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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王星星
发布时间：2025 年 12 月 04 日
摘 要：日本学界关于中国慈善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二战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起步阶段，以唐宋慈善、善书研究、仓库研究、善会善堂研究为主流。二是 20 世纪90 年代的快速发展阶段，以地区慈善为对象，强调各地独特性和从地方出发看中国的“地域社会论”占据主导地位，议题聚焦于“公共性”和“国家与社会”。三是 21 世纪以来的平稳发展阶段，全球史观下跨境慈善史以及社会学视域下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及性别研究等议题得以开拓。经过70 余年的调查、整理与研究，日本学界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其研究经历了从“一国之慈善”到“地区之慈善”，再到“跨境之慈善”的演变，展现了其跨学科思维和跨境视野。
关键词：善会善堂史 社会事业史 地域社会论 慈善史
在公益慈善研究领域，日本学界对我国的影响尤为突出。在慈善史相关调查研究方面，日本战前的大规模社会调查储备了丰富的史料，战后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涌现了夫马进等一批知名学者，对近 30 年来的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早在二战前就在华布局开展了各种调查。日军侵华的同时，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兴亚院等调查机构也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从自然资源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积累了大量的调查资料。起初这些调查仅为战争和殖民服务，保密程度极高。随着日本战败和档案解密，目前已面向公众开放。与中国慈善史相关的部分在 1999 年后陆续公开出版。
日本学界的中国慈善史学术研究在战后渐成规模。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开展唐宋慈善和善书研究，七八十年代，慈善史开始在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内占据一席之地，主要集中于仓库研究和善会善堂史研究。90 年代，以中国慈善史为主题的研究呈爆发式增长，此时进入该领域的学者众多，如小浜正子、帆刈浩之等，具体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更大范围，例如民国上海慈善、华人华侨慈善等。受哈贝马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的影响，众多学者的讨论也聚焦在“公共性”（Publicness）、“国家与社会关系”（State-society relations）等方面，“地域社会论”（Regional Social Theory）成为主流。21 世纪之后，中国慈善史的研究进入平稳发展期，史料汇编成果显著，社会事业研究、宗教与慈善研究较为突出，社会学议题的引入也扩展了讨论范围。
本文所指“日本学界”，包括日本学者和在日开展研究的中国人（华人）学者。“慈善史”在时间上指古代和近代慈善，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部分。所选取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专著、析出文献和史料汇编等。上述所有文献均为日文文献，不包括外文的日译文献。本文选取二战后至今日本学界围绕中国慈善史专题所做的研究进行汇总分析，旨在系统梳理与评析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揭示其研究脉络、主要议题及方法论特征。在国内缺乏此类系统综述的背景下，本文力图填补学术空白，为中国慈善史研究提供跨国比较视角与可借鉴的方法论资源。通过对日本学界成果的分析，期望促进中日学术界在公益慈善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并推动中国公益慈善研究在国际学术语境中的定位与发展。
二战后，日本学界开始关注到中国历史上的慈善现象。早期学者福泽与九郎、今堀诚二、善峰宪雄、道端良秀、森田明等就对唐宋时期的悲田养病坊、安济坊、慈幼局、福田院、惠民药局、救生船等展开了讨论。20 世纪 60 年代后，泽田瑞穗就宝卷展开了研究，酒井忠夫则网罗善书，于 1960 年出版首部《中国善书研究》，并在几十年后予以增补，重新出版了《增补中国善书的研究（上、下）》。关于上述唐宋慈善与宝卷善书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已作出充分介绍，本文限于篇幅暂不展开讨论。（详见曾桂林，2003；曾桂林、王卫平，2008）本部分主要关注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仓库研究和始于 80 年代的善会善堂研究。
