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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景燕春、罗 慧
发布时间：2025 年 06 月 30 日
摘 要：华人移民面向祖籍国家乡的慈善捐赠（侨乡慈善）历史悠久，已经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面向。相较于既有相关成果聚焦闽粤等侨务大省的视角，本文选取广东顺德、福建晋江、云南和顺与宁夏银川四个处在不同区域的华人移民出发地作为观测点，采用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旨在深入揭示侨乡慈善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海外华人群体的侨乡慈善实践并不是同质化的模式而是充满异质性，在不同地域背景下呈现显著的多元化特征。这种多元性主要受移民群体的代际差异、慈善组织方式的演变，以及侨务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模式三方面因素的交互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炼出了一个解释侨乡慈善运作的“推力 - 拉力 - 催化力”动力机制模型：其中，海外华人社团构成主要的“推力”，侨乡政府的政策与实践形成关键“拉力”，而祖籍国家乡的地方传统与文化则发挥着重要的“催化力”。
关键词：华人移民 侨乡慈善 捐赠 海外华人
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移居海外的华商、华工以及难民就已经通过侨汇、投资等方式接济家乡的亲人，支持家乡公共事业的发展。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当代，即使祖籍国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侨乡已经逐渐摆脱贫困，华侨华人的慈善捐赠依然在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面向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总金额累计超过1200亿元（数据估算的依据：根据张秀明2018年论文统计，截至2017年华侨华人捐赠总量1000亿元，根据侨联官方公布的数据，2018～2021年华侨捐赠总额合计169亿元，2022～2023年侨联官方并未公布数据，根据以往捐赠总额趋势进行保守估计），广东省华侨华人累计捐赠资金已超过500亿元人民币（《侨乡侨情》，广东省人民政府网，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8月27日，https：//www.gd.gov.cn/zjgd/sqgk/qxqq/content/post_4685456.html）。华侨华人面向祖籍国的慈善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持续的跨国现象，已成为中国慈善事业中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方面，并且为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以及海外华人移民的历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本文通过考察位于中国版图不同区位的四个省份——广东、福建、云南和宁夏的侨乡，采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合地域文化、移民目的地的差异等因素来探讨侨乡捐赠的总体情况、基本形式和主要特点。本文基于文献研究和数据梳理，意在呈现改革开放至今海外华侨华人在祖籍国家乡捐赠的总体情况，从而勾勒出侨乡捐赠趋势和偏好、总体特征；同时选取不同区域的侨乡慈善进行微观研究，探究侨乡慈善的区域差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移民目的地美国，随着华人、印度人等移民群体在公益慈善领域越来越活跃，他们逐渐成为改变美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格局的一种力量，“diaspora philanthropy”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逐渐进入学术研究的议程（Geithner et al.，2004），成为指涉移民面向祖籍国家乡的慈善实践的通用概念，华侨华人对侨乡的捐赠正符合这一概念。本文引入“diaspora philanthropy”这一研究概念，将之翻译为“侨乡慈善”，以华侨华人在其祖籍地家乡的慈善实践，与国内的本土慈善、华人的跨国慈善行为及全球慈善等相区别。这种捐赠的慈善资源包含两种：一种是金钱，包括个人的、通过基金会或者中介组织的捐款，具有慈善性质的投资等；另外一种是非现金形式的捐赠，包括人力资源、经验、专家以及直接的志愿服务等（Newlandet al.， 2010）。
慈善作为人类“道德想象的社会史”普遍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受到不同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经济要素的形塑。罗伯特·佩顿（Robot Payton）将慈善定义为“为了公共利益的志愿行为”，它既包含志愿捐赠、志愿服务，也包含志愿组织（Payton&Michael，2008）。“慈善”这一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演变，并且在不同文化中有所差异，但如今它通常被视为使用任何形式的私人资源，如金钱、时间、特定才能以及集体行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Phillips&Jung，2016）。
移民慈善作为一种新的慈善类型，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人口的跨国流动而逐渐产生。保拉·约翰逊（Paula D. Johnson）指出移民慈善包括三个特征：①对家乡保有某种认同；②捐赠对象在祖籍国；③为了公共利益的捐赠。这个定义强调捐赠主体是出于对家乡/祖国的某种认同而为公共利益做出的捐赠（Johnson，2007）。华人具有悠久的移民历史，而慈善实践一直与华人的跨国移民紧密相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华人儒家伦理的普遍信念。一个多世纪之前，移居海外的华商、华工以及难民就已经通过侨汇、投资、兴建铁路等方式接济家乡的亲人、支持家乡公共事业的发展（陈达，2011）。有关海外华人在祖籍国的移民慈善实践，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侨乡研究领域，主要聚焦三个方面。首先关于动因方面，学者们主要从道义经济（柯群英，2005）、寻根经济（张继焦，2006）、社会地位补偿（黎相宜、周敏，2012）、宗教信仰驱动（陈春声，2019；章晓丹，2020）、家国情怀和桑梓情结（徐华炳，2016）以及海外侨团、中国侨务政策以及侨乡地域文化多元作用机制（景燕春，2018）等来探讨海外华人为何要面向祖籍国和家乡开展慈善实践。其次关于海外华人慈善组织与跨国网络方面，这些研究集中在对20世纪中后期海外华人传统善堂的研究（景燕春、朱健刚，2022）。海外华人志愿性社团能够有效提供华人移民之间的互助，并推动海外移民拓展与住在国社区以及祖（籍）国之间的关系网络（Chee-Beng，2016）。滨下武志发现在华人世界的移民当中，以社会贡献为内容的“善缘”是除了地缘、血缘和业缘这些传统的移民网络形成的基础之外重要的移民社会凝结的力量，与其他的力量一起，在逐渐重组移民网络（滨下武志，2009）。最后关于侨乡慈善方面的研究也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在捐赠机制方面，尼克·杨（Young，2003）和 Kapoor（2014）指出海外华侨华人的慈善捐赠主要面向以侨联为代表的政府系统，而缺乏与国内其他公益慈善平台的互动与合作；中国尚未形成捐赠友好的政策框架，制约了侨胞对家乡的捐赠（Kapoor，2014）。老一代侨胞的捐赠以家乡为起点，而年轻一代则受美国 / 西方慈善模式影响比较深，表现出超越家乡而与祖（籍）国直接建立联系的捐赠倾向。在文化动力方面，海外华人的捐赠受中国本土慈善传统的影响，以信仰和家庭为基础，出于情感基础（Brinkerhoff，2008；Sidel，2008）和复杂的政治经济的考量，海外侨团组织的推动和中国政府的统战和惠侨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华侨的捐赠（景燕春，2018）。以往的研究在探究侨乡慈善方面已经取得了大量宝贵的成果，但依然存在两个方面的遗憾。第一，尚未形成一个明确而有力的研究概念来统合发生在中国跨国移民家乡的波澜壮阔的慈善史这样一个丰富的研究领域；第二，在已有的研究中，往往从单一侨乡出发来探究侨乡慈善的特征及动力等问题，忽略了国内不同地域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对于侨乡慈善的影响。
