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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彭诗琪、冯宛宁
发布时间：2025 年 06 月 30 日
摘 要：在社会治理转型与公益生态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如何实现向社会企业的转型，已成为亟待破解的理论与实践议题。本文以G机构的转型实践为个案，构建“社会资本-社会创新”的协同演化分析框架，系统探讨社会资本在推动组织转型和创新中的核心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本土治理情境下，G机构通过社会资本的整合与重构，实现了结构型资源动员、关系型网络建构与认知型价值共识的动态耦合，成为驱动组织转型的核心机制。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社会资本-社会创新-社会资本重构”的正向循环机制，拓展了社会资本与社会创新理论在社会组织转型研究中的适用性。本文对理解社会组织如何通过社会资本实现社会企业转型、增强组织韧性与行动能力提供了理论补充与经验支撑。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会创新 社会组织转型 社会企业 单案例研究
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在数量与服务领域上迅速发展。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23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已超过89万个，涵盖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和基金会等多种类型。这些组织因其贴近社区、服务群众的特性，已成为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和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孙燕，2011；沈永东、陈周懿，2024）。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组织也面临诸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特别是在资金来源、项目依赖、制度建设和人才管理等方面问题突出（于海利，2025）。部分社会组织过度依赖政府购买服务与短期项目资金，缺乏稳定收入机制，影响长期规划与自主服务能力。外部捐赠的不确定性和公众信任度不足，也进一步加剧了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压力（范斌、闭珎尔，2024）。
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作为一种融合市场机制与社会使命的组织创新路径，逐渐被视为摆脱可持续发展困境的重要方式（朱慧、周根贵，2013；何立军等，2024）。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包括创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过程中需兼顾经济、社会与环境三方面利益（林海等，2010；Dees et al.，2002；Young， 2001）。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通常有三个阶段，即运营方式趋向商业化、组织形态逐步演化、组织功能实现自我突破（鲁云鹏，2017）。苗青与尹晖（2025）提出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呈现了“目标协调-业务融合-资产反哺”三阶段的螺旋式发展模式。然而，社会组织在转型社会企业的过程中也面临多重挑战，如社会使命的偏离、内部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法律定位模糊和专业能力欠缺以及资金来源不确定性等（徐思颖、宋亚楠，2014；葛笑春等，2021）。
现有研究主要从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环境和福利混合范式等视角探讨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具体路径，强调外部资源获取、规范和理解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崔月琴、张冠，2014；刘蕾、周翔宇，2017；王颖，2019）。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对关键外部资源的获取，组织战略往往受到资源提供者的控制与约束（Pfeffer&Salancik，2015）；制度主义理论则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规范性作用，即组织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会通过模仿、规范和强制三种机制趋同应对制度环境（DiMaggio&Powell，1983）。Defourny和Nyssens（2013）提出的“福利混合范式”则强调社会企业作为介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第三部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社会目标，是对福利市场失灵的应对。
