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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张煜婕
发布时间：2025 年 06 月 30 日
摘 要：互联网公益中，技术赋权如何突破符号化困境、激发社会动员潜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核心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制度保障与平台机制，较少探讨社区协作。本文基于赋权理论，提出技术与社会协同的结构二重性模型，结合C市“健康屋”项目案例，通过文本分析、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探讨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对社会参与的作用。研究发现，技术赋权通过信息流通、反馈机制和平台动员，推动社会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社会赋权通过集体认同与社会责任感，促使参与者深入理解社会问题并行动。技术与社会的协同不仅是工具与内生动能的契合，更是相互塑造与反馈，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赋权的核心在于激发个体与集体的批判性意识与能动性，推动成员从受助者向行动者转变。研究表明，技术与社会协同的社会实践式赋权是突破“玻璃球游戏”、推动互联网公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机制。
关键词：互联网公益 技术赋权 社会赋权 社区协作 可持续发展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加速发展，互联网公益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实践形式，迅速改变了传统慈善的运作模式。借助互联网平台与信息技术，互联网公益通过高效连接分散的资源与社会需求，创新了参与方式与筹款手段（程诚、任奕飞，2022）。这种创新不仅为公益项目提供了更广阔的参与平台，也显著提升了公益行为的效率与透明度。然而，随着互联网公益的普及与发展，符号化倾向逐渐成为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因素。
在这一背景下，符号作为代表特定意义、价值或行动的媒介，逐渐成为互联网公益中的核心元素。符号通常以抽象、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如数据、图表、标语、社交媒体上的点赞与转发等。这些符号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承载了特定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认同。在公益领域，符号常用于代表参与、认同和支持等社会行为，从而推动社会动员（Dreher，2003）。在本文中，符号化指通过技术手段对公益行为进行高度抽象和简化的过程，将复杂的社会问题与行动转化为简洁的数字化元素，便于管理、量化与传播。
随着技术手段的介入，公益行为的复杂性逐步被抽象为可量化的符号链条，这一转变使得公益项目的社会性、情境性和伦理性逐渐被简化（Carter& Fuller，2016）。例如，捐款数额、参与人数、社交媒体互动量等，成为衡量公益活动效能的主要指标。然而，符号化的过程不仅可能削弱公益行为的社会背景、情感共鸣和伦理责任感，甚至可能将公益活动转变为符号流通与数据优化的过程（Huang，2022）。
这一符号化过程不仅限于技术层面，它还深刻反映了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变迁，将公益实践引向一个封闭、规范化的符号系统。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中，卡斯塔利亚王国通过符号化追求理性的至高无上，然而这种符号系统脱离社会现实，使得该王国最终陷入形式主义的困境（黑塞，2007）。同样，互联网公益中的符号化也呈现悖论：虽然技术符号化能显著提升公益传播效率和社会动员规模，但它也可能使公益活动的目标从“社会变革的实践”转向“符号的流通与优化”。在这一过程中，公益活动的伦理关怀逐渐被符号所取代，陷入形式主义的困境。公益活动的目标从回应社会需求和促进社会变革的深层目标，转向促进符号流通的表面目标，符号成为参与的驱动力，而非社会责任感。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深入探讨符号化对互联网公益实践的影响，特别是它如何引发技术逻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如何突破符号化带来的局限，通过构建技术与社会的协同生态，避免符号化成为公益实践中的“玻璃球游戏”。通过这一过程的深入分析，本文力图揭示如何将技术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推动互联网公益的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公益的符号化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副产品，更是技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错位的体现。最初，互联网技术的引入为公益活动提供了全新的动力，打破了传统线下公益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公益活动的传播范围（Cordery &Baskerville，2011）。在这一阶段，技术主要作为工具，通过捐赠金额、参与人数、社交媒体曝光度等量化指标，提升公益活动的动员能力和参与机会，使信息传递更加高效（Harris et al.，2024）。技术的核心作用是增强透明度、拓展传播平台、提升效率，成为公益活动的重要推动力，且不改变公益的深层社会变革目标。