关于仓谷储备相关的义庄、义仓、社仓的研究，在日本被称为“仓库研究”。（目前已知最早的“仓库研究”是 1917 年田中萃一郎的论文《义庄的研究》（田中萃一郎，1917）。他系统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义庄”制度，指出义庄目的在于：救济宗族中贫困成员、推动宗法伦理的维系、稳定家族与社会秩序，展现了“家”与“国”之间的张力与互动。文章指出，随着战国以来的个体财产制发展与宗法制度的逐渐崩解，义庄应运而生，是以维护“家族共同体”的伦理与物质支持结构。特别是宋代之后，随着分居制度的普及和个体主义倾向的上升，义庄制度被赋予维系宗族联系的新功能。义庄的核心是“尊 祖敬宗”的宗法精神与“收族”的现实功能。通过设立义庄，不仅物质上救济族人，也象征性地强化了族群凝聚力。义庄承担了部分“准国家功能”，特别是在基层慈善、教育、纠纷调解等方面，对国家政权形成了有效补充。国家在某些朝代（如宋代）对义庄采取鼓励态度，甚至进行表彰，如“旌表义门”等，体现其制度合法性与功能价值）鉴于该三者均为公益性、救济性的仓储救济系统，因此日本社会经济史学界用“仓库”作为总类词加以概括。战后最先对此领域展开讨论的是近藤秀树。他对范仲淹家族创立并长期运营的“范氏义庄”做了详细的历史分析。范氏义庄并非单纯的宗族慈善组织，而是一个融宗族伦理维系、土地财产管理、官民互动机制、地方治理代理机构于一体的复合性制度装置，其兴衰过程是宋代以来中国宗族结构变化、社会分化与地方治理张力的缩影（近藤，1963）。随后，村松佑次于 1969 年发表了《清代的义仓》，他批判此前学界对义仓研究限于“制度起源”或“官制体系”的静态描述，主张应把义仓作为“社会制度”而非单纯“官制制度”来观察。义仓制度在清代经历了从官设主导向民官合治、从储粮救灾向金融功能过渡的转变。这一过程并非一元、统一的，而是多元、地区性极强的历史过程（村松，1969）。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史学界逐渐开始反思 60 年代作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社会史研究的脉络进入视野。中国史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开始广泛运用地方志和其他地方文献，对中国的传统基层社会产生兴趣，由此开始涉及了传统基层社会中与慈善相关的制度与行为。此后的“仓库研究”，开始从宏观且相对静态的“官制研究”走向更加细节和相对动态的地方社会研究。
关于江南地区，山名弘史详细分析了苏州丰备义庄的财务，指出丰备义庄的资金作为苏州布政使的财政资金，具有事实上官金的意义。这笔资金还被用作地方企业的补助金和盈利资金等。由此，丰备义庄的资产、资金得以再生，这被视为苏州乡绅地主阶层的共有财产。他还阐释了义庄对地方财政和工商业方面的作用，揭示了官权力与乡绅势力的勾结（山名，1976）。太平天国之后，乡绅地主阶层还通过宗族理念来扩充义庄，以恢复土地所有、确保收租，最终实现地主制的重组（山名，1980）。关于珠三角区域，松田吉郎分析了太平天国之后围基地区和沙田地区的仓库与善堂功能的变化。他 指出，广州的粮食需求结构从依赖内河航道转向外国米流通渠道，广东商人逐渐沦为外国商人的附庸（松田，1988）。关于湖南地区，仓库研究也衍生出了其他慈善现象相关的研究，例如救生局、育婴堂。福田节生分析了太平天国前后分别创立的辰州府义田和辰州救生局。他指出：①关于义田，从捐赠重建基金的人中可以窥见商人阶层的隐秘势力；②将义田和救生局的资产进行对比，认为前者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后者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更为密切；③为了运营救生局所需的土地资产在财政中所占比重过低（福田，1974、1975、1976、1977）。此后，福田还挖掘出了有关育婴堂的重要史料《洪江育婴小识》（福田，1981、1983）。
总括性研究方面，家室茂雄概述了社仓制度的普及过程及其运作规程，指出清朝推行社仓制度的意图在于，通过保障农民的再生产，从而最终达到保护地主、富商等富户的目的，并在饥荒等时期维持社会秩序（家室，1983）。星斌夫认为，常平仓的设立与普及是在雍正朝以后，通过采买、捐监来确保仓粮。到了乾隆时期，常平仓成为名副其实的赈济中枢（星，1983）。星斌夫还引入了“社会福祉”（Social Welfare）[中文通常将“Social Welfare”译为社会福利，日文译作“社会福祉”。本文采用日译表记以示区别]的概念，认为赈济仓是清代的社会福祉政策之一（星，1985）。他从仓库研究出发，考察了汉代到清代的救济是如何展开、变化并逐步完善的，并认为历代救济史就是中国社会福祉的历史（星，1988）。（该专著也是日本学界撰写的首部中国慈善史通史）