因而本研究旨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在中国境内四个不同地域的侨乡开展有关华侨捐赠的实地调查，从而深化对侨乡慈善的理解和认识。突破国内研究中往往以闽粤等侨务大省典型侨乡研究中所特有的中心化的视角，呈现侨乡慈善的多元性和异质性。
广东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也是最早和移民出洋最多的地区之一。截至2022年底，广东省共有3000多万名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侨乡侨情》，广东省人民政府网，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8月27日，https：//www.gd.gov.cn/zjgd/sqgk/qxqq/content/post_4685456.html）。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共为广东省捐助了超过5万个社会公益项目，涉及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捐款总额超过500亿元人民币（《侨乡侨情》，广东省人民政府网，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8月27日，https：//www.gd.gov.cn/zjgd/sqgk/qxqq/content/post_4685456.html），这些侨捐项目遍布广东的各大侨乡，顺德便是其中之一。
顺德是位于珠三角腹地的岭南水乡，有着深厚的商业传统和发达的工商文化，以及向海而生的海外移民的历史。目前顺德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约60万人，分布在5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东南非和东南亚为多，近年来出现向欧美国家转移的趋势[顺德归国华侨联合会，2016 年4月，《顺德乡音 （ 第十届世界顺德恳亲大会特刊 ）》（内部资料）]。改革开放以来至2013年12月，顺德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捐赠总计人民币19.7亿元。这些捐赠主要用于办学办医、修桥铺路、扶贫赈灾，在推动侨乡快速发展的同时，为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甘于，2014）。
顺德的侨乡慈善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在19世纪中期以后，海外顺德华侨已经开始面向家乡开展各种形式的慈善活动。目前可知最早由顺德人建立的海外慈善机构是成立于1857年的美国旧金山行安善堂，服务于早期顺德海外移民的原籍归葬这一至大之善，并延续至今（景燕春，2018）。在抗战期间，同盟会元老、华侨周之贞借助顺德青云文社的资源和顺德地方精英共同创办战时公益教育——青云儿童教养院，收养战争难童，实施三位一体的教育，为新中国成立之后顺德建设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后，顺德华侨持续向家乡捐款捐物，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顺德海外华侨以慈善的方式在帮助家庭和社区、推动地方社会发展乃至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方面都贡献了力量。20世纪90年代开始，顺德地方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召开世界顺德恳亲大会，以此世界性的乡团运动不断动员和凝聚顺德人的海外慈善网络。据2012年统计，顺德接受境外捐赠总额超18亿元，侨捐项目1180项。这些捐赠不仅来自大慈善家，也有大量小额捐赠通过各类海外华人社团及侨乡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得以实施，顺德地方政府积极的侨务政策以及侨务干部的深度参与，极大地促进了顺德华侨慈善的发展。随着移民历史的发展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变迁，侨乡慈善也在发生变化，从早期移民的传统慈善向新兴公益慈善转型。
旅港顺德绵远堂创立于1876年，由旅港顺德商人梁鹤巢等人发起，通过“社群共祖”的义冢概念，团结赴香港谋生的顺德移民，并逐渐成为顺德移民社区的重要凝聚力之一。绵远堂最初创立的资金由香港的顺德商人共同筹集。每年春秋两祭，绵远堂都会邀请同乡参与，通过祭拜义冢，准备香烛、纸帛、金猪等传统仪式，强化了社群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绵远堂参与了全球运棺网络的构建，帮助海外顺德移民实现“落叶归根”的心愿。1895年，绵远堂在顺德大良建立怀远义庄，成为连接海外顺德人与家乡的重要纽带。1930年正式注册为慈善机构，标志着其慈善活动的正式化和制度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绵远堂的慈善活动也在不断扩展和转型。1938年至1942年，绵远堂在香港举办养正义学，为顺德旅港同乡的子女提供教育。此外，绵远堂还积极参与家乡的救灾赈济和医疗建设，如捐资及筹资兴建凤城敬老院、大良医院等。1977年绵远堂重新与顺德家乡建立起跨境联系，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建立“怀远海外先友公墓”，并定期组织春秋二祭，以此为契机恢复了绵远堂在顺德的慈善活动。1990年绵远堂在顺德大良捐资建立“怀远纪念堂”，既回应顺德当时的殡葬改革需求，也解决了绵远堂成员落叶归根、归葬原籍的内在需求。怀远纪念堂的收入所得除用于维持日常运作管理开支和庭院修缮保养之外，其余主要用于绵远堂在顺德本地的公益慈善活动。
20世纪80年代之后，绵远堂进行了组织改组，慈善活动的领域逐渐扩展到教育、医疗、敬老等方面。在香港和顺德两地开展了广泛的慈善服务，例如建设凤城敬老院、大良医院等。在慈善的具体操作上，绵远堂实现了从传统的善堂模式向现代慈善机构的转型，引入了董事会制度和财务公开制度，确保了慈善项目的透明度和可持续性。时至今日，绵远堂每年都会到顺德进行春秋二祭并在顺德和香港两地开展慈善捐赠活动。
几十年来，绵远堂在顺德家乡的长期慈善活动逐渐拥有其社区基础。顺德大良的北区居委会自20世纪80年代接受绵远堂成员的捐赠以来，就成为绵远堂在家乡捐赠项目的重要维护者，社区中两位退休的老侨干英姐和黄姨，一直承担着绵远堂在顺德大良的怀远纪念堂的管理运营和财务监管工作。而每年绵远堂回乡的祭祀和慈善活动，都是由北区的社区干部和侨务工作者共同协调和安排的。大良老侨干黄姨说，“公墓和纪念堂的建成，彻底地把绵远堂的根留在了顺德。只要有公墓、有绵远堂的会董们的先人骨灰停厝在此，绵远堂的人就一定会回来，不管到多少代，都是一样的”（以上为2015年4月与顺德大良侨干黄姨的访谈记录）。
回顾绵远堂的发展历史，之所以能延续百年，首先得益于其将华人的祖先崇拜信仰与海外移民经历紧密结合，保持与家乡的紧密联系。其次，绵远堂拥有“恒产”，通过投资增值，形成了稳定的经济基础。最后，绵远堂对会员的严格选拔和资格审查，保证了组织的稳定性和会员的自我认同。
今天的绵远堂，已逐渐从传统华人社团转变为具有现代组织特征的慈善团体，在香港与顺德之间运作跨境慈善活动，并积极参与全球性乡团网络的建构，成为华人慈善文化的一个重要样本。
第一，地方文化与慈善传统的催化力是推动华侨慈善的重要因素。顺德的地方文化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家乡情感和慈善文化，这种文化为海外华人的捐赠行为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员。通过建立和维护与海外华人社团的联系，地方政府和社团共同营造了一个良性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华侨华人对家乡慈善事业的投入。
第二，海外华人社团也是推动华侨慈善的重要因素。海外华人社团在顺德的华侨慈善中作为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推动了海外华侨华人与他们在顺德的家乡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凝聚和重整顺德人的跨国网络。而中国全球地位的提升为这些社团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动力，也为其在海外华侨华人之中的动员和凝聚工作提供合法性。
第三，顺德地方政府经济实力雄厚，成为激发华侨慈善的重要动力。为了动员华侨捐赠，顺德政府在特定时期采用“配捐”的方式，极大地鼓励了华侨捐赠的积极性和热情。在顺德的华侨华人中，一度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家乡顺德捐赠“很划算”。
