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waiting）是一种无处不在、耳熟能详的现象。甚至可以说，等待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普遍现象一直在“等待”着对其开展针对性的探索，直到最近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人们才刚刚开始将“等待”这一现象作为民族志研究的主题。本书（文中所出现的“本书”皆指Ethnographies of Waiting）旨在探讨各种类型的等待，其核心主张是，等待必须被看作一个有其自身意义的概念，同时也是产生各类社会互动的引擎。因此，等待与希望、怀疑和不确定性这些核心概念必须联系起来加以审视。等待是对时间的特殊参与，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个人和集体发现自己处于愿景或渴望尚未实现的境地。这一时段类似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Arendt，1998 [1958]）。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Between Past and Future）（Arendt，1993 [1968]：11）中写到了“人”与时间的关系：

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总是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间隙中，时间绝非连续的光谱，也绝非从不间断的序列之流，它从“人”所站立的节点断开。而“人”的站立点，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现在，而是一个由“人”不断抗争，通过与过去和未来相对峙而得以存在的时间间隙。被置于时间之中的人，只有当其坚守立场时，无差别的时间之流才会断裂为不同的时态（tenses）。

虽然我们不太会像阿伦特在这段话中那样描述“人的境况”，但她抓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即现代性将人与时间置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在现代的时间概念中，人栖居于时间的间隙，与不同的力量相纠缠。阿伦特也承认，这种观念并非现在才有，相反，时间间隙与人类长期共存（Arendt，1993 [1968]： 13）。在阿伦特看来，人所置身的时间间隙并不意味着等待。按照她的理解，时间间隙是思想与行动“持续战斗”的地方。阿伦特对时间秉持着特殊的现代主义观念，她认为人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interval between past and future），但如若试图理解“人的境况”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时间观念、时间间隙和时间间隔为社会文化生活带来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在这些多样的间隙参与中，重要的是探讨何时是“消极等待”（a passive waiting），何时又是“积极等待”（an active waiting），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Marcel， 1967； Crapanzano， 1985； Hage， 2009）。换句话说，通过将等待作为一个概念，我们能够以民族志的方式，在与时间的各种接触中，探究什么形塑了行动、思想和社会关系。反过来 看，我们也需要探索在这些时间型构中，哪些类型的思维、行动和关系被回避、遮蔽或忽视。如维娜·达斯（Veena Das）所言，“当它们成为一种生命形式”（when they may even become a form of life）（Das，2016），即这种时间关系、间隙和间隔从暂时的现象转变为更持久、更普遍的形象时，会发生什么？在多样化的权力结构、新科技发明与法律法规中，时间体验与等待能力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承接阿伦特的上述论点，或许我们还可以追问，性别角色和文化理念如何存储、延续并应对等待，以及等待本身是如何被特定的文化规范所形塑？我们如何运用民族志的方法以及它所包含的各种形式的等待来探究“等待”这一现象？作为人类学者，我们在研究的整体过程中如何工作、计划与等待？我们如何判断某件事情是否值得等待，以及在等待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行动和思考？

正如法国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在其经典著作《欲望与希望》（Desire and Hope）中所指出的，“等待”这一现象亟待进一 步深入剖析。受基督教神学的启发，他将欲望和希望区分开来，欲望本质上是指难以满足、缺乏耐心、不容延宕的状态（Marcel， 1967：280），而希望 则涉及等待。就等待的过程而言，“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存在着从‘消极等待’到‘积极等待’的连续谱系”（Marcel，1967：280）。在被动或消极的等 待中，人们或许会对结果漠不关心，但通常还是怀有期望。因此，在等待的过程中，人们或许能够静候时机，多少带着些耐心而无需对结局抱有过分的焦虑。然而，一旦确定性趋于消散，不确定性被无限放大，人们内心的纠结就接踵而至。根据马塞尔的观点，这种纠结代表着“积极等待”。一旦人们不再纠结，随之而来的是绝望的心态，因为这意味着某种既定的、不可避免的结局。相反，积极等待意味着对预期的事物保持着开放性，其间蕴藏着希望，也可能导向具体的行动（Marcel，1967：282）。马塞尔对不同等待之间的复杂关联所展开的理论阐发，具有重要意义，并值得进一步探索。集体等 待与个体等待的互动，积极等待与消极等待之间的复杂关联等内容，为“等待的政治学和诗学”（politics and poetics of waiting）（参见 Clifford & Marcus，1986）开辟了研究空间。

在进一步讨论等待的不同面向之前，本文先对等待的政治学与诗学提出一些初步的界定。“等待的政治学”，是指迫使人们等待的各类结构、机制及其互动。“等待”既被视作激发主体性的要素，也可能使得某些群体的状况难以维持，比如试图获得合法证件的难民和寻求避难者（Gaibazzi，2012；Andersson，2014a：796）。虽然“等待的政治学”这一维度是重要的研究路径，但必须同时关注“等待的诗学”。“等待的诗学”指的是时间关系、间隙和间隔中所存在的可能性，其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借鉴赫兹菲尔德（Herzfeld）对社会诗学（social poetics）理论的运用，我们并不认为这种转向是将社会生活“审美化”（aestheticizing），而应被视为在人类跨越个体与集体行为形态的实践场域中，对符号特质、符号能动运用与阐述、社会表演（social performances）以及其中产生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予以情境化定位的过程（Herzfeld，2005： 23， 2016；参见 Herzfeld，1985：10）。将这些维度纳入等待的研究对话中非常重要，这样就可以审视处于类似条件下的人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和处理等待。等待既可能激发创新和创造力，也可能摧毁等待者。本书旨在探索等待所关联的不确定性，其研究视角并不偏向结构/制度主义或存在主义，而是努力寻求二者间的对话。