然而，随着互联网公益的深入发展，技术逐渐超越了工具性的范畴，开始主导公益活动的符号生产和社会意义的构建（李薇薇等，2022；赵文聘，2023）。符号化在互联网公益中的出现标志着技术逻辑对社会需求的深刻转化。正如黑塞在《玻璃球游戏》中所描述的，知识的符号化经历了从个体实践到社会化符号系统的演化，这一过程使得知识不仅是信息的积累，而且成为自我反射的工具（胡塞尔，2006）。在互联网公益中，符号化表现为公益活动的目标逐渐从单纯服务社会转向符号反馈：如何通过技术优化传播策略，获取更多的关注、点赞和转发（Mohan & Bennett，2019；Weaver et al.，2019）。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技术逻辑扩展的结果，使公益的焦点从社会变革的深度议题转向符号的扩散与信息消费。
这一转变的核心悖论在于，互联网公益的技术逻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错位愈加显著。技术推动使公益活动的焦点转向那些容易被量化和传播的表象，而那些难以数字化，但对社会变革至关重要的元素，如情感共鸣、社会关怀与人际关系的维系，却在符号化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Paxton et al.，2020；Zheng，2023）。这一转变如同《玻璃球游戏》中知识的符号化进程，尽管符号得到了广泛传播，深层社会意义却在技术驱动的自我反射中逐渐被稀释，最终陷入意义的空洞（Carter & Fuller，2016）。这种符号化趋势不仅使公益活动从社会变革的工具转变为符号流通的载体，也促使公益的伦理价值逐渐变得工具化。
在互联网公益的符号化过程中，赋权悖论揭示了技术逻辑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张力，具体表现在技术赋权与符号之间关系的转变上。赋权不仅是资源的再分配，更重要的是通过增强个体与群体的批判性意识和能动性，激发他们参与社会变革的潜力。赋权的核心在于推动社会成员从“受助者”向“行动者”转变，而这一转变依赖于社会实践和集体对话的实现（Freire，2015）。然而，互联网公益的符号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技术赋权的社会意义，形成了赋权悖论。
赋权悖论的本质在于，技术通过符号化过程未能有效增强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反而加剧了他们的依赖性，并推动了符号的无意识消费（Gallagher & Sørensen，2006）。这一悖论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解读。一方面，在符号化过程中，技术将公益活动转化为符号的流通与反馈机制。参与者的行为不再基于对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而基于平台设定的即时反馈和数据驱动的算法规则进行响应。这种反应逐渐变得表面化，参与者的行为趋向于快速、浅显的符号反馈，而非深入的社会关切（Rotemberg，2014）。因此，符号化不仅未能激发个体的主体性，反而将其行动框定为符号回应的循环，忽略了社会变革的深层目标。另一方面，技术在符号化过程中通过精确的反馈机制，将赋权的过程简化为符号的最大化传播与量化指标的反馈。符号不再推动社会参与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而是塑造了以流量为驱动的参与模式——即时反馈、点赞数、转发量等成为参与的直接目标和动力（Huang，2022）。这种模式的普及使得技术赋权的原本目标——通过集体行动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变革——停滞于符号消费的表层，形成了技术赋权反而导致个体主体性丧失的现象。
技术本应赋能社会实践，推动更为深刻的社会参与，然而，在符号化的过程中，技术赋权却将公益活动的社会价值困于符号体系的迷雾中。符号消费化的进程不仅削弱了公益活动的社会效能，还使其逐渐沦为平台算法优化的产物。这种技术逻辑对社会实践的支配作用，最终导致社会实践的实质内容变得愈发模糊，反而阻碍了技术赋权作为社会变革催化剂的潜力（Sisco &Weber，2019）。
随着技术逻辑逐渐主导符号化过程，并在平台算法的驱动下成为数据流通与反馈的工具，符号化不仅反映了结构的二重性（Giddens，1984），还揭示了符号作为社区协作潜在负担的一面。符号化的功利化倾向通过削弱人际互动的深度，使得社区协作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资本积累功能（Zheng，2023）。
从结构的二重性视角来看，符号化应作为结构稳定性的组成部分，优化资源分配、提升效率与透明度，支持公益项目的有序运作（张其伟、徐家良，2019）。在这一框架下，符号化与社区协作表现出相互支持的关系，符号成为激发集体行动的催化剂，帮助公益活动迅速吸引大量参与者，从而实现短期目标（Cryder et al.，2017）。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稳定性中潜藏着深层次的危机。
符号化通过其“自我增殖”的特性（Baudrillard，2016）推动了功利化的动员，进而导致社区协作内在机制与动力的转变。传统的社区协作依赖于成员间的互助、信任与情感联系（原珂，2023），然而符号化通过即时反馈和数据优化，将公益活动从人际互动中抽离出来，转化为符号的流转（Cryder et al.，2017），进而加剧了“孤立参与”的局面。尽管每个参与者都在符号系统中作出贡献，这些贡献往往局限于小圈子、碎片化的互动，而非跨越个体差异、进行广泛深入的社区协作（Huang，2022）。
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提供了深刻的隐喻，帮助我们理解互联网公益中的符号化悖论。卡斯塔利亚王国通过玻璃球游戏将知识的积累推向极致，但这一符号系统与社会需求脱节，最终导致了王国的衰退。这一隐喻与互联网公益中的符号化过程相似：社区作为社会生活的最小单元，通过集体协作推动社会变革。符号化本身并非问题，但当它脱离深层社区实践，停留在符号系统优化阶段时，就会陷入空洞的困境。尽管符号化能短期动员个体参与，但若未与社区实践结合，它将无法推动真正的社会变革。
《玻璃球游戏》中的隐喻揭示了符号系统脱离社会现实的危害，并提示了回归社会实践的路径。故事的主人公克奈希特意识到卡斯塔利亚的玻璃球游戏仅为“游戏”后，决定辞去游戏大师的职务，投身现实社会，继续从事社会教育工作。这一选择反映了他对符号系统背离社会实践的深刻反思。他认识到，真正的社会价值不仅应存在于符号化的精致世界中，更应回归实践本身，才能具备持久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一反思正是互联网公益亟须关注的核心问题：符号化的公益系统若缺乏有效的社区协作支持，最终可能变成“玻璃球游戏”般的空洞形式。
