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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吴秋怡、刘阮卿
发布时间：2025 年 06 月 30 日
残疾人社会融合是社会环境与自我的双重构建的过程。这一过程既需要社会为残疾人营造平等和融洽的社会环境，也要求残疾人在社会生活中持有融入社会和环境的积极意识（叶静漪等，2021：11）。当前中国残疾人事业中，也存在残疾人政策福利救济发展理念与促进残疾人能力增长、增权赋能理念不匹配的情况，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忽视残疾人主体参与，导致部分残疾人内生动力不足、主动发展意义不强（白宽犁，2021：207）。破解这一困局，需要以“喜憨儿洗车中心”为代表的公益创新项目提供示范路径，形成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知道“喜憨儿洗车中心”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当时笔者尚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读研，在查阅深圳慈展会（现全称为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于 2012 年在深圳创办。慈展会由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和中国慈善联合会等单位联合发起，是国内首个国家级、综合性、国际化的公益慈善盛会，永久落户深圳。）的信息时偶然了解到这个具有生命力的故事，感觉到非常震撼。同年，笔者在《人民日报》看到了有关“喜憨儿洗车中心”的报道。此后，笔者又多次在网络上浏览到有关“喜憨儿洗车中心”的新闻报道，每次看到该项目依然稳健运营且不断蓬勃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创新扩散、落地生根，都深感欣喜。
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就业问题，已经大大改善了残疾人就业的不利情况，但是大多数残疾人就业仍然表现为“象征式就业”与“成见式就业”，难以满足高质量就业需求（朱健刚、董上，2025）。基于现实困境，笔者看到“弱有所扶”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喜憨儿洗车中心”。
2024年初，作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课老师，笔者在教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第六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会在“弱有所扶”这一部分详细介绍“喜憨儿洗车中心”案例。“喜憨儿洗车中心”创始人曹军在纪录片中的话语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同学，“孩子大了，总要走出家庭与社会握手”“你要是没有工作，人是很痛苦的”“这一个小小的点，如果真的去解决问题，触动大家的内心，我觉得这个可能的燃点和影响是几何倍数地在增加”。这些质朴温暖的话语引起了同学们对于“弱有所扶”的深刻思考。马克思曾说，劳动是人的本质，“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187）。曹军老师的理念与此不谋而合。
2024年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结束以后，笔者收到了来自哲学学院孙同学的邮件：“关于帮助智力障碍青少年参与工作的社会公益短片，当时在课上我就止不住地想抹眼泪。”几天后，笔者收到了来自政府管理学院李同学的微信留言：“老师，因为您的课程，我第一次关注到喜憨儿群体。我最近去看了电影《小小的我》，更加了解到喜憨儿们真实处境的艰难和为他们找出路的曹爸爸的伟大。希望有一天你会写曹爸爸的故事！”笔者在收到这个留言以后，邀请笔者的学生刘阮卿一起去看了关注喜憨儿群体的电影《小小的我》，希望能够约“喜憨儿洗车中心”创始人曹军老师见面访谈。2025年2月，公众号“南京发布”讲述了慢骑手张国庆的飞驰人生，“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和劳动获得尊严”。
笔者在写作之初即希望投稿《公益》的生命史专栏。生命史是口述史研究的底蕴，它也是口述史具备人文性特点的根本原因所在。所谓人文性是指立足于个人并关注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知识。口述史的人文性更聚焦生命史，对由细节堆积起来的人生史报以极大耐心和敬意（刘亚秋，2023）。2025年3月，通过金螳螂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嘉老师的引荐，笔者有幸获得了曹军老师的联系方式。笔者带着写作曹军老师生命史的美好期待和对曹军老师的敬意，来到了年度慈善城市深圳，来到了在影像中见到无数次的“喜憨儿洗车中心”（梅林店），见到了热情与笔者握手、欢迎笔者到来的“喜憨儿”们，见到了充满力量和心有大爱的曹军老师。自2003年曹军老师的儿子被确诊为“发育迟缓”，已有二十余年。自2015年曹军老师和其他喜憨儿们的家长一起开创“喜憨儿洗车中心”，已有整整十年。