01 等待的政治学与诗学

等待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过于常见（Schweizer， 2005：778），这或许导致了学术研究中对等待现象的相对忽视。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确实有一些文献注意到“作为社会事实的等待”（waiting as a social fact）（Eriksen，2016：78； Schweizer，2008： 1）。但总体而言，这些讨论显得分散而零散，与学术界对时间和时间性（temporality）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人们一再呼吁（如 Conlon，2011）需要发展“等待民族志”（ethnography of waiting）（Suttonet al.， 2011）。迄今为止，将等待本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来处理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虽然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有限，其中的重要作品包括克雷格·杰弗里（Craig Jeffrey）的人类学研究《消磨时间：青年、阶级和印度的等待政治》（Timepass：Youth，Class，and the Politics of Waiting in India）（2010a）、哈维尔·奥耶罗（Javier Auyero）的社会学著作《国家病人：阿根廷的等待政治》（Patients of the State：The Politics of Waiting in Argentina）（2012）和加桑·哈格（Ghassan Hage）编撰的跨学科文集《等待》（Waiting）（2009）[在本书付印时，沙赫拉姆·霍斯拉维（Shahram Khosravi）的民族志《伊朗的不稳定生活：等待与希望》（Precarious Lives： Waiting and Hope in Iran）（2017）也已出版）]。新近文献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等待的政治学”（Jeffrey，2010a； Auyero，2012）。奥耶罗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穷人向国家寻求社会和行政服务的漫长等待进行了民族志分析，其灵感主要来自布迪厄式研究路径（Bourdieuian Approach），即把等待视作一种治理技术（a technology of governance）：通过支配他人时间（Bourdieu，2000：228）与迫使人们等待，权力催生出特定主体形态（forms of subjectivities）。[在《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中，布迪厄以“等待”为切入点论证时间的资源属性，他重构了互惠性（reciprocity）与礼物交换的研究脉络：他认为延缓赠礼——迫使受赠者处于等待状态——本质上揭示了权力关系在个人与集体层面运作的策略逻辑（Bourdieu，1977）。时间性概念在布迪厄后期的著作中也持续发挥核心作用，特别体现于《帕斯卡尔式的沉思》（Pascalian Meditations）。该书提出“生成中的存在”（presence of the forth-coming）这一命题，旨在阐释预期结果与博弈法则、期待心理与可能性空间之间的张力（Bourdieu，2000：208 页起）；当这种预期与现实不一致时，正是“时间关系的生成时刻——等待与焦灼的辩证法由此展开”（Bourdieu，2000：209）]杰弗里对印度密拉特市（Meerut）失业中下层青年男子的“漫长的等待”进行了深刻的民族志研究，分析了作为社会经验、政治动员与民主政治基础的等待。他的研究（Jeffrey，2010a：19-23，2010b：468）将布迪厄式的批判视角与保罗·威利斯（Paul Wills）（Wills，1977，2003）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后者研究了一所英国学校中年轻工人阶级男性的日常实践，这些年轻的工人阶级男性形成了对支配性结构的“部分洞察”（partial penetrations），保罗·威利斯注意到个体创造能动性（creative agency）和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但还是可以笼统地说，这些作品的视角与稍早关注社会底层、贫困人口、青年、难民等边缘弱势群体的作品（如Stepputat，1992；Chakrabarty，2000； Appadurai，2002；Corbridge，2004；Bayart， 2007；Conlon，2007）相呼应。这种分析立场虽然有助于理解当前世界的运作模式，却使我们对等待的理解陷入特定的思维模式中。等待这一现象虽然确实涉及政治，但也指向宏观政治、政治动员和日常微观政治之外的方方面面（参见Johnson-Hanks，2005；Mains， 2007）。

可以说，等待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此，其谱系不能仅仅与政治和治理相关。在此，我们对现有文献的关键性补充意在解构政治、治理与等待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探索“等待的诗学”所可能呈现的样貌。我们的目标不是将诗学与政治学相对立。相反，受到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在《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中主张的“诗学与政治学”的不可分割的启发（Clifford&Marcus， 1986；Clifford，1986：2），我们的目标在于通过洞察这些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以更加细腻的方式探讨“等待”这一概念的分析潜力。虽然哈格在2009年编辑的文集已经从多学科视角探讨了“等待”（Hage，2009），但在本书中，我们意图通过纳入更广泛、更具针对性和比较性的等待民族志研究，开展更有力的人类学分析。这不仅凸显了等待的政治性，还揭示了等待如何为“另一种可能”（Povinelli,2011，2012）创造空间，最终引出重要的批判性问题。我们试图通过等待这一意象来理解“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inhabiting time）的多重样态。为实现这一转向，我们将等待作为一个范畴来探讨，它既容纳了人们的怀疑与不确定性（Engelke，2005；Pelkmans，2013），也与潜在的希望共存（Crapanzano，2003；Hage，2003； Miyazaki，2004；Lindquist，2006；Zigon, 2018，即本书）。等待通常意味着在多样化的立场之间徘徊，它在怀疑与希望之间摇摆而逐渐显现，同时也可能悬置怀疑和希望。本书将等待作为一种概念视角，用以审视人类复杂多样的境况，同时强调等待是人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方法论工具。本书深入探讨了等待的政治学和诗学，将其视为希望与怀疑之间带有不确定性的相互作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以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生存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在当前等待与加速并存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这也是我们稍后将详细讨论的一个主题。

当前世界大批民众正处于动荡不安的生活境况，这无疑提供了不计其数的案例以理解由结构和制度所强加的等待。（本节还借鉴了我们对中东、南亚和欧洲的移民、社会多样性和城市不平等等主题的研究）大量流离失所者（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世界上某些地区所经历的痛苦和僵局，甚至在某些地方，整个国家都在期盼着转机的出现（Bayart，2007）。在撰写本文时，叙利亚持续的危机意味着在霍姆斯（Homs）和阿勒颇（Aleppo）等城市生活的民众亟待救援。而目前在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等邻国难民营中的叙利亚难民，正等待着穿越地中海的机会，或试图以别的方式抵达欧洲与其他目的地。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他们也等待着如何在更好、更安全的时期返回叙利亚。然而，叙利亚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难民局势也表明，欧洲的管控和法规影响着人们留下来的意愿——促使他们留下来或是碰运气继续前往其认为更安全宜居之地（参见 Schuster，2011）。总的来说，大批移民问题的研究文献深入揭示了不同类型的等待之间的张力。等待可能被视为一种强制性的制裁手段，用以减缓难民流向欧洲的步伐。例如，通过让难民在难民营中无限期地滞留，并被迫等待那些情况不明朗的移民管控决策，“等待”在此被当作一种驱赶难民、将其拒之门外的策略 （Lucht，2012；Andersson，2014b） 。这种漫长的等待对许多无证移民构成了伤害，使他们的整体处境陷入不稳定之中。他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审查评估与物化，也在原籍地遭受着威胁。布雷德卢普（Bredeloup，2012：465）如此描述过境景观对移民的影响：