尽管这些理论为理解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提供了框架，但在揭示组织如何通过内生机制实现自主性转型方面存在不足，尤其是缺乏对组织内部资源整合、关系网络构建与价值创新过程的系统性分析。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尚未深入揭示社会资本在组织创新与转型中的具体作用与表现：一方面，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组织间合作、增强信任与共享价值，从而推动组织创新；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社会资本亦可能形成路径依赖与制度惯性，抑制组织的突破性变革与创新。因此，对于整合和重构社会资本，并与组织创新进行协同发展的相关机制尚缺乏系统化探讨（林闽钢，2007；张春华，2024）。
基于上述理论缺口与现实挑战，本文提出一个结合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创新理论的协同演化分析框架，以回应传统范式过度关注外部资源、忽视组织内生动能的问题。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在中国本土治理语境下，社会组织在转型为社会企业的过程中，如何重构和运用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如何与社会创新机制协同演化，驱动组织完成转型？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聚焦G机构的转型实践，通过微观案例的动态追踪，探讨社会组织如何通过社会资本的重构实现创新与转型，并为同类型组织的行动策略提供机制性参考。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作为组织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1985）最早将其界定为“植根于持久网络中的资源总和”，强调社会资本的权力属性及其与经济、文化资本的可转化关系，关注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再生产。詹姆斯·科尔曼（Coleman，1988）则将社会资本视为促进集体行动的功能性资源，突出其在信息交换、信任关系和行为规范方面对组织效率的提升作用。罗伯特· 帕特南（Putnam，1994，2000）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应用于公共治理研究领域，提出信任、规范与网络是提升社会合作效率与制度绩效的关键，并区分了凝聚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前者指群体内部的强关系网络，有助于增强凝聚力与互助支持；后者则指连接不同群体的弱关系网络，有利于拓展信息与资源边界。
在组织研究中，社会资本又被分为结构型、关系型与认知型三类维度（Adler&Kwon，2002；Claridge，2018；Nahapiet&Ghoshal，1998）， 为理解组织如何通过社会资本实现创新与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结构型社会资本（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是社会关系网络的整体架构，包括网络联系的频率、强度、密度及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与角色（Alan&K ker，2021）。第二，关系型社会资本（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体现为个体或组织之间基于互动历史所建立的信任、义务、互惠与情感纽带。其核心在于信任机制的建立，决定了组织合作的稳定性与深度（Shin，2021）。第三，认知型社会资本（cognitive social capital）则关注组织成员间共享的愿景、价值观、语言与解释框架，是组织内部达成共识与构建文化认同的基础，有助于协调集体行为与统一行动目标（S nchez-Garc a et al.，2023）。
在中国，社会资本的发展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吴光芸、杨龙，2006；程秀英、孙柏瑛，2017）。林闽钢（2007）提出社会组织应该强化合作、筹资与公信三方面的核心能力建设，以实现社会资本的占有和再生产。赵罗英和夏建中（2014）研究了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培育，包括建立社区治理组织网络、建立社区规范以及培养社区信任。毛佩瑾等（2017）将社会资本细分为三类要素：公民性、非正式社会联系和互惠规范。李健和陈淑娟（2017）将组织合作中的社会资本区分为结构、关系与认知三个维度，强调其在推动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协作中的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其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解释力。
综上所述，本文选择“结构型-关系型-认知型”社会资本三维视角，作为分析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理论工具，是因为与以资源依赖为核心的传统范式相比，该框架能系统刻画社会组织在转型社会企业过程的“内生性驱动力”，即其如何通过网络重构、合作机制与文化嵌入实现资源整合与制度创新。