赋权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揭示了技术与社会如何在动态交互中共同塑造个体与集体行为。与传统的线性因果分析不同，结构二重性强调结构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双向塑造作用（Giddens，1984）。为深入理解赋权过程的动态特征，应从结构二重性视角重新审视这一过程。
从结构二重性理论角度看，技术不仅是外部因素的呈现，更是社会行为内生过程的一部分。技术赋权推动社会参与的同时，通过影响参与结构，既服务于动员，也在参与中构建社会认知结构。通过信息传播、数据反馈和个性化设计，技术引导并塑造个体行为（Green，2002）。这种引导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改变了个体行动的方式与目的。技术赋权的生成性在于，它不仅反映社会需求的外部表现，还深刻参与社会实践的塑造（Cordery & Baskerville，2011）。因此，技术与社会是相互交织的。
社会赋权的核心在于将个体从被动受助者转变为主动行动者。社会赋权是一个内生动力的生成过程，个体行为不仅受外部反馈驱动，也受到内在动机、集体认同和社会责任感的推动（Callon & Law，1997）。社会赋权的深层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集体认同的建构，增强解决社会问题的动力；二是通过实践行动推动社会变革。关键在于如何将技术赋权带来的外部动员转化为深层社会责任认同，并通过集体行动推动公益目标的实现。社会赋权不仅仅是动员，更要求个体与集体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调整与完善角色与行为（Freire，2015）。社会赋权能够为技术赋权提供内在方向与目标（Kimet al.，2011；Watkins et al.，2018），确保其真正服务于社会变革。
赋权的结构二重性模型揭示了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塑造及动态反馈机制。该模型强调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相互生成性，而非单向作用。以下是基于结构二重性理论的技术与社会协同赋权模型（见图 1）。
在该模型中，技术赋权通过加速信息流通、提供反馈机制和拓展平台动员，推动社会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社会赋权则通过集体认同与社会责任感的内生动能，推动参与者深入理解社会问题并积极采取行动。技术与社会的协同作用不仅是外部工具与内部动能的对接，更是通过相互塑造与反馈生成推动社会变革的持续动力。通过结构二重性模型，能够揭示技术与社会赋权之间相互交织、共同发展的深层机制，为理解和推动互联网公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支持。
本研究聚焦C市“健康屋”互联网公益项目，通过嵌套式多案例的个案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健康屋”项目的可持续性。选择该案例的理由如下。
第一，地域代表性与社会现实契合。C市作为中国西部的典型城市，面临显著的城乡公共服务差异，尤其在农村地区，经济滞后、医疗资源匮乏及留守群体的健康问题构成了社会转型中的深层次结构性挑战。具体而言，C市的留守老人与妇女的健康服务依赖传统的社区卫生室，但由于资源短缺和医疗设施简陋，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健康管理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健康屋”项目通过互联网平台筹集资源，弥补传统医疗服务的不足，为城乡居民，特别是留守群体，提供精准的健康管理与职业赋能服务。该案例展示了互联网公益如何通过技术与社会需求对接，突破地域限制，重构公共服务生态与社会参与结构，展现了互联网公益平台在促进社会资源流动与社会关系重塑中的深层作用。
第二，项目的多站点实施与地方性文化的适应。“健康屋”项目的多站点实施策略凸显其在不同地域与文化背景下的灵活适配性，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理论价值。每个站点根据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条件及居民需求进行定制化服务设计与执行，使得“健康屋”项目成为社会性技术干预的多重实验场。例如，城市站点侧重慢性病管理与健康教育，而农村站点则着重情感支持与心理疏导。这种差异化设计不仅反映了地方性需求的多样性，也揭示了互联网公益项目如何实现技术与地方需求的本土化转译，从而催化地方性社会资本，推动社区协作与社会资本积累的双向反馈。
第三，数据实证支持与社会影响评估。自2019年启动以来，“健康屋”项目积累了丰富的运营数据，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这些数据不仅支持分析互联网公益项目在地方治理中的效果，还为评估其社会影响提供了依据。统计数据显示，项目已覆盖超过10000人次，通过社交平台筹集了数百万人民币，规模持续扩展。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为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健康屋”项目从健康服务创新逐步扩展至社区文化建设与地方治理。在C市部分农村站点，该项目不仅提供健康服务，还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深度介入地方治理结构，同时，志愿者参与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群众组织与动员工作，如道路修建和庙宇修复等，促进了项目与社区协作的融合。此外，项目为留守老人和妇女提供了社会互动空间，超越了传统健康服务，拓展了社区认同的塑造，为社区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动力。