每天的生活过得很慢，虽然日常生存所必需的活动完全占据了等待的时间，但这种生活看起来无休无止。偶然出现的意外可能会打破每日常规，并导致他们重新安排路线。迁移过程中的等待一方面将时间无限延长，另一方面又压缩了难民的行动空间。

然而，等待不仅影响着迁徙中的人们，也影响着他们置身的关系链条和社会网络，其中那些没有迁徙的人也被纳入某种形式的等待之中，无论是等待前者经过危险而隐秘的行程成功到达目的地的消息，还是等待自己开始朝目的地迁徙（Vigh，2009；Reeves，2011；Graw&Schielke，2012；Griffiths，2013；Elliot，2016）。此外，一旦进入欧洲，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就会暴露于新的脆弱性之中，“庇护资格日益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绑定，仅在较小程度上关联着对原籍地实际威胁的评估”。（Fassin，2013）。因此，寻求庇护的过程愈发漫长，往往需要在欧洲境内外的难民营和庇护中心等待数月甚至数年（Whyte，2011；Rotter，2016）。

阿吉耶（Agier，2002） 在对欧洲以外的难民营进行民族志研究时，将肯尼亚东北部的达达布（Dadaab）城市难民营描述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形式，其中有来自索马里、苏丹南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乌干达的难民。这种城市难民营是由战争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干预在紧急状况下相结合而形成的。尽管从政治上来说，这不被认为是一种可以长期存在的情况，但它的实际存续时间远远超过紧急状况的持续时间。因此，被安置在这些营地中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构成了世界人口的新类别和人类境况的新组成部分，他们被迫栖居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等待区”。而无论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以外的难民等待营，还是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在城市郊区自我组织的定居地点，都处于阈限状态（liminal）（参见 Turner，1969）。它们位于“临时或非法占据”的边缘地带，“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完成”（Agier，2002：337；Agamben，1998； Turner，2012），而这与难民营外主流社会中不同的速度、流动性和时间性形成鲜明对比。

对全球众多城市贫民窟居民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另一个窗口，以观察结构性的时-空等待（spatial and temporal waiting）引发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特别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地区。在这些地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导致了庞大的“流动人口”（Bayart， 2007），他们被迫等待食物、教育、医疗保健或住所（Appadurai，2002；Jeffrey，2008：954； Janeja，2014）。孟买（Mumbai）等废弃型城市对住房危机的处置表明，“紧急状态的暴政”（tyranny of emergency）（Bindé，2000）阻碍了民众有效地积累长期资产（Appadurai，2002：30），迫使他们将目光集中在当下，永远处于一种“临时”（temporary）状态。[有几项人类学研究集中探讨了一种朝向“永恒的现在时”（a permanent timeless present）的时间取向，如布赫（Buch，2013）、戴伊等（Day et al.， 1999）、托马森（Thomassen，2014）和霍斯拉维（Khosravi，2014）]这种紧急情况下的暴政促使民众焦躁地等待着，它的时间结构既阻碍了民众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也阻碍了他们对后续阶段的展望或设想。对后续阶段的展望或设想本应能有效促进替代方案的形成（Procupez，2015：S56），但这种时间结构排除了“计划”的可能性（参见 Abram&Weszkalal，2002：30）。[正如布朗肖（Blanchot，1981）所指出的，耐心与不耐烦是一体两面。参见马塞尔的研究（Marcel， 1967：280）]此外，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些临时居住在政府补贴的“福利旅馆”中的城市贫困家庭而言，普罗库佩兹（Procupez） 的历时民族志研究显示，接受住房补贴必须符合国家法规的严格标准，而不同的行政部门在不同的时间点又对这些标准进行了重新定义，并要求这些家庭提供文件证明，才能判定其是否属于“住房紧急状态”中需要救助的“贫困群体”。前面提到的奥耶罗（Auyero）的民族志研究，也描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福利金领取者如何以及为何成为丧失权力的“国家病人”，他们的顺从是“等待政治”中权力支配的结果（Auyero，2012：155；Mathur，2014）。

然而，普罗库佩兹借鉴了哈格（Hage，2009）的观点，指出这种对等待政治的描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等待的方式不仅是由他人所强加，也是由那些等待的人自己所塑造。因此，她展示了上述住房补贴领取者如何构建社区住房草根组织，这些组织随之提出了一系列诉求，例如，获取公共资金用于集体住房项目，由参与者自己直接管理。这将使他们能够以负担得起的方式成为合法居民，同时以自己的劳动为建设项目作出积极贡献。这种集体组织的过程需要耐心，这是一种必要的态度，不仅是为了应对官僚主义的拖延和同伴之间的分歧，也是为了应对未来出现的变化情况。在此语境下，“耐心”是一种政治立场，涉及从短浅到长远的视角转变。更准确而言，这种立场应被理解为积极的参与介入，或是某种“兼具紧迫感与克制力的新型时间栖居体验”；这种立场也意味着某种集体存在模式或倾向，其面向的是“项目政治（a project-based politics）中的时间性体验”。因此，在普罗库佩兹看来，这里的耐心是“在等待中积极行动，意味着无可奈何的希望和集体主体性的形成”（Procupez，2015：S56-S64）。