“社会创新”概念最早由德鲁克（Drucker，1957）提出，用以描述组织在非技术性领域的创新探索，尤其强调通过新颖的管理和服务模式满足社会需求。Mumford（2002）将社会创新定义为“旨在满足未被充分满足的社会需求的过程”，强调其问题导向特征。此后，社会创新理论经历了从“问题解决范式”到“系统变革范式”的演进，Avelino（2021）提出，社会创新不仅是解决局部性问题的工具，更是推动制度性与结构性变革的动力源泉。Defourny和Nyssens（2013）进一步指出，社会创新包括三个核心要素：一是满足社会需求，二是重构社会关系，三是创新产品与服务。这为理解社会创新的多维性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为细化“社会创新”的内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创新的机制进行了探讨：第一，资源维度。社会创新通过新的融资方式、跨界资源动员和能力整合，突破传统资源瓶颈（Foroudi et al.，2021）。Purtik和Arenas（2019）也指出创新实践通常伴随着对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重新梳理与优化配置。第二，网络维度。Moore和Westley（2011）指出社会创新的核心不仅是内部改进，更是通过搭建多元合作网络，将不同领域的行动者连接起来形成协作生态系统。Alonso-Martínez 等（2019）补充社会创新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创新网络的开放性、信任度与互动频率。第三，价值理念维度。社会创新不仅是技术或结构的变化，更关乎价值体系的重构。社会创新通过植入新的理念与文化价值观，推动个体与组织在根本层面上转变其行为逻辑与认知框架（Faludi，2023；Rocha et al.，2023）。
在中国背景下，社会创新是推动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重要路径（王名、朱晓红，2009；高腾飞等，2023）。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社会企业的生成路径深受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的影响，需结合儒家文化与国家政策背景加以理解（朱圆、肖佳欣，2021）。现阶段，中国社会企业主要呈现四种模式：依托传统体制、引入市场机制、服务社会目的、关注社区利益（李健、王名，2015）。典型案例如善淘网，展现了社会企业商业与社会创新的融合实践。其成功因素包括明确的组织使命、积极的团队文化、开放的治理结构与对社会投资机会的敏锐捕捉（余晓敏、李娜，2017）。
综上所述，本文将社会创新概念细化为“创新资源动员”“创新网络建构”“创新价值理念”三大维度，既回应了现有文献的核心内涵，也为解释社会组织转型的动力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社会创新不仅包括新产品与服务的创造，也通过重构组织社会资本、内部流程、价值理念及对外合作方式，为组织提供了企业化发展所需的战略能力与行动逻辑，进而成为社会组织转型的核心驱动路径。
社会资本与社会创新作为两条重要理论路径，分别强调了组织内在的关键资源与变革过程的动力机制。社会资本为组织提供了转型所需的资源配置、网络建构与价值理念，而社会创新则指向组织突破既有结构，实现跨界协同与价值重构的路径。从理论演化脉络来看，二者在组织转型问题上的关注焦点存在差异：社会资本更强调稳定性中的协调，社会创新则关注变革性中的突破；但两者的整合对于理解社会组织如何在稳定与变革之间寻求平衡，尤为关键。特别是在社会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不仅是资源整合的工具，更是制度创新的触发器；社会创新不仅是回应社会需求的策略，也体现了组织内部能力、资源、结构与价值的协同升级。
因此，本文尝试在理论上搭建“社会资本-社会创新”协同演化分析框架（见图1），系统揭示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内生逻辑。该分析框架认为，社会组织在转型过程中，以结构型、关系型与认知型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为资源基础，驱动组织在资源配置、网络建构与价值理念三个层面上开展社会创新。该分析框架进一步揭示了组织通过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与社会创新不同维度的协同机制：第一，结构型社会资本（如网络密度、位置与跨界连接）提供创新所需的资源渠道与信息流通网络，是推动社会组织资源整合与商业模式探索的基础；第二，关系型社会资本（如信任、互惠与规范）构建了社会组织与多元行动者之间的高信任合作网络，降低了协作成本，增强了跨界合作的稳定性；第三，认知型社会资本（如共同愿景、共享语言与价值观）提供价值导向与认同基础，引导社会组织成员在创新过程中保持使命一致性。
与此同时，社会创新作为组织转型的动力机制，其所形成的成果（如组织绩效提升、公众参与拓展、公益理念传播）也能实现社会资本的重构：创新成果提升了组织在外部网络中的声誉（结构维度），巩固了与合作方的信任关系（关系维度），并强化了内部的共享价值认同（认知维度），从而推动社会资本的重构。社会资本与社会创新协同演化的过程对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创办、运营以及组织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阶段产生了多重影响。
