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陈安娜
发布时间: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年世界社工日的主题是“美好生活:面向改革,共享未来”(Buen Vivir: Shared Future for Transformative Change),倡议全球各地社会工作者在本土经验基础上采用创新的、由社区主导的方法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型社会工作(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立足在地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理念与方法完美契合了此年度世界社工日主题,向荣和陆德泉在2023年编著出版的新书《发展型社会工作:贫困治理视角》恰逢其时。
两位作者曾在2018年出版了《“流行社工”路:云南连心本土社会工作实践》,首次正式提出发展型社会工作是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和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的理论视角。在《发展型社会工作:贫困治理视角》一书中,他们更为系统地梳理了云南连心及数家孵化机构的实践,并收录了北京、四川、河南、台湾,及南非多个地区的发展型社会工作案例。该书深入探讨并构建了发展型社会工作的实践、干预模式和理论,以发展型社会工作的视角介入并分析贫困问题,适合相关学者研读,同时也能引起反贫困实践者的共响。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特色与贡献主要在于立足贫困治理政策、凝聚发展实践智慧、包含全球多地案例、突出社会创新策略和提倡行动研究方法。与此前的作品相比,《发展型社会工作:贫困治理视角》更有机地整合了全球视角与本地实践经验。因此,笔者将从发展型社会工作的国际发展脉络谈起,以展示全球南方的社会工作学者与实践者如何通过立足本地的社区实践经验,有力地质疑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工作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并在此过程中创新了发展型社会工作模式,获得国际社会工作行业组织的认可。笔者继而概述该书的内容,最后从第三方评议人的角度提出对该书的评议与反思。
在书中,两位作者将横向的国家主体比较与纵向的社会工作史比较方法相结合,指出欧美发达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体系相对完善,因此其社会工作模式主要承担补救型或社会福利功能。这种补救型主导、较为系统和专业的社会工作模式对我国港台地区影响颇深,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一步影响我国内地社会工作的发展。但他们认为,我国目前难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模式,关键在于我国在困境人群处境、社会发展问题及公共政策干预力度方面存在差异。相较而言,发轫于南半球的发展型社会工作模式更适合我国资源薄弱地区。
发展型社会工作又称社会工作的社会发展取向,形成于发展中国家并在国际社会工作获得广泛关注,其核心理念是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旨在协助经济弱势家庭与社区发展提升生活水平的能力。该模式可追溯至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初期,19世纪末美国协助移民适应城市的关注改善案主生存环境的睦邻组织运动,以及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的友好访问员探视贫困家庭,提出改善贫困家庭生活水平的服务计划。概念成型于“二战”后,一些西非国家的社会福利部门通过推动社区发展项目满足社区需求,这种社区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1969年联合国社会福利部长级会议中得以奠定。除政府推动外,自下而上的社区发展路径也逐步发展,其中尤为突出的案例包括印度甘地和泰戈尔推动的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社区发展模式、巴西平民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推动的“意识觉醒”。
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族解放运动下的社会工作实践者与教学研究者开始反思西方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疗模式和社会福利模式,认为这些模式过于微观而未能回应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或高度依赖公共财政而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波反思浪潮的代表人物是出生和成长于南非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詹姆斯·梅吉里(James Midgley),他指出英美社会工作“专业帝国主义”(Professional Imperialism)的本质,并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者具有“面对资源约束条件”“跨文化实践”“回应贫困”“强调互惠与交换”方面的宝贵经验,能够启示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者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Midgley,1990)。在此背景下,南非于1997年成为首个根据梅吉里提出的发展型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理论构建本土社会工作体系的国家。与梅吉里将发展型社会工作提升为国际社会工作的关键模式之一相应,《发展型社会工作:贫困治理的视角》的作者认为,南非发展型社会工作经验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样本,这不仅在于其鲜明的社会发展脉络和去殖民化的批判色彩,还在于其福利多元伙伴关系、服务对象参与和民主决策机制中蕴含的社会创新动力。