在阿帕杜莱（Appadurai，2002：28-30；2013a： 126-127）看来，人们将个体需求转化为集体诉求，并通过自组织的途径以长远耐心地解决问题，这种面对困难和实现诉求的能力构成了“耐心政治”（politics of patience）。他认为这是公民权和民主参与（“深度民主”）的基础，并将耐心政治描述为一个缓慢的合作过程，其中囊括了包容、协商、长期资产建设和累积变化等做法，而非仅仅是政治对抗。当孟买、加尔各答或德班数百万无房或住房条件恶劣的民众动员起来要求改善住房情况时，面对房地产开发和国家支持的拆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深知准备和等待所需的时间难以预料——数年甚至数十年不等。在这种情况下，变革的希望取决于耐心调整急于求成的心态，这需要“渴望的能力”（capacity to aspire），这种能力被定义为“一种方向感，将人们从即时需求的满足带往长远目标的实现”（Appadurai，2013a：213）。但阿帕杜莱指出，这种对未来保持渴望的能力在富裕社区和贫困社区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参见Hage，2003，2016：466-467）。这就要求将这种能力作为贫困社区的集体资产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培育。SPARC（SPARC为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Area Resource Centres（India）的缩写。——译者注）联盟的日常组织工作和公共仪式就说明了这一点。该联盟由一个非政府组织和两个贫民窟团体组成，与当地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进行非对抗性合作，并在孟买的贫民窟组织了大量社区发展项目。政治动员带来的希望由此在底层公民中产生了内部效应，使他们将自己视为艰苦等待过程的积极行动者；它将被动等待（waiting for）转化为主动等待（waiting to）：等待开展下一步行动，并最终争取完整的公民权利（Appadurai，2013b：13）。

与集体忍耐一样，个体忍耐也与希望/绝望交织在一起，并可能引起怜悯和同情。在权俊熙（Kwon，2015）的描述中，对于移居韩国的朝鲜族移民及其留守家人来说，等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是无偿的情感工作（affective work），他们需要在希望、焦虑和不确定性中忍受孤独，以维持情感生活的稳定和汇款流动。在这里，珀涅罗珀（Penelope）这样的人物或许也值得深思。珀涅罗珀白天织布，晚上拆线，等待着尤利西斯（Ulysses）的归来。她所表现的，并非消极的顺从，而是一种在平凡琐事之中的主动坚守。珀涅罗珀的行为也不意味着她是被怜悯的对象。相反，她在坚韧中保持着希望。因此，珀涅罗珀这一形象表明，我们不能将等待仅仅放置于苦难的框架中进行理解，而必须意识到人对宏观历史背景和微观具体情境的多重反应。因此，我们在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的分析中看到了超越苦难主体的呼吁（Robbins，2013）。绝望、毁灭和痛苦都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现象，人类学应将这些情况作为与世界的不同互动形式加以探讨。在阿伦特的概念中，我们需要审慎对待仅仅建立在怜悯之上的论述（Arendt，1990 [1963]：70，85-88）。怜悯可能会提高人们对他人困境的认识，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也会拉远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距离。与此相反，激情和同情强调与他人互动并将距离感降至最低。在观察生活世界如何形成、瓦解与重构时，民族志研究需要超越怜悯视角，从而得以从世人应对、经历、承受并改造世界的不同方式中看到更多（参见Boltanski，1999； Sennett，2003：142页起 ；Jackson，2005： 154；Gullestad，2007：22）。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等待现象和人类学学科中的时间性。

02 时间性、现代性和危机

作为人类学者，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学科的许多概念都受到基督教或西方文化框架的历史性影响。谨记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的告诫，我们并不能将这些概念和理解作为某种普遍历史的索引（Asad，1993）而不加批判地使用。相反，梳理我们学科中许多概念的形成过程，并解除其与西方历史根基及基督教遗产的捆绑，这一系谱学的工作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欧洲和北美的现代性起源，以便探讨这些特定的现代性历史轨迹是如何影响“西方”以及“全球南方”对时间和时间性的理解与体验。这里所说的“全球南方”指的是后殖民时代的非洲、亚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它通常被视为占据着“历史的候诊室”（waiting room of history）（Chakrabarty，2000：256），尽管其中一些地区如今正在“崛起”。

我们首先回到科泽勒克的著作。科泽勒克描述了西方现代性如何创造出背离基督教末世论的新经验空间和期望视野。在他看来，现代性的特点是时间的世俗化（Koselleck，2004：265）。时间和末日观念脱离了宗教的视野，集体对未来图景的构建指向人类自主的实践。这一时间观念与过去截然不同。他认为，现代性的特点是加速加快（Koselleck，2004：3，11，50），并伴随着时间的世俗化——预言变得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对时间的预测和合理规划（Koselleck，2004：19， 265）。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构成西方历史叙事的核心要素——这些事件以不同方式使人类活动（而非神意）成为历史演进的尺度。随着西方历史上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人类开始筹谋与设计未来（Arendt，1990 [1963]：55，1993 [1968]： 65）。与这种现代性相关联的是进步和进程的观念，它们是把握人们时间体验和历史概念的主导范式。这种严丝合缝的现代性叙事在人类学和民族志中早已备受质疑，因为它们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和异时论[“异时论”指代将文化差异转化为时间先后顺序的做法。西方殖民者或研究者认为自身居于现代的、流动的、进化的时间状态之中，而将被他者（殖民者、研究对象）投射到与“现在”割裂的“异域时间”里——这个“异域时间”通常是原始的、停滞的、未开化的状态。——译者注]（allochronistic）的偏见（如Wolf，1982； Fabian， 1983：32页起；Miller，1994；Arce&Long， 2000；Englund&Leach，2000），但这一主题亟待进一步探索。一方面，现代性是多元化的。人们从来都不是生活在同一种形式的现代性中，而是生活在多重现代性之中。另一方面，正如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以及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Serres&Latour，1995 [1990]：61；Latour，1993）后来所论证的那样，“我们从未现代过”（never been modern）。或许，“现代时间”与所谓“非现代时间”的分野，恰恰印证了人类活动所嵌入的不同时间层面。劳拉·贝尔（Laura Bear）最近在所谓“现代时间的人类学研究”（the anthropology of modern time）（Bear，2014）当中强调，现代时间尚未得到人类学的充分理解和探索，她的核心论点之一是，现代时间作为各地时间观念的核心要素如何得以延续，以及不同节奏和社会时间何时被纳入现代时间所主导的等级关系之中。换句话说，现代时间组织了不同的社会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现代性并非如阿伦特与科塞勒克所述那般严丝合缝，它仍然架构出经验空间和期望视野。在不谈及阿伦特和科泽勒克的情况下，贝尔也指出了同样的观点，她认为现代时间非但不是进步的标志，反而充满了疑惧。根据她的阐述（Bear，2014：6），“现代时间的特征在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时间观念上的冲突”。在深入探讨现代时间所涉及的疑惧之前，我们先阐述其组织特征。