第四，地方侨务干部助力华侨慈善持续发生。侨务干部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和联系华侨华人的中坚力量，是顺德华侨捐赠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素。顺德基层社区的侨务工作落实到位，通过建立社区侨务工作站、侨胞之家等服务空间和服务机制，实现立足基层社区、承担为侨服务的功能，在村居层面上密切了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为其排忧解难；与此同时，这些侨务干部也承担着对华侨捐赠项目的维护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鼓励了华侨捐赠。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自古以来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海洋文化、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宗族文化等多元文化相互交融。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公众号推文发布，截至2024年，在外的闽籍华侨华人约有1580万人，约占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 1/4，分布在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累计接受海外侨胞捐资174.64亿元人民币，受省政府表彰的华侨捐赠公益事业有1926人， 其中立碑表彰192个，捐赠千万元以上的有192人，亿元以上的13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2008，《改革开放三十年侨乡福建凝聚侨力与侨胞共赢》，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3月27日 https：//www.gqb.gov.cn/news/2008/1205/1/11500.shtml）。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晋江，是福建侨乡中的典型，其侨乡慈善事业具有鲜明的晋江特色。
作为福建侨乡中重要的一员，晋江历来人稠地狭、土地贫瘠，人们靠着“八山一水一分田”艰难维生。于是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移民成为当地重要的谋生手段，“海内外300万晋江人”的说法也由此而来。晋江的华侨华人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东南亚各国居多，以菲律宾为最，占总数的68.82%，其次是印度尼西亚（9.5万人）和新加坡（4.5万人）（泉州市晋江市人民政府，2025，《晋江概况》，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4月8日 https：//www.jinjiang.gov.cn/yxjj/gkjj/jjgk/）。
华侨出洋谋生并不意味着其与家乡的分离，实乃家庭的生计策略（孔飞力，2016）。晋江华侨更是如此。他们依靠宗族网络在海外谋生的同时，也被赋予了高度的道德义务回报家乡。晋江早期的移民慈善集中于同乡或同宗之间，海外华侨寄钱回乡赡养家眷、帮助族内兄弟建家立业等，成为晋江早期侨汇的主要形式。随后，移民慈善突破家族范围，逐渐扩散到整个侨乡乃至全县，慈善内容也逐渐向公共福利事业延伸，主要包括修桥造路、兴教办学、捐建医院等。时至今日，晋江华侨、华人的移民慈善已经包含到晋江生活的各个方面，华侨捐赠日益增多，慈善方式开始专业化运作，慈善捐赠也逐渐由扶贫济困助老向乡村振兴、公共治理等议题延伸。2015年登记注册的英林心公益慈善基金会就是其中典型的案例。
晋江英林镇的旅居海外乡亲及港澳台同胞超4万人，各类旅外侨亲社团19个、港澳台社团9个。辖区村级小学幼儿园、养老院、卫生院（所）等公益场所基本由在外侨亲牵头或参与捐建，华侨认捐认建的道路桥梁更是遍布各村。改革开放40多年来，华侨捐资投建乡村项目建设及事业发展超4.5亿元，其中近5年接收各类捐款超1亿元。在这样一个工商业发达、侨乡文化浓郁的工业小镇，英林心公益慈善基金会于2015年12月18日经晋江市民政局登记设立。基金会由英林的企业家代表及地方贤达共同发起，发起的目的是“让海内外的英林人重新把心连接在一起，更加聚焦关注家乡的发展和变化，重新把资源投入家乡”，本地企业家洪忠信担任理事长（数据来源于晋江商人公众号平台，《7周岁，“我”收到了3.46亿元，背后是……》，2023年4月9日）。基金会坚持党建引领，按照“教育、慈善、强村、敬老、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打造“百年公益、百年教育、百年产业、百年生态、百年人文”战略目标，积极传播慈善理念，广泛汇聚慈善资源，精心实施公益项目，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基金会成立以来，累计接受善款4.36亿元，其中华侨捐赠约占30%（该数据是根据英林心公益慈善基金会公布的大额涉侨捐赠资金与大额捐赠资金总量作对比计算的结果），惠及群众23万余人次；援建了英林卫生院、龙西幼儿园等一批民生项目，打造了“强村发展日”“尊师重教周”“敬老感恩月”“慈善帮扶季”“环境生态年”等公益慈善品牌活动。英林心的发展，被认为是晋江闽商慈善事业机制创新的一个缩影，也是政府与闽商间的良性互动形成的民间慈善的“晋江样本”。
这种政商合作的良性互动充分体现在英林心基金会的运作之中。英林心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体系包括党支部、理事会“一办五组”、监事会及顾问。理事会“一办五组”，即办公室（秘书组、财务组、宣传组）、教育发展组、慈善敬老组、强村生态组、产业投资组、海外联络组等工作部门，每个部门对接英林镇的相关职能部门。该组织架构完善，工作职责明确，基金会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得到有力提升。
此外，作为企业家代表共同发起的基金会，英林心基金会不断创新实践“公益+商业+文化+创业+乡村振兴”新模式，实现自我造血（数据来源于晋江市英林镇人民政府公众号平台，《晋江市英林心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7周年累计接收善款超3亿元》，2023年4月8日）。基金会成立之后同步开办社会企业“心商店”，通过低价售卖企业或个人捐赠物品，将经营所得用于英林镇教育、慈善、强村、敬老、生态等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取得了“生产者去库存做公益、消费者得实惠献爱心、志愿者以服务获培养、受助者获捐助解忧困”四方共赢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的良好效果。2024年7月，“英林心·心商店”累计经营业绩超5500万元，为基金会创收573.6万元。
围绕凝聚世界英林心的愿景，基金会设立外联站——“世界英林心·上海站”，希望让“英林心”的价值导向可以走出小镇朝向世界，汇聚起海内外10万名英林人的10万颗英林“心”。2017年，“世界英林心·上海站”成立，并举行首场爱心义拍活动，共筹得善款计95万多元。“世界英林心·上海站”不断开展新疆、玉树助教（学）等项目，举办“因爱成长·为心护航”心理健康专题讲座等活动，推动英林镇公益事业创新发展。截至目前，共收到公益活动经费416.1万元。
英林心基金会作为一个乡镇级的非公募基金会，成为侨乡慈善转型的重要平台。以往通过可信赖的中间人或者官方平台进行的捐赠，开始通过专业性的公益组织进行捐赠和项目实施。旅菲英林华侨苏先生2024年春节期间的一笔捐赠就是典型的例子。苏先生1996年离开家乡到菲律宾创业至今已近30年，在菲律宾和国内都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此次回乡，在基金会荣誉理事长、旅菲华侨柯维汉先生的推荐下，他为母亲90岁大寿向英林心基金会捐赠30万元。这一捐赠一方面承袭了侨乡习俗，另一方面又创新了回馈乡里的方式。英林心基金会本身运作得更加专业、规范和透明，相较于以往通过村级组织的老人会或者其他中介机构捐赠，可以确保善款得到妥善管理与有效利用。同时，英林心基金会面向华侨捐赠提供专项基金等定向捐赠服务，根据捐赠人的意愿与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捐赠方式与途径，实现爱心与需求的精准对接。苏先生在英林心基金会的捐赠不仅是对其母亲深情厚爱的体现，更是当代众多海外华侨爱国爱乡、回馈社会捐赠方式转变的生动写照。
在不同历史时期，晋江华侨华人的慈善行为呈现不同的特点。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和福建自贸区设立等政策的出台，海外华侨华人慈善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晋江地方华侨捐赠也呈现新变化。
（1）涵养家乡观念，由帮助族人、乡亲扩展到建设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随着华人移民历史的变迁和晋江地方社会的变迁，华侨捐赠家乡逐渐从最初帮助家乡的亲人、族人、同乡发展生计、改善生活，逐渐转变为凝聚力量来共同推进家乡建设。近年来在晋江的各乡镇纷纷成立各类基金会和公益组织，凝聚社会力量，整体推进侨乡社会的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晋江乡村振兴的一个亮点。