除了仓库研究，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是善会善堂史研究。即中国明清以“善会”与“善堂”为主要形态的民间慈善组织的历史研究，一般属于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史 - 明清史类目。夫马进堪称其中最负盛名的日本学者，他所著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日文原版于 1997 年出版，中文版于 2005 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译者伍跃、杨文信、张学锋）目前已成为中国慈善史学界的入门书籍。中文版问世已近 20 年，迄今仍是研究明清善会善堂最全面的著作之一。该书着重关注了善会、善堂和政府之间互相博弈的复杂面向，诸多观点例如善堂的“官营化”、善举可能遭遇政府强制力的“徭役化”、善堂具备的地方自治性等已在学界内外广泛传播。实际上，上述研究观点在他更早期的论文中已有所体现。
夫马进对于中国善会善堂史的研究始于同善会研究，他指出，以士大夫联谊会为母体成立的同善会，移植到江南后，强化了福利团体、教化会的性质（夫马，1982）。关于放生会、掩骼会、一命浮图会、救生会（局）、恤嫠会、普济堂及育婴堂均为与同善会相当的救济系统或“善举”体系。这些善会善堂在明末清初丛生，同时期，各地区惯用地方公议来解决本地问题。因此他尖锐地指出，“善举”具有成为“伪善”的危险（夫马，1983）。关于育婴问题，夫马围绕清代苏州松江育婴事业，讨论了国家、地方社会和民间的关系。清初，育婴事业开始于长江流域的大城市，由城市绅士和民间人士组成的善会以民办、民捐的方式经营，并非国家强制举办。但是，育婴接婴事业网的扩大（镇—县—府城）也导致了善举徭役化的危险和资金筹措方法的变化。即从同人的义捐到土地收入和商人公会的义捐，道光年间又引入了对土地所有者征收附加税的官捐。在分析以民治为基础的育婴事业扩大过程中，着眼官治介入的同时，地方自治问题也纳入了视野（夫马，1986a）。
他还详细介绍了松江育婴堂的组织和经营形式。松江育婴堂是作为连接各城市的育婴接婴事业的系统而产生的。随着婴儿的增加，松江育婴堂对国家和 地方官的依赖逐渐增强（夫马，1986b）。对于以“溺女”为象征的“弃婴、杀婴”现象，夫马认为，保婴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育婴堂的缺点，但在乡村地区的发展不充分（夫马，1990）。此外，夫马还关注到了清代全国各地设置的善会恤嫠会和善堂清节堂。他们起源于明末的同善会，清代中期在苏 州率先诞生了恤嫠会，随后在众多城市普及，但清节堂的建设极为有限（夫马，1991）。上述一系列论文最终整合进了《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也成为夫马进最重要的专著之一。
高桥孝助则重点关注了上海的善堂。他指出，在太平天国后，上海善堂林立是伴随城市发展而产生的现象。上海的善士、善人代替了官府，在救济被弃置的贫民中找到了新的活动场域。其资金来源虽然是商业资本，但救济的最终目标却是将贫民送回其农村老家（高桥，1983）。以往认为，“善捐”与地主阶层利益相关，是由乡绅阶层征收运营的。但高桥证实了上海的商业资本阶层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刷新了上海“善捐”的来源（高桥，1984）。
同时期也有学者开始关注更晚近的民国慈善组织“华洋义赈会”。川井悟以上世纪 20 年代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社普及活动为主题，关注到了缘起于饥荒救济的华洋义赈会不仅仅是以救济为目的的慈善团体，还是积极推进了农村信用合作事业的农村建设团体（川井，1983）。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无人关注华洋义赈会，直到近十年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重新分析华洋义赈会与民国救济政策。具体内容详见第三章。
总的来看，20 世纪 60~80 年代的研究侧重于仓库研究和善会善堂研究。与早期研究相比，七八十年代的研究内容不断细化、充满了历史的细节。涉及的地区也逐步增多，开始从中国整体史视角进入到地方史视角，开启了下一个阶段“地域社会论”的普及和慈善史研究的爆发式发展。此外，夫马进和星斌夫将“社会福祉”这一当代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也启发了后来学者对于中国历史上慈善现象的理解。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学界的中国慈善史研究进入爆发式发展阶段。研究人员辈出，研究成果大为丰富。关注点除了继续聚焦明清和民国的慈善史。民国时期的社会政策和慈善组织、性别（Gender）史研究也开始涌现。