现代时间围绕着特定的秩序展开，因此，时钟和日历作为社会规训形式、制度化常规以及想象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imagination），在组织个人与集体的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Benjamin，1999；Foucauit，1991[1957]；Weber，2013[1922]）。 现代性由此导向了一种时间和规划的特殊组织形式，抽象时间标识出人们的实践和经验。阿甘本对此有如下表述（Agamben，2007 [1978]：105）：“线性的、不可逆转的基督教时间在世俗化后，构成了现代的时间观念。它摒弃了末日的概念，也不蕴含其他特殊意义，仅依循前后顺序对进程进行结构化划分。”现代的工厂和城市可以被视为这种时间形式的象征性标志。工业时间往往指向现代时间的概念，其中效率、工作和生产力等要素支配着劳动者的时间，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闲暇时间和无效时间（dead time）（参见Thompson，1967； Giddens，1991）。因此，现代时间的铺开历程也是现代社会逐渐“组织化”的历史，其中，抽象的时间和国家规制趋于制度化。现代社会对进步和效率的追求也制造出与其目的相矛盾的事物，这些事物被认为已经落伍或需要被施以控制，包括官僚主义和文书工作（Blom Hansen，2005；Navaro-Yashin，2007）、法律监管（deGenova，2002）、管理和审计的新技术（Power，1997；Strathern，2000）。现代性并没有抹杀不同的时间体验，但根据更加规范的生产图示来组织社会时间。此外，正如杰弗里（Jeffrey，2008： 955）所指出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和北美，现代性的开启伴随着编年时间的制度化，同时也产生了如下观念：“新的法律和公共部门认为社会生活应按特定时序组织，童年、青年、成年和老年被视为不同的人生阶段。”（Johnson-Hanks，2002）此外，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学生生涯和成年人（通常为男性）“工作生涯”的观念变得无处不在（Cole&Durham，2008：6），这套关于时间和社会年龄（socialaging） 的 观 念 在“ 全 球 南 方 ” 的 许 多 地 区 得 到 了 推 广（Ruddick，2003；Comaroff&Comaroff，1991）。

此外，正如科泽勒克所言，现代性带来了加速感。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也凸显了这一特征（Harvey， 1990；Robertson，1992）。“加速度”在此作为重要的矢量，更多的信息、数字化和经济循环重塑了人们的期望图景。人们对更美好未来的憧憬被飞速向前推进（Virilio，1977；Eriksen，2001；Tomlinson， 2008；Rosa，2013）， 在 即 时 性 的 技 术 环 境 中， 耐 心 等 待 的 能力似乎变得越来越稀缺。因此，随着通信技术（例如手机和推特、脸书、Snapchat 等社交媒体）对社会关系的加速，等待变得难以忍受成为当代体验的核心。此外，冲突和矛盾爆发的可能性不断增长——人们的想象力被各类谣言（例如最近出现的“假新闻”现象）所滋养，而这些谣言又导致人们采取行动。想象力的枯竭必然带来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在意义上的危机和疲软，甚至可预见的消失。戴维·斯科特（David Scott）在《逆境的预兆》（Omens of Adversity）（Scott，2014）一书中谈到格林纳达革命（the Grenada Revolution）失败时，提出了相同的见解。斯科特认为，对现代人而言，时间性始终围绕历史时间的展开而运转——即持续前进的瞬时连续体。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将变革与终极实现（fulfilment）紧密相连——在这种观念中，变革被构想为一场时间运动：未来以规律性的周期超越过去，而当下则成为一种期待和等待的姿态，等待着社会政治改善的承诺最终实现（Scott，2014：5）。然而，这种对于“明天会更好”的殷切期待逐渐消散，近年来悲观情绪更多占据了上风，以至于在日本出现了“希望研究”（HopeStudies）（Hage，2016；Miyazaki， 2004，2006）。 斯 科 特 称 之 为“ 创 伤 余 波 ”（aftermaths）。与此类似，珍妮特·罗伊特曼（Janet Roitman）将“危机”视为近期思潮的典型图示，且危机并非只在片刻之间，而是构成了延伸持续的状态（Roitman，2014）。因此，危机的原有含义发生了变化，从关键节点转变为延续的不确定状态。因此，现代性在为人类的规划和预测提供可能性的同时，也引发了根本性的怀疑和隐忧（Arendt，1993 [1968]：54； Bear，2014），我们现在转而讨论这一点。

03 怀疑、不确定性和希望

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在于，“等待”这一现象是变动不居的，它不仅意味着无法采取行动，而且代表着某种不确定的状态——愿景极可能成真，也可能破灭。等待期间会释放出不同情绪，从希望、热情和迫切，到冷漠、麻痹和倦怠。因此，等待对应着多种反应，如马塞尔（1967）在导言开头所说，从“消极等待”到“积极等待”皆有可能。加斯帕里尼（Gasparini，1995：29页起）将重点放在了等待一词的语义范围上。他认为，等待意味着留心留意。无论处于何种等待情境中，等待都会引起人们的某种反应，并常常导致根本性的质疑和叩问。因此，探索怀疑、不确定和希望对于理解等待这一社会现象至关重要。

哈格在多部作品中探讨了希望、抗争和流动对幸福感的影响。他在研究人们如何追寻希望的同时，也留意到人们无法改变自身处境的困窘局面（Hage，2003），其特点在于不可见性、不流动性、不确定性和无法预知性。哈格将“可流动性”（existential mobility）这一概念置于核心位置，以此来理解各种形式的迁移活动（Hage，2005）。个体感知到自身在生命历程中向前行进至关重要，而此种前景的缺失可能迫使实际的身体移动发生。（参见Mains，2007）。因此，在当前各种形式的危机和乌托邦构想中，积极等待与消极等待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Hage，2009，2015；Eriksen&Bendixen，本书）。哈格强调，应该区分等待的不同形式及内容——人们究竟是在等候好事发生，还是被迫面临苦难的降至。他认为（Hage，2015： 41），“等待中有一种特殊形式，人们其实并不是在期待什么，而是在等待某些必须经历的困境（如一阵寒潮或一位厌客）的结束或离开”。哈格也主张，新的英雄是坚韧品质的典范，往往不太倾向于激进政治、思想和革命性的变革，激进变革和革命行动的潜力正在减弱。

