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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李珂、江安琪
发布时间：2025 年 12 月 04 日
为构建覆盖亚洲各经济体社会服务组织发展的系统性数据，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CAPS）自 2016 年起 启动了“好公益指数”研究，并于 2018 年发布首版报告。该指数通过系统性分析亚洲不同地区社会服务组织（SDO）[本文采用“社会服务组织”（Social Delivery Organizations，SDO）一词，特指那些致力于满足社会需求并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各类组织。之所以不使用“非营利组织”（nonprofit）或“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是因为许多同时拥有营利或非捐赠收入渠道的组织也在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此外，“非政府”这一界定在亚洲语境中并不完全适用，因为亚洲很多致力于社会服务的组织隶属于政府部门。SDO 这一概念还能有效区分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与纯倡导型非营利组织，涵盖了传统非营利组织、有收入渠道的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及运作型基金会等多种形式]的发展环境、私人社会投资基础设施、公益慈善资金流向及其影响因素，旨在揭示社会服务组织信任赤字的根源，进而提出推动系统性变革的最佳实践、政策建议与战略方向。其最终目标在于促进慈善捐赠、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力投资及互联网众筹等多元私人社会投资在数量与质量上实现同步提升。
自 2018 年以来，“好公益指数”每两年发布一次，覆盖亚洲 17 个经济体。（这 17 个经济体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内地 ( 大陆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及越南。在之前两版的《好公益指数 2018》和《好公益指数 2020》中亦包括缅甸）该指数由两类数据共同构建：一是对各经济体社会服务组织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二是由各经济体社会服务组织有关专家参与的焦点小组访谈。SDO 问卷旨在深入了解各地社会服务组织的运营状况，包括治理结构、资金来源、运营挑战以及对社会服务组织整体环境的评价等；专家焦点小组访谈则侧重探讨各经济体社会服务组织的监管和政策环境，涵盖 SDO 的注册程序、治理要求、资金限制及捐赠税收激励等具体实践问题。参与访谈的专家应来自法律、税务、学术界及相关政府部门等领域。
两套调查问卷由 CAPS 团队设计，并结合各地社会服务组织总量的可得数据计算出最小样本量，由当地合作伙伴按照抽样方案进行数据收集，CAPS 则负责交叉核查和数据验证。为确保指数的稳健性与适用性，CAPS定期组织研讨会，对问卷内容和指标体系进行修订完善。
“好公益指数”由监管法规、财税政策、生态系统和政府采购四个子指数组成，涵盖共 35 个加权指标（见图 1）。通过对 SDO 问卷和专家问卷两套数据的指数构成指标进行转换、赋权及综合计算，最终生成各经济体的指数得分。（其中监管法规、财税政策、生态系统三个子指数权重均为 31%，政府采购子指数权重为 7%。 具体量化计算方法详见《好公益指数 2024》）结合总体样本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各经济体被划分为四个集群，分别为：表现优秀（Doing Well）、表现较好（Doing Better）、表现尚可 （Doing Okay）以及做得不够（Not Doing Enough）。
《好公益指数 2024》为该指数的第四版报告，于 2024 年 6 月正式对外发布。此次报告基于 2023 年 4 月至 8 月期间收集的调研数据，涵盖亚洲 17个经济体共 2183 家 SDO 的问卷调查，以及 140 名公益慈善领域专家参与的焦点小组访谈（CAPS，2024a）。除对监管法规、财税政策、生态系统和政府采购四个子指数的系统分析，本版报告还针对数字科技在社会服务组织中的应用开展了专题研究，聚焦其在推动社会服务组织发展中的关键 作用。
根 据《 好 公 益 指 数 2024》 的 综 合 得 分， 亚 洲 各 经 济 体 展 现 显 著的 差 异 化 发 展 态 势。 与 2022 年 相 比，2024 年 各 经 济 体 整 体 表 现 较 为稳定，仅斯里兰卡实现了由“做得不够”跃升至“表现尚可”的显著提升。
在《好公益指数 2024》中，中国内地（大陆）被归类为“表现较好” 集群，与 2022 年保持相近水平，较 2018 年和 2020 年“表现尚可”的评级实现了稳步提升。本次调查中，中国内地（大陆）共有 132 家 SDO 参与问卷调研，7 位专家参与焦点小组访谈。受访组织覆盖 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湖北省样本量最大（23 家），91% 的受访 SDO 为非营利性质。受访 SDO 的基本特征见表 1。
