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如今已采取了可以被称为“投身转向”（engaged turn）的一种做法：他们决定以批判的态度参与到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的探讨中，并以此为标准规划研究项目。这与该学科早期的各种概念化方式形成了戏剧性的逆转。那时人们特意选择尽可能远离现代世界的主题；或者装出某种遥不可及的样子，即便明显不是这样；再或强调人类学家要秉持一种超然而客观的立场。与此相反，当代人类学的大多数工作都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现在人们选择某个项目常常因其涉及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或者参与本身被带入公众视线并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忽略；或者人们认为人类学家的角色是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批判性介入，有时会是激进的活动者。

我也发现，对于这一转变是好是坏，人们有各种看法，包括认为这类工作过于“主观”或是“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因此不够“科学”或“学术”等。这一争论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我想就此先谈几点。谈到我和我尊重的每一位人类学家，包括本文将要讨论的几位作者的工作，我想说的是，事实刚好相反：这类工作实际上始终严格遵循数据的准确性，并坚持所有的分析和解释必须基于来自田野材料的证据等原则。换言之，采取投身的立场，与坚持准确性、以证据和事实为准绳等科研工作的基础原则并不冲突。唯一的区别是，不将自己说成是投身人类学的那些工作，其“偏见”往往是隐匿的，而投身人类学的“偏见”是公开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凭直觉便能知道投身人类学是什么，但它在实践中到底是怎样的？在本文中，我借鉴了一些新近的民族志研究来思考这个问题，并从民族志的三个广义维度，即研究概念的提出、研究方法的选用和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出发进行探讨。关于研究概念，我会探讨这些专著中各式各样的对“权力的各种不对称性”（asymmetries of power）的批判，包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军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等。我认为，立足于权力背景是投身或批判人类学的必要条件。关于研究本身，我考察了它们所采用的一系列方法，尤其是有关投身参与立场相关的方法。当然，今天大多数优秀的民族志都涉及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策略。很少有人类学家仍然能在一个村庄里待上一年的时间，其间只进行观察而不做其他事情。正如我将要讨论的那样，这种投身参与的立场和姿态将方法论的创造性推向了新的方向。关于民族志的写作，我提到了一些有关再表征策略（strategies of representation）的问题，包括写作风格、对视觉材料的使用和文本的其他方面，这些问题也都是相对于民族志的投身参与而言的。

本文将要讨论的四本书分别是：考克斯（Aimee Meredith Cox）的《变形者：黑人女孩与公民权之舞（Shapeshifters: Black Girls and the Choreography of Citizenship，以下简称《变形者》）、德·莱昂（Jason De León）的《敞坟之地：移民路上的生与死》（The Land of Open Graves: Living and Dying on the Migrant Trail，以下简称《敞坟之地》）(译者注:本书在2024年4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引进出版，译名为《移民路上的生与死：英墨边境人类学实录》)、爱德华兹（David B. Edwards）的《烈士大篷车：阿富汗的牺牲与自杀式爆炸袭击》（Caravan of Martyrs: Sacrifice and Suicide Bombing in Afghanistan，以下简称《烈士大篷车》）以及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的《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以下简称《末日松茸》）。它们是我从2018年获得美国人类学学会各部门奖项和史戴利奖（J. I. Staley Prize）的一批书籍中挑选出来的。(为了有效控制作品数量，我决定只考虑我构思本文之前的一个颁奖周期。大多数奖项的授予年份是2018年。但有些奖项不是每年颁发，其最新奖项可能在之前一两年颁发。德·莱昂、爱德华兹和罗安清都在2018年获奖（德·莱昂和罗安清在早些年也获过奖）。考克斯在2016~2017年的一次颁奖中获奖。我还查证了英国的人类学领域是否有图书奖项，据我所知，那里还没有)这批书籍共有20本，其中大多数都称得上某种形式的“投身民族志”。我之所以选择这四本书，主要考虑因素在于主题的多样、所涉地区与写作方式。让我先澄清以下几点。

首先，我想强调，有很多优秀作品从未获奖。因此，这里我无意暗示只有获奖作品才值得讨论。我只是把获奖民族志库作为一种开启工具，让我能读到那些业已得到认可，并被视为能很好代表该领域重要成果的作品。(我计划为2019年AAA会议上乌尔夫·汉纳兹（Ulf Hannerz）组织的节日小组撰写一篇论文，再次讨论这批著作)

其次，本文并非旨在比较或批判。我不想对这些著作加以批判性的评论，也无意比较（不论批判与否）这些著作在投身人类学视野下的差异和变幅。我只把它们作为一组能够呈现投身视角的一些关键维度的文本，以便在本文中我能对这些维度进行阐释。