与等待一样，怀疑很少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而对人们的信仰、意识形态和信念以及本体论的研究却比比皆是。长期以来，人类学者倾向于将后者视作易于描述和理论分析的稳定范畴，而忽略了它们形成过程中所隐含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Engelke，2005；Taussig， 2006；Bandak，2012；Pelkmans，2013； Bubandt，2014）。在此，等待与怀疑、不确定性、希望等概念之间的关联亟待被揭示。怀疑和不确定性在时间序列中展开，并不导向特定的结果。这种时间与预期之间的关系却正是等待中的人们所面临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有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结果正是嵌入在等待这一过程之中的。泡一杯茶能够在工作日程中为人们提供几分钟的休息时间，这种等待并不会带来不确定的结果，因而为人们所接纳并被视作寻常。当这类常规被打破时，事态发展便会偏离常轨，某些截然不同的情绪也可能随之涌现。例如，当习惯于在期望的时间内启动计算机，却因系统更新或硬盘不堪重负而不得不等待机器重启，就会让人感到沮丧与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只是片刻的等待，也会让人感觉度秒如年。从这样简单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感到“时钟时间”（clock time）和“经验时间”（experienced time）并非总是一致。意外的等待往往会让人感到烦躁，好似时间本身被过分拉长了。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时间流逝的速度又让我们难以接纳，这种“时间飞快”的体验往往出现在人们需要做出重要决策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审慎抉择（参见 Flaherty，2011；Frederiksen&Dalsga rd，2014）。此外，还有一些情况，如施韦策（Schweizer，2008：121）描述的那样，一个垂死男孩的父母等待着悲剧的最终降临，这种等待不情不愿却又别无选择，在此“等待仅仅是对时间流逝的一种忍耐，等待的意义和目的业已缺失”（Bissell，2009：411）。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5）在《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Bergson，1913[1889]）和《物质与记忆》（Matter and Memory）（Bergson，1988[1896]）两本著作中深刻揭示了时钟时间与经验时间之间的脱节。柏格森将这些时间形式之间的区别精确概括为绵延时间（the duration）和物理时间（the physicist’s time）的问题（Bergson，1988[1896]：272）：“人类意志所在的绵延时间有其自身的节奏，这种时间与物理时间截然不同。”与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理念相反，在其早期作品中，柏格森提出人类意志并不存在于空洞的空间中，相反，它存在于贮满记忆的时间中。人类意志所感知到的时间即绵延时间。柏格森区分了时间的质和量，并认为运动是时间体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因为运动标志着精神与身体的行进方向。柏格森认为各种情感态度都与时间直接相关。在其论述中，悲伤、喜悦和希望与开放或封闭的前景（vistas）有关，绵延时间或是自由朝向未来，或被封闭束缚在过去。因此，社会时间并不等同于可测量的时间单位，作为社会生活的经验维度，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钟表时间所测量（参见 Gell，1992：286页起 ；Munn，1992：94页起 ；Hodges，2008；Schweizer，2008）。

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在他的现象学人类学中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和努尔人一样对时钟时间陌生，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必须与之周旋。”（Ingold，2000：338）英戈尔德指出，人类很少以抽象时间为导向，而是以活动和社会任务为导向。然而，在英戈尔德的论述中，关于经验时间的观念被浪漫化了。在他对经验时间的阐释中，时钟时间仅仅标志着人类与时间外在表征形式的疏离，但这种观点可能过于笼统，因为时钟时间和时间规定也为工作的完成提供了方向和动力。众所周知，最后期限既会让人感到不安和内疚（Rosa，2013），也会提高工作效率，让人体会到工作完成的兴奋和激动，有时甚至催生研究过程中能量迸发的加速时刻，促成灵光乍现与意外发现（参见 Bachelard，2000：88；Vostal，2015），或是带来如“心流”（flow）[心流（flow）是指一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人们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完成事情后会感到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 ——译者注]般的工作体验（参见 Csikszentmihalyi，1992；Ingold，2000）。

其他民族志则揭示出时间体验是如何与对事物的控制情况相联系。其中的重要代表是对监狱的研究，例如艾弗里·戈登（Avery Gordon）提出的“监狱时间”（prison time）（Gordon，2011），亚当·里德（Adam Reed）所说的“候审希望”（hope on remand）（Reed，2011）。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时间和希望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正是等待的内在特征或不确定性。在里德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刑罚机构博马纳（Bomana）的作品中，罪犯和候审犯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审判之前，候审犯人有机会为案件的最终判决而筹谋，他们迫切希望不会被关进监狱太久，因此，他们近期的注意力集中在显露判决结果的种种迹象之上。候审犯人大都希望能有一个理想的判决结果。然而，当判决下达后，生活就发生了变化，那些前途已定的囚犯只能抱着渺茫的希望生活。里德总结道，“这些人身着囚服、剃了光头，希望破灭，徒剩绝望，与在押期间大相径庭”（Reed，2011：541）。里德借鉴了哈格的观点，认为这是积极等待和“放弃等待”（waiting out）的区别。在审判前，人们还抱有希望，想象着监狱这个封闭空间之外的生活，而在宣判之后，这种态度随之转变。同样，戈登描述了美国监狱中恒久的话题——命运和宿命论，在此囚犯被视为没有未来的人，被迫生活在无休无止、千篇一律的日常之中（Gordon， 2011：13-14）。刑罚制度剥夺了被监禁者的空间和时间，也剥夺了他们对生活中私密细节的控制权。他们与时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与判决的前景和刑期的长短有关。

