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宗教慈善到公共之善

（一）宗教慈善作为制度遗产

英文中涉及“慈善”概念的词语体系具有显著的历史演进特征。其中，Charity 特指宗教组织承载的慈善功能。在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从事慈善事业是宗教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因为宗教组织要对教区内教众的生存困 境 作 出 回 应（Daunton，1996）。 因 此， 慈善的历史基础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宗教社会治理的主体身份，宗教慈善铺陈了现代公益的原始基因。中世纪欧洲的教会体系不仅承担着精神指引的职能，而且实质性地承担起包含婚姻登记、财产管理、征收十一税在内的社会治理职责。教会体系既是信仰共同体，又是掌控物质资源的社会治理主体。这种政教合一的治理遗产，为理解当代宗教慈善提供了历史参照。本人 1996 年在环太湖地区和浙江台州的田野调查显示，无论是太湖沿岸本土宗教场所的复兴，还是台州玉环基层社会基督教信仰的兴起，都与韦伯所述新教伦理的物质分配功能形成了跨时空呼应。20 世纪 90 年代后 期，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中的传教小团体在环京津贫困带的实践，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宗教组织通过物质援助实现精神渗透的行动逻辑。

（二）制度化慈善隐含的资本转化

Philanthropy 这个概念的出现，则表征着慈善事业的制度化转型，其典型场域为美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大资本的慈善实践。该概念揭示出慈善事业的政治经济学起源——资产阶级产业新贵通过战略性的慈善资源运作，实现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的转化。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成立，标志着产业资本通过制度化慈善实现社会影响力代际传递这一雄心的发端。在费城等工商业中心城市，慈善参与已成为上层阶级身份认证的核心要件。此外，欧美社会史中一条经常被忽视的发展主线，便是女性通过介入公益慈善事业而拓展其性别活动的领地：从家内到家外。很显然，通过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女性得以在公共领域中与传统的强势男性共存（Quataert，2001；Johnson，2017）。可以说，从事宗教慈善事业为女性走出家门、加入公共参与的世界创造了条件。这一趋势延续到现在，最典型的体现之一便是我们在当代欧洲政治领域中看到的女性领导人执政占比迅速上升。

（三）公共之善的治理转向

公共之善（Public Goods）的概念在治理理论框架下呈现双重意涵：它既指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也指涉公民社会所达成的价值共识（也指公认的善或善行）。当国家、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成为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提供者时，共建式公益的治理范式便得以确立。当代公益具有道德实践与制度创新的双重属性：前者体现为对正义理性（justice rationality）的价值追求，后者则表现为多元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创造性重构。正义理性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道德化的秩序能够获得人类本能的或本性的支持，因而共建式公益恰恰是自持式人类联合体追求正义理性的必然结果；这种理论建构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方针形成深刻共鸣，推动公益事业从社会边缘走向治理体系的核心场域。

二 议程转型：从再分配议程到倡议-治理议程

（一）再分配议程

再分配议程指通过社会剩余资源满足弱势群体生存需求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其执行主体既包括政府机构，也涵盖多元治理格局中的其他行动者。国家层面的福利工程（如财政转移支付、精准扶贫）与社会领域的慈善实践（如互联网募捐平台），共同构成了再分配议程的实施载体。该议程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集体生存权，并通过资源调配机制调节社会不平等。

（二）倡议 - 治理议程

当生存保障与资源分配问题得到阶段性解决后，国家福利工程和公益事业将把工作重心转向倡议-治理议程。这一议程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模范行为的正向引导，其二是对集体性威胁的系统消除（the removal of collective bads/threats）。

在行为引导维度，其覆盖范围包括建立禁毒公约、禁用杀伤性地雷、预防及戒断成瘾行为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在威胁消除层面，则涵盖自然灾害防控、环境风险治理、重大公共安全事故防范（如人群聚集踩踏事件）等更广泛领域，乃至国际治理的关键议题——包括打击跨国人口贩卖与器官交易、管控易制毒化学品流通、防控职业健康安全隐患等专项工作在内，同时涉及遏制战争爆发、消弭大规模饥荒、调解宗教冲突、阻止种族屠杀及灭绝行为，以及应对各类人道主义危机（如当前巴以冲突中加沙地带面临的系统性危机）等重大国际事务。由此可见，倡议 - 治理议程所关注的问题域具有显著的广泛性与多维性，这也充分印证了公益慈善事业所能辐射的社会维度远比传统认知想象的更为宽广。

三 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从结构性牺牲到恢复性正义

（一）结构性牺牲

“结构性牺牲”（刘能，2020）指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约束条件下，中国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其背后有着全体或部分民众的巨大付出、奉献和承担。这是对中国过去发展经验中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的一个总结。