在子指数的得分方面，中国内地（大陆）在生态系统子指数的得分最高（见图 2），且四个子指数得分均高于亚洲平均水平，显示出公益行业法规建 设、企业与社会参与、政府合作等多个领域的积极进展。
中国内地（大陆）在《好公益指数 2024》中的改善表现源于多重因素：政府监管体系日趋完善，私人财富不断积累，公众参与公益的方式日益多元，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互联网募捐等新兴资金募集渠道开始规范发展，科技进步也推动了创新解决方案的形成。这些积极因素为国内的社会服务组织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然而，随着社会需求的复杂化，诸多挑战依然存在且不断演变。
本文基于《好公益指数 2024》的调查数据，从各子指数得分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成效、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并探讨亚洲其他经济体的最佳实践，旨在为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监管法规作为“好公益指数”的关键子指数，主要评估社会服务组织运作的制度效率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性，涵盖 SDO 的注册效率与治理规范、政策沟通及执行情况，以及资金流动限制等方面。
近年来，中国在社会服务组织法律法规建设上稳步推进。2024年9月5日，首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实施，涵盖慈善功能定位、应对发展挑战的策略、促进措施制定、监管机制优化以及慈善信托制度调整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夯实了公益慈善事业的法律基础。同年，民政部积极履职，推动《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的针对性修订，更好地契合公益慈善事业的动态发展需求。此外，《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经验与建议，为完善基金会监管体系奠定基础。除直接相关法规外，政府亦积极优化政府采购及企业社会 责任政策，形成支持社会服务组织发展的综合制度环境。
根据《好公益指数 2024》数据，相较于亚洲其他经济体，中国内地（大陆）SDO 的注册效率较高。取得带有“慈善组织”字样的法人登记证书，平均耗时约 60 天，远快于亚洲平均的 123 天。中国内地（大陆）设有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机构——民政系统社会组织管理部门，集中负责SDO 的注册与监管。这一做法在亚洲 17 个经济体中仅有 4 个采纳（另有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而其他经济体则存在多达 43 个社会服务组织相关的管理机构（如韩国的国家与地方层面合计）。在信息公开方面，中国内地（大陆）要求 SDO 必须公开年度报告、经审计财务报表及组织章程等，确保社会公众能够获取透明、全面的组织运作信息。在治理结构上，SDO 须设立理事会并保存会议记录，理事会和高层管理者承担合规责任。资助型基金会的治理标准更为严格，需制定组织行为准则、利益冲突政策等，符合亚洲最佳治理实践。此类规范有效强化了社会服务组织治理与问责，增强了公众与捐赠者的信任。2025 年第二季度共有 106 家基金会注销，首次超过新成立数量；其中，成立于 2020 年及之前的基金会中，有 51% 未按规定提交年报（基金会中心网，2025）。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确保 SDO 透明度和问责性的同时，也面临减轻其行政负担的挑战。
政策沟通与执行方面，《好公益指数 2024》显示，仅 18% 的中国内地（大陆）受访 SDO 认为相关法规易于理解，虽高于亚洲平均 12%，但低于新加坡 27% 的水平。这反映了中国社会服务组织法律法规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55% 的受访 SDO 认为法律法规基本或始终得到有效执行。与此同时，9% 的中国内地（大陆）SDO 定期参与政府政策征询，略低于亚洲区域平均值。
资金募集与流动方面，中国内地（大陆）对 SDO 境内公开募捐有规范管理制度，特别是针对互联网公开募捐出台了专门管理办法，提升了募捐规范性和社会参与积极性。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严格，对境内 SDO 接受境外捐赠以及境内机构向境外捐赠均实施管控措施。此监管策略在亚洲 17 个经济体中有 7 个采纳，主要考虑国家安全、金融稳定和社会服务组织自主性等因素。
