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以广州 Y 社区为实践场域，采用行动研究方法探索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与策略。为应对老城厢社区的空间异质化、老龄化突出等治理困境，优化社区的公共服务，研究团队对 3 支志愿服务团队进行培育与支持。通过“组起来”“做起来”“精起来”三个阶段，社区志愿服务团队逐渐发展出可持续性。研究发现，Y 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行动研究者所持的专业话语体系与社区居民生活逻辑的有效对接，其实质是在研究者与社区居民之间构建知识共生系统，将志愿服务融入居民日常生活，降低社区志愿服务的参与成本与门槛。案例揭示出两种“对接”策略，其一为技术转化，将居民生活技能转化为公共服务资本；其二为话语转译，消解专业项目术语与方言生活的表达鸿沟。本文为社区志愿服务何以从“制度供给”转向“情境适配”提供案例启示，也为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的相关制度建设提供理论与实务参考。

关键词：志愿服务 可持续发展 知识共生 行动研究

引 言

随着“五社联动”等新基层治理框架的提出（任敏等，2021），志愿服务及志愿者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愈发受到学界与实务界关注。将零散的社区志愿者组成团队，培育为有序的志愿组织被认为是一种保持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性的有效手段。然而，当各类相关理论框架、实务技术运用于具体社区情境，却时常遭遇落地困境。例如，学者提出，使用行政主导的标准化逻辑推广志愿服务制度易忽视社区异质性（Lang&Roessl，2011），尤其在老龄化、空间分异的老城区，居民自发参与的“草根韧性”比外部植入的专业模式更具生命力（Campos et al., 2019）。再如，以类项目制的方式对社区志愿团队进行流程化管理可能削弱居民的自主空间，降低其参与志愿服务的信心与意愿（Wallerstein et al.，2019）。反之，一些“低成本可持续”模式（如定期非正式互助）通过降低参与门槛激活内生动力，反而使草根志愿组织更具活力（Cour et al.，2023）。另有学者则关注话语权力结构，发现专业术语（如“赋能”“项目化”）构成符号暴力，排斥方言使用者，需通过“文化转译”弥合知识鸿沟（García-Canclini，2001）。因此，关于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机制的研讨重心近年来逐渐由“制度供给”转向“情境适配”（Ng et al.，2022）。这意味着，较之组织化、赋能等抽象专业技术的广泛应用（冯波，2018），何以将志愿服务与社区文化禀赋、生活情境有效结合，将其融 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仍是一项有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者进入 Y 社区开展相关行动研究，培育与支持社区志愿服务团队，探索其得以更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借助一年行动，社区志愿服务团队经历了一系列成长与变化，由初步组建开始，逐渐定时定点开展服务，最终尝试向半专业的公益团队转变，展现出一定的持续性。本文旨在展现与总结 Y 社区志愿团队培育与成长历程，发现社区志愿团队得以更好组织化并可持续发展的微观技术，从而进一步解释社区志愿服务如何更好实现与社区“情境适配”的问题。

研究发现，Y 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的关键在于专业志愿服务专业话语体系与社区居民生活逻辑的有效对接，其本质是构建行动者与社区居民的知识共生系统，将志愿服务融入居民日常生活，降低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成本与门槛。其中，本案例解释了两个可行的“对接”策略。第一，技术转化，将居民生活技能转化为公共服务资本；第二，话语转译，消解专业项目术语与方言生活的表达鸿沟。

一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缘起

Y 社区位于旧时广州“河南”区，毗邻岭南高校，与珠江接壤、靠近广州最大布匹市场，临近有两大“城中村”社区（Y 社区、K 社区），面积约为 0.15 方公里，人口 1400 户，约 3860 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是 Y 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60~90 岁的老年人占比约为 30%，有 1200 人左右。社区内有多种居住类型，既包含职工宿舍，也有自建平房、商品房小区，呈现居住空间类型多样、居民收入水平差异大、社区治理力量多元三个特征。