最后，我撰写本文的目的并非要指出投身人类学的出现是一个新现象。事实上，今天大部分这类工作的谱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各种政治与理论相结合的运动此起彼伏，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反殖民主义和持批判视角的种族研究（Ortner，2016）。虽然如此，我仍然认为，现在这类工作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过去已有不同。彼时，投身人类学是一种相对规模不大的小众实践（niche practice）；在我看来，近年来它却囊括了本领域的主要工作，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不论怎么说，这篇文章并非旨在给投身人类学编写历史或者谱系，而是试图探讨投身视角在不同层面与既有人类学实践的互动，以及相互影响的诸种方式，包括研究概念的提出、研究方法的选用和文本策略等。

01 概念化：对权力的批判

如前所述，以某种形式批判“诸多不对称权力”是投身人类学的核心，或许也是它的本质特征。当然，正如权力有着各种形式，对它的质疑也有各种形式。本节将对这四部民族志作品的内容加以简要介绍，并依次说明这些作品中呈现的权力形式及其批判路径。

考克斯的《变形者》研究了密歇根州底特律一家流浪者收容所中贫穷的黑人女孩和年轻妇女的经历。这项研究的出发点是，这些年轻女性实际上处于该社会各主要权力和地位等级的底层，包括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她们是黑人，是女性，并且很穷。她们还是无家可归的人，即便家庭这个安全网再破旧，她们也被排除在外。读罢此书，我们看到了对于该黑人社区整体，尤其对于这些女孩的经历来说，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看到种族和贫穷问题的交织对所有社区成员都有致命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了，不论物质上还是情感上，女孩和妇女对社区有限资源的获取都比男孩和成年男子少。我们进而看到了，过去几十年来，种族、性别和贫困的有害组合是如何与更广泛的历史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随着经济的去工业化，底特律市实际上破产了，就业机会相继流失。

这本书的一个要点当然是展现这里人们严酷的生活境况以及维系这一境况的美国的司法不对称性。但这并不是一本关于苦难的民族志，恰恰相反，这本书的主旨是向我们展现这些女性的人性品质，特别是她们和其他人一样，应该得到社会的基本照顾和保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韧性”（resilience）问题。事实上，在理解性别不对称性的问题上，考克斯对于“韧性”这一修辞方式完全持反对态度。她认为在这种不对称中，人们期望黑人女性照顾其他所有人，但当这些黑人女性需要被照顾时，她们依然只能靠自己。继而，考克斯将这些女性称作“变形者”——她们重新定义了束缚她们的空间和规则。正如考克斯（2015：26）在阐述“变形”这一论点的大段文字中所说：“我对黑人女孩们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很感兴趣。这些理论和方法帮助她们改变那些或限制惩罚，或支持关怀她们的空间形构。”

德·莱昂的《敞坟之地》明确地置身于人类学的投身转向中。这本书收录在加州公共人类学系列丛书（California Series in Public Anthropology）中，旨在“强调人类学家作为投身入世的学者的角色，并通过民族志重新定义公共辩论”（De León，2015：前言）。这本书从多个角度叙述了试图非法入境美国的墨西哥人和其他国家移民所遭受的暴力以及他们对这些经历的感受。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指美国的国家权力，具体表现为日益严苛的移民政策。最近的政策变化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没有证件但试图过境的人必须穿越条件极端恶劣的索诺兰沙漠（Sonoran desert），许多人在途中死亡。

本书的内容之一在于呈现移民们非凡的坚韧，他们为了给自己和家人寻求更好的生活，有时反复踏上这条艰难的旅程。但这本书的重点是关于沙漠的民族志。沙漠是国家暴力的化身，通过自然原因——让人饥渴、中暑、受伤和过度疲劳——夺走生命，而国家的代理人则可以否认这种行为的意图性。除了死亡本身，德·莱昂还向我们展示了“自然原因”如秃鹰和昆虫等破坏尸体的方式，会使受害者家属陷入一种持续的情感困境，他们永远不能确知亲人的下落。德·莱昂如下总结他的用意：“我的目标是揭露我们的边境管理中不人道和虚伪的地方，展示我们的边境执法系统对人们生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Jason De León，2015：284）

爱德华兹的《烈士大篷车》讲述了他与阿富汗人民接触的40年间，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在阿富汗激增与变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权力维度是可以被称为全球军国主义（global militarism）的权力。先是苏联军队，后来是美国军队，为了各自的目的，肆意践踏阿富汗全国各地，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层面造成了巨大破坏。同时，这也是一个愈发暴力的抵抗形式持续扩张的故事，始于反对苏联和阿富汗等国家力量的地方抵抗运动，随后涉及像基地组织（Al-Qaeda）这样的跨国运动，以及近年来试图掀起“全球圣战”的ISIS。每一次运动都比前一次更加猛烈和暴力（David，2017：215）。