本研究以东莞市HL镇G机构（后文简称“G机构”）为例，该机构是由香港优秀社工、中国首届十大社工人物徐先生及其妻子于2004年创办成立，也是内地首个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社工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2009年，G机构成为东莞市首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试点机构，服务运营资金也从纯自筹转变为自筹加政府购买服务。2018年，G机构以“莞嫂滋味”低收入妇女创收计划为契机，创办首家本土社企餐饮店“莞嫂滋味”，主营粤港澳美食与本地小吃，帮助困难妇女增能创收，并将盈余反哺公益服务。2022年，G机构结合自身禁毒服务经验及对外来务工群体的关注，建立“乐善心田”社会企业基地，通过“政府+机构+公众+市场”的四方联动模式，发展紫苏公益产业链，带动戒毒康复人员和困难外来务工者就业，同时提供农耕体验、志愿服务、培训演出等公益活动。基地收益用于开展助学、送餐、课后托管、节日慰问等服务，提升外来务工者生活品质与社区融合程度，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模式。中心成立二十一年来，服务涵盖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禁毒社工服务、司法社工服务、居家养老服务、青少年服务、工会服务、家庭服务、学校服务、社区服务等十多个领域，累计提供社会服务超过600万人次。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以G机构向社会企业转型的全过程为分析对象，探讨其社会资本与社会创新协同演化驱动组织转型的机制。案例研究适用于深入理解复杂社会现象在其真实背景中的演化，尤其适合探讨理论与实践高度交织的组织转型过程（Yin，2017）。
本研究的研究期为2022年6月至2025年4月，涵盖项目筹备、试点运行与稳定运营三个阶段。为确保资料来源的多元性与研究发现的有效性，本研究结合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与文件分析法进行资料收集与分析。
首先是深度访谈，共计8人，包括G机构创办人（I1）、副总干事（I2）、社企团队核心成员1人（I3）、服务对象1人（I4）、一线社工1人（I5）、政府部门领导（I6）、企业代表（I7）以及机构管理人员（I8）。访谈内容主要聚焦组织转型动因、组织转型过程中的资源互动情况、利益相关方对组织转型的看法、转型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访谈由第一作者及第二作者共同完成，G机构创办人、副总干事由第一作者进行访谈，社企团队、行政管理团队、一线社工、合作方代表主要由第二作者负责访谈，第一作者与第二作者共同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本研究严格遵循伦理规范，所有访谈均在取得口头知情同意后进行，数据呈现时对参与者身份进行了匿名处理，以确保隐私和数据安全。
其次是参与式观察，从2016年10月至今，第二作者作为G机构核心员工亲身参与机构转型社会企业的完整过程。她从早期的社企项目探索开始，曾赴香港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并且主要策划了机构的三个社企项目，与机构创办人、行政管理团队、一线社工等具体执行人员一直保持紧密的沟通合作，同时与政府及其他合作方沟通社企项目的合作事宜。在此过程中，她见证了社企的成立与发展，不断地反思及调整，参与具体的决策和行动，并形成了详细的田野笔记。虽然第一作者未直接参与机构决策或管理，但也保持与工作人员交流，并结合访谈内容进行交叉验证与反思补充，工作重点在于客观分析案例整体过程。
最后是文件分析，第二作者现为机构的副总干事，能直接接触查阅机构一直以来发展社会企业的有关文件材料，收集并分析了机构社会企业的介绍资料（D1）和关于项目的媒体报道（D2）等资料，作为案例研究的重要补充材料。根据有关文献的分析研究，再结合机构内部的服务文件记录，第一作者与第二作者对G机构转型社会企业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通过实地材料的分析对有关研究理论及假设进行回应，有助于更深入地分析转型的路径、经验及问题。
2004年，G机构成为国内首批专注外来务工群体的非营利社工机构，希望为在东莞的外来务工者提供一个工余时间的好去处，改善他们及其家庭的生存状态，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随着东莞城市包容性增强，外来务工者的生活环境显著改善，但困难群体仍然存在，除经济支持外也亟须社会支持、心理关怀与社会融入。为此，G机构持续开展助学、儿童服务、社区参与等多元活动，提升外来务工者家庭的获得感与归属感；同时坚持为困难外来子女筹集助学金，开展流动儿童服务，帮助外来务工者子女实现更好的自我发展。随着机构发展及政府支持的拓展，G机构服务逐步覆盖老人、戒毒康复者、环卫工人、新就业群体等多个社会领域的群体。
此外，自2009年起，G机构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呈现服务资金大幅提升、服务范围更宽广、服务人群也更多样化的正向变化，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社工人才。依托政府购买服务，G机构拓展了许多优秀的服务项目，机构服务的专业水平和品牌社会影响力也得到了较大提升。但是，政府购买服务在支持机构生存发展的同时，也给机构的实际运营带来了现实的挑战，即过度依赖政府购买服务会影响机构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一旦政府购买服务出现较大的变化和调整时，如无法续项、经费拖延拨付或削减经费等，都会导致机构原有的社工服务中断，造成社工人才流失、机构经费紧张，业务发展布局被迫打乱，从而影响机构的良性运作。为了保障机构使命和服务的持续性，G机构于2018年启动社会企业探索。机构创办人同时也是社企投资人讲道：