1997年，我来到深圳，在这里生活、工作。2002年初夏时节，儿子曹洲溥呱呱坠地，我看着儿子肉嘟嘟的笑脸，感觉人生非常圆满。孩子七个月大时，被确诊为“发育迟缓”。医生和我说：“这孩子的智力，大概率会一直停留在六七岁的水平。”听闻这话，我仿佛被推到了冰窟中。夜深人静时，我常盯着天花板问自己：“如果我和妻子不在了，永远长不大的儿子该怎么办？”那真是一段揪心的煎熬时光。那时候，睡前我都尽量不喝水，就怕半夜醒来去趟厕所，回来后一想到儿子的状况，冷汗就止不住地冒。
按照那时的生育政策，我们本可以再要一个孩子，可思来想去，还是选择放弃。我和妻子达成的共识是：如果有了老二，同时需要照顾老二意味着必然会分散照顾老大的精力，老大的很多康复训练也许会落下，而且成年后的老二不仅得赡养年迈的父母，还得帮扶哥哥，对两个孩子而言都是不公平的。起初，我和妻子反复探讨，孩子未来究竟该走哪条路？我们想过，一种方案是硬着头皮把他送进普通幼儿园、小学、中学，另一种方案是接受孩子的特殊。像洲溥这样的特殊孩子，学那些物理、化学知识是很好，但是日后很难实际运用于生活中，依然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他。我们父母真正该考虑的，是他将来如何融入社会、靠什么在社会上立足。
刚得知孩子病情的时候，我和其他家长一样，满心焦虑，只想拼命攒钱，期望能给孩子留一个衣食无忧的未来。但是我们这群家长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孩子并不会使用金钱，留下金山银山又有什么用？孩子的日常生活乃至更长远的养老问题，始终高悬在我的心中。原本我们只能接触到同龄的孩子，在学校游泳队训练的契机下，我们认识了比洲溥大的孩子。那时候，学校的游泳队内有大龄的孩子，看起来各方面能力都不错。当时我抱有希望地想，如果我儿子能恢复到他们那种程度，我就很满意了！时间给了我答案，当这些孩子毕业后，还是无奈回到家中，无法实现就业，这给了我很大的刺激。这时候，我才醒悟过来，必须放弃曾经的幻想，应当奋力给孩子们寻找出路，解决自己的孩子和更多孩子们的就业问题。
即使来自父母长辈的金钱能保障孩子们未来的温饱，却始终给不了孩子应有的尊严。我打心底里不愿儿子成为他人怜悯施舍的对象，更不想他一辈子躲在家人羽翼下活得毫无生气，我希望儿子能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然而，适合心智障碍孩子们的工作岗位实在太少，目前14~18岁的职业教育衔接也比较少。我不想看到孩子18岁的时候四处求职碰壁，于是开始转变观念，行动前移。与其被动等待虚无缥缈的就业希望，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着手打造适配他们的就业岗位。
基于过去从事投资相关的工作经验，让我有了理性的项目思维。在选择合适的路径时，我的职业习惯更多是以反推的思路进行严格的“挑毛病”：一开始，我们是想解决孩子们的养老问题，给孩子们建造一个老有所依的能够托付的地方。这样的场所的建设其实并不难，但问题的关键是保障其可持续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造血”问题。基于这个判断，我们要开展的项目，必须在符合特殊孩子特征的基础上，满足造血盈利和解决就业这两个条件。
事实上，想清楚这一点，我们的探索才算刚刚起步。有了基本思路以后，问题也接踵而至，我们需要思考怎样才能让社会大众欣然接纳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关键在于自食其力，扭转固有观念。我时刻要求自己，绝不能靠道德绑架式的爱心来强推，唯有凭借过硬的服务品质，才能真正赢得外界尊重。要切实化解这一社会症结，绝对不可一味诉诸爱心、道德乃至情怀，更不能依靠卖惨博同情，而是要沉下心来思考破局之道。公益所聚焦的是长期存续、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盘根错节，无一不是社会痛点。面对这类棘手的社会问题，亟须以全新理念探索求解之法，比如尝试公益与商业有机融合的创新模式。欲破解社会问题，就得精心构筑一套“造血”体系，首要任务便是精准甄别问题涉及的各方利益相关者，这是重中之重。唯有摸透情况，方能锚定自身前行目标与方向，继而深入细致调研，以此设计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孩子大了，总要走出家门和社会“握手”。如何才能真正和社会“握手”？那段时间，我刚忙完了一个大的项目，拥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年假，开始有了整段时间进行思考。为什么选择洗车这个行业？一方面，这是在反复“挑毛病”与对比中得出的结果。