（2）捐赠模式的转变，由可信赖的委托人模式转向基金会专业运作模式。在传统的捐赠模式中，华侨往往通过老人会或村委会等社区组织进行捐赠。这种方式虽然能够直接联系到受助者，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效率较低、透明度不足、专业性欠缺，难以确保捐赠资金的有效利用。随着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华侨开始选择通过基金会平台进行捐赠。
（3）与政府深度合作，凝聚社会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晋江市政府与地方的基金会建立了常态化的沟通机制，通过党建引领，推动地方社会的慈善捐赠。基于深度合作，华侨捐资通过财政支持等措施，有助于激发华侨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的热情，增强华侨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4）侨乡地方慈善风尚引领华侨慈善的走向。近年来，晋江市推动“慈善+移风易俗”模式，号召大家“不重面子重里子，不讲排场讲慈善”，经由海外华商首倡，海内外企业家共商共行，做慈善现已逐步成为晋江各地的新风尚。这种新的风尚也进一步引领着华侨华人在晋江的慈善捐赠走向。
云南是我国第五大侨乡省，华侨华人总数约为250万人，分布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的缅甸和泰国。归侨侨眷约50万人。与广东、福建这样的沿海侨乡不同，云南侨乡处在陆路边疆，因与缅甸、越南、老挝相邻，边境贸易开启了早期人口的跨国流动。
云南西部的腾冲距离省会昆明606公里，距缅甸密支那200公里、印度雷多602公里，是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重要的陆路门户。目前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多达35万人，是云南重要的侨乡，和顺和绮罗是腾冲两个重点侨乡。和顺位于腾冲市西南4公里处，常住人口11860人，有海外华侨3万多人（以上资料由腾冲市侨联工作人员提供）。
和顺古镇创建于明代，曾经是马帮重镇、古“西南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是多种文化交汇之处。和顺人很早就开始“走夷方”，即当地人对去缅甸或其他国家谋生的本地说法。早在明朝年间，和顺人就因为躲避战争去过缅甸。从明代至清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一直没有停歇，和顺人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也一直参与其中，这一时段陆续有很多和顺人到缅甸谋生。清末至民国年间是和顺人“走夷方”较为活跃的时期，中国整体的大环境处于衰落之中，然而和顺乡在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减少，边地贸易兴盛，迎来了相对稳定繁荣的阶段，此时的缅甸属于英国殖民地，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旅居缅甸的华侨华人获得了来自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技术等，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改造乡里的想法（梁洁，2009）。崇新会和益群中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来自西南边陲侨乡的华侨慈善案例。
清朝晚期，在缅甸经商的和顺乡华侨已经自发成立了“丝花公会”“家族会”等半商会半同乡会的组织。受到维新思潮的影响，1906年同盟会会员、日本留学回乡的寸馥清、李任卿和著名教育家李景山、张砺等一批地方缙绅在和顺发起成立了“咸新社”，兼具同乡会和读书会之功，开启民智、宣扬近代科学。五四运动之后，和顺旅居缅甸的华侨纷纷在缅甸各地组织促进会，在曼德勒一带组织青年会，团结乡里以求改良和发展家乡社会。后来两会合并为“青年促进会”，1925年11月正式成立“旅缅和顺崇新会”，总部设在缅甸曼德勒，定名为“崇新会”，意在“誓除旧染，崇尚新生”。到1938年，有名录可查的会员有673人，而据估计实际会员在千人以上（徐东、马晓龙， 2012）。崇新会1938年的总章程明确组织的宗旨为力求通过“教育之革新与普及”“风俗之改良”“社会事业之建设”等服务社会的措施，使“家乡达于现代社会化之域”。
崇新会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设置，总体分为内外两部分，在和顺家乡的是内部，在国外的作为外部。内外两部又根据人数的多少和所属的地理位置情况另设分部、区部、区分部等机构。总部、分部、区部、区分部均设有相应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后改为理事会）。崇新会所有改良家乡的措施，大多是由外部提倡，内部施行，总部的决议交由身在家乡的会员或准会员来执行。太平洋战争爆发、滇缅沦陷之后，崇新会的活动受到巨大的冲击，1942年之后，崇新会的活动逐渐终止。
然而和顺侨乡在崇新会的推动之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风尚，带来了乡村面貌的持续改变。崇新会的慈善活动，包括创建中国最早的乡村图书馆——和顺图书馆、创办云南最早的侨校益群中学这两大创举，还包括创办新式刊物、推动平民教育、引入文明戏和新科技等，开地方风气之先河。崇新会于1940年创办的云南最早的华侨学校益群中学一直延续至今，益群中学的校董会部分地承担起了崇新会的功能，聚焦侨乡和顺的教育事业发展。
今天看来，益群中学是崇新会最重要的慈善项目之一，为当时的社会输送了一批批高素质人才。当时腾冲仅有一所中学，每年招生名额有限，虽然和顺乡高小毕业的人数不少，但只有极少数能够考入中学并且毕业，绝大多数人到了小学毕业就辍学了。鉴于此，和顺的侨胞倡议在和顺建一所初级中学，让更多的和顺子弟能够接受初中教育，定校名为“益群”，盖取有益于群众之意。
这一倡议得到了旅缅崇新会会员的支持，1940～1941 年先后两次在华侨中募捐办学基金，正式创立益群中学，成立董事会，聘请社会知名人士任校董，并聘请当时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和社会贤达人士来校任教。益群中学实行中小学一贯制，强调把学生培养成为“在教室里图书馆里是优秀的学习者，而出了教室图书馆又是优秀的生产者的新型人才”。学生来源除了本乡汉族学生之外，还有邻近南甸、干崖的傣族、佤族、景颇族、回族等各族学生，以及缅甸回来就读的华侨学生。益群中学的学费低廉，在当时是全省学校中最低的，最后目标是实行完全公费，由崇新会校董事会支出。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规定的科目之外，还开设缅文、英语会话、经学等课程。崇新会每年都会拿出一定的经费奖励成绩优良及各类活动比赛优胜的学生。
1953年，益群中学由政府接办，成为公立中学。1957 年增办高中。在益群中学创办之初，寸树生校长到缅甸募捐基金，就亲自带回一批侨生。1958年起，学校先后接纳了缅甸曼德勒、密支那、腊戍、木姐、南坎、洋人街等地的华侨学生入学，至1989年，侨生毕业后返回侨居地，在侨胞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目前，已有侨生成为当地的侨领。2017年，侨生班恢复开班，成立益群中学侨1班，2018 年成立益群中学侨2班，2019年成立益群中学侨3班，3年时间接收了来自缅甸木姐、洋人街、南坎、密支那、瓦城、棒赛、果敢、勐古等地的华侨学生（以上资料由益群中学前副校长赖国聪提供）。
改革开放之后，为推动和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顺华侨及益群中学的校友先后为益群中学设立了多项奖学金、捐建校舍场馆和教学物资。几经辗转，缅甸曼德勒和顺联谊会以及益群中学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会在新时期承担起继续推动和顺教育慈善事业发展的重任。
（1）家乡现代化的愿景驱动。从早期咸新社到崇新会的运作，组织命名和愿景清晰表达出知识分子和华侨希望带来地方面貌的革新的愿望，尤其是崇新会的宗旨“使家乡达于现代社会化之域”，充分表达了华侨对于建设现代化的家乡和国家的愿望。而自清末民国到当代的慈善活动，一直围绕这样的目标，革新地方风气、发展教育始终是和顺侨乡慈善的主旋律。
（2）陆疆侨乡，移居地与家乡频繁互动。缅甸与和顺侨乡之间陆路通行并且距离非常近，从和顺到缅甸曼德勒的距离，远比从和顺到省会昆明近得多。这使得和顺旅缅华侨社团具有进行双边跨国运作、协商的重要基础。也正是这种地理位置上的邻近，使得旅缅华侨能够肩负在外谋生与建设家乡的双重责任。崇新会也建立家乡和国外两套进行组织运营、筹款和项目运作，从而通过跨国协作来推进家乡建设。
（3）商业文化和跨国互动带来的慈善方式创新。这种创新尤其体现在对慈善资金的筹集和保值增值方面。崇新会早在民国时期已经引入彩票售卖的方式进行筹款，但后来由于时局动荡影响彩票兑付的能力而开展了两期之后就终止了。此外在崇新会运作过程中，慈善资金常有交付商号经营取利进行保值增值的做法。
