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陈小凤、秦安兰
发布时间：2025 年 06 月 30 日
摘 要：以“蚂蚁森林”为代表的网络公益游戏通过创新的虚拟捐赠模式吸引了青年群体的广泛参与。然而，当前对青年群体持续参与虚拟捐赠的原因及其内在的驱动机制尚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以“蚂蚁森林”为典型案例，通过深度访谈和质性分析方法，探讨青年群体参与虚拟捐赠的驱动路径。基于社会信任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生命意义理论与惯习理论，构建了青年群体参与虚拟捐赠的整合分析框架，为理解青年公益参与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研究发现，平台信任建构、社交网络互动、身份认同感和惯习养成共同推动青年群体持续参与虚拟捐赠。在这个高度数字化时代，研究能够为探索慈善领域的新捐赠模式提供一定参考，助力网络公益项目优化和政策制定，推动青年公益参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游戏化公益 虚拟捐赠 蚂蚁森林 公益实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进一步明确了公益慈善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党中央对公益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宫蒲光，2024）。公益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赵新峰等，2024）。然而，长期以来，公益慈善事业一直面临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公益行为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近年来，网络公益游戏不断兴起，通过创新的虚拟捐赠模式吸引了青年群体的广泛参与，逐渐成为激发青年社会责任、实现公益捐赠行为可持续性的重要实践。不同于传统慈善捐赠的物质或资金形式，虚拟捐赠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互联网平台，以虚拟能量、步数、积分等非实物方式参与公益项目，并通过游戏化机制将虚拟行为转化为线下真实公益成果的一种公益实践。这种模式具有低门槛性、高趣味性、强社交互动性以及技术赋能的透明性等特点，契合青年群体的网络化、碎片化生活习惯。以“蚂蚁森林”为例，用户通过日常低碳行为积攒虚拟能量，最终由平台方将能量兑换为真实树木种植于荒漠化地区，实现了虚拟行为与实体公益的闭环。虚拟捐赠激励了许多实际的公益行为，为公益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种模式兴起后，吸引了更多的青年群体参与其中。青年群体积极参与“网络公益游戏”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反映了当代青年在社会参与方式上的一种新趋势，这种趋势的出现和当代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
本研究通过剖析青年群体参与虚拟捐赠的驱动路径，可深化对社会信任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生命意义与社会认同理论以及布迪厄的惯习理论的理解。现有研究多关注虚拟捐赠的技术实现与行为表征，而对青年内在参与逻辑的深层次分析不足，基于生命意义与身份认同理论及布迪厄的惯习理论，本文试图揭示虚拟捐赠如何通过情感联结与技术赋能重构青年的公益认知，为数字化时代的公益参与模式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研究成果可为公益组织与互联网平台优化虚拟捐赠设计提供参考。例如，通过强化游戏化激励机制（如能量积累与社交互动）提升用户黏性，或利用透明化反馈机制（如实时反馈树木种植进展）增强公众信任。同时，研究结论可为政策制定者引导青年参与公益提供策略支持，例如通过技术平台降低参与门槛，推动虚拟捐赠与传统公益模式协同发展。
基于此，本研究选择青年群体为研究主体，以“蚂蚁森林”为具体案例，通过访谈与质性分析，聚焦回答青年群体参与虚拟捐赠的驱动路径问题。本研究在理论上深化了社会认同理论与惯习理论对青年群体公益行为的解释，拓展了网络慈善的理论内涵。实践上可为公益组织、平台设计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明确的参考，助力公益项目优化和政策制定，推动青年公益参与的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各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公益慈善领域，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催生了网络慈善新兴模式，突破了传统慈善的时空限制。网络慈善通过数字化技术创新了捐赠方式。对于网络慈善目前没有官方权威的定义，不同的研究者对网络慈善有不同的看法。网络慈善，顾名思义，就是借助网络平台，以快速、便捷的网络环境为依托，及时有效地帮助困难人群，同时为公众提供奉献爱心的机会（曲文勇、郭高甜，2020）。随着时代的变迁，网络慈善捐赠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地创新与发展，呈现更加多元化和现代化的特点。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网络慈善捐赠结合数字化时代特质，形成了虚拟捐赠的新型捐赠方式。
虚拟捐赠（virtual donations）是网络慈善领域中的一种新兴事物，将虚拟产品纳入捐赠范畴，丰富了慈善捐赠的内涵与形式。虚拟捐赠行为通常无需捐赠者去实际地进行物质捐赠，而是通过一种趣味性、娱乐性的方式来参与公益项目（Mi et al.， 2021），为了将线上互动转化为线下公益的实际成果，人们往往借助特定的公益游戏来实现虚拟捐赠的目标，如腾讯公益推出的捐步数活动，以及阿拉善基金会旗下的“蚂蚁森林”小游戏等，都成为连接线上与线下公益的桥梁。网络用户在这种简易有趣的捐赠中往往更能获得更好的体验感。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与互联网黏性较高，热衷于在互联网中与自身社会关系进行互动，以及在不同的公益游戏中进行虚拟捐赠，简易有趣、高效率、低成本的虚拟捐赠使他们更喜爱这种捐赠方式。
