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与乡村有关的纪实性影像逐渐成为连接城乡、传播文化的桥梁。2007年，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行动计划项目（以下简称“乡村之眼”），通过赋予村民自主拍摄的外在条件，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乡村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不仅促进了文化的表达与传承，也为乡村社区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行动注入了新的动力。

过去，对“公益影像”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公益理念表达、社会议题呈现、公民道德建设等方面。有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公益影像的起点可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民间化、个人化纪录电影的兴起。进入新世纪，体制外潜行的‘新纪录运动’开始与社会观察、社会救助以及环保、扶贫、维权等社会行动结合，并在最近10年形成以公益为重点的发展趋向”（韩鸿，2020）。2013年以后，中国公益影像活动的增长速率加快，其作为一种社会创新形式，以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为导向。影像自身特质的重点在于议题的社会价值与相关群体的“被看见”。然而，随着对公益影像理解的深入，尤其是在乡村影像实践中，影像不仅是传播的工具，更是文化认知、社会参与和行动的催化剂。本文通过“乡村之眼”的实践经验，探讨其与公益影像的联系，分析影像如何赋能乡村社区，促进城乡理解，推动社会变革。

01 乡村之“眼”的概念与理念

“乡村之眼”（From Our Eyes）最初由吕宾等人于2007年在云南发起，“乡村之眼”的第一阶段是以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所支持的具体项目的形式出现，陆续在云南、四川和青海以每年一期的频率举办了三期培训班。（分别为2017年“乡村之眼：‘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项目第一期培训班”；2018年“乡村之眼：‘我们是主角’灾后社区生态文明重建影像记录行动第一期培训班”；2019年“乡村之眼：‘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青海牧民影像纪录培训班”。）项目受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郭净老师的启发，尝试在乡村发展的工作中应用影像手段，（本文作者吕宾曾在2006年参与“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地区开展工作，与当地青年妹兰合作，共同制作纪录片。在拍摄一对新人的结婚仪式时，通过与妹兰关于镜头保留时间的讨论，吕宾理解到影像对于村民表达自己文化的重要性，并体会到影像在乡村发展中的对话作用）旨在通过影像让村民记录自己的生活与文化，表达他们对自然、文化及社区的独特体验与理解。这个项目的核心理念在于将摄像机交给村民，让他们成为自己文化的讲述者，而不是由外来者代为发声。在“乡村之眼”的实践中，影像不仅是记录工具，也是一种赋能方法的具体体现。“乡村之眼”的第二阶段以2009年为起点。由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资助，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负责实施的“乡村影像计划”在学术界与媒体领域均产生具有较大影响，吕宾作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影像协调员参与其中，为自己的后续行动积攒经验。“乡村之眼”的第三阶段以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2015年在云南省民政厅正式注册为省级民办非企业单位为标志，其作为独立机构延续至今。

（一）影像赋能与自我表达

“乡村之眼”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影像赋能村民，让他们用自己的视角记录生活与文化。影像成为村民表达自我和发声的渠道，打破了外部叙述者的单一视角。通过影像创作，村民不仅能重新审视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还能参与到社会行动和文化自觉的建设中。在全球化背景下，乡村经常被简化为一种“他者”或“资源”，在这种二元对立格局中乡村的经验被边缘化，成为被阐释的对象而非叙述的主体。而这种“原生性观看之道”（“原生性观看之道”主要指在当代多元、流动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基于在地居民的视角所产生的视觉经验。）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与乡、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格局，让乡村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被看见（向丽，2023）。通过由乡村在地居民拍摄的有关乡村社区生活经验的纪录片，将村民视角作为出发点，由村民亲身拍摄和记录日常生活、传统习俗和自然环境等要素，“乡村之眼”既关注到了农村的社会问题，也促进了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认知与反思。在此意义上，“乡村之眼”超越了影像项目，成为推动社区自我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影像创作不仅记录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更是深刻的自我认知和文化自觉的过程。

（二）影像赋能与乡村再造

在“乡村之眼”项目的实践中，主要方式是对在地居民进行拍摄与剪辑方面的培训，提供技术、设备与项目资金支持。“乡村之眼”项目除了帮助村民掌握影像技术，更重要的是激活、鼓励村民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讲述故事。这一过程不仅是技能的传递，而且能使村民通过影像重拾文化表达的主导权。这意味着，影像赋能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体现在文化自觉上。村民在拍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影像反思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而参与到社区的保护与发展中，推动乡村再生。