为了帮洲溥寻得一条安身立命的途径，只要有时间我就走遍大江南北，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公益机构和福利工厂，也看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项目。这时候，我发现过去在解决心智障碍孩子就业问题上走了许多弯路，一些凤毛麟角但事实上不适配的案例成为家长们趋之若鹜的精神寄托，现有的公益就业项目并没有发挥孩子大运动能力的优势，反而在精细运动劣势上着力。另一方面，一位友人和我介绍了英国一个针对“问题少年”的洗车公益项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如何觅得既契合“喜憨儿”自身特性，又能被社会接纳，还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的项目，已然成为关乎这一群体未来出路的关键难题。洗车业相对来说更符合孩子们的特点，这些孩子的四肢都是好的，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这是我们在反复挑错、缩小范围后决定的。
选定了洗车行业是我们终于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当时在招募喜憨儿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不是有退路的家庭的孩子。我们希望一起为孩子们寻找出路的朋友是背水一战的战友。事实上，我们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的家庭也都是只有一个孩子，一心为孩子撑起一片天空。虽然在当时，我们对这个行业的认识没有那么明确，也知道洗车并不是一个营利性很强的项目，但是它可以先解决孩子们的就业问题，让孩子们能有机会靠劳动改变命运，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珍贵了。
我始终坚信，干就对了！
一个大问题总是由千千万万个小问题组成，只要开始干了，面对困难总有办法。我走到今天，很多时候都是被“逼”着往前走。办法总比困难多，勇敢往前走，也许就蹚出一条路来了。
这个时候，虽然一切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我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最大的变化是也敢在晚上睡前喝水了。
2015年的那个夏天，我和另外9位怀揣着希望的家长，东拼西凑集齐了100万元。在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我们租下一间略显简陋的铁皮棚，郑重其事地挂上“喜憨儿洗车中心”的招牌，就此开启一段未知的征程。
首批加入的是8个孩子，很多是洲溥的同学。创业伊始，日子过得如同打仗一般慌乱。这些孩子压根儿不懂什么才算得上“干净”，没有这个概念。擦车的时候孩子们也是毫无章法，东擦一把、西抹一下，洗一辆车要耗费1个小时，还存在大角度和小角度的遗漏问题。打个比方，一个车的两面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一个孩子洗了左侧以后，再到右侧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洗过了。在培训尚未到位的初期阶段，常常是几位家长和老师齐上阵，亲自上手帮忙洗车，只为确保既能按时完成，又能保证洗车的质量。
要知道，试运营期间如果洗不好车，就等同于宣告这些孩子没办法在这里凭自身能力站稳脚跟。这不仅会让“喜憨儿洗车中心”的生存岌岌可危，更会让其他“喜憨儿”家长丧失信任和失去希望。做不好的话，他们怎敢放心把孩子交到这儿呢？说起来，当初刚提出开洗车行这个设想的时候，反对的声浪便如潮水般涌来。在许多人眼中，尤其是大多数“喜憨儿”家长心里，洗车工这份职业压根儿算不上“体面”。“喜憨儿”家长对孩子的保护欲本就比普通家长更为强烈，他们实在难以想象自己的孩子从事这样的工作。观念的转变谈何容易？但我坚信我们是可以的，我只能一边想尽办法与更多家长沟通交流，试图说服他们，一边在已有的孩子当中争分夺秒地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模式。
一直以来，达到市场“同业竞争”的水平是我们的标准，这要求我们做到三个相同——有相同的干净程度、相同的完成时间与相同的洗车价格。价格的问题是最好解决的。一开始，我就在店门口醒目地挂了一块“正常收费，拒绝小费”的牌子，并且在培训过程中反复告诫孩子们，绝对不能向别人伸手讨要小费。因为我们深知，只有表现得越寻常，大家才会越容易接纳。比起突出员工的特殊性，我更期望洗车中心能够凭借专业的服务吸引顾客。倘若这个顾客依照价格表给钱，那个顾客却多给了小费，员工心里难免就会生出比较，琢磨哪个顾客更好。这种行为会引发诸多负面影响。对于当场的其他客户而言，看到有人多给小费，容易产生心理负担；对于多给小费的这个顾客本身而言，一次因为爱心而慷慨解囊，那下次怎么办呢？总不能每次都多花钱洗车，这显然难以长久维持。从商业角度考量，这种行为同样不可取。我们固然感谢他们的爱心，但绝不能过度消费这份爱心。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用服务赢得顾客的认可，让他们愿意和其他洗车行比较之后，选择成为我们的回头客，乐意来这儿办卡，这才是良性的、可持续的经营之道。