文本分析作为本文的第一项数据收集方法，旨在通过对项目的技术框架与传播逻辑的解读，揭示技术符号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研究者通过系统收集项目平台的设计文档、政策资料、公告以及参与者反馈，分析符号化设计如何在技术创新与社会需求之间形成内在张力，特别是如何通过符号化工具简化并再现复杂的社会需求。
研究者运用主题分析法（Clarke & Braun，2017）对上述文本进行编码，以归纳出核心主题与概念。在编码过程中，着重识别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与概念，例如“技术符号化”“社会需求简化”“社区共建”等，并对其进行分类与提炼，形成本文的主要主题。下表为初步编码与主题提取的示例（见表 1）。
通过对技术符号的分析，本研究旨在探讨符号化过程是否简化了复杂的社会需求，并深入剖析符号化设计对公共参与深度与广度的影响。
参与观察作为本文的第二项数据收集方法，旨在通过深入项目现场，捕捉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及技术工具的文化适应性。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关注志愿者如何通过健康服务与情感支持在社区内建立信任，并考察技术符号如何在地方文化中发挥作用。
具体而言，研究者在“健康屋”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驻地观察记录志愿者与服务对象及项目管理者的互动，尤其聚焦技术符号化工具（如社交平台、筹资界面等）如何与地方文化和社会实践发生交互。研究者特别关注技术工具如何协助志愿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服务，并探索这些技术符号如何在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通过参与观察，本文得以深入分析技术符号与社区协作之间的互动，探讨其如何相互塑造。特别是探讨技术符号如何改变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这些模式是否通过增强或削弱社会资本的积累，进一步推动社区协作的深层机制。下表为参与观察数据的编码示例（见表 2）。
深度访谈作为本文的第三项数据收集方法，旨在挖掘项目参与者的多维体验，特别是技术符号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适应与冲突。访谈对象涵盖项目管理人员、志愿者及服务对象，访谈内容围绕技术符号化的实施效果、社区协作的机制与成效，以及项目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分析项目如何通过增加社区参与来推动其长效“每次活动的参与人数逐步增加，村民逐渐接受该项目”机制的建立关系。
具体操作中，研究者选择了C市3个“健康屋”站点，围绕每个站点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捐赠者、个人捐赠者、社区居民受助者、项目志愿者、互联网公益平台企业代表及基金会执行代表）开展访谈，访谈样本量为35人。访谈样本量的确定依据理论饱和标准，通过多轮访谈与数据分析，确保样本量能够涵盖主要研究问题与社会实践层面的多样性。
访谈内容涉及以下三个核心主题。第一，技术符号化的实施效果与局限性，通过探讨项目如何通过符号化工具推动社会参与，分析其潜在的局限性。第二，社区协作与角色转变，分析技术如何促进志愿者与服务对象实现社会认同的转变及其在社区协作中的作用。第三，可持续性挑战与机制，研究项目如何在技术创新与社会需求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推动可持续发展。访谈数据同样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编码与分类，提炼出反复出现的核心主题，如技术符号化、社区协作等。下表为访谈数据的初步编码与主题提取示例（见表 3）。
通过对文本、观察和访谈数据的详细分析，研究者识别出反复出现的核心概念与话题。这些话题依照一定标准（如出现频率、重要性等）被提炼为主题，并进一步分解为子主题。在具体操作中，研究者逐条标注和分析，提取出在各个项目站点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和模式，如参与机制的不同表现、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服务内容的调整与地方性适应等。整体数据的主题提取过程如表 4 所示。
为确保编码过程的信效度，本文采用了多重验证手段：首先，研究者独立完成初步编码；其次，在每轮编码后，研究者进行反思性日志记录，确保分析过程的透明度与一致性；最后，通过访谈参与者的反向验证方法，将初步分析结果反馈给部分参与者，以确保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健康屋”项目在互联网公益领域中展现了独特的技术赋权效应，核心在于其符号化进程，这一进程深入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并紧密植根于当地社会的实际痛点。在项目设计初期，社会组织团队成员通过广泛调研，精准识别出所在城市的现实困境：随着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妇女和老人成为主要的留守群体，曾经繁荣的矿产城市在资源枯竭后面临经济发展停滞、城乡公共服务分异、社区居民孤独感和健康问题突出等多重挑战。正是基于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项目构建了一个以互联网公益平台为载体的技术赋权体系，并通过这一体系推动符号化进程，使公益项目能够精准回应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