青年群体参与虚拟捐赠的背后动因涉及多维度驱动路径，包括社会、心理与技术层面等多种因素，但这种机制尚未得到系统的解析与论述，本文以“蚂蚁森林”为典型案例，从平台信任建立、社交网络互动、身份认同构建、惯习养成四个关键维度出发，深入剖析青年群体虚拟捐赠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与行动逻辑。
本研究基于社会信任理论、Granovetter的社会网络理论、Frankl的生命意义理论以及布迪厄的惯习理论，构建了一个以“平台信任-社交网络互动-身份认同-惯习养成”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全面解释青年群体参与虚拟捐赠的驱动路径。具体而言，四个理论维度是相互依存、层层递进的关系：首先，社会信任理论为整个驱动路径奠定了基础。社会信任作为驱动青年初次参与虚拟捐赠的前提，强调平台信任是青年群体参与虚拟捐赠的基础条件。根据社会信任理论，公益平台的信任度是公众参与公益的重要参考因素，支付宝平台拥有官方权威背书，通过公开透明的反馈机制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信誉良好、透明度高的公益平台，依托阿里巴巴集团的公信力及其严格的监管机制，为“蚂蚁森林”用户群体构建了初始的信任基础，为用户解决了虚拟空间的信任问题。通过技术赋能公益，降低了公益参与门槛，有效提升了公益参与意愿。其次，在初始信任建立后，青年群体通过平台的互动机制逐步强化了社交网络，这一过程与 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相契合，即平台上的弱关系在信息扩散和行为传播中具备桥梁连接作用。“蚂蚁森林”通过“能量互偷”“组队合种”等游戏化规则，构建了临时性社交网络（如“种树搭子”）。这种互动既符合青年群体对边界感的需求，又通过轻松的互动方式缓解了社交压力，推动行为扩散，同时也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再次，在参与公益互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青年群体逐步形成了以虚拟捐赠为核心的身份认同，这体现了 Flankl的生命意义理论中个体追求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内在需求。平台通过即时性的反馈机制，如荣誉称号、捐赠证书等，不断强化用户的身份认同感和社会价值感，激发其持续性参与行为。最后，随着公益行为的持续性强化与身份认同的不断增强，用户逐步将虚拟捐赠行为转化为日常惯习，这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一致，“蚂蚁森林”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虚拟场域，其可以通过实践规则形塑青年用户的持久行为倾向，青年群体通过每日能量收集、签到打卡互动等行为，逐渐将每日的规则转化为日常习惯，形成具有稳定性质的公益行为倾向和实践习惯。综上所述，四个理论维度以社会信任为基础，以社交互动为桥梁、以身份认同为精神内核、以惯习养成为稳定机制，共同构建起青年群体参与虚拟捐赠的系统性驱动路径（见图1）。这一整体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入理解青年群体持续参与虚拟捐赠的社会心理机制和实践逻辑。
青年群体参与虚拟捐赠本质上是技术、社交和心理与行为的结合。上述四个驱动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系统的驱动路径网络。首先是以信任为基础，支付宝平台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通过权威性和透明的反馈机制赢得用户信赖，从而让用户愿意选择并持续使用蚂蚁森林。其次是以社交为链接，用户在蚂蚁森林建立了现实社会之外的虚拟社区，并在这个虚拟社区中维系着熟人关系，以及无需维护的弱关系和临时性关系。再次是以身份认同为精神内核，用户从公益游戏中得到了身份认同和精神满足，通过将自身虚拟捐赠行为转化为公益行为，在其中获得的荣誉感和精神满足帮助青年群体缓解了生活在快节奏社会的压力。最后是以惯习为稳定机制，用户每日的公益行为逐渐内化于心，成为每天不需要思考就能进行的行为，这种惯习的养成不仅仅依赖于蚂蚁森林的游戏化设计，也得益于用户对技术平台基础的信任。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思考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让更多人认识虚拟捐赠的价值。
信任是支撑公益行业的关键，真实的数据与透明的反馈机制是帮助平台构建信任的关键要素。青年群体持续性地参与虚拟捐赠离不开用户对支付宝平台的基础信任。有学者认为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慈善平台在享受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虚拟空间存在的信任危机，网络慈善组织应当对如何提升公信力进行细致的研究（Te’Eni & Young，2003）。慈善组织的合法性、组织的活动效率、公众对组织的信任度是影响慈善捐赠的主要因素（Frumkin，2001）。社会信任源于心理学信任问题相关研究，信任作为衡量社会秩序与社会整合的重要指标，即使个人对他人的信任有限，制度信任的存在也能促进合作（刘飞，2025）。在“蚂蚁森林”的捐赠中，青年群体用户选择信任支付宝平台，并保持对慈善事业的信心，用户对支付宝平台的信任使得公众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具有意义。用户对“蚂蚁森林”的信任，既体现出了个体对支付宝平台的人格信任，也反映了对系统的群体信任。用户选择“蚂蚁森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阿里巴巴集团的良好信誉。用户对“蚂蚁森林”公益游戏的信任度不仅仅依附于较为权威性的支付宝平台，还基于高效率的透明反馈机制进一步增强了信任，“蚂蚁森林”通过定期推送树木生长照片、项目进展报告等，将虚拟行为与实体公益成果链接，持续加强与用户直接的联系，增强项目信任度。
在学者看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公益的信任力构建也不断进步，信任是为公益打造影响力的根本，也是激发公益的加速器（向远，2022）。通过信任的建构唤起参与者的共情感，同时也能构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通过公益项目创新，慈善捐赠领域中产生了许多可供捐赠的虚拟产品，如“蚂蚁森林”的捐赠虚拟能量、“蚂蚁庄园”的捐赠虚拟鸡蛋、“微信运动”的捐赠步数。这些捐赠并非实实在在的产品，但最终都作用于公益事业。虚拟捐赠以其自身优势获得认可与肯定。虚拟捐赠不仅是一个数字化的捐赠形式，它更是一座连接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的桥梁。捐赠者从虚拟捐赠平台可以很便利地了解各类公益捐赠项目、捐赠对象的详情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等，这使得捐赠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化，提高了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信任度。