爱德华兹以一个非常具体的现象作为棱镜聚焦他的研究，即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形象的出现。他将此既作为理想型，也作为实践型。根据他自己和其他人在该地区的早期研究，爱德华兹认为，自杀式炸弹袭击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关于男性荣誉的文化规范。因此，本书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现在（变成这样了）？”（David，2017：15）他回答该问题采取的方式是，呈现各种入侵势力、当地所受的影响和反应，以及渐进的文化转型三者之间的互动历史，在此过程中，自杀式炸弹袭击日益常态化。爱德华兹力图用民族志的方法理解那些某种程度上属于暴力的行为。对此，他辩护到：“理解其他社会世界中人的行为是人类学者的工作。现在，坚守这一职责仍然至关重要。”（David，2017：215）

蘑菇乍看起来不像一个有关“投身人类学”的主题，但在罗安清的笔下，它确是如此。在《末日松茸》一书中，罗安清将围绕松茸展开的社会生活视为透视21世纪经济和环境危机的棱镜。如她所言，这是一个“有关在资本主义废墟上生活的可能性”的隐喻。这本书对松茸的“供应链”进行了广泛的民族志探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价值是如何从尚未被资本主义完全控制的场所“打捞”出来的。这些场所既包括蘑菇生长的森林，也包括采摘、分类和销售蘑菇的社会关系。因此，这本书提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新维度，并对“经济多样性”（economic diversity）进行了探索，包括罗安清所说的“边缘资本主义”（pericapitalist）的形成。这可能提供了社会生活的另一种视野。最后，这本书也是一部多物种民族志，探索了整个森林世界，人类在其中只是更大的“聚合”（assemblages）中的一个元素，并探索这些“聚合”中存在着何种栖居于资本主义废墟之上的生活。

正如这些观点所表明，书中“权力”的关键形式是资本主义。与此相对应，该书的理论框架便是罗安清自己曾参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feminism），或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feminist-Marxism）。这一模式从资本积累机制的问题开始，如罗安清（2015：133）所说：“积累……将所有权转化为权力。那些拥有资本的人可以颠覆社区和生态。”。但这是一种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尤见Gibson-Graham，1996）和以民族志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各种结合（比如Aihwa Ong，2006；Sylvia Yanagisako，2002；Jane Guyer，2004），它得以提升和转型。对马克思主义的更新，始于对“工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中心形式”这一模式的挑战。新的理论观点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时常呈现为“打捞”（salvaging）的形式，意在“充分利用未被资本主义控制的生产价值”（Tsing，2015：63），包括自然资源和人类。在各种类型的场所以及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诸形式之间，供应链是担任“转译”（translations）功能的工具。这些观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更新，也意味着经验主义/民族志的关注点向新的场所类型的转移，还是捕捉新的政治类型的可能性的尝试——“与其把我们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有关资本主义的想象上……我试图展示在既使用又拒绝资本主义统治的场景中的不稳定生活。这样的组合告诉我们，即便历经资本主义破坏，这个世界仍能留存些什么”（Tsing，2015：134）。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作品，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没有在此讨论的作品，都根植于权力的不对称性。我们看到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各种混合和交叉，如何给我们的研究对象——那些我们试图理解的人们，造成了具有伤害性和破坏性的环境。这些都是我在其他文章中称为“黑暗人类学”（dark anthropology）（Ortner，2016）的例子。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下，投身转向也是朝向生活里暗面的转向。

这种对人类苦难的关注被批评为是一种可戏称为“悲惨色情”（“misery porn”）的形式，即片面强调社会的消极一面，而忽视了社会生活中与爱、关怀、善良、支持和团结有关的各面向(见Ortner（2016）对这一讨论的总结)。但是，事实上这些书都没有忽略后者。恰恰相反，他们试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字面或隐喻的废墟景观中，阐释人们实现社会支持、自尊、文化整合和政治想象的方式。也就是说，它们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明：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生活的良善与伦理面向生发于权力形构之内，并与其相抗衡，而非外在于权力形构。