由此可以看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感会引起各种形式的反应。只要人们保有计划，并相信或希冀最终的结果会影响自身处境，那么人类的活动就带有目的与方向，否则琐事和日常活动将显得乏味无趣。当缺乏目标与方向时，生活就会被重复、单调、乏味和无聊所填满（Mains，2007；Schielke，2008；Frederiksen， 2013；Kublitz，2016）。例如，埃塞俄比亚城市中的年轻失业男性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混乱无序且潜藏危险，大把时间被用来“打发消磨”，他们无法与他人建立理想的连结从而取得进步，这最终导致压力、抑郁、不安和沮丧等情绪（Mains，2007：666-667）。然而，这种情况虽然具有破坏性，但也蕴藏着思考和创造的可能性（参见下文“作为方法的等待”一节）。等待的情境也有可能孕育出新的社会连结、仪式、性别化的社会交往（Hoek，2014；Hussain， 2014；Jeffrey，2010a，2010b；Mains，2007； Cook，2014）。例如，在非洲青年的生命历程中，存在着一段“等待期”（waithood）（Honwana， 2012），这段模糊时期是介于童年和成年之间的阈限阶段。青年以创造性方式参与社会互动，从谋求生存到开展犯罪活动等（Honwana，2012；Honwana&De Boeck，2005）。等待作为一种积极尝试，指向对于构想前景的投资和追求，这种前景有时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Chua，2014；Ibanez-Tirado，2014；Kwon，2015）。等待也是构建未来的策略与技巧，并制造出符合晚期资本主义的速度和偶发性的“时间性主体”（temporal subjects）（Chua， 2011：117，131）。但如果面临着癌症等亟待治疗的严重疾病，等待检查结果无疑变成了折磨，这时伴随着紧迫感、不耐烦和匆忙（Day，2015）。医院里的候诊室——如本书封面（见图1）让人联想到的相关意象之一——恰恰印证着这样一段等待的时间所激发出的各种想象。对等待结果的预期和设想将反作用于当下处境，尤其是在时间成为救治病患或应对紧急状况的关键因素时，这种反作用力尤为突出。

图一 本书封面

这里的核心主题是控制权（Gasparini，1995）——谁能够驾驭时间，谁又只能被动承受。在阿伦特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看来，幸福感与主体性的核心就在于行动能力与受控体验（参见Arendt， 1998[1958]；Jackson，2002，2005；Janeja， 2010；Allison，本书）。在这里，一定的计划性和对时间的掌控感至关重要，但人们很少遇到可以完全掌控的社会情境。施瓦茨（Schwartz，1975：858）对“被动等待”和“主动等待”的区分颇具启发。“被动等待”描述的情况类似于，当资源有限且对制度无能为力时，一个人只能乖乖排队，等待时间的长短与权力的分配相吻合（Schwartz，1974）。而“主动等待”则是一种自主选择，它允许个体决定何时等待、何时行动，是一种暂时的“搁置”（putting to one side），同时也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基于这一观点，明尼加尔（Minnegal， 2009：91）写道，“在主动等待中，总是存在着互动对象，社会互动的结果根本上取决于作为互惠性关注的等待如何被交换”。因此，在我们所栖居的这一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控制与失控、等待的政治学与诗学之间的双向互动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人类学完全有能力探索这种互动，因为等待也是我们这门学科最基本的民族志方法的组成部分。

04 作为方法的等待

在导言开始，我们就提请大家注意，等待作为社会 - 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志研究对象，长期以来一直在“等待”，直到最近才被明确纳入研究范畴。但讽刺的是，人类学自发端就将等待作为研究工具与方法。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 Islands）上的等待（尽管是被迫的等待）转化为民族志田野工作，构成了其经典著作和民族志文本的基础，而这一民族志文本对人类学而言也具有奠基性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反思这一学术遗产对人类学技艺的影响。有时，民族志最终的观点恰恰生发于偶然性（serendipity）之中，好的民族志成果和人类学介入（engaged anthropology）也在机缘巧合中诞生。这样的反思在此尤为重要，因为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建立在各种形式的等待之上；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在进行田野工作和开展分析时，既要工作、规划、应对意外，也得学会在静候中积淀真知。民族志，以及我们所说的“民族志等待”（ethnographic waiting），既发生在时间之中，也表现为与时间的关系。民族志在等待中诞生，并通过等待得以发展：研究者不仅仅是被动等待着时间流逝，等待也是一种“主动且有意为之”（Bissell， 2007）的技巧，是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具象化（materialized）的实践”，其中新的想法、策略和行动逐渐成形，“时间和空间时常也成为反思的对象”（Jeffrey，2008：957）。民族志研究关乎各种形式的等待，例如等待科研经费到位；在“深度浸染”（deep hanging out）的田野工作中等待报道人出现（Geertz，1998）；等待田野工作与写作过程中那些因不可预测而显得格外珍贵的契机。民族志等待也涉及短期、中期、长期田野笔记整理，包括对头脑风暴或深入思考的记录、资料的归档整理、前人田野笔记的回溯（参见 Sanjek，1990；Whyte，2013）。让构想、课题与疑问如陈年佳酿或熟成干酪那般在等待中走向成熟，最终通过专著或论文等形式进行梳理与“提纯”；进行纵向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等待”（Jeffrey，2008： 957）。这些跨越多重时空尺度的等待，是由（不）行动、过程、实践和感知的多元性，以及希望、无聊（参见 Dunn，2004；Driessen，2013；Sj rslev， 2013；Bielo&Coleman，本书）、焦虑、怀疑和不确定性等各种姿态构成的，它们蕴含着以不同方式展开的潜在可能性。民族志等待的时间轨迹在不同过程、实践和立场之间碰撞摇摆，而民族志作为一门技艺，其理论、实践和写作正是在这些摇摆中逐渐形成的。克拉拉·韩（Clara Han）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开展了历时性民族志研究（1999～2008 年），她对“作为照护的等待”（waiting as care）所开展的深入研究颇具启发。她以一个贫困的大家庭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女性如何横向运用家庭外部获取的信贷资源 ， 在家庭内部构筑等待的时间维度，使她们能够从可能性中不断汲取希望，并通过“积极等待”的形式照顾患有精神疾病和吸毒成瘾的亲属（Han，2011：8-9，25）。诚然，在应对家庭暴力和疾病等复杂情况时，这种通过无休止的积极等待来提供照护的方式也显现出局限性。在方法论上，她认为，“作为人类学者，我们如何看待转瞬即逝的举动、微小的情感表达和世界当前所遭受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与研究对象共同行动”（Han， 2011：26）。

