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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娄胜华
发布时间：2025 年 12 月 04 日
摘 要：公益金百万行是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发起组织的全澳性大型公益活动，经过多年实践，现已成为大众型运动公益与快乐公益的澳门样本。在参与主体上，属大众型而非少数富裕人士的公益参与；在参与方式上，属户外运动型及线下线上并行筹款参与；在参与体验上，属快乐公益而非悲情公益；在参与门槛上，属低门槛低成本高效益筹款参与；在筹款方式上，属开放型而非封闭型公益筹款。澳门公益金百万行植根于本地深厚的慈善文化土壤，适应本地社团主导的社会结构，以契合公众需求的简便参与方式与透明管理、合理使用善款而赢得社会信任，从而发展成为澳门众公益与乐公益的品牌性项目。同时，公益金百万行超越了公益而进入到社会治理层面，是融合了慈善服务及社会创新的治理实践。
关键词：澳门公益金百万行 众公益 乐公益
与传统救济性慈善不同，现代型公益并非富人专利，而是众人皆可参与的人人公益；也并非悲苦的施与受，而是快乐的予与取的快乐公益。因此，慈善已转化为人人都可以快乐地参与的众公益与乐公益。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创办与组织的公益金百万行就是其中的实践之一。
本调查基于澳门公益金百万行的具体实践活动，通过收集刊发于《澳门日报》等媒体上有关与公益金百万行缘起、组织运作、款项筹集及管理使用等环节的文献资料，结合亲身参与公益金百万行活动的经历见闻，观察与分析澳门公益金百万行实践及其呈现的公益与治理价值启示。
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之缘起实属偶然。据创办人之一的李成俊回忆（李成俊，2013:113），当年，有工商界的朋友找到他称，有几个工商界朋友玩牌，结算时拗数，后来调解人说，还 5 万元（本文内除特别标识币种的货币类型，“元”均指澳门币）算数，但要将这 5 万元送到《澳门日报》当基金，社会发生什么天灾人祸的时候，拿这个钱当救济。他 提出，5 万元太少，除非成立一个基金，有 100 万元才好办。他本想就像香港那样搞一个慈善筹款，可是，请明星要钱。所以，他就想到要依靠群众，这个想法得到这位工商界朋友的赞同，提议搞百万行，参加者要交 10 元钱。并确定，既然是商业社会，应允许参加者打自己的旗号，宣传自己的工厂或学校。反而，香港的公益金就没有这一项。1984 年 12 月 2 日，澳门第一届公益金百万行在南湾工人球场起步，当日虽遇大雨，各界善长却风雨同路。在政府各部门支持下，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第一届百万行成功筹得善款200 多万元，为公益基金会创出慈善事业品牌奠定基础（梁维特，2014）。
自此，每年 12 月的第二个周末，由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发起及组织，澳门政、商、学各行各业共同参与的全澳性公益盛事——公益金百万行如期举行，至今已连续 40 余届，就连新冠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而是改为以“在线行”方式举办。公益金百万行已发展成为典型的澳门公益品牌活动，其影响深远。
作为澳门百万行发起者，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其创会宗旨与公益金精神，而百万行则由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职业、不分阶层、不分男女老幼的澳门居民参与，募集到的善款则协助澳门遭遇急难或弱势群体渡过难关或改善生活，以及援助内地受灾民众或教育事业。
作为众筹性公益组织，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拥有一个较为庞大的领导架构，其成员涵盖澳门各界，包括政界、商界、文化教育界等精英。以第十三届领导架构为例，名誉职务包括三类，即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与名誉顾问，各有 8 位、2 位与 215 位。而创会会长、会长及副会长共 6 位。理事长及副理事长 12 位，秘书长及副秘书长 2 位，中、葡、英文秘书 6 位，常务理事 25 位，理事 28 位，监事会成员 7 位。2014 年，组织架构中设立青年组。
由上可知，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具有较为完整的领导架构，其中，作为执行机构的理事会负责筹划、组织每年的公益金百万行活动。而在庞大的组织架构中，名誉性职务较实职为多，且任职者分布于各行各业，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网罗澳门各界名流，通过名誉性职务任职者动员与发动澳门各界参与公益金百万行，以达至广泛募集善款的目的。此也是众筹性基金组织筹集善款的有效形式之一。而出任实职的人员，同样是澳门各界的精英，本身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声誉与号召力，且均是义务职，并不收取任何报酬，反而需要捐款应付会内各种开支。至于青年部的设置，目的是协会的薪火相传，实现以老带新与平稳过渡。
在公益基金会举办的活动中，每年公益金百万行无疑是最重要的活动。由于该活动在过程上涉及策划、组织、动员、筹集等多个环节，且参与人数众多，步行途中的表演、安全、医护等工作需要统筹，公益基金会为此专门成立百万行活动指挥部。以第 30 届公益金百万行为例（《澳门日报》，2013a），该届百万行活动总指挥由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许建章担任，在公益基金会创会会长刘衍泉、会长冯志强等人的指导下，负责组织百万行活动。