“地域社会论”的方法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所谓“地域社会论”，即将“地域”作为分析单位，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强调各地的独特性与历史经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实地调研的展开，历史文献（如文契、碑刻）的整理和文献资料的开放，以及入华田野调查的大规模开展，对地方进行详细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此时的中国史研究从传统的“国家 - 地方”从属关系、控制关系的视角，转向强调地方的独立性与多样性。中国史研究逐步形成“从地域（地方）出发看中国”的方法论，推动对“生活文化”与“地域自律性”的重新认识（山本，2000）。在此背景下，中国慈善史研究出现了更多关于地方慈善的内容。
“地域社会论”成为主流的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学者对中国的江南、华南、西南、华北、东北的各地方慈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其中以上海为核心的江南研究最为丰富，同时期也开始出现跨地区的慈善网络与跨境慈善研究。
小浜正子首先在官民关系视角下分别讨论了上海华界慈善团体事业的现状，指出了民间事业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分歧。她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地方精英举办慈善事业的实际状况和性质，认为其活跃的自发活动缓解了城市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为城市繁荣提供了支撑（小浜，1994a、1994b）。随后，小浜正子将“公共领域”理论运用于上海救火联合会的研究，考察了位于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存在方式（小浜，1997），并以救火会为例讨论了中国近代城市的公共性（小浜，1999）。她将中国“公共领域”的起源追溯至了晚期帝政期，（ 日本史学界所说的“晚期帝政期”（日文原文为“後期帝政期”），一般指历史上由皇帝统治（帝政时代）的后期，多特指清代（1644~1911 年））并从地方史角度出发讨论了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小浜认为，上海近代城市社会最初的“公共性” 是由地方精英主导的民间社团（救火会等）构成的网络自然形塑，该网络包含跨阶层参与者，成为城市公共事务调节与治理补充的活跃力量。这是中国近代城市中少有的“自主公共场域”。然而从南京国民政府施政来看，一旦国家机制介入，这一公共性即被“国家意志”吸纳并重构为官僚与政党的统治工具，指出了国家施政中“公共领域遭吞没”的制度过程（小浜，2000）。
关于江南与华南地区的慈善网络，帆刈浩之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了这两个地区的运棺事业和华人救济问题。通过研究清末上海四明公所的“运棺网”，展示了宁波人同乡行会在宁波与上海之间开展运棺事业的实际情况，指出同乡组织在运棺、务工、商业等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网络作用（帆刈，2015）。同时论述了传统的遗体处理系统也应对了“卫生”这一新的城市问题（帆刈，2015）。随后，帆刈将视角从上海转向广东，讨论了广东的华人网络与香港东华医院的关系（帆刈，1996）。伴随华人出海，广东帮华人也在日本横滨开展了华侨救济活动（帆刈，1998）。帆刈的系列研究也开启了跨境慈善研究的先河，其代表性专著将在下章介绍。
关于清代的地方慈善问题，财政史视角下的研究较为丰富。山本进从清后期湖广与四川的财政改革出发研究了“公局”。公局是在制度之外组成的自发性的“善举”。如果义行的动机发生动摇，则很容易转变为追求私利。公局并非作为支撑“督抚权力”的稳定机构存续下来，而是需要反复通过正义派官僚、地区精英的整顿才能维持（山本，1994a、1994b）。山本在研究江浙财政改革与山西差徭改革中提及了善堂问题。他认为 19 世纪普及于江浙地区的善堂不是单纯的慈善团体，还是在国家财政紧张的情况下防止书役索需而设置的财团，救济对象并非社会底层的无产者，而是被书役夺取财物的有产者。因此，在乾隆末年实施财政改革（废除陋规、索规、礼赠馈送体系）的浙江几乎没有发现善堂，直到同治中期才在没有实施改革的江苏省普及。如果将善堂视为“地方自治的出发点”，其自治不是与“官治”而是与“吏治”对抗（山本，1995a、1995b）。山本在研究晚清直隶地方经济时指出，晚清直隶的救荒费用是由东南绅商来负担的（山本，2000a）。而清代后期江南的善堂，呈现出财政基层组织的趋势（山本，2000b）。关于慈善呈现出基层行政性的观点，森田明也在研究清代道光年间杭州乡绅与西湖管理的问题上有所印证。他指出，善举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或完善了基层行政（森田，2000）。古市大辅研究了奉天米谷与清朝救荒政策。