符号化进程可被视为赋权理论中意识化（Conscientization）的社会实践形式。弗莱雷（Freire，2015）在其赋权理论中指出，意识化是个体通过社会实践逐步认识到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通过觉醒的意识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在“健康屋”项目中，符号化的关键创新在于，它将个体困境重新呈现为社会问题，从而改变了公益行动的视角。传统的公益项目往往聚焦于个体救助，符号化设计则将社会问题作为背景，强调个体作为“受助者”的角色，通过直接援助个体来解决问题。这种方式虽然能够缓解短期困境，但往往容易忽略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例如，留守老人和妇女的孤独感与健康问题，在传统语境中通常被视为个人问题，即这些群体的困境状态被归因于个人身体或心理障碍。然而，在“健康屋”项目的符号构建中，这些问题被转化为整个社区甚至更广泛社会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个体经验不仅仅转化为吸引捐赠的符号，而且还转化为具有社会价值的公共话语，推动广泛居民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觉醒和集体反思（Kim et al.，2011；Liu & Nah，2022）。
此外，“健康屋”项目的可持续性还源自其对结构二重性（Giddens，1984）的深刻理解。结构二重性理论认为，个体行动既受制于社会结构，同时也通过行动再生产社会结构。符号化进程中的转化，正是在符号的社会再生产中完成的。符号不仅仅是语言或图像，它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再现，具有重构社会现实的功能。在“健康屋”项目中，符号通过社群互动不断被强化，使得个体的困境被集体化，成为共同解决的问题。这一过程不仅让受助者意识到他们并非孤立的“弱者”，而是社会问题的共同解决者，也促使捐赠者和志愿者通过行动建立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共识，并推动其解决。
民族志小插曲：技术赋权的情感联结与社会角色重塑
一个平凡的午后，我与项目管理团队未作通知，前往老城区的“健康屋”进行实地观察。下午一点左右，我们到达时，正值午后的安静时光。“健康屋”的侧门紧闭，院中几位老人围坐在大树下，正下着棋，偶尔传出低声的讨论与笑声，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面，营造出一种静谧的氛围。然而，当我们推开正门的瞬间，室内的气氛似乎凝固了一瞬。虽然尚未正式开放，已有八九位老人静坐等待，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解、好奇甚至是警觉，但接待人员的热情让这种微妙的紧张感迅速消散。
一位理疗师缓缓站起迎接我们——她是一位留守妇女，脸上挂着温和而坚定的笑容，仿佛能瞬间消解所有隔阂。她引领我们进入座谈室，老人们纷纷跟随而入，脸上写满期待。随着我们简要说明来意，原本略显拘谨的氛围逐渐活跃起来。
一位老人首先发言：“她们真是太辛苦了！”这句话仿佛打开了话匣子，大家纷纷点头，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位老人说道：“我特地从隔壁社区坐公交赶来，就是为了享受这里的服务。”她顿了顿，低声补充：“我已经好久没去医院了，孩子都去广东打工了，自己也没钱看病，身体常常不舒服。”另一位老人也分享道：“我的腿痛得厉害，原来在医院看了好多次，效果都不好，来这里治好了。”她说着，轻拍自己的腿，露出舒心的笑容。“幸亏有‘健康屋’，能得到些帮助，至少现在不再那么痛。”
另一位妇女接着说道：“我老公在上海打工，自己一个人照顾孩子，做全职主妇这么多年，什么技能都没有，心里有点空。现在每天能到‘健康屋’来做点事，感觉自己还有点用，挺高兴的。”她边说边轻轻擦拭眼角，声音带着些许哽咽：“要是没有‘健康屋’，我连和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角落里，一位老人慢慢站起，声音虽然沙哑却清晰：“她们不仅帮我们治病，还陪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生活，真是太好了。”她的语气里带着温暖与感激：“有了她们，我感觉（生活）好多了。”
理疗师微笑着说：“我们不累，为大家服务是我们的快乐。”她轻抚着一位老人的肩膀，动作温柔且耐心，目光在座谈室内缓缓扫过，每个角落都充满无声的关切与爱护。一位老人动情地说：“如果没有你们，我的日子会难过很多。”理疗师依然微笑，泪水悄然滑落，滴在她握住老人的手上。这一细腻的情感联结不仅让人动容，也使整个座谈室弥漫着温馨而充满力量的氛围。（2024TY-01）
在访谈中，受助者的言辞揭示了情感联结与技术赋权的深远影响，尤其是项目中的一位理疗师说：
这里的很多人都在外面打工，留下的就是我们这些老人和妇女，我们也需要抱团取暖。（2024TY-87）
这句话深刻反映了“健康屋”项目如何通过符号化介入，将个体困境转化为集体性问题。与传统公益模式中施助者与受助者基于异质性利益的关系不同，“健康屋”项目使受助者从个体的“弱者”角色转变为社区中的“行动者”。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困境不再是孤立的私人问题，而是成为社会关注的共同挑战。情感联结不仅赋予了受助者社会认同感，还促使他们在情感层面实现了社会角色的重塑。集体化的困境呈现使他们从“无力改变自己困境的个体”转变为推动社区团结与变革的力量。这一转变不仅是身份的重构，也促进了社区内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互动模式的创新。
C市“健康屋”项目的持续发展不仅源自技术赋权的推动，更深层的动力来自其独特的社区实践动员体系。该体系有效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集体行动的激活。与传统依赖政府、企业捐赠及社会组织推广的模式不同，“健康屋”通过自下而上的基层动员网络，从街道到社区逐步展开社会动员。这种去中心化的动员方式突破了传统层级传播壁垒，构建了横向贯通的多元传播网络，使公益理念和实践在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得认同与支持。
“健康屋”项目的创新之一是采用“附近公益”动员模式，其核心在于深度适应社区的地理、文化与社会特点，进而实现高度定制化的项目设计。该模式的灵活性在于能根据不同社区的需求与资源禀赋，调整公益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方式，确保公益活动触及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并最大化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