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欧美国际经济衰退转型,公共财政危机之下新自由主义改革盛行、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欧美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也开始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例如,美国的儿童福利、老龄化、心理健康、身心障碍、犯罪和无家可归等服务领域,社会工作者通过职业训练、就业安置、儿童照顾、微型企业和资产储蓄账户等方式,促进服务对象参与社区生活和生产性经济活动,以发展型社会工作模式渐进式地改变传统补救型社会工作模式(Midgley & Conley, 2010)。经过多年商议,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FSW)和国际社会福利协会(ICSW)于2012年正式通过了《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全球议程》,肯定了社会工作应对全球社会发展挑战的使命,正式认可了发展型社会工作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适用性。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起,已经将发展型社会工作概念引入农民、农民工、残疾人、流浪青年、灾民等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社会包容实务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基于贫困治理议题、数字经济时代变迁持续提出构建发展型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思路。在台湾地区,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自2015年以来,与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合办三场有关发展型社会工作的国际研讨会,并出版了三本发展型社会工作书籍。但总体而言,我国发展型社会工作研究较为贫乏,远落后于补救型社会工作研究的发展进程。
随着我国贫困治理从“政府包揽”向“多元共治”演化,作者认为这为我国发展型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迫切的政策需要,同时也提供了制度环境和工作抓手。然而,国内有关发展型社会工作的讨论过于强调政策,忽视了发展型社会工作对传统欧美社会工作实务的范式转变与重构。由于这一领域实践研究的缺乏,作者在书中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呈现了发展型社会工作在中国贫困治理政策情境下的实践,以论证发展型社会工作与我国社会和文化相关性,以及蕴含的巨大社会创新潜力。
两位作者先是以其在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和云南连心近20年的行动研究总结了发展型社会工作模式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取得的经验。作者指出,外来的社会工作机构要积极借助党支部领导的精准扶贫工作平台,联动本地(县级)社会组织和乡村社会组织(如社区小组),在人才培养、资源动员和组织孵化等层面展开合作,以提高扶贫发展的可持续性。作者还以云南省“三区计划”在集边境、民族、贫困于一身的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董镇下属建制村刀董村参与精准扶贫的案例,以及在昆明王家桥社区开展流动人口服务以应对城市贫困问题的案例,总结了如何从1.0版本的提供基本社会服务、2.0版本的培育社区自组织,演化到3.0版本的组织社区经济,逐步改变了服务使用者被动参与的状况,扩大了跨社群参与和改善生计,减少社会排斥,从而共同构建包容性社区。
书中收纳了国内典型的机构与项目案例,归纳了四种类型的发展型社会工作,以说明发展型社会工作究竟如何回应不同地区和群体的贫困或相对贫困问题。类型一是扶贫、赋权与社区发展,案例包括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微笑阳光·源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整合留守人群的社区照顾和农民合作社、云南连心给流动妇女提供社区就业和增能赋权的“绿工坊”、北京鸿雁社工服务最新以家政工为主体的“靓阿姨”社区经济探索。类型二是社会救助与社会投资,包括成都市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的义仓、昆明五华区益心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针对流动儿童发展的社会投资实践,以及云南连心组建流动职工工会提升劳动维权、城市工作和社会包容的工作。类型三是城乡社区治理,以河南省登封市周山村的乡村妇女组织工作与修改村规民约巩固性别平等社区治理,以及北京市朝阳区近邻社会服务最新介入农转居社区的社区教育为典型案例。类型四是打造区域性社会工作生态,作者分享了以流动人口社区服务为起点,逐步培育“心社工”网络和建设云南社会工作公益生态环境这一行动研究案例。在笔者看来,上述本土案例的共性是区别于治疗型、补救型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突出了“变革”“抗逆力”“自主”“社区为本”“优势视角”“增权赋能”“生计”等发展型社会工作的核心概念,具有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多层次干预模式,且涵盖了儿童、青年、家庭、社区等社会工作服务领域。
书中还收录了台湾的发展型社会工作案例。其一是南投县埔里镇“厚熊笑狗”生活照顾体系。该地经历“9·21”大地震后,孕育出许多不同在地议题深耕努力的非营利组织社群。2017年起,台湾暨南大学与这些组织合作,盘点长者照顾需求并组成行动团队,从社会投资概念出发,让“高龄”与“长照”成为带动在地产业发展与获得收益的议题,从而超越了依赖政府财政的社会福利思维。其二是台湾嘉义市大林镇森呼吸生活馆以换工建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使换工成了“服务和照顾的连续进程”,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形成了互为主体的关系。
由于两位作者强调南非发展型社会工作的参考价值,此书引入了南非发展型社会工作的理论、原则、干预模式、角色和专业技能知识体系,以及相关案例。社会福利学者帕特尔(Leila Patel)指出,“社区为本的发展型社会工作”(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CBDSW)是南非发展型社会工作多重干预策略的重点。两位作者专门翻译了她的一项干预研究。帕特尔对以经济救助与家庭照顾干预措施相结合的“我们照顾家庭”(Sihleng'imizi)( 此为南非祖鲁语,英文为“We Care For Families”)