很早之前我就有危机感，社工机构只靠政府是不行的，一定要有自我造血能力，我创办社企就是要帮中心赚钱，我一定秉承徐先生的精神，让中心持续发展下去，继续帮助那些孩子、老人。（I1）
因此，为坚守自筹公益服务的初心，同时积极应对政府购买服务带来的不确定性，G机构选择发展和转型社会企业，作为应对现实困境的“破局之道”，也是对机构既有资源优势的有机延伸。从G机构的发展历程看，G机构秉承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不断挖掘社区的需求，并积极筹集资源与推动服务的开展，这份奉献、务实、创新的精神已经成为机构的精神文化。
我们的自筹公益服务有外来务工者子女助学计划、环卫工人送餐、新业态工人送餐、老人饮茶我来结账……这些服务的经费基本来自社会爱心企业及个人的捐赠，受创办人的影响，香港也有不少爱心社会团体及个人长期捐赠我们的助学计划。正是有那么多的社会资源，我们才能自主推动这些公益服务，带着这些服务和政府合作，增加我们的优势。（I2）
G机构这一阶段的实践和转型起点，充分体现了认知型社会资本发挥的核心作用，并为社会企业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基础。从最初创办人的个人慈善行为出发，G机构逐步凝聚起更多爱心企业与公众的参与力量，实现了从单一服务领域向“自筹+政府购买”双轮驱动的转型。这种深层嵌入的“使命共识”和“战略选择”不仅增强了组织韧性，也为后续整合外部资源提供了价值导向基础，展现了认知型资本在战略转型初期的驱动机制。
2016年，G机构启动社会企业发展计划，首先组织全体中层管理人员与督导赴香港学习社企经验，实地考察了共享厨房、绿色农场等项目，了解其运营模式、资金来源及人力配置。返程后，参与人员分组撰写社企策划案，围绕当时的社会需求与机构资源，探索了包括月嫂服务、共享厨房、公益良仓、录音棚等在内的多个创收性项目，但此时尚未形成完整的社会企业概念。
其中一个创收性公益项目“公益良仓”（简称“良仓”）获得了初步的探索成效，该项目继承了创办人徐先生“惠民利民，还物于民”的社工理念，通过募集社会、企业与个人捐赠的物资，以“良票”形式进行置换，并将兑换所得资金用于开展如“营爱老人送餐计划”和“关爱农民工子女成长计划”等公益项目。“良仓”作为资源整合枢纽，建立了物资、资金与服务的转化机制，实现了社会资源向公益服务的高效对接，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对弱势群体的精准支持。此外，“良仓”倡导“公益消费”理念，通过折扣商品吸引社会公众及弱势群体参与，既满足日常消费，同时又实现慈善捐助。
2018年3月，“良仓”拓展无人售货机模式，投入10部无人售货机分别摆放在爱心单位和公益单位。无人售货机的运营公司免押金为机构提供14部无人售货机，机构联系到免费场地放置并负责补货及维护。所有的运营收入扣除成本后，将全部用作慈善用途。（D1）
有了“良仓”的实践经验，2018年G机构正式设立了第一家社会企业“莞嫂滋味”美食店。起源于“莞嫂滋味，巧手当家”低收入妇女增收计划，项目初期由G机构社工团队策划并向市慈善会申请公益创投资金5万元，旨在通过技能培训提升本地低收入妇女（被称为“莞嫂”）的经济独立能力。
2018年5月，中心全面铺开该项目，向辖区的单亲家庭以及生活困难的低收入妇女群体开设美食课堂，大家聚在一起制作东莞传统小吃，并通过美食节、实体店寄卖、线上订购等方式进行销售，为妇女们创收增收。项目不仅帮助妇女们实现了“能力增值”和“收入增值”，也让大家变得自立自强、积极向上。（D2）
项目结束后，一部分妇女展现出较强的成长潜力。为持续支持她们发展，并结合机构自身对送餐服务的需求，G机构创办人谭女士自筹资金创立了“莞嫂滋味”。该店以公益送餐经费保障基础运营，并拓展包括堂食、企业订餐、聚餐活动及美食培训等市场业务，既为“莞嫂”提供了稳定的创收平台，也提高了她们在社区的能见度与影响力。
社工告诉我们这里有培训，会教我们做美食，还能把美食卖出去增加收入，我们就过来试一下。现在“莞嫂”成立起来了，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就用心做，希望能把“莞嫂”这块牌子擦亮。（I4）
自开办以来，“莞嫂滋味”不仅作为商业运营平台，更发展为一个集公益与参与于一体的社区服务空间，先后承办了敬老派斋、环卫工人爱心餐、老人饭堂、新业态从业者餐食等公益项目。
“莞嫂滋味”目前运营是以接受团餐预订及承接公益派餐项目为主，2024年承接了湾区青年交流团自助餐、乐善心田团建用餐、老人饮茶我来结账公益项目等各种活动团餐服务。此外，有几家食品公司及农场也会定期捐赠一些食物、饮料和蔬菜给我们，支持我们开展公益送餐服务。（I3）
本阶段，G机构通过拓展结构型社会资本，即依托跨组织合作网络与资源，激活了组织的外部连接力以及实现社会创新的可能。从“良仓”到“莞嫂滋味”，G机构一开始完全依靠外部企业的物资捐赠，在传统“义卖”的模式上进行资源整合机制的创新，把更多企业及有需要的公众纳入公益消费的生态圈中；而发展到“莞嫂滋味”这一独立的社企主体时，G机构已经尝试以机构为主体，主动搭建资源平台，重构机构资源，以自身的影响力拉动外部的支持，并且寻求内部公益使命与社企运作创收的结合点。这一实践验证了结构型资本不仅提供了物质资源的通道，更是整合企业、公众以及服务对象的资源路径，成为推动组织实现创新和转型社会企业的关键支点。
有了初步的社会企业探索经验，2022年初，G机构开始开拓新的社会企业业务——“乐善心田”基地。机构经人介绍在上车岗村租用了一块毗邻机构和镇中心的约10亩的农地，该地具备交通便利、发展潜力高等优势。创办人希望借此机会拓展新的产业服务，经过调研最终确定以紫苏种植及其产品加工为发展方向。
机构投入启动资金，负责租地、种植等前期工作，但运作下去还需要不少的资金，还得聘请工作人员，刚好我们禁毒社工团队的人比较多，领导也希望出一些特色亮点，就选择了和机构一起共建戒毒康复人员帮扶基地，这样机构的社企也可以借助禁毒团队的人力，还可以开发公益服务申请资助。（I5）