02 研究方法的选用：行之有效即可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方法论工具箱便因应各种压力开始不断扩充，其中一些从一开始便与投身转向密切相关，而另一些则是该领域更广泛的转变的一部分。例如，由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首先提出的多点田野工作（Marcus,1998），开始并不是投身转向的一部分，但却被很自然且有效地整合到其中（例如，对“供应链”的研究）。另外，人类学研究中逐渐增加的历史维度，则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Wolf，1982）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如Dirks，2001）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投身转向密切相关。最近的发展，也是和投身转向最为相关的，则是人类学家开发的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研究策略。他们凭此得以进入通常无法进入的权力场所，包括那些具有支配性的、强有力的团体世界（如关于阿根廷军事独裁政府的研究）（Robben，2007）和具有封闭性的、被支配的群体世界（如关于美国监狱的研究）（Burton，2018）。

让我再次重申，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构建系谱，而是要检视投身转向如何与人类学的各个面向互动，以及人类学家为此所发展的方法论策略。回到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书籍，我们能找出大量针对具体研究的策略上的创新，同时也有一个更普遍的折中主义方法，看起来全由“投身”这一事实驱动而成。换句话说，由于投身的动因是要回答某些具有时代紧迫性的问题，方法的选择行之有效即可，即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都能被用起来。（“理论”也是如此。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并没有将“理论”作为本文的中心范畴。我在最近的另一篇论文（Ortner, 2016）中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同时，似乎并没有主导此处讨论的民族志框架。这些民族志都不是由一个单一的总体理论框架驱动的。相反，理论的使用像方法论一样，是折中的（灵活地运用）：行之有效即可。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上的不连贯。这意味着这本书的连贯性是通过问题而不是方法和/或理论产生的。）

考克斯花了八年时间在底特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从事各种工作，目的是了解无家可归的年轻黑人女性的生活。她在该组织的所有分支机构工作，先是作为志愿者，后来成了一名有薪酬的工作人员。她在不同时间指导了两个项目，最终作为合同工为该组织启动了一个实验艺术项目。在这项研究中，考克斯使用的引人注目的“方法”是参与观察法的加强版，包括延长研究时间、直接参与庇护所的工作并融入年轻女性的生活等。事实上，这些女性明确表示，这是允许她做研究的条件之一。虽然大家都知道考克斯是一名人类学研究生，观察她们是其博士论文研究的一部分，但还是告诉她：“你不能只是坐在那里做笔记。”（Cox, 2015：35）考克斯也的确没有这样。她写道：“我与年轻女性和员工的关系是在八年的日常接触中形成的，这些接触时常会挑战社交与职业、私人与公共、工作与家庭的界限。”（Cox, 2015：32）

在其研究中，虽然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没变，仍是通过深入的参与观察努力实现对另一个文化世界的洞察，但“投身”体现在许多方面。一方面，考克斯认识到，她的黑人女性的身份使其能够获得这里的黑人女性的信任并接近她们，但同时，她的阶级特权（以教育资本的形式）又让她与她们区分开来，生成了一个她所谓的“可变屏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真实性均投射于其上”（Cox, 2015：31）。另一方面，考克斯从来没想过她只是到那里去“研究”一些身陷困境的人；相反，她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都超越了参与观察，总是涉及创造新的机会、可能和计划，去为这些年轻女性的生活和未来做出贡献。有一次，她这样颇有距离感地评论来此做研究的其他学者：“我总是在主持工作坊或参加会议时想，这些研究者从房间的后面看到的这个机构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与紧紧制约着我们的那些真实利害关系保持着距离。”（Cox, 2015：34）

为了观察、描述、解释和理解美墨边境移民制度暴力的意图，德· 莱昂使用了让人称奇的多样化方法工具箱。德·莱昂之前接受的是考古学训练，但在该项目中他从事民族志研究。他明确使用了广义人类学四个分支的知识，即“民族志、考古学、法医学和语言学”，以“反驳那些先入为主的，预设了人类学是何样态以及人类学如何在政治敌对环境中得以应用的观念”（De León，2015：14）。在民族志方面，首先，他花时间待在美墨边境的墨西哥一侧为移民提供的庇护所里，并在沿着边境墙边的被当地人称为拉林奈（la Linéa）的地带与形形色色的人聊天，其中也包括那些打算移民的人。这些人常常聚在这里，搜集信息并商量行程安排。之后，德·莱昂的民族志工作包括在几个城市（厄瓜多尔的昆卡和纽约市的皇后区）拜访移民的家人，以及在墨西哥、美国与他最初在庇护所里认识并熟络起来的两名移民——门莫（Memo）和卢乔（Lucho）——保持来往。