首先，项目在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依据社区的地理、文化及社会差异进行定制化处理。例如，“健康屋”根据各社区的实际情况与资源可用性进行个性化设置。某些社区依托驻村干部的运营管理，因其较强的社区影响力与行政资源，能有效组织和调动居民参与。而其他社区则依赖志愿者团队，尤其是在劳动力外出较多的地区，志愿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推动居民参与活动，还提供技术支持。通过灵活的人员配置，项目得以在不同社区高效运作。
其次，项目的宣传策略依据社区特点进行差异化处理。在部分社区，村干部作为主要联系纽带，直接向村民传递项目信息，确保信息快速且准确地传播。而在较封闭的社区，群众的口口相传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社区内部的社交网络与人际关系广泛传播，使信息深入每个家庭并形成共识。还有些社区则通过广播和喇叭扩大覆盖面，甚至通过电话向外出务工人员传递信息。这种多层次、多渠道的传播策略，不仅强化了项目与居民之间的情感认同，也有效提升了社会影响力。
最后，项目的资源配置根据社区需求与资源条件的差异体现出针对性。例如，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社区，项目重点放在基础医疗服务与心理支持层面；而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社区，则更多关注健康教育与创业支持层面。精准的资源配置确保每个社区的实际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并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通过根据地区特点调整资源分配，项目确保了不同社区之间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在这一过程中，居民通过参与、分享与协作，成为推动项目发展的核心力量。
正如理疗师 T 所述：
像我们这种偏远地方，老人家、留守妇女多，很多人有关节炎、颈椎病啥的，来“健康屋”烤灯、艾灸、泡脚，不用花一分钱，病情还得到了改善。他们感恩，也愿意参与。我们的“健康屋”现在开了8家，志愿者队伍也在壮大。老师教我们技术，我们自己也能成长，有的培训出来就自己开理疗店。（2024FT-03）
社区居民也通过传播信息、参与志愿服务、帮助解决社区问题等方式，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倡导者。村民J的经历便是这一转变的典型表现：
我自己条件一般，经济上不宽裕，没办法捐钱，就出点力，比如帮忙清洁“健康屋”、搀扶老人。这几年学会了感恩，觉得有能力的就应该多做点事。（2024FT-05）
“附近公益”模式通过强调社区内外部资源的互补性与共享性，突破了传统公益模式中行政主导与资源单一的局限。这种社区实践增强了居民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责任感，推动了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和自我服务能力。通过居民的主动参与，“健康屋”项目不仅提供物质支持，还为社区建设提供社会资本支撑，深化了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正如弗莱雷（Freire，2015）所言，赋权的真正力量源于个体的觉醒与行动，而这种觉醒正是在社区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在“健康屋”项目的筹款实践中，社会组织团队成员并未单纯依赖技术工具进行社会资本的单向吸纳，而是通过对地方文化的深度理解，构建了以集体认同与社会责任为核心的协同机制。该机制旨在通过文化共鸣与结构性互动，推动公益项目的自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持续增长。这一策略不仅体现了技术赋权的应用，更在社会实践中促进了观念转型，契合弗莱雷（Freire，2015）赋权理论中“通过实践实现互惠互动”的基本思想。该思想强调，个体与集体通过互动实践共同成长，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
C市的“江湖文化”强调人际交往中的非正式规则，特别是情感纽带、互助互惠和道义承诺。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情分”被视为超越正式规则的无形社会资本，更多依赖长期关系的维护。在公益项目中，“情分”能促进社区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增强参与动力。信任和情感的积累使得社会互动更加紧密，居民对项目的支持也更加积极。在“江湖文化”影响下，集体认同并非来源于理性利益的交换，而是通过长期互动，逐渐内化为个体行为的动因。这使得项目能在集体认同的基础上，激发自发的参与行为，而无需外部强制力。
在互联网公益活动的初期，我们在人流较多的广场宣传，同时深入社区的小广场，让更多老百姓了解项目……捐不捐钱无所谓，主要是知道我们在干什么。（2024FT-01）
我们还去车站、剧院和工厂，走遍了每一个角落。（2024FT-13）
观念，观念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我们去动员最核心的目的，是改变大家的观念。（2024FT-29）
项目的成功并非依赖于短期回报（如捐款或点赞）这一类“符号交换”，而是通过实际社会效益深化认同与参与。通过逐步兑现承诺，项目向社区成员展示公益行动的实际效果，增强了居民的信任感，并通过知行合一将社会责任转化为实质效益。这一转化推动参与者从物质捐赠向社会实践中的道义资本转变，成为更广泛社会网络中的活跃个体。
在边远地区，特别是农村社区，项目通过试点模式取得了战略突破。社会组织团队成员阐述筹款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消解了居民对捐款的疑虑。较少的初期投入与实践成果显现，促使项目在特定区域超额实现目标，降低了参与风险预期，激发了更广泛的社会参与热情。此过程体现了“行动胜于言辞”的实践哲学，强化了集体认同，推动社区居民从边缘化参与到核心赋权的转变，并促进了社会资本的深层次积累。