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有一次顾客询问洗车的费用能不能便宜点。听到顾客的这句话，我内心满是感动，这说明顾客已经平等看待我们了，也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相同的价格实现了，但是要达到市场一般性的干净程度与时间，还是花费了我们不少心力。心智障碍者的教学培训，其难度远超常人想象。和普通人不一样，心智障碍者或许知晓“汽车”这个词语，可真见到现实中的汽车，却无法将二者对应起来；好不容易记住了“车板”，但车型一变，从吉普车换成面包车，大小高度截然不同，他们转瞬就又忘了。现实中的原型太过具体，而语言描述又过于抽象，让培训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从2015年5月开始试营业，一直到8月8日正式营业，这整整三个月，我们在不断试错后，灵机一动采用了“大白板”进行培训，谁能想到，这竟成了现在能够进行复制推广的心智障碍者职业能力测评及培训中心的最初模样。
“大白板”被精心划分成一个个小方格，其大小刚好等同于一般车型的平面结构。老师会在白板上拍满粉笔灰，以此模拟车身的灰尘，接着要求学员将其擦拭干净。待学员自认为完成指令后，老师便能依据每个具有不同分值的方格完成情况以及操作连贯性，直观地给出评分。这套系统是我和几位家长、特教老师反复钻研、多次尝试，改版三次才最终获得的，这个方案来之不易，相对也比较稳定。我们通过“大白板”清晰地看到学员们的擦拭顺序和喜好，老师也可以做出最为准确的判断。
虽说培训工作困难重重，但在当时，我从没动过只招募轻度患者工作的念头，我的原则之一便是绝不择优。我们打从心底希望，哪怕是能力最差的孩子，也能在这里找到工作，哪怕只是洗轮胎、倒垃圾，只要能参与进来，我们就绝不忍心让他掉队。相较于其他残障类别，他们虽然思考能力有所欠缺，但四肢运动能力完好无损，能听、能看、能跑、能跳，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所以，我们着眼于大运动方向，努力寻找适合他们的工作，至于精细运动，由于要靠脑力支配，尽量避免安排。基于此，我和专业洗车师傅一同将洗车这项工作，细致拆解为十余个作业环节，诸如接车、细致检查车辆情况、冲水、喷泡沫、擦车身、擦干水、吸尘、擦玻璃、擦门板、刷轮胎、擦车垫、再次吸尘、给轮胎上光等。随后，我们把“喜憨儿”们进行合理分组，每组5至6人，按照轻度、中度、重度心智障碍者互相搭配的合作模式。分配工作时，像冲水、打泡沫等相对精细的活儿，就多分配给轻度的孩子，中度的少分一些，重度的可能就只安排一项工作，比如吸尘、擦玻璃。果不其然，很快“喜憨儿”洗车小组的洗车效率就达到了洗车市场的普遍要求：20至30分钟就能洗完一台车。
起步之路可以用布满荆棘、筚路蓝缕来形容，当时的我无法想象到未来有一天可以帮助到那么多人。自2015年试营业遭遇重重波折后，好不容易顺利开展不过半年，又碰上2016年4月、5月间连降大雨，整整25天“喜憨儿洗车中心”无人问津，没有一分钱进账，可各项开销却如往常一样必须支出，入不敷出，连请阿姨做饭的钱都拿不出来，几位家长无奈之下只能轮流上阵做饭。那段时间，我有过内心的动摇和自我怀疑，也陷入过沉思，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有没有意义，坚持下去究竟能不能看到希望？经营一家以心智障碍员工为主的公司，成本远比其他公司高出许多。普通洗车场通常不用雇用这么多人，一两个人就能把一部车擦得干干净净，而我们却需要5个孩子洗一部车，还要配备3个师傅和老师。此后，店里除洗车服务之外，又增设了抛光打蜡的额外服务，以及出售一些汽车配件。其他洗车中心如何适应市场，我们也一并经历着。
“喜憨儿洗车中心”的发展转机出现在2016年，我永远难以忘记那 一天。2016年3月8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来“喜憨儿洗车中心”调研，原计划时间是由我在5分钟内完成简要的汇报。马书记听完我的汇报以后又追加了几个问题，最终我的汇报时间是25分钟左右。马书记非常耐心地听了我的介绍，对我们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喜憨儿事业解决了弱势群体工作需求，充分体现了喜憨儿的价值和尊严，同时喜憨儿“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对弘扬社会正气和传播正能量具有重要意义。
此后，深圳市福田区政府主动提供了场地租金补贴，残联派来特教老师协助培训。政府的托举，让洗车行从风雨飘摇走向行稳致远。