Granovetter的社会网络理论指出，弱关系在信息传播、行为扩散中具有关键作用。它是行动者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桥梁，即“弱关系的力量”（卫武、倪慧，2020）。在蚂蚁森林的互动中，用户往往通过周围“弱关系”获取绿色能量，增加自身绿色能量储备。“蚂蚁森林”为用户搭建了虚拟社区平台，在平台上，用户身份的虚拟化，使得弱关系更容易建立。对于蚂蚁森林用户群体而言，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他们而言不是一种负担，而是满足自身社交需求的一种方式。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青年群体面临强大的工作与生活压力，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更加倾向于精准化、碎片化、互不打扰的社交模式。无论是亲密的熟人关系还是弱关系，当前人们对关系的处理都比较偏向有边界感的交往。因此，“搭子社交”也成了当前青年愿意选择的新型社交模式，“搭子社交”是数字化时代当代青年群体维护自身交往边界的典型社交方式（张雪梅、吴炜生，2025）。“蚂蚁森林”公益游戏通过游戏规则，如“能量互偷”等形式，帮助用户构建了互动场景，即使关系一般，也可以成为游戏互动的搭子，例如“种树搭子”，双方虽然只是弱关系，却可以为了共同种植一棵树临时合作，直到种植成功，如果双方意愿达成一致，也可继续下一轮的“合作”。这种临时性的社交方式，既互不打扰对方，又满足了碎片化的互动需求。“搭子”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青年群体社交行为的新变化，具有精准陪伴、垂直陪伴、流动性强等特点，受到青年群体的青睐（许亨洪、伍玥，2024）。“搭子社交”不局限于熟人圈子，不再安于“情”和“利”关系，而是更加渴望边界清晰的人际关系（王荆川、胡鹏辉，2024），这种社交模式具有“弱关系”的强需求、临时性、边界感等特征（廉思，2024），加强了“蚂蚁森林”用户之间的联结。
生命意义源于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经历的有意义的事件，Frankl的生命意义理论指出，生命意义是个体在特定时间内生活的特定意义，个体对自我价值、意义感的追求是推动行动的重要内在动机（林艳、张姝玥，2023）。“蚂蚁森林”公益游戏通过公益行为的即时反馈（例如种树进度反馈）来激发用户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确认，持续激励公益行为。而社会认同理论进一步强调个体通过群体归属实现社会价值与自我认同的心理需求。青年群体在参与“蚂蚁森林”等公益游戏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对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和积极担当。他们通过游戏化的方式，将环保、公益等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从而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如今青年群体对于这种行为也有了新的理解和感受，受到社会发展压力不断增加的影响，他们逐渐难以体会生活乐趣和生命意义感，这促使着他们寻找新的社会存在感。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尝试通过各种方法治愈自己，而对于一部分人而言，公益便是治愈自己的一种方式。青年在虚拟社区中的捐赠行为，并非简单地点击或输入，而是承载着他们对环保事业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和期待，也源于他们对自身行为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深刻认识。因此，青年在参与虚拟捐赠的过程中，不仅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成就感，更能够感受到自己对社会、对环境的积极影响，减轻自己在社会上的无力感，重新找寻生命意义感与社会归属感。
在这个内卷日益严重的时代，青年群体在追寻生活意义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了意义缺失的困惑与焦虑。这种挑战不仅体现在职业竞争、社会地位等方面，更体现在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深度思考。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了在各领域达到“上岸”的成功状态，内卷心理与行为必不可避免。“上岸”是当代青年群体尝试努力进行自我救赎与寻找价值的权宜之计，是青年在文凭通胀、就业难和个体发展路径不确定性激增的背景下，形成自我身份认同与成年社会角色的艰难探索（周恬恬、苗国，2023）。面对人生的不同转折点和社会的内卷现象，即使竭尽全力，也常常难以在社会上获得一席之地。因此，青年也常常陷入迷茫的状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社会上的“45度青年”群体，主要源于当今青年在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迷茫和多元价值观冲突时的导向迷失，以及价值观塑造过程中效能的不足（杨仲迎、薛力宁，2023）。在这种折中的生活状态中，青年既感受不到奋斗过程带来的乐趣，又陷于被迫竞争的迷惘中。为此，不少青年对自己的社会价值与生命意义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意义感的缺失也让青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选择不断内耗自己，长期“精神内耗”抑制了青年主体性的发挥，使青年的价值取向滑向价值虚无主义，阻碍青年“同一性”的形成以及助长不良的消极社会心态（荆德亭，2023）。