德·莱昂特意决定不参加真正的越境尝试，部分因为这是非法的，部分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参与可能给越境者带来麻烦，一不小心就会破坏他们的努力。此外，尽管他能通过访谈搜集到关于越境经历的各种叙述片段，但人们不愿意长篇大论地谈这些令人痛苦的事情，因此他获得的关于越境经历的完整讲述的确少之又少。于是，他用上了考古学：他创建了“无证件移民项目”，让几组学生在几年时间里利用考古技术调查散落在沙漠中的越境遗留物，包括人骨、衣服、食品、水容器和背包（有时里面还装有个人文件）等。法医学通过分析人类遗骸（主要是人骨）来进行研究，考古学则是通过解读其他物质遗存来了解越境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痛苦、煎熬和疲惫，有时甚至是死亡。

爱德华兹对阿富汗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研究基于两种方法论——叙事史和公共文化形式解读。首先历史在爱德华兹想要讲述的故事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他想了解的是一个剧烈的文化变革过程。他谈到，自杀式炸弹袭击既应被视为新暴力形式的兴起，也应被视为旧文化形式如殉道和牺牲的转型。这段历史包含一系列事件：1979年至1989年的苏联占领，在此期间及之后被当地人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包括奥萨马·本·拉登）的到来，以及2001年“9· 11”事件之后的美国入侵等，也包括这些事件如何与当地社会政治安排和文化价值相互作用。虽然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做法源于巴勒斯坦，爱德华兹对此也提供了一些背景，但他认为，讲述其传播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自杀式炸弹袭击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不同地方生根，以及它如何与不同国家和文化的社会政治历史及其结构相互关联”（Edwards，2017：210）。

爱德华兹认为，该国原本的整个部落体系被一系列军事入侵和占领所破坏和动摇，权力和权威的重心从部落转移到入侵者/占领者的各种政治利益上。这种转变既是社会政治层面的，也是文化层面的，这就引入了对公共文化资料的解读。通过对流行杂志、视频和网站的一番仔细阅读，爱德华兹追溯了自杀式炸弹袭击日益增长的大众接受度以及被美化的过程。例如，他注意到，和中东其他地方一样，诗歌作为“表达文化价值、规范和政治信仰的工具”在阿富汗具有重要地位（Edwards，2017：35）。于是他对诗歌进行了解读，进而厘清“殉道”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哪些变化（Edwards，2017：第二章和第三章）。同时，他浏览了一些由年轻女性主办的网站，这些网站支持那些在自杀式炸弹袭击中牺牲的男性，并将他们浪漫化。他还研究了在公共场所执行并被视频传播的有关死刑的政治化表演，这是更大的“道德监管”（morality policing）运动的一部分。基于这些，他得以勾勒出一套关于暴力跨国运动如何利用地方文化价值观在特定背景下扎根的叙事。

在《末日松茸》中，罗安清使用了三种宽泛的方法论策略：多点田野工作（multi-sited fieldwork）、对“历史”的扩展使用以及多物种视角。多点田野工作是追踪“供应链”的内在要求，在此指松茸蘑菇的供应链。其中一个起点是俄勒冈州（Oregon）的蘑菇采摘营地，终点是这些蘑菇在日本的高端消费市场。罗安清在这两个地方都花了时间。但关于这一供应链的考量不仅包括物品/商品在空间中的穿行，还有它们所经历的不同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时刻，以及不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场所。罗安清仔细绘制了这些过程。

接下来，对“历史”的使用至少有两种不同形式。在其中一种形式中，历史是具有解释性的。例如，在观察美国境内的松茸供应链时，罗安清问到：“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间商？”并表示“最好的答案或许能从历史中找到”（Tsing，2015：67），即聚焦于沿途中各民族和各语系人口在不同地点持续变化的历史。书中对“历史”的另一种运用则是作为不确定性的标志，以及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如何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在上文提到的日本境内的供应链的历史中，罗安清展示了供应链特有的形式并非如主流叙事所言来自美国人自我标榜的专有技术和独创性，而是来自日本和世界市场相遇过程中所集结的创造力。“当不起眼的商品被用来阐释宏大历史时，世界经济被揭示为‘相遇处的不确定性’（the indeterminacies of encounter），这一不确定性浮现于历史的交汇处（historical conjunctures）。”（Tsing，2015：119）