“喜憨儿洗车中心”梅林店的成功吸引了全国喜憨儿家长的目光，为他们带来了光亮与希望。可怜天下父母心，首家喜憨儿洗车中心在深圳市顺利运营之后，陆续有心智障碍孩子的家长不远万里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希望我能帮忙解决更多孩子的就业问题。我非常乐意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这种已经证明可行的运营模式能推广开来，不是可以帮助更多心智障碍者就业吗？就这样，我们建立了深圳市“智家喜憨儿成长关爱中心”，开始努力将喜憨儿洗车中心的运营模式推广到全国，毫无保留地将职业能力测评、培训和分工体系等内容分享给其他地区的创业者，他们就可以复制我们的模式开店。我们和这些门店不构成任何财务关系，完全是纯粹的公益培训。
我个人的初心是，希望能在全国开一千家店，帮助一万个心智障碍者家庭。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太了解这个事情对于喜憨儿家庭的意义了。
2016年，首家复制店“青海喜憨儿洗车中心”在青海省残联支持下正式开业，首批解决了16名心智障碍者就业，并经营至今。渐渐地，通过深圳喜憨儿洗车中心的帮助和支持，“喜憨儿洗车中心”开到了全国各地，从深圳、南京、合肥，到阿勒泰、赤峰、黑河，祖国的大江南北现在都能看到“喜憨儿洗车中心”的招牌了。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有46家店，500多名“喜憨儿”能够靠自己的双手挣工资，和社会“握手”。
“喜憨儿”是特殊困难群体，在政策精准帮扶的基础上，结合商业才能呈现一个具备完整体系的、大规模的、多元参与的解决方案。2018年4月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对喜憨儿洗车做出报道：“喜憨儿”只是全国8500多万残障人士的一部分。帮扶他们，固然需要爱心人士“授人以鱼”，但更需要“授人以渔”，为他们找到自己适合的、市场需要的职业，搭建自立自强的舞台，照亮通往尊严和梦想的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弱有所扶”，用意正在于此。这篇文章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激励，让我坚定地在既有的道路上走下去。一路走来，我们的公益项目获得了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程凯曾说，喜憨儿洗车中心是特殊儿童的一所大学，要我们“抓住机遇，稳步推进，总结规范流程，掌握培训核心环节，保持喜憨儿稳定就业和客户服务质量”，这38个字极为准确地概括了我们的使命和价值。
2024年，中国残联发布《关于开展喜憨儿洗车助残就业项目的通知》，将我们的模式列为国家标准。未来，政府将支持建起“技术资源服务中心”，在每个街道推广“标准化示范店”，还发布了中英版的《心智障碍者洗车专业服务指南》。曾经单打独斗的草根项目，如今是得到了国家认可的小而美的“民生工程”。
这份文件，是我们数百个“喜憨儿”家庭十年奋斗的最好礼物。
“就业”与“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相结合，对心智障碍者提高融入社会的能力非常重要。在洗车行日常运营里，洗车师傅主要负责工作方面的指导，老师主要负责收银、后勤培训和最重要的上课。上课涵盖的内容有旨在提升孩子融入社会能力的社会适应课程，帮助他们了解社会规则、与人相处之道；精细运动课锻炼他们手部的精细操控能力，康复训练课促进身体机能恢复，体能训练课则增强身体素质，全方位提升孩子们的综合素养。但其实，对于“喜憨儿”这个特殊群体而言，重中之重是悉心培育他们听从指令、管控自身情绪的本领，以及牢固树立规则意识与法律观念。毕竟，他们心智大多如同六七岁的幼童一般，一旦踏入社会，各类难题便接踵而至。就拿排队这件小事来说，在公众场合，他们可能不明白为何要有序排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也不清楚要遵守怎样的文明规范，甚至在洗车过程中，面对顾客的私人物品，也不知道该如何妥善保管。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始终坚持不懈地强化教育，在日常训练课上，还会着重矫正他们的一些不当行为习惯，补充必备的礼仪知识。例如，反复告诫他们在公共场合千万不能有抠鼻屎这样不文明的举动，走路时别把鞋踩到脚后跟底下，不要拖着鞋发出难听的声响，也不要随意把裤腿拉到膝盖上，或者把脚踩在凳子上，要时刻注重个人仪容仪表，头发得剪得整整齐齐，指甲修剪干净，脸也要洗得干干净净。我由衷期望学校、家长以及整个社会，都能多多给予这些孩子正确引导，帮助他们成长。我一直和他们强调，我们可能无法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但至少可以努力不要让别人讨厌我们。
说实在的，最让我深感自豪的，并非洗车行累计清洗了11万辆车这般亮眼的数据，而是亲眼见证孩子们身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取得的进步简直令人惊叹不已。就拿李纪政来说，他是我们洗车中心的得力干将，几乎每天都雷打不动地提前赶到洗车房，清晨七点多，他就已经开启一天的忙碌，为大伙做好开工前的各项准备事宜。这孩子还有个有趣的外号——“舞王”，工作闲暇之余，只要音乐响起，他就会尽情舞动起来；陈星佑的智力障碍比较重，过去的他胆小怯懦，父母都不放心他乘坐公交车，如今呢，已然能够独自上下班，而且在洗车工作中表现出色，每次都能利落地擦完4个轮胎；还有患有自闭症的孙池，他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居然记住了所有常客的名字，顺理成章地成为洗车行里备受欢迎的“VIP接待专员”。在与同伴们合作、交流、玩耍、相互帮助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渐成长。