青年群体意义感的缺失并不只是青年群体本身的问题。吴裕根从表征和哲学层面分析了当代青年生存的无意义感，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由传统文化建构的世界逐渐解体，不少青年丧失了自身的生活价值资源，找不到意义的归宿，从而导致对生活意义的失落（吴裕根，2007）。在当下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青年的价值观也发生改变。为了重拾自身意义，青年们开始反思，尝试找到治愈自己的方式。在青年群体中，“治愈文化”也逐渐流行开来，治愈文化的出现，是人们面对焦虑采取的一种自我疗愈行为和一种新型符号化表意实践（潘泽泉，2024）。许多青年开始尝试跳出内卷化的框架，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体验生活的美好和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利用互联网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恰恰可以引导青年从中寻找生命意义感，缓解压力社会中的孤独感、无力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的焦虑感。
用户在长期参与“蚂蚁森林”公益游戏时，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日常行为转化为自身习惯。用户通过“蚂蚁森林”互动游戏为自己搭建了一个线上虚拟场域。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布迪厄、华康德，2004）。布迪厄认为，人们的实践活动都是在场域中发生的，而惯习的形成离不开实践行为的反复灌输和据为己有的过程（董晋骞，2013）。一般来说，惯习融合了社会的客观性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行动者在过往实践中形成的结构性产物，属于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李曼毓等，2024）。场域通过实践塑造个体的惯习行为，从而实现行为的可持续性。“蚂蚁森林”通过游戏化设计，将用户带入数字化场域中，同时利用特定的场域规则，如“收能量”“偷能量”“复活能量”等每日打卡行为，引导用户从偶然行为转向习惯性行为；用户通过长期参与，逐渐将公益行为内化为日常行为。例如，每天打开支付宝界面进入“蚂蚁森林”已经成了很多青年无需思考的习惯动作。
本研究采用内嵌于支付宝App中的“蚂蚁森林”作为虚拟捐赠的具体案例，对不同层次的11名访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包括面对面访谈和网络访谈）。研究者通过访谈的方式开展线上线下调查。在面对面访谈中，研究者注重与访谈对象的沟通和互动，网络访谈则主要通过在线聊天工具或视频会议进行。访谈时长在30分钟左右，总文字量在6万左右，根据获取的访谈资料，提取了与研究相关的内容，用于佐证研究设想。访谈围绕“玩蚂蚁森林的感受和动机”“玩蚂蚁森林的影响因素”等展开，讨论受访者个体的动机过程，以及讨论持续性的参与动机与心理。
本研究之所以选取“蚂蚁森林”作为虚拟捐赠的典型案例，主要基于“蚂蚁森林”广泛的用户规模（超过6亿用户）、创新的游戏化设计（虚拟能量收集和社交互动）及虚拟与实体公益成果紧密结合（累计真实种植数据超4.75亿棵）。这些特点使“蚂蚁森林”在青年公益参与领域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与研究价值。
11位访谈对象的选取采用“逆滚雪球”原则，具体操作如下：一是初始样本选择。通过社交平台招募3名活跃用户（M01、M06、M10），确保其使用年限超过5年且能量积累量为800千克以上。二是扩展样本。要求初始受访者推荐与其无直接社交关系的其他用户（如不同行业、年龄层），避免熟人网络导致的同质性偏差。三是层次多样性控制。选择不同的行业背景、年龄层次、学历层次和职业角色，年龄范围为21～31岁，受教育程度范围为高中至博士研究生，确保跨层次代表性（见表1）。这种跨层次、跨领域的选择旨在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获取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信息。
在访谈过程中，根据事先设计好的访谈提纲，围绕研究主题展开提问。提纲内容涵盖了受访者个人基本信息、对“蚂蚁森林”的基本认知、对“蚂蚁森林”与公益捐赠之间的关系认知等方面。另外，访谈过程中也根据访谈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回答，灵活调整提问方式和内容，以确保访谈的深入和有效。同时，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始终遵循保密原则，确保访谈对象的个人信息和观点不被泄露或滥用。
“蚂蚁森林”公益项目是支付宝的公益行动，旨在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推动人们的低碳和公益行为。“蚂蚁森林”通过一些游戏化的环节设计，将娱乐、公益和环境保护融为一体，大幅提升了“蚂蚁森林”用户在进行环境保护时的参与感。2016年8月，支付宝公益板块正式推出“蚂蚁森林”，通过虚拟树苗的种植开展捐赠行动。据统计，“蚂蚁森林”启动七年来，通过与20多家公益机构合作，已经种下了4.75亿棵树、参与共建了31个自然保护地，陆续支持了内蒙古、甘肃等22个省份的生态建设。“蚂蚁森林”的各类生态公益项目，创造了种植、养护、巡护等累计370多万人次的劳动增收机会。网络游戏受到青年群体的喜爱的原因不仅仅在于青年群体自身的动力，从客观层面看，其本身的优势和吸引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好的产品容易受到大众的喜爱，和大部分游戏一样，公益游戏的典型代表“蚂蚁森林”通过一些游戏化的环节设计，将娱乐、公益和环境保护融为一体。不仅如此，“蚂蚁森林”在操作设计上也是简单易上手，没有特别的使用难度，让使用者可以在游戏中毫无压力地感受乐趣，正是这种感知上的易用性、有用性和趣味性让更多的用户持续使用“蚂蚁森林”（何沐雨，2020）。
支付宝作为一个被大众所认可的互联网平台，赢得了用户对“蚂蚁森林”公益游戏的初始信任，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用户对游戏化公益项目的信任问题。首先，支付宝作为阿里巴巴旗下的互联网平台之一，其自身就具备监管能力，可以保证平台发布信息的真实性与权威性。
就是从我最开始了解到它，然后再通过马云了解到这个平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信誉度非常高的App，支付宝和微信是我平时使用最多的两个平台。对于我而言，就是可以无条件地去相信它。（M09，会计师，访谈资料）