参与调研的中国内地（大陆）SDO 对监管优化的期待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60% 希望政府实行面向社会服务组织的优先采购政策，53% 期待促进跨境资金流动，这两项均高于亚洲平均水平；另外，30% 的组织期待政府出台更多激励措施，促进企业及个人积极参与慈善捐赠。
在监管法规为社会服务组织提供制度保障的基础上，财税政策则通过经济激励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有效的财税政策不仅通过向捐赠者提供税收优惠和对 SDO 实施税务减免，相对直接地为社会服务组织增加资金支持，还向社会传递出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明确支持信号，从而激发更多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意愿。“好公益指数”中的财税政策子指数，重点考察了面向捐赠者和 SDO 的税收激励措施，同时涵盖遗产捐赠、企业社会责任及政府财政拨款等多项支持社会服务组织资金的政策工具。
在社会捐赠税收激励方面，亚洲各经济体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见表2）。相较之下，中国内地（大陆）的政策在多个维度上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也存在改进空间。中国内地（大陆）对经过认定的 SDO 免征所得税；个人和企业向享有税前扣除资格的 SDO 捐赠时，可享受 100% 的税前扣除比例，与亚洲多数经济体持平，唯低于新加坡 250% 的扣除率。个人捐赠和企业捐赠的扣除限额分别为 30% 和 12%，这可能对大额捐赠形成一定制约。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经济体对捐赠资金流向领域的扣除资格有限制，而中国内地（大陆）未设定此类限制。
除了税收激励外，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和政策引导进一步支持社会服务组织。在中国，政府向社会服务组织提供直接和间接的资金支持，并积极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鼓励企业参与公益活动的内容，最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进一步强调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助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国公益研究院，2025）。尽管如此，中国尚未规定企业社会责任支出的具体比例，而印度和尼泊尔则分别规定一定规模以上企业须至少支出企业利润的 2% 和 1% 用于社会责任活动（PKF T.R. Upadhy & Co.，2020；Kumar，2023）。
总体而言，中国在公益慈善事业的监管法规和财税政策领域表现出一定的优势，但面对社会服务组织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需求，亟须更加精准和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予以支持。如何在规范管理与激励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成为政府未来政策制定的重点方向。
近年来，包括中国内地（大陆）在内的亚洲 7 个经济体均加强了对外资进入社会服务组织的监管。在此背景下，中国内地（大陆）SDO 获得的境外资金呈现下降趋势。“好公益指数”数据显示，中国内地（大陆）受访SDO 中上一财年获得境外资金的比例，从 2020 年的 16% 下降至 2022 年和2024 年的 8%。面对境外资金的减少，中国内地（大陆）社会服务组织积极调整资金策略，成功实现了组织收入重心向境内资金的转移。当前，境内捐赠已成为支撑中国内地（大陆）社会服务组织领域发展的重要支柱。
在收入来源结构上，《好公益指数 2024》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内地（大陆）有 80% 的受访 SDO 获得了境内个人、家族及基金会的捐赠（不包括企业捐赠），较 2022 年 52% 的比例实现了大幅提升。境内资金现已占据中国内地（大陆）SDO 平均预算的 44%，略高于亚洲平均水平的 42%（见图3）。同时，企业捐赠也表现出增长态势，2024 年中国内地（大陆）42% 的受访 SDO 曾获得企业捐赠，远高于 2022 年的 23%。综合来看，个人及基金会捐赠、企业捐赠和销售收入三者合计占据了 SDO 总收入的 56%，明显高于 2022 年的 43%，这反映出中国内地（大陆）社会服务组织在争取境内支持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此同时，政府资金（包括财政拨款和政府采购）在中国内地（大陆）SDO 预算中占比达 44%，显著高于亚洲平均水平的 21%。
政府采购合同成为中国内地（大陆）社会服务组织的关键收入来源，73% 的受访 SDO 表示曾获得政府采购合同，远超亚洲平均的 32%。通过政府采购获得的资金约占中国内地（大陆）SDO 预算的三分之一（32%），几乎是亚洲平均水平（9%）的四倍。