村民拍摄的传统仪式、生活方式等影像是村寨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这些文化现象通过影像得以保存、传播，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产生新的解读和认知。乡村影像创作让许多村民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成为自己领域的专家，或者成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影像创作不只仅仅是记录，更是推动村民思考社区未来和自身角色的过程。以摩梭人尔青为例，他的早年作品《离开故土的祖母房》在2009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社区单元试映，引起热议。他拍摄了当地一位年轻人把自家的祖母屋卖掉的故事。祖母屋还被运到北京去展览，年轻人的这个举动在整个摩梭人社区里引发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舆论压力给他带来了持续性的影响。（祖母屋在摩梭人的祭祀文化、家庭结构以及生活空间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家庭仪式、祭拜都在祖母屋里举行。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与冲击，摩梭社会内部许多传统惯习已经失去对社区成员的约束力，卖掉祖母屋的行为将这些矛盾激化、显现）影片展现了多方人员（如家族长辈、邻居、年轻人本人、购买祖母屋并办展览的外国人、研究摩梭文化的学者、北京的参展观众等）对这项行为的看法，这些多元视角如实反映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处境，人们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样的行为能够取得社区的共识，以及在经济压力下如何维系摩梭人的文化认同与身份。

如今，尔青担任摩梭民俗博物馆的馆长一职，致力于摩梭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该博物馆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泸沽湖畔大落水村，由尔青与次仁多吉共同筹资创建，收藏了上百件摩梭社会历史文物与生产生活相关的老物件，并组织村内妇女在此进行传统手工腰带编织活动，并与外界合作创办泸沽湖艺术生活节等，从而以实际行动连接文化传承与现代社区建设。通过这种文化守护与创新实践，作为思考者和行动者的尔青，积极推动摩梭文化的持续发展与社区活力。

（三）乡村影像与文化认同

乡村影像的社会意义体现在通过影像载体存续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对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建构的探索。例如，在2006年参与“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中，吕宾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地区开展工作，与当地青年妹兰合作共同制作纪录片《嘎汤帕》。哈尼族年轻导演妹兰在拍摄传统婚礼时，坚持保留完整的杀猪仪式，尽管吕宾告诉他这一镜头在外界看来可能过于冗长甚至血腥，但对当地人而言，这是一种神圣的文化表达——哈尼族的老人能够通过杀猪仪式中的叫声知晓新人日后的子嗣情况。这样的影像记录了特定的文化实践，村民经此重新思考并认知自己的文化，这种重新审视的过程使村民能够看到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也能使“他者”更加了解民族文化的内在意涵，影像因此成为文化传承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工具。

这种基于现代媒介技术的表达在存续与展现传统的同时，还在当代背景下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通过利用现代科技与当代社交媒体，传统文化得以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分享和传播，获得外部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进一步促进乡村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使其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新的生机。

02 影像助力公益议题的发现与反思

从2007年至今，“乡村之眼”的实践经历可以被看作是不断深化对公益影像多维理解的过程。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作为关注影像公益的社会创新机构，不仅关注影像所传递的社会价值，更注重其在推动社会变革、促进群体自我认知方面的潜力。具体而言，影像在议题发现、社区行动、集体反思、多声道对话和数据活化这五个维度上展现了其独特的意义。

（一）影像助力公益议题的发现

公益影像首先关注的是对社会问题的呈现，特别是那些边缘群体的声音。“乡村之眼”注重在地影像记录者所记录的乡村社会的现实，尤其关注传统乡土智慧如何应对现代环境问题、影像如何记录社区故事、社区如何可持续发展、社区成员的生计探索与社区参与等重要议题。

在这些议题下，影像不仅使得上述相关的群体“ 被看见”，还通过具体的故事和生活场景让观众更全面地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例如，青海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在牧民兰则于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牛粪》中，牧民日常的言行揭示了牛粪在藏民生活中的多重角色——建筑材料、燃料、兽药、儿童玩具……牛粪不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资，更是藏族牧民与草原紧密联系的直接体现，是其生活与文化的基础。在影片中，牧民在摄像机前直接表达了他们对文化、生态失衡的担忧。在成都放映后，影片唤起了生活于城市的藏族人对于过去在牧区生活的深刻记忆，传统藏族文化中的生命观念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些作为文化记录的影像，具有成为唤起观众文化认同与社会责任感的媒介的巨大潜力。