该届百万行规划的路线（《澳门日报》，2013a）：从澳门科学馆广场起步，沿孙逸仙大马路，经西湾湖广场（旅游塔前）、西湾湖景大马路至妈阁上街，并以妈阁庙前地为终点，全程长约 3 公里，预计 1 小时行毕全程。治安警察、交通警察和司法警员沿途负责安全和维持交通秩序，消防局派出消防车协助。镜湖医院和红十字会分别在文化中心、妈阁庙终点及旅游塔派驻医疗队，有救护车、医疗电单车巡回照顾步行者尤其长者。多年来，童军总 会派出逾千名大、小童军无惧风雨或寒流沿途协助维持秩序。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等机构派义工队全程协助。大会沿途设多座流动公厕，方便步行人士。
武术表演由澳门武术总会负责，文艺表演由澳门科技大学艺术团负责，参演队伍包括苏格兰风笛鼓乐队、歌手队、民族舞蹈队、管弦乐团、国标舞蹈队、中乐团、武术、电声乐队。共邀请了 13 支乐队于各点献奏助兴。警察银乐队于主礼台前侧打头阵，献奏轻快名曲，为善举起步奏响军号。濠江中学步操旗乐队从观音像起点一直步操至妈阁终点，沿途开展步操旗乐表演。劳校吹打乐团加入慈善表演，助阵的慈幼中学、培道中学、镜平学校、粤华中学、培正中学、圣若瑟中学、圣公会中学、浸信中学、教业中学等各校乐队分别于观音像前安全岛及旧大桥一号水闸屋海傍、旧大桥二号水闸屋海傍、法院后门对面海傍、立法会后对面海傍、旅游塔前门对面安全岛、旅游塔旁巴士站附近、旅游塔旁龙舟雕塑安全岛、圣地亚哥酒店前地安全岛、海关办事处门口、妈阁上街安全岛等沿途多处为慈善步行者演奏助兴，送上特选中西乐章。童军总会送上源源不绝的百万行主题曲助兴。
大会安排旗手 57 人，由培正中学的大会旗队引导慈善大军前行，其他各参与单位擎旗随行，陆续按照百万行路线行进，沿途鼓乐喧天。
在妈阁终点处，设可口可乐、维他奶、汪之洋（澳门有限公司）义卖摊 位，义卖收益亦悉数拨捐公益金，步行者可随缘乐助，购买饮料，共襄善举。
作为全民性公益活动，公益金百万行是澳门现有公益活动中参与者最多、最广泛的项目，差不多涉及澳门各行各业，各界人士均参与其中，体现出澳门全体居民对公益金百万行的倾力支持。以 2013 年为例，参与百万行的机构与人士包括（《澳门日报》，2013b）：政界官员有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办主任、外交部驻澳特派员、立法会主席、澳门教区主教，以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机构有内地驻澳机关中联办与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立法会、廉政公署、审计署、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警察总局、法务局、卫生局、文化局等政府机关；澳门大学、高美士中葡中学、濠江中学、粤华中学等 55 所大中小学校；南光集团、澳门电力公司、澳门电讯公司、国际银行、南粤（集团）公司、澳门航空等 208 家赞助商及企业；澳广视、澳门日报、澳门论坛日报等媒体机构。而行走者中，不少是家庭参与。一些家长带同子女一起参加，除可享受天伦之乐外，更可令小朋友亲身感受为善最乐的真谛，从小培养公益意识。此外，历年百万行还不时外邀一些特别人士参与。例如，2014~2017 年，活动邀请多位中国国家体育代表团奥运会金牌得主参与，包括体操运动员李宁、杨威、李小双等，女排运动员赵蕊蕊等；2009 年，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跳伞队于百万行期间表演跳伞。
除了上述直接捐款参与百万行步行者之外，还有为百万行顺利进行而投入保障的工作人员。安全与交通方面，治安警察、交通警察、司法警察、消防局和海关关员负责百万行保安工作和维持交通秩序。童军总会沿途协助维持秩序。中银员工协助伤残人士行程。表演助兴方面，参与百万行义演的舞台表演、乐队演出等人士，使百万行活动生动快乐，凸显百万行与众不同的快乐公益特色。其中，培正中学派出学生担任彩旗队。业余体育会以金龙与醒狮引领百万行队伍，为活动增添热闹欢乐元素。鲜鱼行总会表演舞醉龙。武术总会表演拳法、棍法、刀法等。医疗保障方面，镜湖医院和红十字会派出医疗队、救护车沿途巡回照顾有需要的步行者。善款代收方面，大丰银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等银行机构以及氹仔坊众联谊会、路环居民联谊会代收善款。场地与工程方面，妈阁庙借出场地。民政总署、体育发展局、澳电等协助场地布置与电源供应。通达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义务提供工程服务。澳门电讯有限公司赞助电话通信器材。宣传报道方面，何泉记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赞助印制海报。澳门影视传播协进会负责全场录像。澳门有线电视协助现场广播。澳广视、澳门日报等中文媒体以及各大英葡文报章协助宣传。