最后，就多物种视角而言，本书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多点民族志，它涉及四地——美国、日本、中国西南和芬兰北部不同类型的森林，并检视了各地的森林管理过程。供应链指向罗安清所言的“转译”问题，而森林民族志则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探寻被不同文化所形塑、与森林相关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在此，罗安清使用了多物种民族志的标志性手法，虽然她没有用“能动性”（agency）一词，但尽可能地呈现了例如松树等非人类物种在塑造环境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民族志田野工作总是包含大量的创新和即兴发挥，这是民族志研究的本质。它尤其致力于对于意想不到之事物保持开放，发现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东西。因此，刚才讨论到的一些方法，如多点田野工作或多物种民族志（Kirksey and Helmreich，2010），已经成为重新思考常规民族志的各种努力的一部分。但投身人类学提出了新的方法论上的挑战，其中的一些关于可及性，当不对称的权力形式及其影响成为研究项目的核心时，这往往会成为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无论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弱势群体，都往往被排除在通常的社会接触范围外，难以成为民族志研究的关注点（Ortner，2010）。但正如前文所言，投身视角也能带来更广泛的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因为这项工作是由那些大家感到具有时代紧迫性的问题所驱动，需要使用所有能够提供最多洞见的方法来回答，甚至提出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在这些书中看到了一种无所畏惧地探索多元做法的工具箱，它建立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同时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学、考古学、公共文化、法医学和环境科学等知识体系，以求解一个批判性议程。( 关于多样化方法工具包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讨论，见Caldwell（2013）。这篇文章是关于研究“媒体行业”（例如“好莱坞”）的工具箱，但它提供了一种对任何民族志项目的开展都有用的模板)

03 民族志文本：知识、激情及其他

在最后这部分中，我将这四本民族志视为代表四种不同投身方式的文本。同所有学术著作一样，它们传达知识、信息和洞见。然而，除此之外，我还把它们视为传递情感的文本，包括激情、悲悯、悲伤和愤怒。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投身”的一部分。最后，我将讨论它们的结尾，即其对未来的展望。

关于知识，我先要重申一个观点，即投身视角和对学术严谨性的承诺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因此，我首先要说，所有这些书实际上都包含极其丰富的信息、知识、事实、解释、分析和洞见。考克斯的书，如我们所见，基于她对底特律流浪者收容所年轻女性长达八年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认识，让我们了解到贫穷且无家可归的黑人年轻女性是如何在历经各种艰辛的情况下，仍然努力重建生活并向前迈进的。德·莱昂的书基于一系列广泛且不同寻常的方法的配置使用，为我们提供了美国移民制度内部运作的深刻洞见，以及试图逃避该制度的绝望移民的想法。爱德华兹的书，基于他在大阿富汗地区超过四十年的研究经验，将他对该地区的丰富知识用于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汇聚在一起的，使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出现并得以正常化的各种力量。和德·莱昂的著作一样，罗安清的著作基于对诸多方法的使用，不仅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跨国和多物种的松茸供应链民族志研究，而且对资本主义本身进行了再理论化。换言之，在我转向情感问题之前，这些书籍在实证研究、分析和解释性的实质性贡献必须得到承认和肯定。

说这些书“传递情感”是在说几件不同的事情。一方面，作者不害怕表达自己对于正在写的内容的情感。他们对访谈者的命运忧心忡忡。他们对那些伤害他们研究对象的力量表示愤怒。对于那些在某些情况下无论是对人、社会还是环境所造成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和伤害，他们都表示绝望。所有这些都是“投身”的一部分，是对研究主题和对象的深切关心，而不是采取超然的立场。

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的情感表达也是面对读者的，他们显然希望激起读者的共鸣。沿循这一思路，其他的表达方式也和文字文本并驾齐用，以进一步调动读者的情感。德·莱昂和爱德华兹都使用了令人感到非常不安的照片。爱德华兹公布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死亡前后的照片，以及公开处决的视频截图。德·莱昂公开了一张死于穿越沙漠的移民之路的妇女尸体的照片。在这两种情况中，这些照片都是为了让读者目睹作者所写的政治暴力的形式。在德·莱昂的书中，他提到了反对他发布这名妇女尸体照片的一些意见，并为自己进行了有力辩护。他申明，让读者感到不安正是他的目的之一：“它让读者和观众感到不舒服，这是件好事，因为它也让……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感到不舒服。（相反）当这类死亡被感到很正常时，才是我们应该担忧的时候。”（De León，2015：210）。

考克斯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诗歌。考克斯研究中的年轻女性依靠公共交通通勤，但公共交通几乎完全不可靠。考克斯艺术工作室里的一位女性写了下面这首诗，它描写了为何一件简单的事就能轻易破坏穷人赖以生存的脆弱的工作和家庭秩序，比如晚点的公交车。