尽管境内资金支持力度增强，但多数中国内地（大陆）受访 SDO（69%）仍认为境内捐赠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受访者普遍认为，限制境内捐赠增长的主要障碍包括社会对 SDO 的信任不足（47%）以及捐赠者更倾向于直接向受益人捐赠（56%）。这些问题凸显了提升 SDO 透明度和问责制，以增强捐赠者信心的重要性。此外，中国内地（大陆）51% 的受访 SDO 反映，过去一年内非限定性资金有所减少，62% 的 SDO 认为大部分捐赠者不愿提供非限定性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组织的运营灵活性与创新能力。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向社会服务组织采购产品或服务，能够有效利用 SDO 的专业经验与社区网络，从而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同时，政府采购不仅是 SDO 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还能体现对 SDO 的信任，有助于增强其在公众中的可信度与声誉。特别是在亚洲等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多样而复杂的社会问题背景下，这种公共与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的合作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好公益指数”中，政府采购子指数主要考察政府采购机会的可得性，以及采购流程的有效性。
《好公益指数 2024》显示，中国内地（大陆）有 73% 的受访 SDO 表示在上一财年获得过政府采购合同，这一比例远高于亚洲平均水平的 32%（见图4），也高于自身在 2020 年 63% 和 2022 年 72% 的水平。如前所述，通过政府采购合同所获得的收入为中国内地（大陆）受访 SDO 贡献了其平均预算的近三分之一（32%），是亚洲平均水平（9%）的近四倍。其中，约四分之一（24%）的受访 SDO 表示政府采购收入占其全年收入的比例超过 90%，这反映出政府对SDO 的持续支持，以及公共部门与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
这些年来，中国也出台了多项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政府采购的政策举措，如 2013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社会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 号）和 2016 年发布的《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财综〔2016〕54 号）。2023 年，民政部依据相关实施方案发布了 91 个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项目（民政部，2023）。
在最希望得到的监管支持中，有 60% 的中国内地（大陆）受访 SDO 表示希望政府出台面向社会服务组织的优惠性采购政策。在实际参与政府采购的过程中，有 80% 的中国内地（大陆）SDO 表示在获取采购信息和提交申请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即便能够顺利获得信息并成功申请，最终成功获取政 府采购合同的难度依然很高（83% 的组织认为存在困难）。同时，许多组织还面临运营、资金、人力等多方面的能力限制，尤其是对于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的 SDO 而言，更难以应对（CAPS，2024b）。此外，如何在支持SDO 参与公共服务的同时，不影响其自身的发展战略，也是一项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政府、企业、媒体和高校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与支持。鉴于尚无单一指标能够全面反映一个经济体公益发展环 境的成熟度，“好公益指数”在“生态系统”子指数中从多个维度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用以衡量各类利益相关方对社会服务组织的参与情况及支持力度。
该子指数重点考察公众对社会服务组织的认知、政府与企业的认可态度及合作情况、公益领域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及 SDO 的治理情况（见图 5）。值得强调的是，“信任”作为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内嵌于所有维度之中，既反映了社会各界对社会服务组织的基础态度，也直接影响其资源获得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节将围绕上述指标中的若干关键方面展开分析。