2019 年底，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迫使百万行改变传统的线下行模式，改而采用“在线行”新形式。2020 年，第 37 届公益金百万行首度以“在线行”方式进行，开创“慈善 + 科技”的新模式与新优势。“在线行”主要依托微信进行，具体程序是，先登录微信，关注“在线百万行”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成团通道”，加入团队，团队捐款后可获“团队编号”，成员通过扫描已“入团”成员发出的邀请“二维码”加入，成功报名可获发电子“起步证”。 每个微信账号仅能加入一支线上百万行队伍，加入后无法转队。其后，已成功报名的人士，可于百万行当上午 10 时至 22 时期间，打开微信“设定”，拣选“一般”，点击“辅助功能”，开启“微信运动”（WeRun）功能，步行及同步个人“微信运动”所记录的步数，即可把个人“微信运动”步数同步为“在线百万行”步数。至当天 24 时止，全日无论居家运动、逛街、户外散步乃至跑步等，不分空间或时段，都可累积步数，其间还可在线查看步数及排名。个人计6000 步（因过往百万行由起点到终点，成人步幅计约为 6000 步）视为达标，凡达标或超标者可获主办方赠予相应级别“电子证书”，并可竞逐“团体排行榜”和“个人排行榜”。与此同时，线下举办“百万行在线行”的简单仪式，由公益基金会负责人宣布百万行正式起步，并带领全体理监事高呼口号“为公益，向前行，齐起步，在线行”，同步启动在线行计步系统。2021 年，公益金百万行延续“在线行”形式，并对相关微信程序作出优化，增设各区景点作为“打卡”点，“百万行探索”小游戏等。经优化的小程序除具备计算步数、宣传百万行发展信息等基本功能外，新增“百万行探索”“千步证”“百万证”等多个“小游戏”，借此让不同国籍、年龄层和行业参加者，亲临其境参与实体步行活动，从而丰富了参与体验，将慈善与历史文化相结合。
“在线行”突破了参与者的参与空间，即使身处澳门之外，也可以在线参加“百万行”，因此，扩大了覆盖面，受到参与者欢迎。首次“在线行”反应远超预期，有近 10 万人报名参与，累计步数逾 7 亿，其中，逾 48900名参与者达到 6000 步目标。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收到善款近 1700 万元，远超预期目标。因此，公益基金会表示，即使疫情缓解，可以采取在线与线下并行的模式，使不能亲身参与者也可以通过在线方式参加此项公益活动。
2005 年至 2024 年历届百万行相关资料统计见表 1。
尽管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平时也接受零星捐款，但是，其主要筹款是通过一年一度的百万行筹款。具体地说，百万行筹款分为线下与在线两种方式。线下方式就是由各参与百万行的单位以单位名义赞助或收集个人捐款，然后，派人送往公益基金会办事处。此为传统的筹款方式。而随着电话与互联网的发展，电话及网络捐款逐渐兴起并成为百万行的重要筹款方式。不过，从筹款金额看，仍然是线下捐款所占比重较大。
线下筹款主要是针对百万行的参与者（个人或机构、社团及商号），不同参与者交纳相应捐款方可参与百万行。以 2016 年为例（《澳门日报》，2016a），每名学生参加者起步费 10 元；非学生个人每名 50 元；社团、政府机构参加者（40 人）2000 元，超出人数每位加 50 元；赞助商（30 人）3000元，超出人数每位加 50 元（《澳门日报》，2017）。学生参加者可向所在学校报名，机构、社团及商号参与者由所在机构组织。参与者起步费由各机构收集后，统一送交到公益基金会办事处收纳。
除了参与者缴纳的起步费外，基金会还号召机构及各企业商号另行捐款。中联办、外交公署、驻澳部队以及特区政府各部门均向公益基金会捐款。一些企业商号所捐款项较为大额。例如，澳门六大博企捐款不菲。2011年，六大博企捐助的善款约占总善款四分之一。2012 年，澳博就曾捐款 55万元。
捐物义卖也是筹款的补充形式之一。2012 年，在百万行终点，多家饮品公司设置多个饮品摊档义卖，获社会各界慷慨解囊支持善举。可口可乐、维他奶及汪之洋三家饮品公司 2012 年合共筹得善款 37262.40 元，较上一年增加逾 12000 元（《澳门日报》，2012）。
此外，例外情况下，公益金也接受社会捐款。例如，2016 年初，圣若瑟教区中学第五校曾为一名患癌学童筹款赴美治疗，鉴于政府承诺全力支持，校方停止有关筹款活动，并决定将已筹得的澳门币 373099.40 元、港币82650.79 元、人民币 600.10 元的善款全数捐给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希望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人士，发扬互助精神（《澳门日报》，2016b）。
在线筹款具体包括流动电话捐款及互联网捐款平台，主要交由澳门几家电信营运商代办。例如，澳门电讯免费为百万行设立流动电话及互联网捐款平台，扩阔善款来源。收集捐款日期一般自百万行报名日起至次年1月31日，澳门电讯流动电话客户利用流动电话按“＃ 132 ＃”，然后按“传送”，可认捐 30 元；互联网客户透过澳门电讯极动感网站内的捐款网页，输入用户代号及密码确认，每次认捐金额为 30 元。在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澳门电讯利用在线方式共筹得 58850 元，录得接近 3000 人次捐款记录。此外，澳门电讯还推出“积分捐赠计划”，在捐款收集期内，客户只需捐出 500 分澳门电讯积分，澳门电讯将向公益基金会捐出现金 10 元。2015 年，澳门电讯共收到客户捐赠近 2000 万积分，澳门电讯相应捐出近 30 万元（《华侨报》，2016）。
同样，中国电信（澳门）、数码通（澳门）、和记电讯均分别设立了在线收集捐款方式。中国电信（澳门）规定，2013 年捐款期间，所有上台客户透过手机发送短信到“20131208”，每条短信认捐 30 元，每位客户限发10 次，免收任何短信费。数码通（澳门）客户利用流动电话按短码“*222＃”然后传出，可认捐 30 元。和记电讯客户只需于手机输入“*188 ＃”再按“传送”，可捐 30 元。客户亦可登录“3”澳门捐款平台捐款，每次网上捐款最高金额为 150 元。
可见，澳门日报读者公益金的筹款主要是通过大型主题活动——百万行进行的，其筹款方式包括线下与在线两种，以线下筹款为主。捐款人来自澳门各行各业，包括政府部门、驻澳机构、企业、社团、学校以及个人，其中，个人捐款虽然金额并非最多，却动员面及参与面最为广泛。