当年，G机构承接的政府购买服务中，以禁毒服务为主，社工团队和项目资源相对集中，且HL镇具备禁毒服务的相关专项经费支持。G机构依托与镇禁毒办的良好合作关系，将“乐善心田”基地优先用于禁毒相关服务，包括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就业支持、组织农耕体验与禁毒宣传活动等。机构策划的禁毒项目及原创歌曲获得认可与资助，成功争取到9.36万元专项经费。此外，G机构积极参与公益创投，围绕“乐善心田”主题申请多方支持，先后获得镇乡村振兴公益创投9.4万元、东莞市“以爱为盟”创益计划2.2万元、镇慈善基金会资助2.81万元，全年共筹得23.77万元，作为“乐善心田”社会企业的公益服务启动资金，用于服务开展、补贴帮扶对象人工、场地维护等。
成立这个“乐善心田”基地还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让那些戒毒康复人员来这里劳动，还可以组织亲子家庭的活动、学生来做点农耕体验，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要好好利用起来。还有你们的紫苏产品，要大力宣传推广，多卖出去，有什么需要的都讲出来，我们能支持的都支持。（I6）
除资金外，基地建设也获得了企业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一位经营美墅集成房屋公司的企业家在了解机构的公益服务后，主动捐赠一座“美墅屋”用作活动室，提升了基地的服务功能与接待能力。当地的酱油厂、蛋卷生产企业、保健食品公司与机构合作生产紫苏产品时，在技术上、人力上都优先配合机构的产品需求，并予以优惠价格，让紫苏产品在量产不大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一定的价格优势。还有部分爱心企业及个人，主动联系机构采购紫苏产品，提供直接的“消费帮扶”。有爱心企业的代表在访谈中讲道：
徐太是很有大爱的人，你们都是实实在在地帮助人，做好事，我们应该多向你们学习……你们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很不容易，大家能帮一点是一点。（I7）
这充分表明企业对机构的支持，很大程度是对机构创办人精神的敬佩，并且看到机构在长期助人服务中所积累的口碑和公信力，所以愿意通过各种方式对机构予以帮助。在机构行政团队与禁毒社工团队的协作下，基地服务工作顺利推进。紫苏产品的运营成本由机构创办人个人承担，销售所得利润的20%直接用于支持基地的公益服务，实现了产业与公益的双向促进。
这一实践说明了关系型社会资本在项目运行中起到的黏合剂作用。G机构充分培育和维系来自政府、企业及公众的持续信任与互惠关系，使得社会资本不仅是一次性资源获取的工具，更演变为共同治理和共创价值的制度协作机制。G机构案例显示，组织通过持续的信任积累与关系维护，形成了一个既稳定又可扩展的合作生态圈，也为其持续不断尝试社会创新和组织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乐善心田”是G机构当前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企业项目，整合了前期社企探索的经验，在创新公益服务与市场机制结合上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随着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完成，紫苏公益产业链逐步成形，项目已具备自主运营能力。第二年，机构仅申请了5万元公益创投资金和3万元慈善资助，其余运营成本通过自主创收与多元收入渠道支持，主要分为创收类与公益类。创收类产品以紫苏产品的销售为主，辅以蔬菜批发、服务体验等增加收入来源，公益类产品则包括在基地开展的各类公益服务活动，这部分主要依托机构的社工及志愿者团队提供服务，活动成本主要由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及爱心个人捐赠、机构投入及社会企业的运营利润来支持。
在“乐善心田”运营过程中，G机构主要面临运营成本入不敷出、商业运营能力不足以及服务观念的冲突与转变三大问题。但是G机构通过商业手段和社会创新实践，不断拓展社会资本的外延，实现了资源、关系与理念的循环强化，体现了“社会资本-社会创新-社会资本重构”的正向循环。
首先，基地运行初期面临较大资金压力，需承担农地租金、物资、设备、人员工资及紫苏产品研发与销售等成本，年均基础运营费用约为20万元，尚不包括公益服务的开支。参考香港地区社企依赖外部资助启动、逐步过渡到自主盈利的模式，G机构采取多元筹资策略，由创办人承担前期设备及种植投资，机构内部调配现有人力资源并支持部分人员成本，聘请困难群体担任兼职协助，同时争取政府共建帮扶基地、公益创投资助等支持。此外，机构凭借良好口碑吸引社会支持，最终共筹集约25万元资金，有效缓解了前两年的运营压力，并有经费支持开展公益活动。目前，基地运营已进入第三年，基本实现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部分收益可反哺公益项目，帮扶对象也由兼职逐步转为专职员工。
其次，为了成本控制，“乐善心田”基地的运营主要由机构行政团队负责，虽有该团队丰富的社会服务经验，但在市场营销、品牌推广及销售管理方面相对薄弱。由于紫苏产品为市场新兴品类，消费者认知尚待建立。初期推广主要依赖熟人网络及活动展示，机构现在已经开始创新探索网络宣传与直播销售方式，通过打造“翠莲姨精选”品牌及开展直播宣传，G机构在公众中有效传播了“人人可行善、消费即公益”的理念，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志愿者与公众成为公益价值的传播者与践行者，拓展了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外延。