风、雨、炙阳和雪

四季流逝

她依然

伫立于此

在这里

等候

等候

等候

然而

她的老板不会等

她到达的时候

总是为时已晚

转个弯再回家

但58路车并不在乎

不在乎你的孩子

你的租金

还有

你

（De León，2015：225）

这些充满情感的文字、令人不安的照片，以及融合了愤怒和悲伤的诗歌都是作者用来表达情感和激发读者共鸣的方式。它们让读者和人类学家一同进入书中提及的问题重重的境况中。有时，这些做法也是故事中的现实政治的一部分。尽管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照片是已公开的素材，但爱德华兹发表的其他一些素材是由一名阿富汗记者提供给他的，这名记者希望这些照片得以面世（Edwards，2015：130）。那张沙漠中的妇女尸体的照片帮助德·莱昂找到了死者的家人。德·莱昂告诉了他们她的命运，从而至少让她的家人从为她杳无音讯而深感痛苦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那首关于公交车的诗歌变成了一场在公交车站上演的非常有创意的街头戏剧的序曲。这场戏剧是由考克斯艺术工作室的女性们组织的。

 最后，让我来讨论这四本书的结尾。它们都既总结了该民族志的目的，又蕴含了作者对未来的愿景。投身立场意味着这些书不仅要讲述一个个关于权力的真实故事、一个个具有强烈情感冲击力的故事，同时也要指出摆脱这些不公正和/或暴力情境的途径。鉴于题材差异，每本书对于未来的愿景必然有所不同，然而却共同强调了民族志如何为变革的可能性做出贡献。

在《敞坟之地》的结尾，德·莱昂首先明确地把希望寄托在民族志本身的价值和力量上。他把这本书描述为对联邦移民政策的“幕后观察”，并说：“如果这本书能起到什么作用的话，我希望它能让人们看到美国边境执法行为中尚未被看见的那些影响，并更多地关注其背后的暴力逻辑。”（De León，2015：284）此外，他将这本书描述为“一份由索诺兰沙漠（及美墨边境政策）幸存者提供的证词，以及一则给死于其中之人的讣告”（De León，2015：284）。引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话，他将为这些受害者哀悼视为“促进政治共同体意识”，并得出结论：“如果我们能公开为马里塞拉（Maricela）、何塞（José），以及成千上万同他们一样由于严苛的边境政策和迫使人们不断来美国寻找工作的全球化经济而遭受痛苦和死亡的人们哀悼，我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以及作为人类，我们对彼此所负有的伦理责任。”（De León，2015：284-285）

再来谈谈在《烈士大篷车》的结尾，爱德华兹将他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民族志价值的另一个面向上，即他者的各种观念及文化世界无论对于我们而言有多么陌生，我们也应尽力理解，这是人类学的根本追求。这不仅关乎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也关乎阿富汗人的近代史。“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更具有毒性，本·拉登的‘阿富汗阿拉伯人’现在让位给ISIS的追随者，他们沉迷于制造各种有关折磨和痛苦的视频。”（Edwards，2017：215）为了提供人类学阐释，爱德华兹这样论述到：“探寻这场灾难根源的做法，并非应用人类学者时常受到批判的那种软弱的道德相对主义。为了理解当地人想法而再现它，并不意味着接受或合理化这套观念。”（Edwards，2017：215）因此，面对可能让人感觉完全陷入僵局的局面，他呼吁，“在面对盲目的不理解时，要跨越代表分歧的那些界线，表现出尊重和同情”（Edwards，2017：215）。

考克斯试图想象该民族志研究可能催生出什么样的现实政治。在《变形者》一书开篇不久，她就引用了黑人女权主义学者凯西·科恩（Cathy Cohen）关于转型政治（transformational politics）的观点：“这并不寻求融入主导性制度或规范社会关系的机会，而是追求一种政治议程，旨在改变使这些制度和关系具有压迫性的价值观、定义和法律。”（Cox，2015：27）考克斯书名中的“变形者”指的便是在自己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含蓄地实践着这一议程的人们，就像她书中的那些（未）成年女性。考克斯在书的结尾敦促我们所有人继续这种将那些年轻女性带到公交车站进行表演的斗争：“如果我们……想绘制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必须动用我们所有的能力来想象一种不受制于国家控制并且不被资本主义经济左右的生活。当变形者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将底特律的街道重新界定为表演之地、关怀网络和公开批评的空间时，她们（呼吁我们）……继续斗争，重新掀起政治热情。”（Cox ，2015：234）

和考克斯一样，罗安清基于她的研究，更加明确地思考政治议程。与前面三本书中强烈的（负面）情感表达相比，罗安清的文本的情感基调相对冷静，有时甚至是戏谑的。这在一本关于世界末日的书中可能看起来很奇怪。然而，由于罗安清关注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目标，需要在生活方式、世界观和政治等方面都有极大差异的群体中寻找共同点，因此，这样写自有其意义。如果我们希望认真探讨建立这类全球政治的可能性，我们需要解决世界的环境问题。