项目进行了准实验设计,证明了小组聚会和同伴支持可以协助领取儿童补助金的家庭改善家庭关系,扩大照顾者在儿童教育中的参与,并提高财务管理能力,加强社会和社区连接,同时,营养和食物、卫生知识方面的小组目标得到较好的实现。可见,发展型社会工作并不排斥实证研究方法,其实务成效可以通过准实验设计研究进行检验。
本书还梳理了我国学者在发展型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进展。其中,陈涛聚焦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主流化,综述了梅吉里、谢尔登、吉登斯三位学者的政策分析,提出发展型社会工作以“社会权利”和“社会结构”两个核心关注点与其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房莉杰则分析了发展型社会政策与反贫困战略的关系,提出新时期的反贫困战略更符合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特点:在微观上,对于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会有更多保护;在宏观上,也更能调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最后,作者分析了发展型社会工作在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回顾了不同期刊文章和研讨会中学者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或发展型社会工作的论述,并提出了后脱贫攻坚时期发展型社会工作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
通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具有五大特色,值得读者学习与借鉴。
第一,以贫困治理视角突出发展型社会工作的政策导向。作者指出,我国贫困治理的演化为社会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参与模式,我国社会工作是反贫困事业中的重要力量,其回应本土社会发展需求的实践有待被记录、反思与推进。书中讨论了脱贫攻坚政策的演变和对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要求,尤其是参与贫困村和贫困户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一方面,发展型社会工作应悬置传统补救型社会工作的知识,把握政策机遇,积极参与应对相对贫困治理语境中的社会发展挑战,从贫困、失业、公共服务不足、困难群体的生活处境等社会发展方面设计介入策略;另一方面,发展型社会工作介入需由发展型社会提供政策条件,两者相互配合,方能取得贫困治理的最佳干预效果。
第二,将全球视角与本土经验有机结合。透过书中高质量的文献综述和收录的重要论文,读者可以全面接触到发展型社会工作的中英文文献,了解发展型社会工作国际研讨会的概况。读者只需翻阅数篇序文,便能对发展型社会工作的实践脉络和理论流变有准确的了解。作序者聚合了发展型社会工作领域具有学术声望的学者专家,读者从文字中可以体会到先行者们基于共同理想的辛勤工作与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例如作序者古学斌教授写道,“希望读者明白这本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他们扎根社区、精耕细作、慢慢思考和提炼得来的……社会工作就是这样在实践中一点一点‘学做’与‘实做’累积起来的,它有前世和今生,不属于谁的模式”。
第三,聚焦于社会工作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创新实践。基于历时约20年的精准扶贫、乡村合作社与城市贫困案例,两位作者纵向梳理了本土发展型社会工作20年的演化过程,扩大社群参与和改善生机,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成效。同时,该书首次提出了发展型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应用场景不限于资源相对薄弱地区,还包括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源薄弱社区和社群。通过家政工“靓阿姨”社区经济、旨在扶贫济困的“义仓”、“厚熊笑狗”生活照顾体系等案例,该书展现了发展型社会工作在我国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领先地区亦有出彩的实践。
第四,突出社会创新作为发展型社会工作的关键策略。作者多年以来对社会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笔耕不辍,写过“社会工作推动少数民族妇女共创社会企业”(Xiang & Luk, 2011)与“新波兰尼视角下社会工作在实践中整合社会创新策略”(郜宪达、兰树记、陆德泉,2024),也曾出版《服务—学习:从教育创新到社会创新》一书,提倡以服务学习模式连接教育创新和社会创新。他们在发展型社会工作领域的著作批判并试图超越依赖政府财政的、致力于改变个体而不是社会工作的主流社会工作,这显然需要巨大的社会创新能力。书中收录的研讨会发言中,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黄洪教授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即社会工作者不是被动等待政策改变,而是扮演变革者行动者的角色,有勇气应对资源不足,积极推动社会创新,赋能弱势群体的意识与能力提升及生活改善。
第五,提倡行动研究作为发展型社会工作的方法论。发展型社会工作既强调文化关联性,也强调在发展过程中联结社会和经济的维度,这要求社会工作者能够长期扎根实践,并具有批判反思能力。作者呼吁国内社会工作学界敢于抛开“学术与专业权威”的身份,回到社会发展和文化脉络的相关性中,根植于在地知识立场、释放社会创新想象,以行动研究共同推动、共同探究发展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对此,他们提供了连心项目的行动研究经验,即通过举办行动研究与学习工作坊,从而开发包容性社区发展工作模式、促进国内社工学者与资深社工交流、协助一线社工提升行动研究能力,笔者认为这为有志于从事行动研究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同时,书中收录了南非学者对经济救助与家庭照顾的干预研究,说明发展型社会工作在研究方法上的开放性。