他指出，乾隆年间，为解决直隶粮食不足问题，官府采买奉天米，开辟了奉天、直隶的海上流通 渠道，由天津商人商业贩运奉天米谷。奉天在物资流通政策、救荒政策中处于重要地位（古市，1993）。另有渡边祐子注意到了西方教会的在华慈善事业。她指出，1868 年扬州教案起因于当地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对天主教设立育婴堂的反对。同时，她指出了英国政府与教会在传教方针方面并不一致，批判了以往对教案的理解，认为扬州教案并非盲目排外运动或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单一解释（渡边，1994）。同时期还有研究天津城市史的吉泽诚一郎开始讨论天津的火会、善堂、习艺所等慈善议题。鉴于他的成果在新世纪后结集成书，研究成果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介绍。
新世纪后，日本学界在中国慈善史专题下的研究呈现出学者众多、关注焦点细化、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除了 20 世纪重点关注过的仓库研究、善会善堂史外，宗教（包括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与慈善、慈善人物与慈善组织等分支也涌现了众多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20 世纪曾一度流行的“地域社会论”“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等分析方法和视角逐渐淡出学者视野，社会事业、社会政策和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丰富了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内容与分析框架。从空间上来看，对跨境慈善现象的研究也体现出这一时期全球史观进入了主流视野。
21 世纪后，日本学界开始出现有关基督教慈善的研究。通常而言，在基督教慈善研究方面，欧美学者把主要关注点放在欧美教会的在华慈善活动。[关于西方学界的在华基督教慈善研究，参见《西方学界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麦科德，2020）]而日本学者对基督教慈善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于中日基督教团体及其代表人物。关于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石川照子指出，YWCA 将其在西方形成的关于“新女性”、性别平等、女性社会责任等观念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实现了本土化的发展（石川，2005）。YWCA 的领导人邓裕志也在其女子教育及抗日救亡运动中将个人信仰（基督教）、性别意识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三者相结合，体现了 YWCA 的本土性（石川，2007）。关于二战期间香港天主教的救济活动，仓田明子指出，香港天主教利用意大利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从中斡旋，凭借梵蒂冈的国际资源（资金、外交）和本土组织能力，成为战时香港重要的救济主体。与同时期的基督教、佛教相比，天主教因意大利背景和系统化的慈善网络更具生存能力（仓田，2014）。
此外，日本基督教团体还将慈善网络从日本本土扩展到了美国和中国。其代表是大阪博爱社在美国和中国开展的儿童保护事业。起初，为了保护在美日侨儿童的权益，楠本六一于 1915 年在美国加州创办了南加小儿园。其养女楠木安子基于美国南加小儿园的经验，于 1940 年在中国开办昆山中日小儿园，除收养日本孤儿外，还收养中国孤儿（大森，2023）。但该研究缺乏中美两国的实地资料，未能还原两处机构的实际运作情况，有待进一步完善。
除基督教外，民间宗教及慈善的研究也多有建树。武内房司指出，同善社和道院标志着民国的新兴宗教团体从传统秘密结社向公开慈善组织转型，慈善成为宗教合法化工具（武内，2001）。小武海樱子关于明达慈善会指出，该组织代表了清末民初宗教团体向慈善事业的转型。转型成功得益于重庆的经济变革、商人阶层的支持，以及宗教思想与社会需求的结合 ( 小武海 , 2011）。
上述研究基本上没有超出史学范畴。但近 10 年来开始有学者从社会学、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角度切入中国慈善史研究。代表学者为秋山新。