澳门日报读者公益金的管理与使用日常由该基金会架构成员负责。在公益金的使用方面，初期主要用于澳门居民中遇到紧急困难者的紧急救援，后逐渐扩展服务范围，延伸至贫困救济、助学关怀、医疗援助等领域。随着特区政府日益完善社会福利及教育政策，公益金发挥灵活性，织密服务网络，精准扶助，开展“重建光明计划”“飞跃进步学生奖学金计划”及支持社服团体完善设备等一系列新服务项目，及时援助有需要群体，补足官方尚未兼顾的层面。与此同时，援助地域亦由澳门转向内地，实行两地并行的援助。
特区政府成立后，在民生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努力保障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公益基金会则继续加强紧急救援、弱势关怀、助学育才、医疗救助等方面工作，与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互补长短，共同为居民编织民生保障网。
紧急救援主要面向因天灾或工伤、交通等意外事故而陷于困难的灾民或家庭，及时提供紧急援助和予以慰问，发放紧急救援金。例如，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澳门许多行业从业员因无法开工或开工不足而陷于困境，特别是与旅游业相关人士以及自雇或客观条件不允许营业的行业人士，对此，公益基金会决定对其中特困从业员发放紧急援助金每人 5000 元。有关人士的申请可通过工联总会、市贩互助会、渔民互助会等社团收集后，提交基金会审批。申请援助者除市贩和渔民外，其他主要为服务业从业员，包括酒店、餐饮、零售、美容理发、三轮车及货车运输业等职工。该项申请自2020 年 3 月 5 日起至该年 10 月底，基金会批核 2564 人，发放紧急援助金合共 1282 万元。2020 年 1 月，青洲和乐坊嘉应花园第五座四楼单位发生火警，共 4 人受灾，透过青洲坊会协助，公益基金会立即拨出援助金额 12000 元，表达慰问，以解其燃眉之急（《澳门日报》，2020）。
关怀弱势群体是公益基金会社会援助的基本项目之一。其援助对象是贫困家庭、伤病残者和无依年长者。一般在传统节日期间向援助对象发放慰问金，以表示关怀，使援助对象在节日期间感受人间温暖。同时，基金会也接受个案申请，由家庭困难或弱势社群个人向基金会提出援助申请，由澳门日报记者协助了解实况，交由基金会审批发放公益援助金。据统计，2015 年6~9 月，基金会援助贫困户 66 户，发放援助金 94.3 万元。其中，包括单亲家庭、病患人士、失业人士、遭遇交通意外人士等，援助款由 8000 元至 2万元不等（《澳门日报》，2015b）。2020 年 1 月至 10 月，公益基金会接受贫困家庭的个案申请，共批出援助金 286500 元，援助 150 户贫困家庭。同时，公益基金会关注弱势群体，每年向多家院舍老弱残障，以及团体贫困会员和家庭发放春节慰问金，共拨出善款 4335600 元予 2843 户、住院舍人士 1848人（《澳门日报》，2020）。
致力于助学育才是公益金使用方向之一。重视人才培育，开展各类助学计划，包括“清贫学生学习补助金”“英语、普通话培训班”“飞跃进步生扩阔视野活动奖励计划”“操行飞跃进步奖学金奖励计划”“暑期实习生推荐计划”等项目，鼓励学生不断提升自己。2015 年，仅“学生补助金”“扩阔视野活动奖励计划”与“进步奖学金奖励计划”等几个项目助学计划累计受惠学生达到 1900 名（《华侨报》，2015）。2020 年，拨出助学善款 2101900 元（《澳门日报》，2020）。
在助学金与补助金方面，通过向家境贫寒学生发放助学金与书籍补助金，协助清贫学生提升学业。“清贫学生学习补助金”项目面向中小幼学生，由申请者向原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再经校方推荐及公益基金会核实，确定批准发放名单。2014 年，公益基金会发放清贫学生学习补助金总额 1686600 元，资助 56 所中小学校，共 937 人受惠，每人获资助金额为 1800 元（《澳门日报》，2015a）。2021 年，来自 58 所中小学，共 938 人获得资助，每人获发 1800 元，合共发放 1688400 元，受惠名单通常在报章公布（《澳门日报》，2021）。
“飞跃进步生扩阔视野活动奖励计划”项目是奖励学习或品行、服务方面有进步的学生，由各校组织表现进步的学生赴港或广东省进行三天两夜的参访交流。每位学生获每天最高资助 1100 元。该活动初始面向高中生，2012 年扩展到初中生，2013 年再扩至小学生（《澳门日报》，2013a）。2018 年， 中小学共 47 队的超额申请全部获接受。其中，8 所学校选择赴广东省，其他选择往香港（《澳门日报》，2018）。
“操行飞跃进步奖学金奖励计划”项目自 2015 年推出，获得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支持并捐款赞助。该项计划按同学全学年的操行进步情况评定。至2018 年，四年来共有 807 位同学获奖励。2017 年，获奖同学 187 位，来自30 所学校，每位同学获嘉许状及奖学金 800 元，共发放了 149600 元（《澳门 日报》，2018）。2020 年，获奖同学共 240 位，来自 34 所学校，每位同学获嘉许状及奖学金 1000 元，共发放了 24 万元（《澳门日报》，2021）。
“暑期实习生推荐计划”项目是自 2012 年起向有关机构推荐安排高中毕业或在读大专院校学生利用暑期参加工作、积累经验。2015 年，除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及大西洋银行，亦得到电力公司支持，吸引来自 23 所学校共227 名学生报名。基金会全部推荐予 4 家机构，经面试，最终有 21 名学生获录取（《澳门日报》，2015c）。2016 年，报名人数有所增加，有 23 所学校共 261 人报名，最终共录取 18 名学生，来自 13 所学校，分别派往工商银行、大西洋银行和电力公司实习。