当然,从第三方评议人的角度来看,此书也略有不足。首先,该书较少着墨于发展型社会工作的局限性。批评者指出,发展型社会工作的主要局限是实践的模糊性及其社会工作发展角色的不确定性,连发展型社会工作的倡导者也不总是能够用一种清晰且连贯的方式来解释发展实践(Midgley & Conley,2010)。Loffell(2008)用南非儿童保护领域的发展转型说明了这一局限。她指出,南非的儿童忽视、遗弃和虐待比例较大,现有儿童保护系统尽管不尽如人意,但能提供少量的保护,如果没有找到清晰界定的替代方法就改革现有系统,可能会造成灾难。并且,南非政府的发展型政策话语具有冲突,一方面批判传统的、个人主义的干预模式和推崇权利为本,另一方面其司法系统仍然采取个人主义的干预模式。当儿童社会工作者被要求放弃传统的干预方法,而选择一种模糊的、权利为本和发展取向的模式,回应受虐儿童需要的任务就都压到了非营利组织中的社会工作者肩上。可见,我们对南非发展型社会工作也应批判性借鉴,遗憾的是该书较少呈现这些反思的声音。
该书的出发点是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经由我国港台地区引入英美的补救型社会工作与大陆的社会发展需求存在差距,基于对反思英美补救型社会工作的共鸣,作者将我国贫困治理语境下的社会工作行动经验汇聚成书。然而,笔者认为,该书作者对发展型社会工作和补救型社会工作的观点稍显二元化。有学者指出,发展型社会工作并不全盘否定欧美社会工作的个人服务模式和社会服务模式,而是通过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重组个人服务与社会福利的干预方法(Midgley & Conley,2010)。或许是由于该书作者对补救型社会工作采取鲜明的批判态度,该书在案例选择上较少涉及发展型社会工作与补救型社会工作相结合的案例。笔者认为,既然我国贫困治理致力于实现贫困与相对贫困人口的多元化、差异化现实需求,那么发展型社会工作除了在儿童与妇女发展、老人照顾、家庭服务、社区治理等领域发挥价值,有没有可能嵌入医务、司法、无家可归者等更广阔的服务领域,从而促进贫困治理的政策进步呢?基于这一理由,笔者认为该书对发展型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所做的探索虽然重要,但尚不全面。未来还需进一步挖掘发展型社会工作在贫困治理的多元服务领域中的实践经验,开拓我国发展型社会工作重构现有社会工作服务与社会福利体系的新思路。
该书在结语中提及,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发展型社会工作思路,包括社会发展权利为本,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和谐互动,生态、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的内生动力、民主和参与的理念和价值,以及社会发展的多元治理和整合。这些思路,包括书中的“发展型社会工作的动态模型”“文化资产整合式社区发展模式”等理论与实务模式,可能会让前线社会工作者感到理论概念过于复杂且缺乏亲和力,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笔者呼吁读者以批判性的视角阅读此书,积极参与对话,共同创造更贴近实践者语言习惯的发展型社会工作概念,并撰写更具可读性的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故事。
最后,该书认为与商业模式合作、与建筑艺术跨界合作的社会治理创新会为本土的发展型社会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与动能,但是较少涉及社会工作者进行跨专业合作的困难和挑战。梅吉里与康莉(Midgley & Conley, 2010)认为,专业化进程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正在窄化,社会工作者承担发展实践的专业能力不足,不少原本交给社会工作者的服务领域正在进入其他的专业人士。例如,社会工作者原本是发展社区组织的专业人士,然而如今政治活动家、社会学家、律师、城市规划师、经济学家和草根志愿者都活跃在社区组织中。他们认为,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经验不足已然成为发展型社会工作的阻碍,因此,有必要进行社会工作教育改革以促进发展型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笔者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笔者在2021年曾与向荣、陆德泉两位老师相聚,当时向荣老师提及读到自己所教社工学生的实习日志,这些实践记录是20年前手写的。透过发黄的纸张,她回忆那些学生在实践中的变化,想起了社工课程上带领学生开展服务学习的痛苦与感动,说自己以后希望对这些文本进行分析和写作。因此,笔者甚是期待两位富有活力的社工老师继续书写,传授对自己多年以来在高校第一课堂、机构与社区第二课堂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经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流动”(Panta Rhei),愿我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中保持思考、书写与创新的能力。
参考文献
郜宪达、兰树记、陆德泉,2024,《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再嵌入策略——新波兰尼视角下社会创新的启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向荣、陆德泉主编,2016,《服务—学习:从教育创新到社会创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向荣、陆德泉等,2023,《发展型社会工作:贫困治理视角》,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向荣、陆德泉主编,2018,《“流行社工”路:云南连心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Loffell, J. 2008. “Developmental Social Welfare and the Child Protection Challenge in South Africa”. Practice: Social Work in Action 2.
Midgley, J. 1990.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Learning from the Third World”. Social Work 4.
Midgley, J. & Conley, A. 2010.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Skills for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iang, R., & Luk, T. C. 2011. Friends or Foes? Social Enterprise and Women Organizing in Migrant Communities of China.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