最后，G机构创办社企的初衷在于应对资金压力，实现“自我造血”。然而，社企短期内难以实现理想收益，增加了机构与社企双重运营负担，导致部分工作人员产生挫败情绪。同时，由于多数员工长期处于非营利服务思维模式，对社企中的“公益与商业”边界尚不清晰。例如，对于哪些服务应收费、由谁承担费用等议题，内部仍存在认知分歧。但是G机构在内部治理层面较快统一了共识，积极厘清市场行为和公益回馈的区别，努力探索转型社企走向自主造血的路径。
机构与社企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孵化培育关系，虽然创办人负责出资，但日常的管理运营仍需机构的行政管理团队负责，社企就相当于行政管理团队培育的项目，在社企的运营遇到阻碍和困难的时候，需要调整心态，积极与创办人一起商讨对策，面对暂时不赚钱的问题，借用创办人的话，“不亏钱就行，只要做下去，就会有机会”。（I8）
本案例聚焦G机构转型社会企业的具体过程，截至2024 年底，项目累计实现公益创投、社会捐赠、服务购买及产品销售等总收入超过60万元，其中6.1万元直接用于外来务工者子女服务，实现了社会企业对公益工作的反哺。项目不仅搭建了跨界资源整合平台，联结了政策支持、公众参与以及企业协作，还通过“消费即公益”“责任田认领”等机制增强了服务网络的多元主体参与。其运营进一步推动了机构员工的实务能力提升，巩固了组织的持续创新动能与韧性，探索出一条基于社会资本与社会创新协同的可持续转型路径。
认知型社会资本强调组织成员之间对共同使命、愿景与价值观的共享，是推动理念协同与持续创新的核心力量。G机构自创立以来始终秉持“服务外来务工者及其家庭”的初心，是机构转型社会企业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机构转型为社会企业的过程中，公益使命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借助社企平台得以延展。例如，在设计基地服务和产品时，机构将原有服务对象如外来务工者、老人和儿童，与戒毒康复人员等特殊群体融合纳入，推动禁毒工作的社会化发展。G机构通过社企平台链接政府与社会资源，强化帮扶与宣传，助力戒毒康复者重建自信，实现从受助者向助人者的身份转变；同时也通过公益产品与志愿服务让外来务工者在消费帮扶与社区服务中找到归属感，进而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区共融。
案例分析显示，认知型社会资本作为价值引导机制，成为连接内部使命与外部共鸣的关键纽带，有效支撑了组织的社会企业转型。G机构不断创新的服务形式可以让更多主体参与其中，并且惠及更多有需要的服务对象，这也直接鼓舞了机构内部人员，让他们看到了坚持公益的价值。在创新过程中遭遇困难和挑战时，机构的核心团队也会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讨论，在“遇到困难—反思初心—重建共识—继续向前”中不断克服困难，不忘初心，不断为机构谋求出路，无形中强化了认知型资本的力量。
结构型社会资本强调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网络规模及其位置对资源获取的影响。G机构在多年服务实践中构建了横跨政府、企业、社区及公益团体的广泛关系网络，形成坚实的结构型社会资本基础。首先，与香港及本地社会团体的长期合作，为机构提供了社会企业探索初期所需的跨境学习机会与外部知识支持。其次，机构与镇党委、政府保持稳定合作关系，获得多项政府创投与项目经费支持，特别是在禁毒服务领域的政策倾斜，为“乐善心田”提供了关键支点。此外，机构还通过人脉动员链接企业资源，如无人售货机公司、紫苏产品加工厂及捐赠“美墅屋”的企业；通过服务与产品的持续创新，加强了机构内外人力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充分发动志愿者的力量作为支持，这些多元关系构成了高效的资源流通网络，为G机构社会企业转型提供了启动资金、空间资源与人力保障。
关系型社会资本体现在组织与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互惠与规范机制，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关键。通过长期访谈与档案分析可见，G机构创办人长期积累的声誉与跨境人脉资源是创新网络建构的重要因素。创办人用200万元退休金在东莞投办外来务工者服务机构，21年来坚持不懈，感动了莞港的爱心团体与企业。“乐善心田”社企成立后，借助创办人谭女士在莞港两地的人脉资源和良好的口碑，迅速推广社企及紫苏产品，并通过莞港交流活动和公益消费等形式支持社企发展。通过与工厂合作，G机构能以成本价采购，降低了交易难度。此外，随着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参与公益服务，他们逐渐认可紫苏产品质量，并将其作为职工福利，推动产品在市场的推广。G机构通过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建立了“可靠实施者”形象，保障了资金流入，体现了关系型社会资本在跨界协作中的信任作用。这种信任与互惠机制是社企稳定运营、扩展影响力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G机构在发展社会企业的过程中，并未背离其公益使命，而是以“商业手段达成社会目标”为核心路径，通过紫苏产品开发、女性增能、戒毒康复就业等实践，探索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例如，“乐善心田”项目将紫苏产品利润的20%用于公益服务，创新形成了“市场运营+公益回馈”的制度机制，促使社工、行政人员与服务对象在理念上达成共识，增强了认知型和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应用。同时，通过创新打造“翠莲姨精选”品牌及开展直播宣传，吸引更多消费者、志愿者与公众成为公益价值的传播者与践行者，拓展了认知型和关系型社会资本的外延。