此外，公益基金会还计划向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退休且未纳入社保，以及现今社会福利网未能顾及的老教师发放“敬师金”，惠及300~400 人。
自 1995 年开始，公益基金会与镜湖医院合办“重见光明计划”项目，为澳门一些经济有困难而患有白内障、青光眼和视网膜脱离的人士进行手术治疗，使眼疾患者受惠，尽快重见光明。“启聪助听计划”是公益基金会另一项医疗救助项目。该项目旨在向听障人士提供购置助听器资助以及开设语言治疗班，使听障人士重建信心，融入社会。自 2013 年起，该项目由澳门聋人协会和澳门弱智人士家长协进会协助推行。因项目支出较多善款，需定期检讨成效（梁维特，2014:11-13）。2020 年，“重见光明计划”项目与镜湖医院合作，资助 27 人进行了白内障或视网膜脱离等手术治疗，公益基金会共拨出善款 737295 元（《澳门日报》，2020）。
公益基金会还设立了资助各类社团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和添置医疗设备、运输工具、办公室设备、推动社区服务等项目，以增强不同社团的社会服务能力，推动社会公益发展。例如，2000 年，公益金拨出善款 100 万元交工联总会转交失业工人，以解工友燃眉之急。2017 年，为降低“天鸽”风灾对澳 门居民生活的影响，公益基金会拨款 1230 万元善款资助不同澳门社服社团赈灾。2020 年，公益基金会为配合特区政府疫情防控，方便部分人流较多的社服社团检测入场人士的体温，紧急购置 41 台智能体温检测仪给予 7 家社团（工联、街总、扶康会、妇联、仁慈堂、明爱、家协会）助力抗疫，合共拨出善款 2324700 元。同时，为加强与澳门公益社服团体的互动及合作，设立专责部门透过资助相关设备或公益计划，使更多不同层面的有需要人士受助，感受社会关怀。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公益基金会共拨出善款 60 万元，分别资助明爱慈善园游会部分设备费用、爱护动物协会举办筹募经费活动、家协会语言治疗课程（《澳门日报》，2020）。2022 年 11 月，澳门明爱举办慈善园游会筹款，公益基金会续向明爱捐款 5 万元，表达支持。
随着澳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完善，澳门本地居民对慈善的需求相对减少，作为从事公益慈善的公益基金会，其援助的地域范围逐渐从澳门扩展到内地，以特别项目方式援助内地受灾人群及教育项目。
自 1991 年起，每当内地遭遇雨雪、洪涝、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时，公益基金会经澳门红十字会或中联办拨款救助灾民。例如，1991 年，华东、华中水灾，公益金拨出当年百万行一半善款赈济；1993 年，公益金拨出当年百万行三分之一善款支持“中国减灾扶贫活动”；2008 年，内地部分地区遭遇雪灾，公益金拨款 100 万元港币交红十字会转赈灾民；当年，四川发生地震，公益金拨款 200 万港币经中联办转赈灾民；2010 年，中国西南地区（云 南、贵州、广西）干旱，公益金拨款 300 万元港币经中联办转赈；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公益金拨款 300 万元港币经中联办转交当地灾民；甘肃省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公益金拨款 20 万元澳门币经澳门红十字会转交当地灾民。2012 年，云南省彝良县发生地震，公益金拨款 100 万元澳门币交澳门红十字会转赈灾民。2013 年，四川省雅安地区芦山县发生地震，公益金拨款200 万元澳门币交红十字会援助灾民。2014 年，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地震，公益金拨款 200 万元澳门币交澳门红十字会援助灾民。
2006 年，公益基金会将当年百万行筹得善款一半拨捐内地开展扶贫助学工作，协助培育贫寒学子。2007 年，公益基金会前往贵州省遵义市白泥中学 考察，并拨款人民币 300 万元援助该校，包括援建“澳门楼”、资助中学生样本：澳门公益金百万行慈善步行活动调查（共 500 人）3 年学费。同年，公益金拨款 100 万元港币，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合作建立远程教育计划，主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远程教学站，将清华大学优质的教育与培训资源，输送给贵州省、吉林省、云南省等多个贫困地区，希望借此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及质量（梁维特，2014:11-13）。
公益基金会在善款使用与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管理原则，主要包括：一是量入为出、谨慎使用原则。自 1984 年成立以来，公益基金会一直秉承“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精神，根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善款善用”的原则，量入为出，谨慎使用。在善款使用过程中，一般根据收入状况，确立资助项目与使用资金。据该基金会 2021 年财务报告，当年各项收入（包括百万行收入、其他收入、利息收益及前年结存等）合计116391434.01 元。各项支出（包括个人困难援助金、春节慰问金、团体支持、启聪助听计划、操行飞跃进步奖学金奖励计划、飞跃进步生扩阔视野活动奖励计划、清贫学生学习补助金、重见光明计划等项目）共 13289686 元。 至 2021 年底，基金会结存款项 103101748.01 元（《澳门日报》，2022）。以2016 年为例，当年善款收入 1700 万元，各项援助开支 1100 万元，属于盈余预算。