当然，孩子们偶尔还会犯些小错，比如下雨天趁人不注意偷喝可乐，对着镜子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嘴里还时不时念叨着“回老家结婚”之类的话。但这恰恰就是他们最本真的模样：单纯无邪、执着坚定、充满蓬勃的生命力。一位长期光顾的老顾客曾感慨地说：“来这儿洗车，感觉就像是被一群天使给治愈了。”如今这些孩子凭借自身努力，招揽了许多回头客，甚至还有不少人听闻他们的故事后，慕名前来体验洗车服务。这些心智仿佛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仅实现了生活自理，更是找到了自身价值所在。工作之余，我们还会组织孩子们一起唱歌、画画、做手工，从多个维度给予他们关怀与帮助，只愿他们的生活能多些欢乐，也希望大家都能留意到孩子们身上闪耀的光芒。
未来的路还长，我充满了信心。洗车行只是我们迈出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往后，我希望汇聚成一套更具规模、更完善的“公益+商业”复合模式，成为国际范围内解决喜憨儿群体工作难的有效的“中国方案”。未来，希望在解决孩子们就业的同时，如果还有盈利能力的话，最终目标是想要创建一个适合孩子们的托养中心。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可以解决孩子们的养老问题，让我们家长能够真正放下心来。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计划建一座“梦想庄园”，让老去的“喜憨儿”能托养于此，种菜、养花、安度晚年。也许现在看起来还很遥远，但我坚信未来一定会做到的。
眼下，如果有对其他喜憨儿家长的建议，我想告诉所有的家长：别怕让孩子走出去！
这十年，我的头发白了，心却更亮了。
洲溥常问我：“爸爸，我算有用的人吗？”我指着洗车行LED屏上闪烁的洗车数，告诉他：“这个数字，是你和伙伴们用双手挣来的。”我跟孩子们说，你们为顾客提供一次干净、满意的洗车服务，顾客给你们45块钱，是你们应得的。尊严不用去要，你们自己就有。我们不是社会的负担，是能创造价值的人。洗车行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做到有一天我不在了。我想要一步步把洗车行发展起来，今天是一家店，明天两家，一百家、一千家店去开，在全国每个街道开设一个洗车点，实现千千万万个“喜憨儿”就近就业的梦想。同时，要打造我们的“喜憨儿”品牌，其他的衍生品也许也会慢慢出现。比如说农产品、日用品的生产，养护和清洁服务都在慢慢探索，但我们的核心始终是，同等时间、同等质量、同等价格，从而达到“同业竞争”的水平。
这段时间，我们要和深圳大学附属华南医院签署协议。这家医院是康复型兼研究型医院，这次要和我们一起开发教学的课程体系，包括培训学生、经营开办者，做课程体系设计、课件制作等。此外，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也在特殊教育建筑研究方面和我们有深度合作。我认为，洗车行的扩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事，一方面是培训孩子，另一方面是培训全国各地的经营开办者。我现在还没把相关内容整理成课件，我希望能够和南京大学等具有爱心和责任感的高等学府开发出标准课件，让我们的项目在推广过程中进一步向体系化、标准化发展。在我的规划里，授课分两段，一段针对18岁以后人群，是快速上岗前培训，时长一到四周不等；另一段是14~18岁的职业训练，此前这一块基本空白，也是我认为在当前真正需要我们加以填补的。
在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喜憨儿洗车中心会开往越来越多的城市、街道，岗位需求会大量增加。但我们不能等开店了才从零开始培训孩子，得提前规划。过去，我们存在观念上的问题，把特殊孩子各个阶段的教育割裂开了。实际上每一步都应为下一步做准备，要以18岁就业为导向，不能脱节，更不能一直强调特殊，毕竟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融入社会。
因此，在我的理解中，14~18岁的课程主要针对两大块，一是基础文化课学习，和生活紧密相关，重点是文明礼貌、行为习惯、规则意识等最实用的知识；二是依据18岁就业要求倒推，训练听指令、动手能力、情绪管理等。实际上，把社会要求开发成课程，课程体系构建的规范才关键，填补这段空白的社会意义重大。我也希望能把社会各界的力量集合起来，共同探索并完成这项宏大的事业。