《好公益指数 2024》调查显示，中国内地（大陆）仅有 23% 的受访 SDO认为其“获得了社会的充分信任”，虽较 2022 年的 20% 略有上升，但仍低于亚洲平均水平 44%。与此同时，有 17% 的中国内地（大陆）SDO 表示“感受到社会的不信任”。
公众对社会服务组织信任不足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涉及组织治理透明度不高，或行业内发生的重大负面事件。《好公益指数 2024》指出，亚洲 42% 的受访 SDO 曾因行业丑闻导致组织资金减少，反映出在亚洲的社会环境中，信任危机对社会服务组织资源动员会造成直接的实质影响。正如前文所述，信任缺失也是中国内地（大陆）当前限制境内捐赠规模扩大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认为境内捐赠水平仍不理想的中国内地（大陆）受访 SDO 中，有近半数（47%）将“社会信任度不足”视为主要原因，远高于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比例。
尽管如此，中国内地（大陆）公众展现出较高的社会责任感——约 70%的中国内地（大陆）SDO 认为公众捐赠行为主要出于“回馈社会”的价值动机，在亚洲 17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一。这一发现表明，若能通过提升组织透明度、强化公众沟通机制、加强行业自律等方式提升信任基础，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支持仍具有显著增长空间。
企业在支持社会服务组织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支持形式也日趋多样。除传统的资金捐赠与物资支持外，企业还可通过技术援助、专业咨询、员工志愿服务等方式，提供 SDO 所需的人力、智力与财力资源。近年来，中国企业慈善整体呈现稳步增长趋势，逐渐成为公益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之一。据《中国企业慈善发展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年均捐赠额持续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可追踪捐赠总额的 60% 左右（中国社会保障学会，2023）。
《好公益指数 2024》进一步揭示了亚洲地区企业支持社会服务组织的多元实践。在资金捐赠方面，42% 的中国内地（大陆）受访 SDO 表示在上一财年获得企业资助，低于亚洲平均水平的 56%；企业捐赠在其预算中所占比重仅为 4%，亦明显低于亚洲平均的 14%。考虑到中国内地（大陆）企业总体捐赠规模庞大，而直接流向 SDO 的资金占比相对较低，表明部分企业可能倾向通过设立自营基金会、自主执行公益项目，或投入公益基础设施建设等间接方式参与慈善（中国社会保障学会，2023）。企业对 SDO 的信任仍显不足，仅 16% 的中国内地（大陆）SDO 认为企业对其“给予充分信任”，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资金的直接流入。
相较于资金支持，中国内地（大陆）企业在非资金形式的参与方面表现更为积极。48% 的中国内地（大陆）受访 SDO 曾向企业销售产品或服务，46% 曾获得技术能力支持，64% 有与企业合作推动社会议题的公众关注度。上述比例不仅高于 2022 年水平，亦普遍高于亚洲平均，显示出企业与 SDO 在多元合作路径上的良好发展势头。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志愿服务的显著增长。2024年，中国内地（大陆）有高达 84% 的受访 SDO 表示曾接待企业志愿者，为亚洲 17 个经济体中最 高，较 2022 年的 53% 亦显著上升。企业志愿者在支持 SDO 的过程中，主要提供人力协助、专业服务（如法律、财务）、项目技能（如网站建设、图像设计）等，另有部分参与管理咨询、筹资支持等工作。这些多样化的合作模式与直接资助形成互补，为 SDO 的日常运作与行业可持续发展注入关键动能。
随着国家层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引导不断加强，以及影响力投资、捐赠者建议基金（DAF）、慈善信托等创新机制的快速发展，企业对社会服务组织的支持有望实现更系统、更深入的转型。如《中国企业慈善发展报告》所指出，将公益慈善融入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主流趋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2023），企业慈善正朝着更高质量、更具创新性的方向演进。
对于 SDO 而言，吸引并留住人才不仅是推动组织使命实现的基础，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公益行业的整体认知。然而在亚洲，公益行业的人才建设长期面临困境。《好公益指数 2024》显示，亚洲有近四分之三（73%）的受访 SDO 表示招聘员工较为困难，有 69% 指出员工留任同样具有挑战性。