2024 年末至 2025 年初，研究者因承接行动研究课题进入 Y 社区，课题目标为探索何以在老城厢社区培育“社区积极行动者”。以之为契机，研究者得 以参与到 Y 社区的治理与社区营造过程之中。经需求调研与社区漫步，研究者选择 5-9 巷作为开展行动的主要场域，本文所述的“社区”与“Y 社区”也主 要指这一场域。5-9 巷多为居民自建房，也有部分国企职工宿舍，居民大部分是 60 岁以上老人或外来租户。5-9 巷具有典型的老城厢社区特征，为社区治理与营造带来挑战。一方面，5-9 巷保有丰富的，可挖掘的文化资产，例如岭南大学建筑，掌握本土文化知识的社区长者等。此外，居民的生活技能、人际连接也是重要的社区资产之一，5-9 巷居民大多为退休工人，他们喜爱制作手工艺品，家中也保有许多表现单位制生活历史风貌的老物件，这皆为社区治理与营造可动员的宝贵资源。但另一方面，5-9 巷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垃圾治理、老人服务缺失、公共空间维护不足等精细而复杂的服务空缺仍有待社区自治的填补。综上，5-9 巷是一个具有潜在可动员资源，又对治理优化有需求的“社区”，故研究者将之作为培育“社区积极行动者”的行动场域。

（二）研究方法

积极行动者的培育是一个研究者与居民互为主体，协作共治的过程，研究者需要不断在与居民的互动与协商中反思实践策略，改善行动方案，最终在实践与理论的穿梭中完成知识生产的“螺旋上升”。故，一边亲身参与社区事务，一边完成实践经验与理论对话的行动研究方法较为符合研究者培育“社区积极行动者”的目标。所谓行动研究有两重含义，一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并非“主体 - 被观察客体”的关系，而是互相学习、合作的伙伴，在互动中共同生产知识（古学斌、霍小玲，2022），它强调研究者与在地者在知识中的合作生产，反对在当地社区进行“知识榨取”，这适配研究者整体的行动目标，也能使研究者在与居民构建伙伴关系中真正洞察社区需求、改善社区治理境况；二是行动中的知识生产呈现行动—反思—再行动的演进过程（陈向明，1999），即研究者在实践中建构知识，再转而以知识影响实践，由此“螺旋上升”。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目的不仅是学术生产，同时也是服务和助人，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是行动的主体，不断影响知识的生产和服务的具体过程与效用（武俊萍等，2022）。

在确立 5-9 巷这一行动场域及行动研究法的相关理论、技术、伦理准则后，研究者于 2024 年中进入社区，与扎根 5-9 巷耕耘治理实践多年的公益组织“807 社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807”）及其负责人贾老师取得联系，组成 Y 社区“研究团队”。本文所述行动过程自 2024 年中开始，持续至 2025 年中。研究数据来源于研究者的行动日志、田野笔记，以及对社区居民开展深度访谈所得的访谈记录。与居民合作书写的项目书、演讲稿等文字材料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为更好地获知 Y 社区在 2024 年前的治理境况，研究者对贾老师多次进行深度访谈，翻阅 807 的项目文书、媒体报道、公众号文章等信息。

（三）行动策略

5-9 巷内老年居民占比较大，而综合 807 在地服务经验，老年居民亦是较可能进行动员，且对社区服务有一定需求的主要群体。志愿团队的组建和培育将以老年服务为重心，同时又注重老年居民能动性、积极性的激发，从而挖掘、培育社区积极行动者。以上述需求分析为出发点，行动策略如下：

第一，重视 5-9 巷的社区资产，即历史建筑、人际连接与居民特长等。5-9 巷是旧国有工厂家属区、居民自建房混居区域，也是岭南大学古建筑较为集中的区域，这些空间、人员分布特质构成 5-9 巷独有的社区资产结构。例如，居民之间大多互相熟识，建立起较为长期的信任关系与邻里友谊；诸多居民曾在国有工厂担任流水线工人，大多动手能力强、对手工制作的兴趣浓厚，因此 807 所举办的手工艺品制作活动长期受到好评。在志愿团队的发展过程中，抓住这些社区的文化特质、居民的技术特长开展行动将是激活居民参与到治理行动中来的前提条件。