正如一位工作人员所述：
我们希望受助者的家属积极地参与进来。有人说，这些家庭都这么困难了，你还要让他们来捐款，这个工作我做不来。我说，我们绝不强迫他们捐款，只是希望他们动起来……自己都不帮助自己，哪里能指望别人来帮助你呢？（2024FT-35）
后来有受助者的家属因为看到了项目的成果，他们不仅主动捐款，还参与到社区的宣传中去。比如，有的家属会帮助发放宣传资料，有的会在社区活动中现身说法。我们的一些受助家庭，在获得项目资助之后，利用自身技能回馈社区，比如为社区老人免费理发。（2024FT-55）
项目通过与本地企业合作，将物质与非物质捐赠形式结合，如“馒头”等捐赠媒介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物质交换逻辑，也构建了企业与社区的嵌套式社会互动关系。企业的捐赠不再是单纯的资源转移，而是符号交换的过程，物质效应与社会意义相结合，形成具有文化认同的共同体。这种捐赠行为通过社会实践嵌入，克服了传统公益模式的功利性，并通过非直接回报机制激发了参与者的长期动力，从而深化了集体责任感。
企业也不一定要捐钱啊……我们本地的（馒头）企业捐赠了馒头，我们把馒头发放给居民，大家都很喜欢。（2024FT-11）
这一过程体现了资源流动中的多维价值交换，即物质资源与象征性资源的双向转化。企业不仅通过捐赠提升品牌价值，同时也在互动中深化了对社会结构转型的支持。与传统公益模式依赖外部激励机制不同，后者易导致行为疲劳，即公益参与动机减弱。“健康屋”项目的持续发展通过去功利化的长期行动动力突破了这一瓶颈。项目通过构建集体认同与道德资本，推动了内生动力的形成。
在互联网公益项目的实践中，功劳归属问题常成为争议的焦点。然而，“健康屋”项目并未陷入单一机构对资源或成果主导权的争夺，而是通过创新的技术与社会协同机制，成功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力量，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共治”模式。此模式不仅突破了传统公益治理框架，还超越了“玻璃球游戏”的局限——即各方利益和资源在封闭、静态流动中的模式，转而构建起一个开放、动态、可持续的共建体系。
传统的公益治理模式通常依赖单一权力中心进行资源配置，忽视了社会主体之间的多维互动。而“健康屋”项目则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考路径：技术赋权不仅是信息流通的工具，更是社会关系重构的基础设施。通过互联网平台的精准运作，项目打破政府或企业主导的垂直指令体系，建立了一个多主体、跨领域的合作网络。在这一新网络中，传统的“捐赠—回报”关系逐步转化为更加动态的“共建—共担”机制。社会成员不再单纯作为“接受者”或“贡献者”，而是通过持续互动共同塑造社会价值。
如受访者 E 所述：
（好几个村）铺路，总共要几百万，但是基础（启动资金）只要 30万，这 30 万（村民）没办法出，找到我们（帮忙）。我们就在抖音、支付宝、腾讯（互联网公益平台）筹款，为那个 30 万的启动资金助力，筹集到钱以后，村民行动力强，干劲大得很，年前就把路扩宽了。（2024FT-117）
这一转变不仅是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交织的结果，更反映了社会责任意识的逐步深化与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最终，项目的成功标准不再仅仅通过资源投入的多少来衡量，而且还通过民众的参与度、满意度以及对社会责任的认同来评估项目的社会价值。
如受访者 Y 所述：
搞慈善不应该去区分这是谁的功劳，关键是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我评判项目好不好的标准，就是看老百姓满不满意，他们认可不认可，这才是最关键的。（2024FT-11）
此外，在“健康屋”项目中，捐赠者的参与不仅是物质资源的输入，更是在持续的反馈循环中增强对项目的认同（Van Slyke & Newman，2006）。这种反馈机制打破了传统公益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推动了社会责任感的内化。
正如受访者 K 所述：
外面的人，不管是记者、企业家还是领导、专家，跟我说要来看项目，我都欢迎，而且是随便看。我们不会去提前布置场地，甚至你们去看的地点和路线都不用跟我说，自己去看就行。不管什么时候，（项目点）都运行得很好，甚至比网上反馈的那些文字和图片还好，我有这个信心。（2024FT-301）
这种合作治理实践吸纳了慈善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各主体在动态互动中不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朱健刚、邓红丽，2022）。因此，“健康屋”项目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公益项目，而是一个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交织并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通过互联网技术突破传统资源流动与社会动员的限制，该项目在社会认同、责任建构和社区动员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深度协同，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创新性变革。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互联网公益平台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一致认为——项目的最终成功归根结底属于“人民”，其评判标准在于民众的幸福感。