（4）面向移居地华人社会的服务和支援。旅缅华侨在合力建设家乡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缅甸华人社会的建设和支持，这与其他地域和国家的华人移民凝聚社群的做法无异。不同的是，由于当代缅甸社会的处境，和顺承担起援助缅甸华人社会的责任。益群中学自创立以来就有接收缅甸侨生的传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展了面向缅甸华人社会的支教活动，在21世纪开设了面向缅甸华侨的侨生班，接收侨生接受教育并促进他们在中国就业和发展。
宁夏地处西北腹地，是中国最袖珍的省区之一，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这里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汇之地，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和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相对于广东、福建等地来说，宁夏受地域及历史的影响，海外移民发生的时间点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出现较为集中的人口跨国流动的情况。华侨慈善在宁夏也表现出其独有的特点。
目前宁夏有海外华侨华人2万多人，宁夏的海外华侨华人主要由四类人群构成：第一类是阿拉伯语人才群体的跨国流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批学习了阿拉伯语的宁夏人到广东、浙江等沿海城市从事外贸工作，担任阿拉伯语翻译，开展与中东和中亚伊斯兰国家的经贸与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觅得海外发展的机会从而移民海外。这一部分移民主要前往阿拉伯国家和东南亚穆斯林较为集中的国家。第二类是新时代的留学生群体。第三类是三线建设时期随迁到宁夏的工业移民的二次移民。这部分移民群体主要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东北、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随工厂迁移到宁夏的工人及其后代，在改革开放之后回迁到一线城市之后，其子女出国学习生活，成为一批特殊的华侨群体。第四类并非宁夏籍，但因为闽宁合作与东西部协作发展等国家政策，一些福建籍的华侨在宁夏投资创业的同时，也在宁夏本地进行捐赠。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大潮中，宁夏承载着东西方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使命，今日之发展仍然深受这条历史通道的文化影响。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宁夏慈善事业也同样折射出兼容并蓄的丝路文化，展现了开放、包容、多元的丝路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深远影响。
宁夏作为中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慈善捐赠最为浓厚。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创了回族教育慈善活动的先河，为民国宁夏地区的慈善活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种民族特色对宁夏慈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希望工程的推动和全国侨务系统公益慈善工程的引导之下，一些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捐赠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宁夏，与东南沿海侨乡的移民慈善的丰富图景不同，这些捐赠主要集中在教育公益领域。宁夏的慈善文化，首先，具有浓厚的穆斯林慈善文化的特色。穆斯林慈善深植于伊斯兰教的教义与价值观，斋月捐和天课这两项教义中的慈善要求，构成宁夏独特的个人慈善捐赠的景观。例如宁夏一家基金会的发起人李先生，就是这样的穆斯林。他创办公益基金会的目的就是将自己的天课用于以规范专业的方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援助与参与式发展的理念为宁夏的公益慈善事业带来了专业化理念和工具，使之更具现代性。在此背景下逐渐发展和成长起来的专业的公益慈善机构，例如宁夏乡村发展中心（前身为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就是其中一例。最后，东西部协作引流东南沿海地区的慈善资源。自与闽宁协作以来，厦门市侨联筹集帮扶资金和物资，支持宁夏的教育事业和乡村振兴工作，组织助学活动，积极引导和协助侨资侨属企业到宁夏投资兴业。福建省侨联自2020年参与闽宁协作以来，先后筹集了帮扶资金和物资192万元，完成了民生和助学帮扶项目18个，并引导协助昇兴集团、融侨集团等侨资上市企业到宁夏投资兴业、发展经济。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宁夏发挥地缘和文化优势，大力推进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建设，以此来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经济贸易与文化往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慈善交流与合作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这也成为宁夏侨乡慈善发展的一个亮点。
从人口特征来看，宁夏的回族群体较为集中，与阿拉伯国家在语言和风俗方面具有交流的便利性，受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影响，回族群众在慈善捐赠和社区互助方面具有特色鲜明的慈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宁夏借助此优势培养了一大批阿拉伯语人才，积极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往来和民间交流。在中国与阿拉伯的经贸与文化往来之中，中阿之间民间的慈善文化交流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成立于2000年。发起人于水是宁夏泾源县大山里走出来的推动中阿文化交流的专业型人才。他高中就读阿语学校，后来到北京大学西语系进修阿拉伯语。因为语言和文化上的便利，于水1996年结识了科威特国际伊斯兰慈善机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主席，成为其在中国的慈善项目代表，并从事阿语翻译和外贸工作。于水在此过程中逐渐学习慈善文化，从而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慈善合作的中间人和代理。1999年移居迪拜，成立“海外华人服务中心”、创办《海外华人报》，服务华人社群。2000年成为阿联酋中国慈善项目的代理人。
通过在阿拉伯国家闯荡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以及宁夏作为中国穆斯林群众集中地区的优势，于水积极帮助宁夏引进国外慈善资金，协助宁夏人到阿拉伯国家务工，架起了宁夏与伊斯兰国家沟通的桥梁。为更好地引进慈善资金、规范慈善资金使用和推进家乡的建设，经过多方努力以及与地方政府的磋商，于水在2000年注册成立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专门服务阿拉伯国家政府与慈善机构的慈善项目在宁夏的执行。2007年引入慈善捐赠创办穆斯林孤儿院和阿拉伯语学校。2017年，在该协会的推动下，先后与科威特、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等国15家慈善机构合作，引进国外慈善资金近亿元，在宁夏南部山区进行危房改造、引水打井、修建学校、救助孤儿、扶贫救灾、修缮清真寺等慈善项目。推动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的民间慈善合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华侨社会资本与区域慈善文化结合的慈善创新的道路。
（1）国家宏观政策倾斜带动区域资源的注入。国家宏观政策的倾斜对宁夏华侨捐赠资源的注入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中国侨联及其下属的侨心工程、侨爱工程等都注重将华侨资源引流到相对贫困的西部地区。特别是在“东西部协作”的国家战略框架下，闽宁合作为宁夏引入了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具有华侨背景的企业家及慈善资源。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政策推动，中阿合作与“一带一路”的引导，使得海外华侨华人承担起慈善中介角色，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慈善文化与慈善资源的交流。