在中国内地（大陆），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78% 的受访 SDO 认为招聘人才存在困难，虽然较往年略有下降，但仍高于亚洲平均水平。同时，员工流失问题较往年更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职员工难以招聘，近半数（47%）的中国内地（大陆）受访 SDO 表示志愿者招募相对容易，高于亚洲平均水平。这也显示了企业志愿者在弥补公益行业人力资源缺口方面的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述，其专业贡献已成为支持 SDO 运营的关键补充。
在员工能力建设方面的资源不足进一步加剧了挑战。仅有 6% 的中国内地（大陆）SDO 表示可持续获得捐赠方支持用于员工培训与能力提升，远低于亚洲平均的 15%。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比例呈现出持续下滑趋 势 ——2020 年 为 24%，2022 年 降 至 19%， 至 2024 年 已 降 至 6%。 这意味着大多数 SDO 在人才培养方面缺乏长期、稳定的外部投入。当被问及未来一年的核心需求时，中国内地（大陆）61% 的受访 SDO 将“员工技能培训”列为优先事项，仅次于资金支持。这一比例不仅高于亚洲平均水平（44%），在 17 个受访经济体中亦位列首位，凸显出人力资源建设的迫切需求。
虽然当前的人才困境对中国公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挑战，但也为政府、企业及其他关键利益相关方明确了未来支持方向。通过提升培训资源支持、优化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专业化建设，将有助于改善 SDO 的组织能力基础和公益行业的长效发展。
科技发展正深刻影响着公益行业，从 SDO 的日常运营、项目执行到筹款与传播方式，均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转型。《好公益指数 2024》通过专题章节，探讨了亚洲社会服务组织的科技运用现状与科技准备程度（technological readiness）。该报告数据显示，一方面，数字科技已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运营之中，95% 的受访 SDO 表示正在利用数字工具提供社会服务。然而另一方面，不同经济体在数字化程度上的差异依然显著，且许多 SDO 缺乏必要的资源来充分发挥科技带来的效益，或应对伴随而来的风险。
从科技准备程度的三个层面——基础性、营运性和变革性来看（见图6），亚洲多数经济体的社会服务组织在“基础性准备”方面表现较好，具备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并已普遍部署基础性数字工具。然而在“营运性准备”方面，地区间差异更为突出，许多 SDO 在数字科技的深化运用，特别是员工能力建设方面存在资源短缺。而在“变革性准备”层面，SDO 的技术使用能力、管理层和资助方的支持程度以及整体运营资金的可获得性则成为拉开差距的关键因素。如何提升数字科技的长期效能，已成为各经济体社会服务组织共同面临的挑战。 
中国内地（大陆）社会服务组织在数字科技的运用上展现出“基础扎实、尚需深化”的特点。《好公益指数 2024》显示，中国内地（大陆）SDO在基础性准备方面具备相对优势：91% 的受访组织表示拥有稳定的互联网连接，78% 配备了员工所需的硬件设备，两个比例均高于亚洲平均水平，显示出中国内地（大陆）社会服务组织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处于区域领先地位。
在传播工具方面，中国内地（大陆）SDO 广泛使用社交媒体。91% 的受访组织设有社交媒体账户，89% 认为这是传播组织工作的最重要渠道之一，该比例为亚洲最高。70% 的组织表示过去一年增加了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在筹款手段上，中国内地（大陆）也更积极地探索线上方式：33% 的受访SDO 使用过互联网众筹，高于亚洲平均值。以 2024 年腾讯“99 公益日”为例，公众捐赠总额达 10.8 亿元，捐款人数近 1966 万人（清华大学数字公益研究中心，2024），显示出数字工具在中国公益行业资金募集方面的强大动员能力。
但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大陆）SDO 在更为专业的数字运营能力及网络安全管理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仅 29% 的受访组织使用如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项目管理工具等专业运营软件，低于亚洲平均的 50%。在网络安全方面，仅 11% 的受访 SDO 制定了网络安全计划，另有 11% 表示不了解组织的网安状况，近八成受访组织明确表示未采取任何网络安全措施，该比例为亚洲最高。此外，35% 的组织未投入任何专业防病毒软件、未开展员工培训，也未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缺乏基本的网络安防机制。在网络安全风险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服务组织对这一议题的整体重视程度亟待提升。