这几年，我们的喜憨儿洗车项目不仅扩散到了全国各地，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我们的项目入选哈佛商学院、中欧国家商学院的案例库，也被写在了《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创新：可持续发展模式及融资困境》等著作中，也被写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第十一章的教学课件中。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八届主席团主席程凯向其他参与国家介绍了我们的项目，这让我无比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中指出，要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我们的喜憨儿项目如何成为“小而美”的一分子？我想，现在才刚刚起步，值得进一步好好研究。我们的任务不是输出一家店，而是推广一整套教学、培训、管理的体系化标准化模式，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才是时代所需，我坚信未来大有可为。
在访谈过程中，曹军老师的分享带给了笔者许多思考。笔者在见到曹军老师之前，根据以往的了解初步拟定的标题是《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在访谈中，曹军老师建议我们主题落脚在喜憨儿群体本身而不是他个人，希望我们更多地关注整个群体的职业生涯是如何在探索之中慢慢转型，关注整个群体如何迎来希望、改变命运。在访谈中，曹军老师给我们看了这十年来的资料，上面有他密密麻麻的笔记。曹军老师充满信心地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在谈及自己的规划和愿景时，笔者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了闪亮的希望。
如今，喜憨儿洗车中心已经在全国多地推广，解决了数百名心智障碍者的就业问题，这不仅是曹军老师个人的努力成果，也是社会各界支持与关爱的体现。社会企业运用市场机制解决社会问题，是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重要实践（魏培晔，2024）。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高度提出了“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的要求，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写入了党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开辟了美好前景（程凯，2024）。
参与劳动力市场、拥有一份改善经济条件和身份认同的工作是心智障碍群体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需要政府-机构-家庭的三维支持，为心智障碍者就业保驾护航（廖娟、葛婧也，2024）。在访谈中，曹军老师始终强调政府的支持非常关键，社会融合是心智障碍群体家庭的心愿，解决心智障碍者的就业问题并非只有“洗车”这一条路径。事实上，喜憨儿洗车中心的顺利运营只是提供了方法、原则的指导：在职业适配维度上，通过残障人士特征与市场需求的匹配性分析，实现“问题视角”向“优势视角”的转变，将目光投向残疾人潜能的发掘和能力建设（祝萍，2014），（对于喜憨儿而言，大运动是优势，精细运动是劣势，曹军从探索就业道路之初，就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因此，残疾人潜能的发掘和能力建设在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极其重要。）构建需求导向的人力资本开发策略，从而解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以及“志愿失灵”的问题（徐家良等，2014）。（在访谈中，曹军提到：“什么是公益事业？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要求解决，而每个社会问题的存在都是一个痛点，这些问题很多又与政府息息相关，可政府又没有办法有效解决，同时企业不愿意去参与，因为无利可图，市场是最敏感的，市场会发觉任何商机，对于市场都不愿意触碰的领域，说明没有商业价值，这就是出现了政府和市场刚好都不愿意解决或者没有能力解决的部分。”这恰恰说明了社会企业在解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以及“志愿失灵”时的作用。）在组织运行体制上，遵循“半庇护”模式与同业竞争原则，即在保障性就业环境中嵌入市场效能原则，以支持性就业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合、增加残疾人经济收入、提升残疾人康复服务（朱健刚、严国威，2019），（曹军在访谈中将喜憨儿洗车中心称为“半庇护模式”，有一定的保护但是不隔离社会，这里有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流程、特殊的管理、特殊的配置，配合特殊的人士，这与“支持性就业”表达的内核、解决的问题一致。）