工作者邀请老人参与感兴趣的活动，鼓励老人结识其他同伴，帮助老人获取同伴支持和提升村庄活动参与度。例如社会工作者邀请GYX参加长者生日会，在活动中，社会工作者引导志愿者重点关注她，帮助其应对人际交往被动或局促的场景。
GYX参加了几场活动后表示：“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认识了一群街坊，每天过得充实，还找到了生活新方向。”（个案文书第五节，GYX）
社会工作者还邀请他们加入河涌志愿者队伍，为维护河涌安全贡献个人力量，继而持续提升老人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发挥他们的社会功能。
调研发现，农村独居老人的需求主要是健康维护、精神慰藉、生活照料和物质援助等。当这些需求在家庭内部无法被满足时，需要依托社会联结发挥支持作用。特别是由于经济、残疾等因素被贴上“贫困”“无能”负面标签，在村庄处于弱势地位并遭受社会排斥的低保、特困老人，抑或生活无法自理的农村独居老人，他们无法依靠社会交往来获取外部支持，而是依赖政府提供政策援助或社会工作者链接资源提供上门服务。
健康维护：在社会工作者的推荐下，CMH多次参加眼科筛查、健康体检等活动，还免费享受一次白内障手术，保障了视力健康。（个案文书第四、五节，CMH）
精神慰藉：面对长期卧床、精神生活匮乏的LRB，社会工作者除自己上门、引导儿子提供情感交流外，还链接村民政人员和2名志愿者定期入户看望。LRB与外界互动增加，精神生活有效改善。（个案文书第五节，LRB）
生活照料：针对GYX腿脚不便、买菜困难等问题，社会工作者帮她成功申请到享有政策优惠的长者饭堂服务，还安排志愿者上门送餐，老人居家用餐需求得到满足，还减轻了经济负担。（个案文书第四节，GYX）
物质援助：特困老人LZX的电饭煲损坏，这种情况影响了老人日常做饭，社会工作者及时向村委会申请，在发布微心愿后成功获赠1个电饭煲，解决了老人的燃眉之急。（个案文书第六节，LZX）
健康维护支持有助于减轻老人的身体不适，使其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和行动力；精神慰藉支持有助于缓解老人的内心空虚，使其获得生活动力和希望感；生活照料支持有利于减轻老人的疾病痛苦和生活压力，提升其生活质量；物质援助能为老人的基本生活提供有力保障。社会工作者利用熟悉国家福利政策、与当地企业长期合作、发挥专业力量培育社区组织等优势，通过各种途径整合资源，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社区—医疗—社会工作者”的正式支持网络和以家属为核心的“家庭—邻里—志愿者”的非正式照顾网络，共同为农村独居老人提供多元、动态且精准的支持服务。
因此，当农村独居老人遭遇生活困境时，社会工作者除了对老人个体及其家庭复原外，培育村庄环境层面的复原力也十分必要。例如通过举办公共活动恢复村庄互助精神。社会工作者推动老人参与村庄活动和恢复社会交往，将有类似经历的同伴群体凝聚起来。同伴的情感共鸣为老人提供情绪调节窗口、经验共享为老人提供应对建议、互助支持带动老人融入村庄环境，这种群体生活还能赋予老人独自生活的希望感，帮助老人复原社会功能。而对部分社会联结感不强的老人而言，则需要政府发挥救助作用和社会工作者链接社会资源，完善老人及其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并通过提供上门服务解决问题和增强社会联结。
本文基于复原力理论，从实践层面探索社会工作培育农村独居老人的复原力。面对农村独居老人的结构性和个体性生活困境，社会工作者通过识别老人生活场域的风险因素，综合个体韧性、家庭韧性和社会韧性三方面的保护因素，总结出农村独居老人的复原问题及其特点，并概括出自我哀伤复原、家庭关系复原和社会联结复原三种策略类型。社会工作培育农村独居老人复原力取得实践成效的关键在于从个体、家庭和社会层面整体性介入，助推老人实现自我哀伤、家庭关系和社会联结的转变，实现个体与社会功能的复原：第一，在自我哀伤方面，丧偶事件所产生的消极连锁反应是导致老人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所以应对老人进行哀伤辅导，引导老人从丧失导向转为恢复导向，激发老人内在潜能，提升其应对逆境的能力，恢复个体韧性。第二，在家庭关系方面，脆弱的家庭结构、淡漠的家庭关系、不良的家庭沟通与互动是阻碍家庭关系复原的主要因素。因此，可采用调整家庭结构、增进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理解与情感联结、促进成员间的沟通合作等策略。第三，在社会联结方面，应打破老人的社会疏离状态，引导老人主动参与村庄活动，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疗愈与支持，在人际互动中提升应对困境的能力。同时，社会工作者要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丰富的社会支持网络，上门为老人提供多元支持。
复原力理论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实践运用，还要注意本土情境。第一，要与我国农村地区的生死观念和丧葬文化相融合。在生死观念上，人们对死亡大都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导致农村丧偶独居老人避讳社交接触或无法通过谈论释放哀伤情绪；在丧葬文化上，现代社会殡葬礼仪的变迁也弱化了文化仪式的心理修复作用。因此，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农村独居老人的哀伤复原时要注意当地的生死观念和丧葬文化，还可尝试在专业服务中融合生死教育主题或创造哀伤仪式。第二，要与农村地区的社会福利保障或服务资源相契合。整体性复原得以实践的基础是服务对象的内、外部资源，特别是家庭和社会层面的支持资源。但农村地区往往面临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村庄内部资源有限的局面，社会工作者需要因地制宜，尽可能营造支持性的外部环境。例如利用村庄孝道文化激发子女赡养责任，融合政府、村庄和社会等多元力量共同致力农村老龄化问题的解决。第三，要形成服务对象复原力的个性化培育。服务对象复原力培育的三大关键要素是生活逆境、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每个服务对象、家庭及所处村居在这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和差异性，因此社会工作者要注重契合服务对象的生活情境进行培育实践。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位于广州市H镇。H镇作为典型的沿海乡镇，拥有较丰富的正式与非正式社会资源，社会工作已发展十余年，这是本实践案例能获得成效的基础条件，也有别于其他农村地区。因此，本研究结论更适合此类地区，而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所在。此外，本研究主要采用个案工作和社区工作等专业服务手法，虽能对老人及其家庭和村庄进行整体性介入，但服务对象范围有限，无法很好地发挥出群体作用，也较难推动宏观环境乃至制度层面的改变。未来可融合多种专业服务手法，尝试推动环境层面的改变。同时，需要增加对多类型农村地区的研究，通过比较更好地揭示农村地区独居老人的问题，持续改善相关社会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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