罗安清认识到，不仅提出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案很困难，而且在当代背景下想象激进政治本身是什么样子也很困难。她说，这种政治曾经建立在“进步”的观念之上，但“进步”的观念属于一个更早、更乐观的时代，如今已经“不再有意义”（Tsing，2015：25）。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既需要应对资本主义的毁灭，又需要想象“在资本主义废墟中生活的可能性”。在这里，民族志又一次被提上了议程：“要理解资本主义……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资本家的逻辑中；我们需要用民族志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多样性，以及积累是如何通过这样的多样性得以实现的。”（Tsing，2015：66）于是，她在结论的最后一部分敦促我们看到各种经济体中运转着的多种形式的合作与协作，她将此称为“潜在的公地”（latent commons）。这些是政治团结的基础：“所有聚合都包含很多萌芽中的政治前景，并且……政治工作包括帮助其中一些成形……政治倾听则是为了洞察那些尚未阐明的共同议程的蛛丝马迹。”（Tsing，2015：254）

最后，让我提出我的简短结论。本文中，我尝试勾勒出我们所称的“投身人类学”所涉及的概念化、研究展开和进行写作的各种劳动。为了达到投身人类学的目的，我强调了对权力的批判态度、具有创新性且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及将严谨的数据呈现和强有力的文本策略相结合的写作方式的重要性。最后，我看到了学术研究中衍生出的对于未来的希望。作者们或多或少都将希望寄托于民族志本身，以揭示被当权者隐匿的真相，促进跨越不同文化和政治分歧的理解，为我们提供应对不公正的模式，并向我们展示了尽管存在深刻差异但仍然可能进行合作的前景。

参考文献

Amrute, Sareeta. 2016. Encoding Race, Encoding Class: Indian IT Workers in Berli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abül, Elif M. 2017. Bureaucratic Intimacies: Translating Human Rights in Turke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ialecki, Jon. 2017. Diagram for Fire: Miracles and Variation in an American Charismatic Movement.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rton, Orisanmi. 2018. Epistolary Praxis: Prisons, Letters, and Black Radical Kinship. Lecture presented to the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colloquium at UCLA, Culture, Power, Social Change (CPSC), Spring.

Caldwell, John T. 2013. “Para-Industry: Researching Hollywood’s Blackwaters”. Cinema Journal 3.

Castor, N. Fadeke. 2017. Spiritual Citizenship: Transnational Pathways from Black Power to Ifá in Trinida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Cox, Aimee Meredith. 2015. Shapeshifters: Black Girls and the Choreography of Citizenship.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e León, Jason. 2015. The Land of Open Graves: Living and Dying on the Migrant Trail.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irks, Nicholas B. 2001. Castes of Mind: 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dwards, David B. 2017. Caravan of Martyrs: Sacrifice and Suicide Bombing in Afghanistan.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bson-Graham, J.K.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Guyer, Jane. 2004. Marginal Gains: 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Atlantic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džić, Saida. 2016. The Twilight of Cutting: African Activism and Life After NGO’s.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ward, Penny McCall. 2017. Environment, Labour, and Capitalism at Sea: “Working the Ground” in Scotland.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Hubert, Henri and Marcel Mauss. 1964 [1898]. Sacrifice: Its Nature and Function, trans by W.D. Hal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unleth, Jean. 2017. Children as Caregivers: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Tuberculosis and HIV in Zambi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James, Deborah. 2015. Money From Nothing: Indebtedness and Aspiration in South Afric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irksey, S. Eben, and Stefan Helmreich. 2010. “The Emergence of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 In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 Special issue, Cultural Anthropology 4.

Mack, Jennifer. 2017. The Construction of Equality: Syriac Immigration and the Swedish Cit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rcus, George. 1998.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In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edited by G. Marcu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thur, Nyanika. 2017. Paper Tiger: Law, Bureaucracy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Himalayan Ind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intjes, Louise. 2017. Dust of the Zulu: Ngoma Aesthetics After Aparthei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eiu, George Paul. 2017. Ethno-erotic Economies: Sexuality, Money, and Belonging in Keny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lly, Caroline. 2017. Bottleneck: Moving, Building, and Belonging in an African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ng, Aihwa.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Ortner, Sherry B. 2010. “Access: Reflections on Studying Up in Hollywood”. Ethnography 2.

Ortner, Sherry B. 2016.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 Theory Since the 80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1.

Robben, Antonius C.G.M. 2007.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rauma in Argentin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Rojas-Perez, Isaias. 2017. Mourning Remains: State Atrocity, Exhumations, and Governing the Disappeared in Peru’s Postwar And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erdery, Katherine. 2018. My Life as a Spy: Investigations in a Secret Police Fil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olf, Eric.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Yanagisako, Sylvia Junko. 2002. Producing Culture and Capital: Family Firms i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