形成社会企业运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与制度创新；在行业保障上，强调市场主体与社会福利部门的互动机制，推广社区化模式，依托心智障碍者居住地实现生活、就业和服务社区化（王名、丁晶晶，2012），（中国残联《关于开展喜憨儿洗车助残就业项目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共同推进“喜憨儿”洗车助残就业项目，复制推广这一残疾人就业的成功模式。在访谈中，曹军介绍道，梅林店最初的 8 位员工，有 4 位因为住所的搬迁而离开了洗车店。在他的愿景中，洗车行这类能够接纳心智障碍者的生活必需类服务业，应当走进社区，使更多的心智障碍者能够在家门口就业。）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支持网络。喜憨儿洗车项目的方法论价值在于突破传统庇护就业的单一路径依赖，为残障人士职业重建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设计模板。
笔者到梅林店的当天，“喜憨儿洗车中心”的LED电子屏显示着“洗车数111109”，这是十年来合作的成果。在访谈结束后，笔者和“喜憨儿”们愉快地交流起来。听说笔者是乘坐飞机从南京到达深圳，他们热情地询问我们南京的历史、旅程的情况。他们有着很强的观察和表达能力，向笔者聊起《哪吒》电影票房的全球排名、弟弟妹妹即将上大学的喜讯，以及备战大湾区全运会游泳比赛的经历，在澄澈又闪亮的眼神中，他们总是给笔者太多的惊喜。访谈结束之际，笔者收到了来自“喜憨儿”们的礼物，包括一幅幅精美的画作和可爱的手工制品。这些礼物对笔者来说非常珍贵，笔者一定会好好珍藏。
分别之际，曹军老师和喜憨儿们一起送笔者到路口，此刻笔者很难觉得是第一次见面，更像是老朋友的久别重逢。曹洲溥主动提出要作为代表独自送笔者回酒店，非常贴心。曹洲溥沿途为笔者介绍了深圳的道路名称和地铁站名称，热情地介绍了来来往往的车辆分别是什么品牌和型号，细心地告诉笔者“走路一定要注意交通规则”“靠里面走路更安全”。正当笔者走到一棵繁花满枝的树前驻足拍照的时候，曹洲溥喜悦地告诉笔者，“这棵树昨天没有开花，它是为了欢迎你们来深圳才开花的”。这一刻真的是温暖到了心坎，笔者深深理解了曹军老师所说的“他们是天使”。笔者路过水果店的时候，提出想买一些水果送给他，请他带回去和同事们分享。曹洲溥笑着告诉笔者：“我现在有工资了，你不用送给我，你下次再来深圳的时候，我请你吃饭！”当笔者在深圳春天开得热烈的火焰木下听到这句话时，由衷明白“喜憨儿”们已经找到了“优势视角”，在适配的职业领域用自己的双手“擦”亮未来。
参考文献
白宽犁，2021，《残疾治理：残疾人事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保尔·汤普逊，2000，《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程凯，2024，《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残疾人研究》第4期。
桂从路，2018，《“喜憨儿”也有精彩人生》，《人民日报》4月1日，第1版。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廖娟、葛婧也，2024，《何以融合？心智障碍者的就业排斥及纾解路径研究》，《残疾人研究》第4期。
刘亚秋，2023，《口述史研究的人文性及其难解之题》，《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1期。
王名、丁晶晶，2012，《中国残疾人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学会》第9期。
魏培晔，2024，《义利何以相济？——社会企业融合双重目标的多案例比较研究》，《公益》第2期。
徐家良、陈建刚、沈文伟，2014，《多中心理论视角下的社会企业与公共物品供给——以深圳残友集团为例》，《天津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叶静漪等，2021，《无障碍与残疾人社会融合》，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
朱健刚、董上，2025，《代言人生产的组织化与“去污名”困境——一个社会企业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朱健刚、严国威，2019，《从庇护性就业到支持性就业——对广东省残疾人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的多个案研究》，《残疾人研究》第1期。
祝萍，2014，《优势视角下残疾人劳动就业问题研究》，《东岳论丛》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