2016年的影片《爱故乡之电信诈骗》，是社区年轻一代成员发现社区存在的具体问题后，主动开展参与式影像（Participatory Video）（韩鸿，2012）或社区影像（Community Video）（此处想要强调的是对于社区集体而言，参与式影像的社区论坛、社区纽带和社区教育功能带来的社区成员的归属感与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实验的成果。影片的主创人员是一群广西南丹的白裤瑶年轻人，牵头者名为何文兵。出于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自己孩子去大城市打工后可能会被电话诈骗的担忧，他决定拍一部微电影来告诉家乡的人们如何预防电话诈骗。何文兵与朋友们共同编写剧本，邀请本地村民担任演员，影片制作完成后在周边村寨放映。银幕上熟悉的面孔和本地方言让村民感到影片贴近自己的生活，其传播效果远超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电话诈骗宣传。

由于外部成员拍摄的影片通常不会留在社区内，也不会聚焦社区当前的问题与解决途径，“乡村之眼”的影像实践注重“影像回馈社区”和“影像协助社区”的具体效果。对于社区集体而言，参与式影像承担着推动社区讨论、维系社区团结、开展社区教育的功能，能够带来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和文化身份认同感，进而激发他们关注社区议题并主动参与到社区问题的解决中。

（二）影像创作激发社区行动

“乡村之眼”意识到影像创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发展并深入探讨社区问题的过程。在拍摄过程中，村民不仅在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细节与传统，也开始思考如何通过行动来改变现状，保护自己的文化与自然环境。影像成为他们表达观点和诉求的重要工具，并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纪录片《鼠兔》是青海牧民兰则在拍完《牛粪》之后的作品，影片通过调查不同人群对于草场退化的看法，借助调查的机会寻找解决方案，逐渐发现了草原退化（黑土滩）和鼠兔这一物种之间的关系。影片中采访了在若尔盖做草原修复的专家才巴让，他通过种草治理草场沙化问题。这让兰则看到了一种希望——也许牧民可以通过种草来拯救草原。于是《鼠兔》拍完后，兰则向“乡村之眼”提出通过种草恢复草原的想法，组织当地人形成种草小组。这意味着当地草场不再依靠外来的保护者，而是当地牧民被激发了内生动力和行动力，主动去寻求外界的帮助。这样的影像并非对乡村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对农村社会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深刻思考。

（三）影像传播激活集体反思

公益影像的价值之一在于其能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行动。通过影像作品在城市的展映，“乡村之眼”成功地将乡村的故事与现实呈现给更广泛的观众。这些展示乡村生活现状的影像深刻地反映了村民在面对环境、经济和文化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坚韧与智慧。

“乡村之眼”的影像作品在放映后引发了许多观众对乡村问题的思考，这种影响力超越了单纯的观看体验，使观众与被摄群体之间建立了情感联系。2024年6月至9月，“乡村之眼”与璞玉书店联合发起“北门回望”（ 在学术界有诸如“南方经验”“新南方写作”等表述，我们认为站在北边，回望南方，能够更好审视云南本土经验，因此为放映活动取名“北门回望”）系列放映活动。在6月19日《牛粪》的映后环节，一位观众分享了被影片所唤起的自己与牛粪有关的童年经历，她小时候在青海牧场生活时，常常被安排去捡牛粪和羊粪，所以对纪录片中的场景感到十分亲切。而在7月13日《麻与苗族》的映后活动中，有观众提问“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作为一个不懂任何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该如何用纪录片来呈现生活的乡村与那些带来触动的成长经历”。每场“北门回望”的观众人数在80~120人之间，这些乡村影像的线下放映以及映后的问答互动，进一步增强了观众与乡村社区现存问题之间的联系。这些讨论为观众提供了分享个人观点和感受的平台，从而促进了对乡村问题的集体反思，而这种反思潜藏着未来公益行动的倡导。

（四）影像促进多声道对话

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类学学科与民族志书写的反思中，民族志文本中作为写作策略的“多声道叙述”，成为一种有意识地反映多元视角和权力分布的实践方法。后现代人类学逐渐意识到，民族志的撰写不应由研究者的“单声道”所主导，而应通过“多声道叙述”来呈现被研究对象的声音、视角和主体性。其旨在挑战研究对象被研究者所单向叙述的传统关系，致力于呈现多层次的多元文化互动场景。