在善款的谨慎管理方面，规定所有善款收入一概存入银行独立账户，不作投资用途，所有提款必须由会长、副会长、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财务部负责人其中三人签署方为有效。二是善款与行政费用脱钩。公益基金会章程规定，基金会善款来自各界人士及澳门日报读者之捐赠，全部拨做社会慈善公益用途（《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2018）。该会所有行政费用均与善款脱钩，由会董支付。也就是说，担任基金会职务非但不取酬，还需要捐献行政费用。三是使用透明，便于监督。公益基金会善款支出的透明度高，每年公布两次财政报表，使居民了解善款用途。而善款的每笔使用，如受惠者及数额等均在报章刊登，使得社会监督。同时，对于申请者实际收入状况，基金会利用澳门日报记者查明相关申请个案情形。由资助小组讨论逐项审批通过。
基金会由于对善款的谨慎使用、透明管理，便利社会监督，从而取得了较高的社会信誉度，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与慷慨解囊，公益金百万行事业才能坚持初心、群策群力、延绵不断、开拓创新。
公益的澳门样本公益金百万行集运动式公益筹款与休闲式公益筹款活动于一身，其主要在户外举行，而非室内；其参加的人群为社会大众，而非特定人群；其属于大型活动，而非小型活动；其参与人同时也是捐款人。如此大型、户外、公众性筹款活动，能够成功举办，必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虽然公益捐款不会区别捐款人身份，但是，捐款能力差别使得某些公益筹款更偏好向富裕捐款人筹款。可是，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公益金百万行却定位为面向大众的筹款活动。从百万行的参加者看，几乎涵盖了澳门各类社会主体，既有企业商号、政府部门、学校及社团机构，也包含各个社会阶层，从政府官员、商人到一般民众。所有参与百万行的机构与个人，都是捐款人，可见，百万行将之前多向富裕捐款人筹款的慈善行为转化为面向社会 大众筹款的公益行为，成功地扩大了慈善公益组织的筹款对象及来源。
公益金百万行提倡人人慈善观念，说明慈善不是富人专利，而是普通人都可以做的事。积小善为大善。每个参加者仅需交纳 50 元起步费，甚至学生仅需交纳 10 元起步费，金额不算大，普通人都能承受得起，但是，使每个普通人都能表达自身对社会的一份责任。其以家庭为单位的参加表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行善。每一个参加者通过百万行从事公益事业，本质上属于一种扩散型筹款方式，使普通民众能参与到公益事业之中。
公益金百万行适应现代人重视健康与运动的特点，以户外行走方式吸引澳门公众参与，并借由行走运动与筹款对象建立起牢固联系，形成“运动+公益”的筹款模式。具体设计是，参与者通过走完全程 3 公里路程，途中设置了不同的打卡点供参与者打卡，终点还可以义买饮料，走完全程可获发参行证，通过这些设计，从而使参与者获得参与感及投入感，深刻感受到健康对于生活及公益的价值，并理解百万行以运动公益方式筹款的意义。百万行 以行走筹款方式提升了公众对慈善捐赠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增强了公众的公益捐赠意愿，形成了全社会浓厚的慈善氛围与公益文化。
同时，户外运动型筹款倡导的是一种环保与健康公益方式，参与者能够从活动中感受到环保、运动、健康的公益理念。现代人往往乐于使用便利的代步工具而较少走路。实际上，步行作为最好的健身运动之一，既简单又无须花钱。百万行提倡步行，不仅在于激发公民的慈善意识，也意在提醒参与者行走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百万行还倡导团队精神，活动参与者组队参加，在规定时间内走完全程。可见，参加百万行活动，不仅是在参与一项慈善公益活动，而且也是参与一次健身运动。
在筹款方式上，适应网络科技的发展，从开始时以线下收集为主，发展到线下与线上并行的筹款方式，即捐款人可以线下交款，也可以通过在线捐助，方便捐款人选择适合自身方式进行捐款，从而扩大筹款来源。
传统公益多以悲情感动捐款人的同情心并捐款，而百万行公益筹款活动则呈现出健康快乐的参与体验。百万行以嘉年华形式举行，全程不同路段设有歌舞、武术、非遗等表演活动，参加者可以与表演者进行互动、拍照留念。同时，邀请奥运冠军参与互动，更增添了喜庆色彩。不少参与者边走路边拍摄，甚至全程网上直播。健康、快乐、有趣、喜庆等元素已成为百万行 吸引众多参与者的最大魅力所在。娱乐性（趣味性）与参与性是行走公益活动的亮点。趣味性直接决定了对参与人群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决定了参与者的体验感和传播度。也就是说，好的公益活动留给参与者的是精神上、心 灵上的愉悦感和深深的满足感，而作为关心他人的慈善通过快乐方式参与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人生体验。
同时，公益金百万行每年固定在 12 月举办，由此，每年 12 月参加百万行向公益金捐款已成为全澳居民的自觉意识与公益习惯，培养了公众的公益理念与公益参与习惯，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预期行为。特别是学生参与以及家庭式参与，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关心他人的公益理念，即使一个人的力 量有限，同样可以汇聚起来帮助他人。