秋山新在 2019 年整合之前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专著《近代中国的救济事业与社会政策：合作社、社会调查、社会救济的思想与实践》。该书详细描写了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前半期，围绕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中国政府、民间团体、各领域学者等的思想和实践。此前，日本学界对于中国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研究集中在 1949 年以后，且主要是关于制度的介绍。而对于中国慈善史的研究中也极少提及民国时期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秋山一书填补了日本学界在这两大研究主题下的空白。秋山的社会学背景也为此书增添了诸多理论色彩。他在序章中，总结了市民性（Citizenship）、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近代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形成的思想脉络（秋山，2019）。
关于 1920 年的华北大饥荒，秋山指出灾害经验使得大众在“亡国”的危机意识中诞生了“国族主义”（Nationalism），也是社会连带意识与社会性权力的观念初步形成的历史阶段。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事实上并未完全控制全境，因此未能有效预防饥荒和实施救济，这一事实佐证了有效实施社会福利的前提是国家的统一（秋山，2019）。
诸多学者的前期积累也在这一阶段刊行专著，多角度回应了此前的各类研究。高桥孝助著《饥馑与救济的社会史》，从反思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出发，详细书写了席卷华北五省的“丁戊奇荒”，讨论了在贫富共存的地区中财富的再分配系统。描绘了晚清官僚与民间人士在灾害中产生的实践与理论的具体图景（高桥，2006）。城市研究方面诞生了两部重要专著，即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的吉泽诚一郎出版了《天津的近代：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以及研究近代奉天城市史的上田贵子出版了《奉天的近代：移民社会的商会、企业、善堂》。这两部专著均涉及了北方城市中的善堂及慈 善活动，可以看出北方城市的一些共性。例如，随着政府对地方经济干预的加强，接受政府扶持的近代工商业经营者成为地区经济界的主轴。地方社会 从“重视横向人际网络的社会”转变为“强调权力所带来的垂直性上传下达体系的社会”。在此背景下，城市逐渐扩张，大量流民涌入爆发社会危机，出现了保护、救济贫困男女的善堂。天津的广仁堂和奉天的同善堂都是在地方“权力强有力的指导下”发挥了地方社会的安全网作用（吉泽，2002；上田，2018）。研究江南华南慈善的帆刈浩之著《越境身体的社会史》，详细论述了香港东华医院、华人网络与中国医学的近代化。帆刈指出，以香港东华医院为核心的华侨社群，不单独依赖殖民政府，而是通过自身组织、募捐、联络机制，形成连接当地与东南亚、南海、北美等地华人社区的“医疗治理网”，疾病管理因华侨网络而趋于全球化。这一跨境网络模式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主权体系的“医疗主权”样式。它既不依附殖民政府，也不完全对接祖国国家，而是依托商贸与慈善，建构出一种“跨国华人共同体”的治理机制。它涵盖医疗救济、移民照应，也塑造了“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帆刈，2015）。长期研究熊希龄及其慈善事业的大江平和出版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向社会事业的发展：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大江认为香山慈幼院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向制度化的社会事业转型的案例之一（大江，2024），首次试图从社会事业角度理解近代中国的慈善组织。
纵观战后日本学界关于中国慈善史的研究，其空间视野逐步从“一国之慈善”“地区之慈善”向“跨境之慈善”转变，其背景是历史研究从中国史、地区史向全球史的整体范式转向。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也经历了从制度史到区域社会史的转变，继而融入了性别研究、社会政策、社会福祉、宗教研究等。
从学科归属来看，日本学界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特征。在历史学领域，中国慈善史始终只是“中国史”领域下的一个小分支。并且讨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慈善本身，而是以慈善为素材，讨论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市民社会组织方式、近代化路径等议题。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则将其视为观察国族主义、社会连带、宗教转型、性别秩序等议题的经验素材。 可以说，“中国慈善史”在日本学界并未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共同体，而是分散地嵌入于多个学术领域之中。各学者分散于中国史、社会事业史、殖民地研究、社会学、社会福祉学等不同领域，往往一个学者的系列成果就是一个小专题。