本文以“健康屋”项目为案例，深入剖析了互联网公益实践中技术与社会协同机制的内在逻辑及其对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构建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协同机制框架的基础上，本文以黑塞《玻璃球游戏》中的隐喻为切入点，揭示了技术与社会在动态协同中所呈现的结构二重性，并通过社会实践式赋权突破了传统公益治理中权力高度集中与信息封闭的局限，为构建去中心化、开放且可持续的共治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本文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将结构二重性的概念由宏观社会结构延伸至微观符号系统，进而构建出“互生共构”的技术与社会协同赋权新范式。该模型认为，技术与社会不应被孤立地视为各自独立的赋权力量，而是在符号化过程中通过相互生成、交织并动态演化而形成双重结构。具体而言，技术平台不仅承担信息传递与资源调度的中介功能，其内在的算法设计、界面符号及数据反馈机制均直接参与意义生产与社会认同的构建；与此同时，社会实践、文化传统与集体记忆等因素不断对这些符号进行再解读和再生产，进而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向动态反馈机制。如此，结构二重性模型不仅实现了对技术与社会双重赋权机制的深层整合，还提出了“符号再生产—生活世界重构”的新范式，为理解互联网公益治理与社区协同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分析视角。
这一理论模型拓宽了我们对数字时代信息碎片化、权力失衡及身份固化问题的认识，同时为构建开放、包容与可持续的互联网公益生态提供了实践启示。未来，在不同文化和区域背景下对该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和完善，或将揭示更多隐蔽的赋权机制，推动互联网公益与社区治理向更高层次的协同进化。综上，本文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首先，黑塞《玻璃球游戏》中“玻璃球”隐喻所象征的高度抽象、封闭且严谨的知识体系（黑塞，2007），在传统公益治理模式中体现为资源流动受限、权力分配高度集中的现状。传统模式通常由少数权力中心主导，固化了社会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使得信息与资源流动受到严格的层级机制和既定规则的制约，难以满足当代社会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需求，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治理效果有限以及公众参与不足。
其次，“健康屋”项目通过创新的技术与社会协同机制，有效突破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封闭性和刚性。项目的成功转型体现了对“玻璃球”隐喻核心理念的超越，不仅深刻改造了传统公益治理模式，更重新塑造了知识、资源与权力的分配结构（Bianchin，2003）。这种转型使得技术与社会的协同作用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增强了公益活动的包容性与灵活性。
再次，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的有机交织深化了社会实践式赋权的递进性，特别是在推动人际互动和社会认同构建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传统公益模式往往设定较高的参与门槛，将公益行动局限于特定群体，压缩了普通大众的参与空间；而“健康屋”则秉持“开放大门、人人参与”的理念，促进了公益活动的去身份化。该机制不仅体现在角色流动性和身份边界模糊化上，更通过技术赋能和社会实践式赋权的结合，重新定义了参与者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从而催生了集体行动的新模式（Watkins et al.，2018）。这种全新的社群构建方式使得个体身份在“受益者”“捐赠者”与“行动者”之间实现流动，打破了传统公益中的社会分层，进而激发个体广泛的集体责任感。
最后，技术与社会赋权的深度融合加速了社会实践式赋权的递进过程，在社会认同构建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健康屋”项目巧妙地融入了具有地方性共鸣的“江湖文化”精神，通过强调人际关系、口碑传播与集体行动，不仅为公益行动赋予了更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象征，也使技术在资源配置之外，成为情感交流和信任积累的重要催化剂。通过符号化反馈机制和本地化社区动员，该项目构建了一个基于共同责任感的集体行动网络，参与者既受到公益本身社会效益的驱动，也因文化归属感而获得激励，从而推动了集体行动的持续性。
总之，“健康屋”项目通过创新的社会实践式赋权机制，将传统公益治理中的社会互动、认同构建与资源分配重构为一个更为去中心化、灵活且包容的治理网络。这一转型不仅有效突破了传统公益治理的固有局限，更深化了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之间的有机融合，显著提升了互联网公益项目在应对复杂社会需求时的可持续发展潜力。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具体应用，特别是如何在不同社会结构和区域背景中实现两者的有效协同。不同社会环境下，技术与社会赋权的交汇方式可能受文化认知、资源分布及社会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针对各类特殊环境，设计灵活高效的协同机制将成为互联网公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深入挖掘和验证这一跨文化赋权模式，有望为互联网公益领域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支持，从而在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的复杂公益挑战中，发挥更大的治理效能与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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