中国社会服务组织推动数字化能力深化面临多重障碍。《好公益指数2024》指出，中国内地（大陆）79% 的受访 SDO 将资金不足视为组织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阻碍，68% 认为员工缺乏必要的数字技能。相较之下，亚洲整体受访组织中将“员工能力不足”列为关键挑战的比例为 59%。另外，仅38% 的中国内地（大陆）SDO 获得过捐赠方在数字科技方面的资金支持，限制了社会服务组织整体提升技术能力的行动空间。
综合来看，中国社会服务组织在部署组织内基础科技设备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要实现更高水平的科技应用，仍需来自资助方和管理层更具战略性的投入，尤其是企业技术资源的共享支持。补齐专业软件、员工培训与网络安全等关键短板，将有助于提升 SDO 的整体运营效率，增强其在快速演变的数字环境中的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近年来，中国内地（大陆）在“好公益指数”中的整体表现稳步上升，反映出社会服务组织在制度建设、实践创新与多元参与方面的全方位进展。这一成果离不开政府、企业与公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
从制度层面看，政府持续推动公益立法与制度完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修订工作为行业提供了更清晰的法律框架与制度保障。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政策与政府采购制度不断优化，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服务组织的政策支持体系。从资源供给看，企业参与公益的规模持续扩大，模式日益多元，逐步将社会责任嵌入核心运营逻辑，成为支持社会服务组织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居民财富积累和社会意识提升，公众参与公益意愿增强，方式也更为多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正在为社会服务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和社会创新提供重要机遇。
尽管取得上述积极进展，中国公益事业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持续优化政策与实践路径：政府方面，可在保障 SDO 信息公开与组织治理规范的同时，创造更有利于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政策环境。在法律政策制定过程中，应更多倾听社会服务组织声音，精准回应其实际需求，并加强政策传导与沟通的效率。此外，可进一步通过优化税收政策（如提高个人与企业捐赠的税前扣除上限），并加强对 SDO 能力建设与行业人才体系的支持。企业方面，除了持续提供资金、产品采购与志愿服务，更应加强对 SDO 的专业赋能与技术支持，探索更具深度与持续性的合作模式，推动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建设与协同发展。特别是在当前技术快速演进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提供非限定性资金，将有助于提升 SDO 的战略弹性与组织韧性。公众方面，应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进程与现实挑战，主动获取信息、增强信任，扩大对公益议题的关注与实际参与。SDO 自身也需持续提升专业化水平与治理能力，加强信息披露与利益相关者沟通，不断夯实信任基础，从而更好地整合资源、实现使命。
综上所述，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正处于制度化与多元化加速融合的关键阶段。在数字化变革、社会结构转型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社会服务组织的作用日益凸显，其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力量，更是推动社会创新与公共价值共创的重要引擎。未来，中国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一个更加开放、协同与信任驱动的生态系统。这不仅要求政府在法规制定与资源配置中发挥引导作用，也需要企业以更长远的视角参与社会投资，公众以更成熟的心态理解并支持社会服务组织的成长。而作为连接各方的核心节点，SDO 自身更需强化内功、提升治理，以专业化、透明化赢得社会各界更广泛而持久的支持。唯有各方合力、共担责任，中国公益事业才能实现由“量的增长”迈向“质的跃升”，在全球社会发展版图中展现更加鲜明而独特的中国经验与亚洲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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