在公益影像领域，特别是在“乡村之眼”的影像实践中，多声道对话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乡村影像的先驱者人类学者郭净所言：“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信息。”（张文凌，2003）这一理念强调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多元声音。“乡村之眼”通过影像打破了单一话语体系，展示了村民对自己生活和文化的独特理解。影像为村民提供了表达自己文化身份的渠道，推动了不同地域间的对话。在云南、西藏、青海、广西等地，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村民通过“乡村之眼”项目，用影像记录了乡村的传统仪式、生产实践以及生活习俗等，为这些即将消失的文化提供了保存的途径。通过这些影像，观众不仅能看到当地风俗与习惯，更能深入理解背后的文化意义与价值。例如，2012年的影片《永芝，我的神山》记录了藏族新年时家家户户祭拜神山的大小仪式，影像既展示了仪式的表演，又传达了藏族人对自然和信仰的敬畏与依赖，并如实保留了祭祀仪式后村民集体联欢活动中使用卡拉OK话筒放声高歌、畅饮大理啤酒等场景。这样的记录方式能够在生活的细节里更加丰富地呈现文化的内涵，并且没有回避那些看似与传统文化事项不相关的部分，借助影像的形式在不同社会层面、不同文化维度之间搭建了交流的桥梁，连接不同的声音，推动文化共存与互鉴。

（五）公益影像数据活化

“乡村之眼”还积极推动影像纪录与高校的合作，促进公益影像数据活化，以催生更广泛和更长远的社会影响。通过影像数据库（ 2015年“乡村之眼”利用在云南大学、云南财经大学等高校与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利用NAS（网络附属存储）技术，为300多部由村民拍摄的纪录片搭建了数据库。数据库的使用许可需要向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申请，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协商使用条件，例如对于学术性使用数据库可以免费开放）的建设，“乡村之眼”将影像从单纯的文化记录提升为文化资产，推动乡村文化的长期保存与传承，这种合作还延展到了社会创新和社区服务的领域。影像不仅可以在高校教学中发挥作用，还能通过行动研究推动乡村发展。

2023年12月2日与3日在云南省华宁县冲麦村举办的“乡土· 影像论坛”，讨论了乡土影像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影像如何成为村庄文化记录的重要手段？当村民用影像将本土文化记录下来，它便成为村庄文化资产的一部分，从而更有助于本土文化的传承延续。例如在红河州切龙中寨，从2018到2021年，当地村民车志雄在村子里集中拍摄了3年的时间，其拍摄的影像涵盖村子里大大小小的祭祀仪式以及各种农耕文化活动等。第一年主要以培训和随意拍摄为主，尚未形成系统的记录意识，后两年则进入到系统的影像记录工作中。当拍完长达两年的村寨完整的四季轮回影像后，车志雄所积累的素材远超出了他个人能够独立整理和剪辑的容量。于是，“乡村之眼”与云南民族大学合作，委派5名本科生前往切龙中寨进行实习，学生除了产出自己的纪录片，也需要为切龙中寨影像传习馆的展出内容进行设计，并承担部分协助村民整理拍摄素材的工作。在当代媒介环境中，影像素材是承载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的基本载体，但未经档案归类的影像素材也会陷入碎片化的困境中。“乡村之眼”通过联动高校资源，协助社区成员对影像素材进行归档、整理与剪辑，并借助切龙中寨影像传习馆这一实体空间对其进行展演。在此基础上，无论是村民还是外来参观者，都能够经由影像反思他们的生活实践，围绕过去的村寨影像形构当下全新的文化记忆，推动乡村文化的复兴与重构。

03 小结

自2007年以来，“乡村之眼”通过影像在公益领域的多维理解与探索，展现了公益影像的多重意义。在公益议题的发现方面，聚焦乡村社区中的关键议题问题，倾听边缘群体的声音，帮助揭示乡村社区所面临的环境、文化和经济等方面问题的复杂性；关注与协助社区成员记录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效促进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同时影像自身也成为文化创新的催化剂，使传统与现代在实践中相互融合。通过与高校合作，“乡村之眼”推动影像数据的活化，将影像从记录工具转变为长期的文化资产，为社区的记忆保存和文化复兴提供了基础支持；借助影像与校本课程的结合，有效促进了地方文化的长期保存与传承，增强社区成员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在社会公众层面，通过借助腾讯“99公益日”的平台发起义拍基金的方式，依靠社会公众的捐赠力量支持村民进行持续拍摄与创作。

整体而言，影像的力量能够记录并展现乡村生活的真实面貌，促进社会的理解与互动，为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种对公益影像的多维理解和实践，彰显了影像在当代社会中的多重潜力，为未来的文化交流与社会变革提供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韩鸿，2012,《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当代中国参与式影像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韩鸿，2020，《公益影像、倡导传播与中国社会纪录片的当下进路——基于2008-2018年中国公益影像的调查》，《南京社会科学》第1期。

向丽， 2023，《观看之道与本土美学——〈本土美学：原住民艺术、媒介与认同〉导读》，《民族艺术》第5期。

张文凌，2003，《云南藏民用自己的影像传达自己的文化》，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1月9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3-01/23/content_6021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