同时，执行“蚂蚁森林”项目的机构多数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和行业内权威的代表性企业，可以有效地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其次，“蚂蚁森林”自身的信息反馈机制也提升了项目的可信度，这种信息反馈机制较好地满足了用户对于反馈的需求。
还有就是“蚂蚁森林”，它会有一些反馈，它会进行一些阶段性的反馈。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能量守护是落在实处了。（M07，自由职业，访谈资料）
然后你又可以通过它传回来的一些照片去了解这棵树的近况。我觉得这个过程，虽然我没有自己真的动手，但是却又给我很大的参与感。（M01，教师，访谈资料）
现如今，随着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公益意识的增强，青年群体参与公益活动的热情也在逐渐提升。虚拟捐赠作为时代进步的一种新型的公益捐赠形式，迎合了青年群体对于创新、时尚、便捷的追求。同时，虚拟捐赠的透明度和参与感也让青年群体更加信任和支持这种公益捐赠形式。此外，政府和社会的鼓励及支持也为青年参与虚拟捐赠提供了有力保障。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公益捐赠，同时提供了相应的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公益捐赠，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为青年参与虚拟捐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和机会。
支付宝是我比较信任的平台，我不仅用“蚂蚁森林”，包括什么“蚂蚁庄园”、农场啥的我都用。然后一些理财产品，我也会在支付宝上购买。反正我就觉得支付宝是我比较信任的平台。在支付宝这个有信誉背书的平台上做出来的公益活动就会更加容易获取我的信任。（M08，学生，访谈资料）
互联网的发展，给慈善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使慈善捐赠摆脱了传统慈善的限制。在时间上，人们可以根据自身安排自由选择捐赠时间，不会因此影响到个人生活。在空间上，数字平台突破了空间限制（周潇，2021）。从地域性看，互联网平台也同样打破了空间限制。网络空间的慈善捐赠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灵活性，简化了捐赠的程序，提高了捐赠的整体效率，降低了捐赠的成本。
从“蚂蚁森林”的游戏设计上看，其主要通过能量的兑换来进行公益活动。支付宝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使用支付宝进行消费支付、乘坐公交和地铁等都会产生绿色能量，同时，人们也从自身视角考虑，通过使用“蚂蚁森林”提升支付宝平台的芝麻信用分。
我觉得我就是想提升一下芝麻信用，“蚂蚁森林”对公益和对个人信用应该有影响。有时候提高芝麻分也需要种树，然后我也会去搞这些，提高那个芝麻信用。（M03，普通职员，访谈资料）
作为一个权威性和信誉较高的互联网平台，支付宝受到大众的信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攒能量，没有太多的生活负担和成本支出。
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太耗费时间精力的，是连金钱都不用花费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真的能够有那种沙漠里种树的项目，我会觉得能够起到一些帮助的作用就很好。（M02，学生，访谈资料）
“蚂蚁森林”作为一款公益游戏吸引广大用户的另一原因，在于它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延展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这种碎片化的互动不一定是持续不变的，人们比较追求在自然状态下维护自己身边的亲密关系或者非亲密关系。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搭子社交”以其精准陪伴、互不打扰的特点成为青年的新型社交趋势（王昕迪、胡鹏辉，2023）。对于当代年青人而言，在新型社交趋势下，他们在“蚂蚁森林”中形成了临时性的社交关系，并逐渐扩展至“种树搭子”关系，共同见证一棵树的成长。不论是在亲密关系还是临时关系中，人们都渴望一种不失边界感的独立关系，以适应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快节奏生活。对于青年群体而言，个人独立意识增强，他们所追求的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亲密且独立的关系，既保持人格的独立性，又可以维持丰富的人际关系文化（王昕迪、胡鹏辉，2022）。
就是联系肯定是有的，但不会那么紧密，我们不会强制，就是定期收取，只要能量够了，我们就会自己商量一下做什么，大家会起到一个相互督促的作用。（M06，分析员，访谈资料）
这种将工作中的同事关系、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带到游戏中去的社会互动，正是互联网技术所具有的社会连通性的特征体现。除支付宝设置的沟通与金融功能外，“蚂蚁森林”还注入和好友互动的元素，比如，与好友互偷能量、帮好友复活能量等。
我觉得它也是互动的一种方式吧。而且有的时候朋友可能不上线，我就会微信提醒他，我说你要去复活能量或者怎么样。（M08，学生，访谈资料）
除此之外，平台还推出“家庭树”“情侣树”“好友树”等多种合种形式，满足不同社会关系的互动需求，这也是维护关系的一种方式。
我曾经还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当成维护朋友之间的小小互动的一种方法。（M05，外贸业务员，访谈资料）
互动性最强的可能是春节“集五福”的那会儿，在“蚂蚁森林”里面，比如说你在这边得到了一个什么“友善福”，然后你的朋友没有，你们就可以交换一下这个福卡。（M07，自由职业，访谈资料）
相比于以往的网络游戏，青年在公益游戏中积极参与虚拟捐赠有着明显的行为动机。杨旸从质性研究中发现青年群体参与公益网络游戏的行为包括了竞争比较、合作共赢和互动社交等（杨旸，2021），从自身需求出发，大部分青年也愿意在网络公益游戏中进行虚拟捐赠，以追求社交需求、情感体验、生活乐趣等自我满足感。通过虚拟捐赠来追寻现实生活尚未满足的意义感和价值感。
我认为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把它当成了生活中的小游戏，看着能量的增多，内心里会有一种满足感。（M11，外贸业务员，访谈资料）