这一系列实践表明，社会资本不仅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基础资源，反过来，成功的社会创新亦能强化社会组织的多重社会资本，形成正向的反馈机制。具体而言：第一，在结构维度上，社企的落地拓展了G机构的组织边界，吸引了更多企业、政府与公益组织参与服务协作；第二，在关系维度上，项目的持续产出与透明运营增强了外部信任，提升了公众与服务对象的参与度；第三，在认知维度上，社会企业强调共创与参与的机制，促进了组织内部成员与外部公众之间价值共鸣的深化。这一“社会资本-社会创新-社会资本重构”的正向循环机制，为G机构实现使命延续与组织韧性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提供了可参考复制的实践路径。图2总结概括了G机构社会企业转型的具体路径。
本研究通过G机构转型社会企业的具体过程作为案例，系统探讨了社会组织如何协同结构型、关系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实现资源动员、网络建构与价值转化的创新，从而推动传统社会组织向社会企业的转型。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不仅是跨越资源困境的工具，更是连接市场机制与社会使命的桥梁，构筑了一个“资源-网络-理念”三位一体的创新路径。通过“社会资本 - 社会创新 - 社会资本重构”的协同演化过程，G机构有效增强了组织韧性，形成了跨界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范式。
在理论层面，本文回应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转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突破外部资源导向视角的单一性。现有理论和研究常强调政策、资金、法律结构等外部因素（Dees et al.，2002；Pfeffer&Salancik， 2015；Young，2001），忽略了组织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其转型路径。本研究强调了社会资本在内部驱动变革中的积极作用（郜宪达等，2024）。二是对“社会资本重构”进行机制化呈现。本文所指的“重构”，不仅仅是社会资本的使用或增量积累，更涉及其类型结构的调整（陶秋燕、高腾飞，2019）——关系型社会资本通过新的信任机制扩展到商业行动者与基层政府，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原有公益文化基础上融入市场逻辑与创新认知，推动组织价值体系的演进。三是提出组织转型三个阶段，创办、运营和可持续的协同机制解释路径。通过“社会资本-社会创新-社会资本重构”的逻辑链条，本文建构了一个可用于解释组织自主变革的动态分析框架。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也为组织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启示。对组织管理者而言，应跳出“项目制-资金依赖-服务交付”的单线条运作逻辑，转向以社会资本和社会创新为核心的长期能力建设策略。这包括：主动搭建跨界合作网络（结构型）、建设内部信任与激励机制（关系型）、推动组织内部共享愿景与文化整合（认知型）。在社会工作视角下，组织应将社会资本与社会创新纳入组织能力框架中，特别是在员工培训与跨界协作能力方面加以强化，同时关注组织的长期协作能力与使命延续性。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应认识到社会组织的转型并非一味市场化，而是需在制度支持下实现“使命延续与市场适应”的平衡。建议政策部门推动建立更具灵活性与过程性的评估体系，将组织社会资本发展能力纳入支持指标，积极设立社会创新发展基金或社创生态共建平台，并鼓励社会组织基于在地网络与服务实践开展社会创新。
本研究同样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案例单一，未来可通过多案例比较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理论适用性，尤其需要参考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如专业服务型机构、议题倡导型组织、强行政依赖型机构）的差异性；二是数据收集以质性资料为主，缺乏量化工具支撑，后续可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量化社会资本类型与转型成效之间的相关性；三是未系统考察宏观政策环境对社会资本和社会创新的制度性制约，未来可结合多层次治理分析，进一步剖析社会组织转型的制度条件。
G机构案例为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提供了一条基于社会资本与社会创新协同演化的可复制路径，并丰富了社会资本和社会创新理论在中国本土治理情境下的实践解释力。研究强调，唯有持续加强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创新的实践，社会组织才能在多变环境中实现使命延续与组织韧性的共生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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