（2）官方及民间专业型公益慈善机构的发展为侨乡与海外的慈善资源流动与合作提供平台。相较于广东和福建这类沿海经济发达的侨务大省而言，宁夏在华侨捐赠方面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华侨慈善事业发展方面，宁夏更多地体现出通过专业的中介性机构引入海外华侨华人慈善捐赠的机制，其中政府内部的侨务工作部门以及与华侨接触较为密切的基层社区，成为这类华侨捐赠的重要中介机构。此外民间性的公益慈善机构也积极推进海外捐赠的发生。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之下，再次接续丝路文化的历史脉络，充分发挥丝路文化开放包容多元的特质，宁夏的慈善事业也将踏上东来西往的交往、交流、交融之路，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独特的经验和示范，也为我国加快推进全球慈善提供地方样本。
通过以上对广东顺德、福建晋江、云南和顺、宁夏银川四地侨乡慈善的案例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华人移民的侨乡慈善实践并非整齐划一的模式，而是在不同地域文化、移民历史和地方社会经济背景下，呈现显著的多元化特征。这种多元图景的形成与演变并非偶然，它深刻地根植于华人移民群体内部以及与祖籍国家乡互动过程中的动态因素。基于田野调查的发现，我们认为这种多元化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得到关键解释：移民群体的代际差异与慈善逻辑的演变、慈善组织方式的多元化与专业化趋势，以及侨务政策与地方政府互动的影响。下文将围绕这三个核心因素，结合前述案例，进行讨论与分析。
侨乡慈善的呈现方式和运作逻辑在不同移民世代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华人移民历史的纵向演变，也与移民定居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时代的国际格局以及祖籍国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
早期移民或老一代华侨的慈善行为，往往与基本的生存需求、传统文化观念（如“落叶归根”）以及社群内部的互助紧密相关。如广东顺德案例中的旅港顺德绵远堂，其创立初衷是解决早期顺德移民的互助与“原籍归葬”问题，核心在于凝聚同乡、提供基础性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一代华侨华人的成长，慈善的动机、关注领域和实践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生代华侨华人包括早期移民的后代和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通常成长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祖籍国家乡的认知和情感连接方式也更为多元。他们的慈善视野往往超越了传统的地域或宗族界限，更关注特定的社会议题（如环保、公共卫生、乡村振兴、文化保育等），并倾向于采用更现代、更专业的慈善运作方式。福建晋江案例中的英林心公益慈善基金会便是一个典型例证。该基金会由本地企业家和海外乡贤共同发起，采用现代基金会的治理结构，聚焦乡村振兴的宏大议题，其运作模式体现了专业化、项目化和社会企业化的新趋势，这与传统意义上基于血缘、地缘的零散捐赠形成了鲜明对比。
云南和顺的案例则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民国）的华侨精英，受时代思潮影响，将慈善与推动家乡现代化（如创办新式教育、改良社会风气）的宏大愿景相结合。虽然“崇新会”的组织形式已成历史，但其对教育的重视通过益群中学及其校友网络得以延续，体现了特定代际烙印下的慈善焦点。宁夏银川的案例则呈现另一种代际或群体特征塑造的模式。这里的华侨慈善更多地由具备特定技能（如阿拉伯语）和跨文化背景的新一代专业人才或特定背景的群体（如闽宁协作引入的福建侨商）所驱动。他们扮演的更多是“慈善中介”或资源引入者的角色，其慈善活动与国家战略（如中阿合作、“一带一路”）和区域发展政策紧密相连，与传统侨乡基于地缘、血缘的慈善模式差异显著。
因此，代际更迭不仅带来了捐赠主体的变化，更深层次地改变了侨乡慈善的内在逻辑、关注议题和实践形态，也是理解不同侨乡慈善模式差异与演变的关键维度。
华侨华人参与祖籍国家乡慈善事业的组织方式日益多元，并显现出一定的专业化和机构化趋势，这直接影响了慈善资源的流向、效率和可持续性，也是造成不同侨乡慈善面貌差异的重要原因。
传统的捐赠方式，如通过可信赖的个人（宗族长老、地方头人）、家乡基层组织（如村委会、老人会）或传统的海外同乡会、宗亲会进行直接捐赠，在许多侨乡依然存在。广东顺德的绵远堂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社团，至今仍在香港与顺德之间运作跨境慈善活动，是传统组织模式延续并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化样本。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慈善理念的进步，新的组织方式不断涌现。第一是现代慈善基金会。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侨乡，涌现出一批由企业家、乡贤或家族设立的现代慈善基金会。福建晋江的英林心基金会是其中一例，它不仅吸纳了大量本地和海外捐款，更以其“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专业化的项目运作、“公益+商业”的自我造血模式，显著提升了慈善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和影响力。这种组织模式强调透明度、效率和战略性，吸引了如苏先生这样更看重规范运作的新一代捐赠者。同时它也在更新地方慈善的传统，改变以往由老人会主导的华侨捐赠局面。第二是专业性的中介机构。 在某些特定背景下，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成为连接海外慈善资源与本地需求的重要桥梁。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即扮演了此类角色，利用其创始人的跨文化背景和网络，专门对接阿拉伯国家的慈善资源，服务于特定的项目领域（如扶贫、教育、孤儿救助等）。这体现了一种高度专业化、领域聚焦的慈善组织模式。第三则是小型社区连接器与网络平台。 一些小型的社区组织，甚至是商业实体也可能成为凝聚小额捐赠的临时节点。同时，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兴起也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便捷的匿名化捐赠渠道，尽管其具体规模和捐赠者身份难以精确追踪，但无疑是慈善组织方式多元化的一个新方向。
这些不同的组织方式并非相互排斥，往往在同一地区并存。广东顺德既有绵远堂这样的百年善堂，也有华侨出资设立的基金会，还有地方政府主导或支持的各类慈善项目。福建晋江则呈现传统捐赠习俗与现代基金会运作相结合的特点。云南和顺的慈善活动似乎更多依赖历史悠久的社团（如崇新会演变而来的校董会、联谊会）和校友网络。宁夏则更倚重专业化的中介平台。这种组织方式上的差异，直接塑造了各地慈善活动的规模、效率、透明度、参与范围和侧重点，是构成侨乡慈善多元图景的核心要素之一。
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对华侨华人的态度、相关政策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具体实施策略，是影响华侨捐赠行为和侨乡慈善事业发展不可忽视的关键外部变量。不同地区在侨务工作上的重视程度、资源投入和策略选择存在差异，这为侨乡慈善营造了不同的“气候”和“土壤”。
广东、福建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侨乡和经济发达省份，其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拥有完善的侨务机构网络和积极的侨务政策。例如，顺德地方政府曾采用“配捐”等激励措施，并通过持续举办“世界顺德恳亲大会”等活动，积极动员和凝聚海外乡亲的慈善力量。晋江则展现了政府与商界（包括侨商）良性互动、共同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晋江样本”，将慈善与地方发展战略（如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紧密结合。这种积极主动的地方政策环境，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华侨捐赠的活跃度和规模。