现如今，游戏已成为青年群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益游戏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在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许多人出于自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主动参与公益游戏，进行虚拟捐赠，去展现自身所追求的意义感和使命感，这也是人生的重要进步与成就（林蔷薇、朱秀凌，2022）。
每次捐完，它就会发一些什么证书之类的，就是你已经捐了多少能量，付出了什么贡献，就会有种荣誉感。（M03，普通职员，访谈资料）
这种成就感更能让青年在社会中找寻到自身的人生价值，增强自己对生活的满足感和意义感，从而提升他们可持续性的捐赠意愿。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就是肯定会觉得自己也会守着自己的证书，而且越来越多。这个数量的积累也体现了自己能帮助很多人的感觉，肯定会有这样的成就感。（M02，学生，访谈资料）
“蚂蚁森林”背后的满足感和责任蕴含了竞争心态和公益热情，人们在积攒能量的过程中存在一种竞技心态，因此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我可以去偷别人的能量，但是如果别人偷我的能量，我就会感到很愤怒，或者说，别人偷了我很多能量，我没有偷到等值的能量，这样自己的能量就落后于别人，为此感到不开心。
怎么说呢，我希望身边也有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去玩这个“蚂蚁森林”。因为我很喜欢偷别人的能量，其实又希望他们不玩，因为我想偷别人的，我不想别人来偷我的。
就是我从一开始都没有多少棵小树，然后现在都到了可以种大树，我就觉得自己好牛，两年之内攒了这么多能量，种了那么多的树，帮了那么多的人，我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M06，分析员，访谈资料）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的压力随之增加。由于资源的稀缺、社会规范的约束、心理压力和激烈的竞争，人们逐渐陷入“内卷”的社会生活状态（张雯等，2024），因此大家很渴望在这样一种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张弛之道，来消减压力带来的无力感。为了释放和缓解压力、摆脱无意义感，青年群体倾向于选择网络公益游戏这种有价值的游戏，虚拟游戏的游戏化特征暂且远离现实的压力，可以让人们放松心灵。
因为我也有能量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想打发时间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张弛感是流动的，是必需的，我们也需要一点松弛感。（M04，研究员，访谈资料）
“蚂蚁森林”这样一种公益游戏，可以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在自己情绪状态低下的时候舒缓心情，帮助自己“充电”，具有一种娱乐和放松的意味。
就是很随意，很开心就随意开心。因为它是种树，所以我才很愿意玩，然后再加上它不push，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M04，研究员，访谈资料）
除了生活压力逐渐增加，人们的孤独感也随之增加，“蚂蚁森林”公益游戏就成了人们缓解孤独的方式之一，人们通过转换自己生活中的场域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人也逐渐形成了生活中难以释怀的生活惯习，这种惯习是无形的，但是当惯习形成的那一刻，人们表示不愿意轻易放弃。在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看来，“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布迪厄，2009：73），而这种持久的惯习，是在实践中不断形成的。在实践中，场域不断塑造着个体惯习，通过反思实践，人们理解了不同场域的独特性，从而使个体惯习发生改变，进一步将所处场域构建为一个富有意义的世界（方红、陈铭津，2024）。对于“蚂蚁森林”的玩家而言，“蚂蚁森林”这个新场域，便是他们逐渐建构起来的有意义的世界。
因为它毕竟陪伴了我那么久，是吧，也不是说放弃就能一下子放弃的。就像一个小习惯，就继续玩着呗，因为我觉得玩它也挺开心的，就好像之前在QQ里面养我的QQ企鹅一样，因为我的QQ企鹅已经没有了，我就把它当成我的QQ企鹅来养，它其实就是像那种养成系的小游戏。（M06，分析员，访谈资料）
传统的捐赠往往是对遭遇了天灾人祸的个体或群体进行即时性的救助。捐赠者往往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意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共情能力。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无法感同身受，因此做出捐赠行为的可能性也较小。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慈善弥补了传统捐赠的弊端，将公益捐赠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将公益捐赠逐渐转化为我们的习惯性行为。
它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已经很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去收一收能量，然后定期去获得一个证书的这样一个过程。（M08，学生，访谈资料）
“蚂蚁森林”中，在这种虚拟捐赠的场合中，实现了公益的“具象化”。
就以前没有这样一个很切实的感觉，包括我用那个支付宝的很多功能，不光是“蚂蚁森林”，还有一些其他的都给我这种感觉。就是我可能一天只需要花费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我自己也挺开心的，就这样非常丝滑地参与到了这个社会公益当中去。（M08，学生，访谈资料）
首先，增强游戏的自身趣味性。“蚂蚁森林”不仅有收能量、互赠能量、能量雨等，与它并齐的小游戏还有“保护地巡护”“看神奇物种”“古树保护”等虚拟游戏体验。在游戏的设计上，它也采用我们较为熟悉的形式，比如，在保护地的巡护中，通过摇骰子的形式确定前进的站点数，获得拼图等。
我对“蚂蚁森林”感兴趣是因为游戏本身就比较有趣，它有很多板块，可以让人了解到很多森林保护方面的东西，还可以加强和朋友的联系。（M11，外贸业务员，访谈资料）