结构性牺牲的最直接例子，首先，通过户籍制度的设计来保障城市粮食安全。所谓的牺牲，指的就是这一制度的实施成本被转嫁到了广大农村人口身上。温铁军教授提出的危机转移理论，正是在阐释中国的城市危机如何向广大农村地区转嫁的运作机制（温铁军，2013）。其次，中国式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具体支撑机制，至少包括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城市部门普遍实行的低工资和物资配给制度在内。再次，金融管制与低利率政策导致的货币贬值效应，实质上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承担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制度安排。

本人在江苏农村的田野调查，也发现了乡村居住空间的更新困局。现存乡下民居普遍具有高龄化（甚至危房的）特征，建筑年代久远且多为联排式布局。这一现状源自特定历史阶段实施的城建规划政策：地方政府为了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规模，长期冻结村民自建住房审批许可事项，这一政策刚性约束导致了地方居住空间代际更替机制的失效。当前的居住主体以老龄人口为主，该群体为 配合地方性的城市规划管理实践，实质上放弃了自有住房改建的权益。这一制度遗产引发了双重现实矛盾：其一，联排建筑的物理连通特性使单体更新须取得相邻产权人的共识，极大提高了改造的协商成本；其二，大量空置住房因产权关系复杂难以纳入城市更新系统，造成空间资源的结构性闲置。这一典型案例揭示了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规划管控政策的刚性执行与居民动态居住需求之间的深层张力，亟须通过制度化的弹性设计来探索化解路径。

从社会学结构的强制性与个体的能动性两大核心概念出发，可以更清晰地解析农民与国家、市场间的互动关系。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度与物资配给制支撑起来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路径，连同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趋势，均可视为结构强制性的具体体现。如果说浙江村等城中村现象体现了一代人的结构性奉献，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国际劳务输出，则可视为结构性利他主义的当代延伸——以过境迪拜的中国劳务群体为例，他们在机场最热衷讨论的议题是选购何种手表带回国内赠送亲友，其在国际务工地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现金收入要换取更加集体性和互惠性的收益和回报。这些现象 共同揭示了结构性牺牲机制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起作用的广度与深度。

（二）恢复性正义

恢复性正义的核心含义是，当发展目标实现后，国家理应以构建相对完整的福利体系回馈国民，在福利供给与再分配领域切实履行国家责任。例如，社会学界长期倡导的乡村人口市民化进程，就是这样一种深切的期待。 但现行的福利分配实践仍然建立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相区分这一双轨制之上。农村宅基地建设的自主权和继承限制能否逐步放开？乡村资产的金融化赋权与市场准入机制如何完善？小产权房确权处置的破题路径何在？农业保险的国家托底责任怎样落实？……这些都构成了最近一段时期我们讨论国家责任时所能想到的核心事实，其症结还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也即国家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流向究竟如何与巨大的福利需求相匹配的问题。全国两会持续热议的义务教育年限扩展议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若是在现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延长三年，为何主流意见更倾向于选择向高中阶段教育（15～18 岁）而非学前教育（3～6 岁）阶段延伸呢？本人的一个理论猜想便是，3～6 岁的学前教育阶段通常总是能获得家庭部门的主动投入，因而这一选择的实质便是国家与家庭部门在公共支出责任上的一种博弈关系。

（三）中国社会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

中国社会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在于凝聚全社会力量，在政府部门、市场与第三部门大力协同推进恢复性正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事业的整体发展。政府层面的改革聚焦再分配政策体系与全国性福利制度重构，重点涵盖全民医疗保障、养老金统筹、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等核心领域。市场部门也需为社会企业、企业基金会及伞形组织提供可持续的运营资金支持。第三部门则应着力强化社会服务机构的专业项目设计能力、精细化服务供给能力、多元化筹款能力和跨部门协同能力（特别在经济下行和财政紧缩这一最新结构生态环境中表现出应对政府购买服务规模波动的高度适性），以及更为基础性的公共关系建设能力。

因此，可以说，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范式转型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再分配议程的推进为倡议 - 治理议程的兴起创造了结构性基础，而通过恢复性正义机制缓解结构性牺牲，正是当前基层实践的重要着力点。唯有将这种转型置于“社会事业协同发展 - 结构性矛盾疏解 - 治理效能提升”的三维框架中，方能准确理解其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四 中国的当前实践：再分配和倡议 - 治理的混合

无论再分配议题在全球某些区域仍占据绝对优先地位，抑或中国社会仍面临阶层分化；无论倡议 - 治理实践是否已经演化为智慧治理/韧性治理等新型社会变革下的重要主题，当代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混合实践模式始终具有深刻的现实根基。这种模式既包含再分配机制的核心要素，又整合了倡议-治理范式的行动逻辑。