相比之下，云南虽也是侨务大省，但可能受限于地方财政实力或发展重点的不同，其侨务工作的具体实践和对华侨慈善的推动力度与闽粤存在差异。其侨乡慈善可能更多依赖于历史形成的社群网络和文化传统，政府的直接介入和资源配套相对有限。宁夏作为内陆的非传统侨乡省份，地方政府层面的常规侨务工作关注度和资源投入相对更少。然而，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如“东西部协作”、“闽宁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等，反而为宁夏带来了特定的外部机遇。因此宁夏的侨乡慈善实践更多地体现为对国家战略的响应，以及通过特定渠道（如官方认可的协会）引入外部资源的模式，呈现与沿海侨乡显著不同的特点。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基层侨务干部在维系与海外侨胞的情感联系、传递政策信息、协助项目落地以及维护捐赠项目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总体来看，侨乡慈善的多元图景是代际变迁、组织创新和政策环境三者在特定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脉络中复杂互动的结果。这三个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下塑造了今日中国形态各异但又充满活力的侨乡慈善的复杂面貌。
前文详细分析了侨乡慈善多元化图景的影响因素，包括代际差异、组织方式演变以及侨务政策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模式。侨乡慈善是一种复杂的、由多种力量交织推动的社会现象，传统观念和现代政策共同塑造了其发展路径。表面上看，华人移民的捐赠是个人行为，捐赠者常常表示是出于对祖国和家乡的情感依恋，而侨乡政府也认可这种情感，甚至在国家层面上将华侨华人的慈善行为道德化，赋予其很高的道德意涵。然而，通过中国境内不同地理区位侨乡中华侨捐赠案例的深入观察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捐赠行为并非完全的情感使然，而是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考量的结果，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基于这些分析，我们尝试进一步提炼和构建一个由“推力-拉力-催化力”三个方面构成的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以此来理解侨乡慈善实践的动力机制。
驱动侨乡慈善的首要力量，源自海外华人社群内部，特别是各类华人社团的组织与动员作用。这些社团，无论是以传统地缘、血缘、业缘或信仰为纽带（如广东顺德的绵远堂），还是以更现代的“爱国爱乡”或专业领域为导向（如支持福建晋江英林心基金会的海外网络，或历史上云南和顺的崇新会），都在动员华侨华人参与家乡慈善事业中扮演了关键的“推手”角色。这种推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提供组织平台，为分散的个体提供信息交流、资源汇聚和集体行动的平台。其次是强化身份认同，通过组织活动（包括慈善捐赠），不断强化成员对家乡和华人身份的认同感。再次是规范与引导，通过组织的机制来塑造社群内部对于回馈家乡的期望和规范，引导成员参与慈善。最后是网络连接，作为连接海外个体与祖籍国家乡的社区或官方机构的桥梁，促进信息流通和项目对接。
正如第三部分对组织方式的分析显示，从传统的善堂、同乡会到现代的基金会网络、专业协会，这些组织形态各异的社团构成了推动华侨将慈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性的乡团运动以及可能的政府鼓励，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华人社团在推动侨乡慈善方面的作用。
与海外社团的“推力”相对应，来自侨乡地方政府的“拉力”是促成侨乡慈善发生和发展的另一关键动力。这种拉力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态度、政策以及与海外侨胞及其社团的互动方式上。不同地区政府的“拉力”强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直接影响了当地侨乡慈善的活跃程度和形态。
侨乡政府的拉动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首先是政策激励。出台具体的优惠政策或配套措施，鼓励和吸引华侨捐赠。例如，广东顺德地方政府曾采取的“配捐”策略，极大地激发了侨胞的捐赠热情。其次是积极对接。主动与海外侨胞及社团建立联系，了解需求，推介项目，并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服务。包括组织恳亲大会、互访交流、建立侨务工作站等。再次是授予荣誉与认可。通过表彰、授誉等方式，提升捐赠者的社会声望和荣誉感，满足其精神层面的需求。最后是合作与赋能。 与华侨社团或慈善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项目实施。如福建晋江政府与英林心等民间慈善力量的良性互动，共同服务于乡村振兴等地方发展目标。
显然，在侨务大省如广东、福建，地方政府的“拉力”更为显著和系统化。而在云南、宁夏等地，政府的“拉力”可能表现得不那么直接或强力，或者更多地依赖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如东西部协作、中阿合作）所带来的间接拉动效应。这种“拉力”的差异是解释地区间侨乡慈善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
仅仅有“推力”和“拉力”尚不足以完全解释侨乡慈善的发生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祖籍国家乡的地方传统、文化习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益慈善文化构成了侨乡慈善得以生根发芽并被地方社会所接纳和支持的“催化力”。这种文化土壤为华侨华人的慈善行为提供了历史根基、情感纽带和现实运作的社会基础。催化力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提供情感与文化基础。地方文化（如宗族观念、乡土情结、宗教信仰、特定的历史记忆等）是维系海外华人与家乡情感联系的重要载体，为慈善捐赠提供了内在的情感驱动和文化逻辑。例如，广东、福建浓厚的宗族文化和乡邦精神，云南和顺独特的“走夷方”历史和现代化追求，以及宁夏的伊斯兰文化背景，都不同程度地催化了当地的慈善实践。
第二，塑造慈善偏好与领域。地方文化传统往往影响着慈善资源的投向。如文献和案例中常见的对教育、医疗、养老、修桥铺路、修建祠堂或宗教场所的捐赠偏好，很大程度上是地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反映。
第三，影响社会接纳与互动。华侨的慈善行为需要在地方社会中获得认可和支持才能持续。地方文化传统和社会网络为慈善项目的落地、执行和后续维护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如社区组织、地方精英、基层侨干的参与）。
第四，引发动态调适与张力。“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它既是慈善实践的根基，也可能对其产生一定的约束（如使捐赠领域趋于保守）。同时，传统本身也在被不断地“再创造”和策略性地运用。如第三部分关于代际差异的讨论所示，新生代华侨华人在延续慈善传统的同时，也可能寻求更符合现代性的表达方式，这体现了慈善实践在地方文化催化下的动态演变和内在张力。
“推力-拉力-催化力”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动态平衡的。海外社团的“推力”需要侨乡政府的“拉力”来有效对接和放大；而“推力”和“拉力”的有效运作，又离不开地方文化“催化力”所提供的土壤和润滑。这三股力量的强弱组合及其在具体情境下的互动模式，共同塑造了侨乡慈善的多元图景。
本研究通过对广东、福建、云南、宁夏四个不同地域侨乡的深入考察，揭示了中国背景下“侨乡慈善”（diaspora philanthropy）的高度异质性和复杂性。研究发现，海外华侨华人的慈善实践并非单一固化的模式，而是在不同地域文化、移民历史、社会经济背景下呈现显著的多元化特征。进一步分析表明，塑造这种多元图景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移民群体的代际差异及其带来的慈善观念与行为的演变；慈善组织方式的多元化与专业化趋势，从传统社团到现代基金会、专业中介机构并存；以及侨务政策与地方政府互动的影响，不同地区政府的重视程度、激励机制和介入方式显著影响了慈善环境。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炼出一个“推力-拉力-催化力”的动力机制模型，以期更深刻地理解驱动侨乡慈善运作的动力机制。其中，“推力”主要源自海外华人社团的组织动员，“拉力”来自国家层面及侨乡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与积极作为，而“催化力”则根植于祖籍国家乡的地方文化传统与慈善土壤。这三股力量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平衡，共同解释了侨乡慈善实践的多样性与持续演变。