其次，跟随大众潮流。“蚂蚁森林”最初赠送就是一棵普通的树苗，但是为了增加用户的体验感，迎合用户的审美需求，用户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装扮小树苗。第一，在春节，植树节等时间节点，我们可以挑选小挂件，比如，春节可以在树上挂福袋祈福。第二，可以用活力值去兑换新皮肤，例如，在春天，平台会推出“春日游园新皮肤”，此时可以用399的活力值兑换15天的使用权，或者用1799的活力值获得长期有效使用权。
就是我有一些特别想种的树，比如说樟子松，还有云杉、胡杨，像华山松这种，它就不吸引我，这就很奇怪。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蝴蝶挂件，在树上挂上蝴蝶，这样就很好看。（M04，研究员，访谈资料）
这些与时俱进的游戏设计，迎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其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别人的树特别好看，我也想要那么好看的树，我就会去做任务。因为那个树是有一级、两级、三级的，然后我当时种了一个柳条，我觉得它越高级越好看，就拼命地去收能量，让它去升到二级。（M09，会计师，访谈资料）
综上所述，互联网平台与游戏化模式共同促进了虚拟捐赠的产生，这同时也是公益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既融合了游戏的趣味性，又发挥了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在公益创新方面，“蚂蚁森林”通过游戏化的环节设计，将环保与娱乐紧密结合，使用户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感受到环保的乐趣。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用户的参与感，也有效地传播了环保理念。此外，“蚂蚁森林”的成功也得益于支付宝平台的权威性和信誉。作为一个被大众广泛认可的互联网平台，支付宝为“蚂蚁森林”提供了坚实的用户基础和信誉保障。用户可以在支付宝平台上轻松参与“蚂蚁森林”的活动，无需担心信息真实性和安全性问题。互联网平台作为载体，克服了传统公益慈善的弊端，实现了时空的灵活化、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捐赠对象的精准化等，为虚拟捐赠的衍生提供了“硬件”基础设施；游戏化模式则作为虚拟捐赠发展的新模式载体，通过将公益具象化、展示个人生命意义、延展互动与丰富生活等，为社会个体提供了一种参与公益的新思路，也为更多有公益热情的人积极参与到公益活动提供了机会。总之，虚拟捐赠的发展，丰富了公益的参与形式，提升了个体的独立意识，为个体积极主动参与公益新格局的建设提供了借鉴。总的来说，“蚂蚁森林”项目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生态建设方面，更在于其创新性的公益模式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未来，随着社会对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和公益活动的不断创新，“蚂蚁森林”有望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本研究通过对青年群体参与虚拟捐赠行为进行深度分析，揭示了平台信任构建、社交网络互动、身份认同与惯习养成共同构成青年参与虚拟捐赠的驱动路径。首先是以信任机制为基础。作为国内权威的互联网技术平台，支付宝推出的“蚂蚁森林”较易获得用户的基础信赖。其次是社交网络互动强化行为传播，在“蚂蚁森林”这个虚拟社区中，用户通过虚拟社区平台与自身强弱关系进行互动，在互动中进一步增强游戏的体验感，同时也强化了行为的传播。再次是身份认同提供精神激励。在“蚂蚁森林”中，青年群体找寻到了缓解压力的舒缓方式，同时游戏机制通过透明、高效的反馈给用户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感。最后是惯习养成形成行为稳定性。得益于平台信任、社交互动及身份认同提供的精神满足，用户在互动体验中逐渐将日常的行为内化为自身的习惯，并在潜意识中将这种习惯延续下去。
本研究从青年参与虚拟捐赠的驱动路径出发，明确了平台信任、社交互动、身份认同和惯习养成四个理论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逻辑，深化了对青年群体虚拟公益参与行为的理论解释，拓展了社会信任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生命意义理论和惯习理论在网络公益研究领域的适用性与具体化。具体而言，在社会信任理论层面，本研究清晰地说明了虚拟公益平台的优质声誉如何强化青年群体的初始信任和公益参与意愿；在社会网络理论层面，本研究强调了弱关系互动在数字化公益传播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解释了青年群体如何通过社交网络互动扩大公益行为影响范围；在生命意义理论方面，本研究深入阐释了虚拟捐赠平台提供的即时反馈如何激发青年的身份认同，满足其精神价值需求，进而形成长期参与公益的持续内在动力；而在惯习理论层面，本研究揭示了公益行为如何通过平台设计被逐步内化为个体的稳定习惯，增加了惯习理论在网络公益领域的适用性。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明确提出了促进青年虚拟公益参与的具体策略和建议，包括维护平台信誉、优化互动项目、改进公益反馈机制等。在维护平台信誉上，基于权威背书和公众的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增强游戏的透明度，强化虚拟捐赠平台信任的可持续发展；在优化项目互动上，通过完善游戏规则增强游戏体验感，如组队挑战、公益排名榜等，强化用户社交互动与体验；在公益反馈机制上，平台需注重精神激励机制设计，例如及时给予用户公益荣誉称号、电子证书或公益积分兑换礼品，强化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持续参与动力。这些措施可以帮助公益机构和平台更好地吸引并长期保持青年群体的参与热情，最终推动青年公益行为的规模化与持续性。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所采用的获取访谈对象的方法，虽然提高了访谈对象获取的便利性，但也使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受限，对研究结果的普适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受访者均为长期用户，难以反映短期用户的参与动机。最后，本研究仅关注单一虚拟公益平台，未能兼顾青年参与公益的多样化与差异性。