我们以互联网募捐平台作为典型案例来对这一范式演进做一个初步的检视。当前这类平台的最显著特征，在于其实现了非接触场景下的资源动员、转移与再分配机制，其运行逻辑与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营销-管理”亚型（marketing-managerial variant）高度契合。回溯美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公众通过捐赠或购买社会组织成员资格实现社会变革偏好的行为模式，最终塑造了独特的“社会运动社会”（Meyer & Tarrow，1997）。这种机制在互联网筹款领域的具体呈现，既表现为伞形组织的功能重构，也可延伸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运作，以及元治理（meta-governance）理论框架的应用——后者强调对治理体系的二次调节（Fransen，2015）。这为互联网募捐平台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维度：平台功能需从单纯的资源再分配议程，向倡 议-治理议题的深度整合转型。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社区基金会的功能定位。作为凝聚社区团结与强化社区韧性的媒介空间，其再分配功能仅仅构成了自身发挥作用的基础环节。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居住版图的持续扩张，为社区基金会所需的社区资源动员创造了结构性条件——资产持有量提升带来的财富感知，使居民具备了参与资源调配的物质基础。在此背景下，围绕社区基金会的治理实践更需要聚焦其关心的核心议题：①如何建构起围绕资源投放优先顺序和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决策机制？②集体共识的达成，是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实现的，还是采用社区团结-社区韧性的指标来加以评估的？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解答，将直接影响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

五 范式转型的社会认知 - 社会结构支持

（一）社会认知支持

社会认知层面的进步体现为人观——我们怎么样看待人——的革新：需要实现从消极人观向积极人观的范式转换。青年亚文化研究（刘能，2023）揭示的 Z 世代三大转型特征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们的身份维度已经从消极公民转向了积极行动者，在技术维度上，他们已经从实体参与转向了数字介入，而在价值维度上，则从本土关怀扩展至了全球责任。诸如“帝吧出征”“小粉红出征”之类的网络集体行动，实质上构成了青年群体在体制外空间内探索新型政治实践的典型样本。这种代际文化转型不仅为公益事业注入了技术赋能的新动能，更带来价值重构的深层变革。在此认知框架下，即便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助者，同样可被视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资源。因此，社会工作领域强调的“助人自助”理念、当代公益慈善倡导的“爱心传递”机制，以及以受助者为中心的行动模式的扩散，本质上都是基于积极人观做出的理性选择。

（二）社会结构支持

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的演进呈现双重历史轨迹：首先，政治-经济-文化维度正从系统性不平等向平等化方向转型；其次，物质供给层面已经实现从“普遍匮乏状态”向“相对丰裕”的跨越——尽管全球饥饿问题尚未根除，但中国境内的物质生存危机已得到有效控制。这种根本性的境况变迁构成了公益慈善范式转型的重要结构基础，与之并行的支撑要素还包括以社会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社会化机制革新，涉及青年群体的成长路径重构。中产阶层家庭很可能将学习型旅行和公益事业参与作为子代社会化成长的两大投入焦点。因此新范式指引下的公益事业，可以为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全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支撑。

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公共领域理论（Arendt，1958）到郑作彧的星球社会学（郑作彧，2023），学术思想的演进持续重塑着公益慈善的认知坐标。这种理论革新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社会运动的解释框架，在人工智能治理、跨物种伦理、星际文明接触和交流等前沿维度探索慈善事业的 进化路径。新型公益事业是人类社会进化史上的核心适应和容纳策略，而和平、发展、充盈的福利，将会成为最大的公益物品。

中国公益慈善的范式转型，本质上反映的是文明形态的基础从生存竞争 向命运共同体转进的一次历史性跨越。这种转型既需要延续“恢复性正义” 这一认知传统，更需要构建起能够容纳全球治理、技术革命、代际更替等重 大事实在内的新型实践框架。当公益事业真正成为全人类的核心适应策略时， 我们方能抵达费孝通先生所憧憬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境界。

参考文献

刘能，2020，《从村庄生计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和关于“民族复兴”的社会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 4 期。

刘能，2023，《网络话语权与青年社会地位获得》，《青年探索》第 3 期。

温铁军，2013，《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北京：东方出版社。

郑作彧，2023，《星球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会时空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年会论坛发言。

Arendt， Hanna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unton， Martin. 1996. Charity， Self-Interest and Welfare in the English Past. 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Press.

Fransen， Luc. 2015. “The Politics of Meta-governance in Transnational Private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Policy Sciences 2015（48）： 293-317.

Johnson， Joan Marie. 2017. Funding Feminism： Monied Women， Philanthropy，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1870-1967.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eyer， David S.， and Sidney Tarrow. 1997.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 Rowan & Littlefield.

Quataert， Jean H. 2001. Staging Philanthropy： Patriotic Women and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Dynastic Germany， 1813-1916.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