传统模式下筹款成本往往较高，而公益金百万行为参与者设计了低门槛参与的路径。要求百万行的每位参与者交纳 50 元起步费，如果是学生，则仅需交纳 10 元起步费，且参与者并无筹款额度的压力。即使是社团或机构，以 40 人组团参与，仅需交纳 2000 元捐款，即可参与。低门槛进入，而且不需要筹款。此与其他地区进入门槛存在差异，例如，内地有运动筹款项目要求每人筹款 600 元，4 人组队，需筹款 2400 元。而进入门槛使某些有意参与者望而生畏，而低门槛进入则有利于扩大参与者队伍。实际上，低门槛参与导致参与者众多，筹款数量并没有减少，相反，筹款总量因参与人数多而得以抬升，从而取得低门槛高收益的筹款效果。
在传统的筹款活动中，慈善组织直接接触捐赠人进行募捐，由于可接触的人群总是有限的，筹款规模及筹款增长空间难免受到限制。而百万行属于运动 型筹款，对于参与者来说，其是开放型的，而非封闭型。其通过与捐赠人建立直接联系，并将联系范围扩大到捐赠人的社会关系之中，从而发掘出更多的潜在捐赠者，扩大了捐赠者人数，实现面向最大多数的公众进行筹款。
如果说传统的筹款活动属封闭型的，其捐赠人数量是固定的，那么，作为运动筹款的百万行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通过吸纳初始参与者，并由初始参与者动员更多的捐款人参与其中，从而实现了参与者的链式扩张效应，达到最大程度地吸纳捐款。
百万行作为一个公益筹款项目，无疑是多元公益元素的组合。同时，其超越了公益而进入到社会治理层面，是融合了慈善服务及社会创新的治理实践。
与传统动员不同，传统动员一般是以政府为核心，政府作为发起社会动员的主体，而其他社会主体，包括企业、社团、学校等，作为社会动员对象或客体，响应政府社会动员的号召参与某项事务。而澳门的公益金百万行却是由民间组织——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作为社会动员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得到了包括特区政府、中联办、驻澳部队、外交部驻澳公署等机构以及特首、中联办主任、外交部驻澳公署特派员等官员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响应。
实际上，澳门民间社团的强大动员能力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澳门具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百万行发起于回归之前，其时，澳葡政府对澳门社会的管治实行的是间接治理，碍于语言等障碍，澳葡当局无法直接管理华人社会，而是通过华人社团将政府权力延伸至民间社会。也就是说，代表性社团在华人社会发挥着凝聚与影响民众以及充当政府与民众之间中介的作用。延续至特区时期，政府与社团治理角色发生变化，而在合作治理框架中各自的功能定位与差别化职责却仍然得到维持。在全面的社会治理方面，特区政府发挥主体作用，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协助政府。而在某些具体事务的治理领域，例如公益慈善领域，则由民间组织主导，政府给予配合，全社会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
而澳门社团的超强动员能力来源于其广泛的社团成员及其社会代表性。众所周知，回归之前的澳门在很长一段时期，政治上属于殖民统治，而社会特征上则属于移民社会。其中，多数移民是来自澳门邻近地区的粤闽两地，脱离了原居地社会关系而来到陌生地的澳门，必然需要重新连接社会关系，尤其是必须面对以葡文为官方语言的澳葡政府，因此，需要加入社团并由社团协助接洽包括澳葡政府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办理身份证明、就业与生活等），社团由此而获得较高的社会代表权，尤其是功能领域内的代表性社团。正是社团的广泛代表性构成了社团高强度动员能力的基础。回归后，虽然随着社团中介功能的减弱，其社会代表性有所下降，但是，其社会动员能力得到相当程度的延续。
正因此，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因其成员跨界性强且属不同界别的精英人士而获得了澳门各界的认可，从而发展出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其较为完善的组织架构，尤其是百万行的直接指挥行动组织，发挥分工合作协调组织的功能，从而使百万行成为澳门社会动员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社会公益行动。
澳门是一个多元复杂的异质型社会，在一个并不辽阔的地域内，聚集了诸如阶级、民族、语言、文化等多种异质性因素。奇怪的是，高度异质性并没有使澳门成为一个失序与动荡的社会，相对而言，澳门较之于周围地区更显和谐与稳定。究其本因，包括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在内的众多民间社团所创造的积极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的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于 1980 年正式提出，而真正让社会资本引起关注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 帕特南（Robert D.Putnam）于 1993 年出版的《让民主政治运转起来》一书（Putnam，1993）。有关“社会资本” 的讨论可参见《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李惠斌等，2000）]促进了种群团结与社会信任，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潜能。因此，公益金百万行的社会治理创新还表现在参与、互助及团结的积极社会资本的创造方面。