因此，未来研究可采取随机抽样或分层抽样方法扩大样本规模，提高研究的代表性与普适性；同时，也应考虑对不同类型公益平台及青年群体的差异性进行跨案例比较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青年虚拟公益参与的理论解释。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更深入地探讨青年群体虚拟公益行为对其他社会参与形式（如志愿服务、线下公益活动）的延伸效应，全面理解数字公益参与对青年社会行动整体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陈晓蓉、杨铃、张汝立等，2023，《技术平台游戏化运营如何驱动公益发展——基于虚拟捐赠的分析视角》，《青年研究》第1期。
董晋骞，2013，《场域、惯习与实践活动的“双向模糊关系”——关于布迪厄的实践活动理论》，《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
方红、陈铭津，2024，《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下乡村教师培训的实然矛盾及应然路向》，《教学与管理》第9期。
宫蒲光，2024，《以良法善治推进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慈善法〉修法历程回顾及展望》，《社会政策研究》第3期。
何沐雨，2020，《高校青年学生蚂蚁森林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中国海洋大学为例》，《农村经济与科技》第2期。
荆德亭，2023，《青年“精神内耗”的多维透视及其应对策略》，《思想教育研究》第12期。
李曼毓、李雪、杨国庆，2024，《乡镇（街道）社工站参与乡村振兴的入场困境与实践策略——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分析》，《中国集体经济》第8期。
廉思，2024，《“搭子社交”：青年社交模式的新表征》，《人民论坛》第9期。
林蔷薇、朱秀凌，2022，《青年群体参与“蚂蚁森林”公益游戏的动机研究——基于八角行为分析模型》，《青少年学刊》第5期。
林艳、张姝玥，2023，《大学生生命意义的来源探析——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心理月刊》第23期。
刘飞，2025，《信任的力量：普遍信任、制度信任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
潘泽泉，2024，《青年群体为何流行治愈系文化》，《人民论坛》第1期。
皮埃尔·布迪厄，2009，《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2004，《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曲文勇、郭高甜，2020，《试论网络慈善现状及发展走向》，《理论观察》第6期。
王荆川、胡鹏辉，2024，《“中庸”个体主义：搭子社交的互动过程与实践逻辑》，《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王昕迪、胡鹏辉，2022，《边界感：现代社会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构》，《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王昕迪、胡鹏辉，2023，《搭子社交：当代社会青年新型社交趋势与形成逻辑》，《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卫武、倪慧，2020，《众创空间生态系统网络的强弱关系分析》，《科学管理研究》第2期。
吴裕根，2007，《当代青年生存无意义感的理性反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3期。
向远，2022，《蚂蚁集团：数字技术塑造公益信任力和影响力》，《社会与公益》第11期。
许亨洪、伍玥，2024，《青年社交“搭子”的样态、成因及其引导路径》，《思想理论教育》第10期。
杨旸，2021，《青年群体为何热衷于网络公益游戏—认知视角的动机分析》，《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杨仲迎、薛力宁，2023，《“45度青年”的生成机理及其引导路向》，《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张雯、潘超、姚诗铭等，2024，《中国社会中“内卷”现象的个体心理内涵及其特征维度》，《心理学报》第1期。
张雪梅、吴炜生，2025，《数字时代青年交往新样态的审思及引导路径》，《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1期。
赵新峰、程世勇、王治国，2024，《第三次分配：动力机制、协同效应与制度建构》，《中国行政管理》第2期。
周恬恬、苗国，2023，《何处是岸：当代青年“上岸”思潮建构与自我生平实践反思》，《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周潇，2021，《数字平台、行业重组与群体生计——以公路货运市场车货匹配模式的变迁为例》，《社会学研究》第5期。
Frumkin，Peter Kim，Mark T，2001.“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the Financing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Is Eficiency Rewarded in the Contributions Marketplace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
Mi Lingyun，Xu Ting，Sun Yuhuan，et al.，2021.“Playing Ant Forest to Promote Online Green Behavior：A New Perspective on Uses and Gratification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
Te’Eni，D.，Young，D.R.，2003.“The Changing Role of Nonprofits in the Network Economy.”Nonprofit &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