因此，我们需要直面深陷于不同尺度之下“等待”与“加速”交织的脆弱网络中的“民族志自我”。一方面，当代民族志学者所依赖的大量技术设备，如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改变了等待的体验并制造出新的需求。这些技术架构出高效且可移动的等待（productive mobile forms of waiting）。例如，在机场等“非地点”（non-places）（Augé，1995[1992]）、在前往下一个实地考察地点或会议的途中，一篇论文的摘要得以成形、一篇民族志论文的最后几句有了灵感、无数封电子邮件被处理好，或另一个“民族志时刻”（ethnographic moment）（Strathern，1999）被智能手机拍下。对于民族志研究者而言，这些技术本应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并提供心安与保障，然而却带来了出乎意料的等待，例如等待加载中的进度条和系统更新。当网络连接不畅或备份失灵，人们致电客服，却听到自动语音告知来电问题正在排队处理并感谢耐心等待时，沮丧和焦虑的情绪随之而来。“民族志等待”的加速并不一定减少了等待，相反制造出许多新的等待形式。（感谢 David Goldberg（大卫·戈德伯格）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

另一方面，人类学学科乃至整个学术界（参见Ylijoki& Ma¨ntyla¨，2003；Levy，2007；Berg&Seeber， 2016）面临着时间管理的日益制度化与官僚化、“量化考核思维的扩散”（explosion of audit cultures）（Powers，1997；Strathern，2000），以及“产出”“卓越”和“影响因子”等概念影响范围不断扩张的挑战（Burrows，2012；Vostal，2015），人类学技艺与“等待”这一时间节奏的关系被极大地改变了。等待所意味的时间性对于民族志研究而言至关重要，例如，将数据转化为信息 ， 并进一步升华为知识 ； 民族志创作所需要的深思熟虑与耐心打磨 ； 分析过程中的想象、飞跃、成熟或“思想的筑巢”（参见Benjamin，1999；Foucault，1991[1975]；Weber，2013[1922]）及回溯；将民族志研究中的倦怠感转化为有效参与。在“新自由主义”时代 ， 当人们不被允许等待之时 ， 所有这些时间性正日益承受压力。在一切事物都因追求速度与效率的生产主义话语而不断加速的当下 ， 我们正被迫（果真如此吗？）摒弃那种专注凝神的技艺与耐心投入的惯例。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逐渐被推向对细节的草率忽视，这种忽视不仅束缚了自由的思考，限制了想象力，破坏或至少有悖于需要积淀的学习方式与新知识的创造。

乔治·马库斯（Marcus，2013）分析了人类学研究“花时间等待”这一惯例的破灭，以及民族志研究各类规范和形式所面临的挑战。在不断变化的时空背景中，地点、事物和人的新兴聚合（emergent assemblages）形塑着日益发展的“当代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而相对缓慢的节奏造成民族志研究者的焦虑（参见 Rabinow，2008；Rabinow et al.，2008）。首先，民族志研究渴望超越特定群体，与公众建立连结，并且更直接地对现实产生影响。民族志研究需要耐心，这一传统惯例和实践过程也是民族志学者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如今却面临着压力。民族志学者还对成果的“迟来”感到焦虑，因为“生产民族志的步调和节奏仍然停留在耗费（近乎无限）时间的传统规范之中”（Marcus，2013：149-150）。其次 ， 在当下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 ， 合作关系里存在的时间性冲突是“田野焦虑”的另一个维度——对“节奏缓慢”的焦虑感。例如 ， 与民族志学者合作的法律顾问或咨询专家，可能会比想要“从容不迫”地深化某个重要概念或洞见的民族志学者更迅速地将其投入运用。基于如今民族志生产的行业生态，马库斯注意到当代的人类学者尤其是刚开启职业生涯的年轻学者，时常发现自己研究的话题已经被其他媒介更早更醒目地讨论过了。这一困境使得他们必须充分考量与妥善处置这些复杂的“重叠表述区域”（zones of overlapping representations）， 并 同 自 身“ 难 以 避 免 的 滞 后 性 ”（Marcus，2013：151-152）和解。尽管存在上述焦虑和挑战，但耐心等待仍然会继续作为研究规范与学术评议标准。然而，马库斯（Marcus，2013：153-154）提出了一条出路，认为金·福顿（Kim Fortun）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中，颇具新意且考虑成熟的做法对解决这一难题具有启发性。继博士论文之后，福顿直到2001年才出版了她的民族志专著《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后的宣传》（Advocacy After Bhopal），该书建基于1988～1989年在博帕尔的田野调查，当时正值1984年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后的处置期。受到乌尔夫·汉纳兹（Ulf Hannerz）“中期历史”（medium-term history）这一概念的启示，福顿利用“中期”时间框架，建构出“过去-现在-未来”（past-present-emergent）的时-空范畴。她的叙事策略有效地调和了民族志生产“节奏缓慢”和“成果滞后”二者间的张力。

马库斯对人类学者的殷切期望，以及他所发出的充满希望的吁求，与珀涅罗珀式的耐心坚韧相呼应，同时也与普罗库佩兹的论点形成共鸣——后者将集体耐心视为一种长远的视角、一种积极主动的参与，以及一种栖居于时间之中的集体倾向 ， 这种倾向奇妙地融合了紧迫感与克制力。回到普罗库佩兹的表述，这里的耐心是“一边等待一边努力去做成某事，意味着无可奈何的希望……”（Procupez，2015：S63）。“希望”的核心特征在于矛盾、不确定、疑虑和张力（Miyazaki， 2010；Hage，2016），也包含着出乎意料和事与愿违的潜在可能，要求我们保持务实、细致与谨慎。细致谨慎的等待意味着希望、耐心与坚韧，它调和着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压力。在热情和同情心的驱使下，细致谨慎的等待作为一种方法，可能会为人类学提供新的前进道路。

05 以民族志研究等待

如上所述，民族志与作为方法的等待具有内在的共生关系。基于这种关系，在将等待作为研究对象时，人类学者可以充分吸收和借鉴相关成果。通过民族志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等待如何像棱镜一样折射出时间性和社会关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涌现及重构。因此，本书旨在拓宽视野，深入剖析并细致呈现人们在不同文化背景或同一环境中等待形式的多样性，以及等待在不同情境下对同一个人所蕴含的多重意义。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某件事情是否值得等待”导向了对社会文化生活的无尽思索。因此，我们呼吁不仅要开展更多关于“等待”的民族志研究，而且要另辟蹊径，进一步探索不同的时间结构如何引发人们的希望、怀疑、厌倦和期待。民族志在此既是一种同等待相关的特殊体验，同时也是对等待进行开创性探索的过程。唯有如此，等待才能转化为对人类多元境况具有价值的事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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