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四个案例地的考察，其结论的普适性尚需更广泛的研究来验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不同地域类型（如陆疆vs海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如东部vs西部）、不同移民目的地群体的侨乡慈善模式差异，并可引入定量方法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同时，随着中国社会和全球格局的持续演变，侨乡慈善的未来走向及其影响因素，仍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滨下武志，2009，《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春声，2019，《信仰与秩序：明清粤东与台湾民间神明崇拜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陈达，2011，《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7，《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甘于，2014，《侨胞情系桑梓恩泽南粤故里——国务院侨办组织2014年中央媒体广东侨乡》，《侨务工作研究》第6期（内部通讯刊物）。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1969，《关于严禁向华侨、港澳同胞发动捐献问题的通知（1969年3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
侯金林，1994，《福建华侨办学特色谈》，《教育评论》第5期。
黄小坚，2011，《“华侨为革命之母”考辨》，《八桂侨刊》第2期。
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4，《晋江市志（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景燕春，2018，《华人移民慈善的动力机制：以广东侨乡顺德为例》，《华人华侨历史研究》第4期。
景燕春、朱健刚，2022，《华人善堂的历史转型与当代发展——以旅港顺德绵远堂为例》，《中国非营利评论》第2期。
柯群英，2005，《人类学与散居人口研究：侨乡研究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孔飞力，2016，《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黎相宜、周敏，2012，《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梁洁，2009，《人类学视野中的和顺侨乡》，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
林金枝，1996，《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与港澳台胞在中国大陆的捐赠》，《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4期。
牛秋实、蔡苏龙，2002，《“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话语的变迁》，《云梦学刊》第6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1954～2004）》，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赓武，2016，《天下华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徐东、马晓龙，2012，《民国时期旅缅华侨社团对侨乡地方教育的影响——以云南腾冲和顺崇新会为例》，《保山学院学报》第4期。
徐华炳，2016，《温州海外移民与侨乡慈善公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尹文和，2003，《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
张继焦，2006，《海外华人对侨乡的侨汇、善举与投资行为：从人类学角度看侨商的寻根经济》，载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主编《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香港亚太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
张秀明，2018，《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4期。
章晓丹，2020，《慈善与信仰的探索：以潮汕善堂为中心》，《潮学研究》第2期。
庄国土，1984，《“华侨”一词名称考》，《南洋问题》第1期。
Ajailiu Niumai. 2011.“Indian Diaspora Philanthropy-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Man In India 91（1）： 93-114.
Brinkerhoff，Jennifer M.2014.“Diaspora Philanthropy：Lessons from a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Coptic Diaspora.”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3（6）： 969-992.
Chen，X. 2021.“Immigrant-owned small businesses’ participation in diaspora philanthropy：a case study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New England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24（2）：105-121.
Geithner，et al.，2004. Diaspora philanthropy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dia. Cambridge，MA：Global Equity Initiative，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Johnson，Paula.2007.Diaspora Philanthropy：Influences，Initiatives，and Issues.Boston，MA：The Philanthropic Initiative，Inc. And The Global Equity Initiative，Harvard University.
Kapoor，Nidhi Raj.2014. Making a World of Difference：How BRICSDiaspora Give. The Resource Alliance.
Newland，et al. 2010.Diaspora Philanthropy： Private Giving and Public Policy.Washington，DC：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Payton，Robert L.and Michael P.Moody.2008.Understanding Philanthropy：Its Meaning and Mission. Indiana Press.
Phillips，S.D.，& Jung，T. 2016.“A New‘New’Philanthropy：from impetus to impact.” In T.Jung，S.D. Phillips，& J. Harrow （Eds.），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hilanthropy. London： Routledge.
Sidel，Mark. 2008.“A Decade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Diaspora Philanthrop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The State of the Field. ”Conference paper， Asia Pacific Philanthropy Consortium Conference.
Tan Chee-Beng.2016.“Voluntary Associations of the Chinese Overseas：Mauritius， Trinidad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Asia Pacific.”Asian Culture 40（12）.
Young，N.and Shih，J.2003.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Philanthropy，Global Equity Initiative.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