社会资本是由网络、规范、关系和信任组成，通过社会参与及互动而促进与强化，其有助于促进人际合作而实现互惠互利，并最终产生和维持集体福祉（Putnam, 1993:35-42）。一个社会积极的社会成本越多，则该社会越是凝聚与团结。
由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组织的公益金百万行每年吸引参加者达数万人不等，参与者来自澳门的各行各业各界，从政府部门到各社团、企业、学校等机构，这些平时互相之间少有往来的跨界民众（特别是不同族群的民众，如华人社群、外籍社群与土生葡人社群等）因百万行而走到一起，无论是参与捐款，还是参与行走，都是百万行的参与者和合作者，甚至不少承担起志愿服务者角色，通过百万行而互相连接，形成沟通与关系网络，促进社会信任与团结。
同时，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通过百万行筹集的善款在使用上，部分用于赈济澳门社会弱势群体，弥补政府福利的缝隙，从而使弱势群体避免被社会孤立与边缘化，消除社会歧视，凝聚与团结社会弱势群体，使之成为澳门社群不应忘却的组成部分，使真正的受助群体和更多社会大众产生一种强联系，从而调动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其中，并通过投资教育，促进社会阶层的垂直性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最终形成积极的社会效应。而部分善款 用于内地的扶贫与教育事业，有利于澳门融入国家发展，促进两地融合，也是澳门通过慈善公益回馈国家的方式之一。
可见，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通过组织公益金百万行活动建构了澳门社会的关系网络，创造出规范与信任，促进了参与、互助与团结的社会氛围，为澳门社会和谐稳定凝聚起雄厚的积极社会资本，本身已经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
澳门公益金百万行四十余年的成功实践留下了值得珍视的经验与启示。
众所周知，历史上澳门曾长期遭受澳葡政府的管治，而在澳葡时代，政府不愿意向本地华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即使是作为基本公共物品的基础教育同样没有提供，因此，华人社会通过结社方式筹集资源，举办公共服务项目，实行社区自治。由此，民间互助与慈善共济成为社会共同的行为，无论是临时性救灾活动，还是兴办教育等公益项目，华人民间社会都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在本地培育起浓厚的慈善传统，形成深厚的慈善文化。
可以说，澳门公益金百万行正是在澳门社会深厚的慈善土壤之中生长出来的，并从中吸取文化养分，进而发展成为澳门众公益与乐公益的品牌性项目。
澳门素有“社团社会”之称。回归以来，以社团为基础的选举制度成为社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受政府资助的激励，各类社团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数丰量硕的社团不但向社会提供多元化社会服务，而且直接参与社会治理，向政府提供政策倡议与政策咨询，并输送管治人才，发挥出远超普通社会组织的“拟政府化”下“拟政党化”功能。
可以说，澳门公益金百万行正是受助于社团的强大动员力以及与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连接能力，才能广泛地动员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参与百万行，使百万行成为澳门社会动员范围极广、影响覆盖全社会的公益项目。
澳门不但社团众多，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社团非属封闭或半封闭社团，而是面向全社会招募会员，尤其是，社团架构成员来源多样化，且相互兼职。考察公益金百万行的发起与组织社团——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不难看出，作为社团组织，其成员来自澳门社会各界，尤其是架构成员非但来源广泛，更重要的是，多数架构成员兼有其他社团职务，与其他核心社团形成交叉任职。此种“执事关联”现象极大地便利了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百万行活动，具有公益动员的优越性。
公益金百万行作为大众筹款项目，其设计了低门槛参与等契合公众需求的制度。按照章程，参与者每人缴纳 30 元，学生仅 10 元，就可以组队参与百万行，低门槛参与制度降低了参与者的参与成本，激励澳门本地居民以较低成本投入公益项目。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百万行开辟了线上参与方式，参与者缴纳了参与费用之后，可以通过线上参与方式参与， 因此，改革之后的百万行参与方式更加有效地激励与动员了最广大的公益参与者。同时，面向公众的参与式运动型公益形式也契合了现代人重视运动与 寻求健康的需求。
作为公益性筹款项目，透明度是不可或缺的。澳门日报读者公益基金会的管理者意识到，社会信任是公众性筹款项目的源泉。因此，不但制订了公益金的使用原则与方向，而且明确了审批规范，每笔公益金开支都公布于《澳门日报》，每年公益金财务账目向全社会公布。此外，公益基金的管理与营运费用不列入公益金开支账目，而是另由公益基金会架构成员捐助。
总之，作为众公益与乐公益的实践样本，澳门公益金百万行积累的经验不但是其未来发展的基石，同样，可以启迪其他地区同类公益项目的组织、运营与管理，丰富大众性公益筹款与使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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