这样的现状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正因“中国慈善史”相对边缘的位置，研究者能从自身领域出发，以慈善为媒介切入核心问题，形成了多角度、跨学科的丰富议题，避免了“为慈善而慈善”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者分布于不同领域，缺乏学术共同体与内部对话机制，各研究之间联系松散，理论体系亦未能形成，且新旧研究之间缺乏明确的继承与发展轨迹。
此外，日本学界目前也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困境。一是早期代表性学者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在慈善史领域缺乏持续深耕的领军人物；二是研究议题趋于碎片化，宏观问题和理论建构显著不足；三是中日关系与安全政策等因素限制了日本学者入华调研的可能性，史料获取与田野调查日益受限；四是青年研究者数量锐减，学术梯队面临“断层”风险。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该领域研究的延续性与活力。尽管如此，日本学界 70 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仍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慈善通史”“慈善人物史”“慈善组织史”等研究不断涌现，极大地填补了史实层面的空白，推动了慈善史学科的发展。但从历史解释的角度来看，仍面临议题单一、理论缺乏、解释维度受限等问题。研究多停留在地方通史、制度史、人物与事件的历史叙述层面，历史解释层面上较少与其他学科以及国际同行对话。日本学界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一，重视史料的公开、收集与整理。日本学界长期重视史料的搜集与刊行。档案开放程度高，史料汇编丰富。学者充分掌握了战前调查资料、地方志、碑刻、文契等原始文献并做了细致分析。今后应进一步推动地方档案、碑刻、民间资料的发掘与系统整理工作。
第二，推进跨学科对话与方法融合。日本学界将慈善现象与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宗教实践、性别秩序、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核心议题相结合，在分析框架与理论对话上产生突破。这一点对目前仍以制度史和组织史为主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未来中国学界应积极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提升慈善史研究的分析力与解释力。以史为鉴，融入当今时代关切，推动慈善史与多学科之间的有机融合。
第三，开拓跨境慈善研究。日本学界在跨境慈善网络、医疗治理、宗教传播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体现了全球史视野在慈善研究中的应用。跨境慈善包含了更为丰富的慈善形态，也能与全球史及区域国别研究相呼应。中国学界亦可在华人华侨慈善、跨国慈善网络等议题有所拓展，回应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的现实需求。
展望未来，中国慈善史研究应在继承史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分析维度，主动引入社会科学理论工具，融合社会福利、社会政策、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多学科视角，回应更丰富的现实议题。同时，应注重国际视野与区域对话，将中国慈善史置于更广阔的东亚社会发展与全球社会治理的语境中，探索其在社会福利体系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路径与价值。期待我国学者扩充慈善史的讨论边界，为当代公益慈善发展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乃至文明进步留下宝贵的学术洞见。
参考文献
麦科德，爱德华，2020，《西方学界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述评》，胡水玉、曾桂林译校，《安徽史学》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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