第二，在熟知社区资产结构的前提下，探索一种相对贴近生活的行动策略，即，以更为贴近居民生活的方式组织、赋能各类社区自治团体。5-9 巷保有相对浓厚的“街坊”气息——居民不仅互相熟识，且习惯于开展各类小微互助行动，中老年居民大多互相熟识、了解且信任，时常可见居民互相问候、结伴出行的情景，居民之间也时常串门、赠送礼物或是帮衬子女。正因此，当开展社区集体活动时，居民大多愿意结伴前往共同参与。基于此，可首先带动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吃喝玩乐”“吹拉弹唱”起来，再潜移默化地带动居民从善待邻里向认同社区公共性、认可社区共同体转变。

第三，作为公益从业者和研究者的研究团队应成为社区居民的协助者、支持者而非给予者、直接服务者。将主动权交予居民，充分激活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动力，是研究团队认为“积极行动者”挖掘、培育的前提条件。

综上，核心行动策略及目标是以 5-9 巷中老年居民为动员主体，推动其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公共事务的方式逐渐组成志愿队等自治团体。

（四）行动框架

通过整理 807 在地长期耕耘的各个项目，我们发现 3 支已初具雏形的志愿服务团队：“老友记”学堂志愿服务队伍、社区共享花园种植小组、社区缝纫小组。不仅如此，Y 社区部分居民本身在居民之中就具有一定的声望与号召力，可以帮助研究团队动员居民，或是可吸纳到研究团队尝试培育的 3支志愿服务队伍中来。例如，曾经担任厂长的刘叔就在居民之中具有较高的声望与号召力，时常协助 807 的工作；曾任流水线线长的樨姨则已经是社区的志愿骨干之一，多次组织社区中老年女性开展互助服务，多次帮助 807 组织和开展“老友记”学堂的各类活动。可见，5-9 巷已有一定的志愿服务团队运作基础，并且这些服务团队已积累起一定的运行经验与积极居民。基于此，我们将“积极行动者”界定为具有一定可持续性和韧性的社区志愿服务团队。

可持续性社区志愿服务团队的培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可持续性”不仅停留在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次数多、频率高上，更要求志愿服务队伍具有一定的主动开展服务的意愿，且得以持续获取资源，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由此，后续具体行动主要将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使志愿服务队伍初步组建起来，并具有初步的目标与相对稳定的活动秩序，尽可能吸引更多社区居民参与到活动、服务的进程之中；第二阶段，使 3 支队伍的志愿服务可以以一定的模式稳固地持续下去，最为理想的状态是无需专业公益团队的驱动或激励，居民自我有意愿、热情自发地组织起相关活动或开展有关服务，并在每个队伍中识别、挖掘出一批社区志愿积极骨干；第三阶段，重点支持与培育积极志愿骨干管理志愿队伍的能力，及使之可以成为持续维持、管理志愿服务队伍的“半专业”公益人，提升志愿服务队伍获取各类资源支持的能力，使之得以持续运作下去。

如上，行动目标逐渐由相对模糊地拉动中老年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转为相对具体地探索中老年志愿服务队伍可持续机制，并确立了相对具体、历时性的行动框架。基于此，研究团队在 Y 社区 5-9 巷正式开展行动。

二 Y 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机制探索历程

（一）志愿队伍“组起来”

Y 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的建立基本遵循公益组织发现需求—公益组织动员居民参与活动—公益组织推动居民自成活动小组的流程建立。三年前，807入驻 Y 社区，发现这里老龄居民众多，却缺乏保持恒常开放、居民大多认可且知晓的公共活动空间，于是便组织一批老人“吃喝玩乐”。807 链接周边高校、服务机构、商业组织的专业人士在社区艺术馆“黄房子”开设各类“学堂”，组织老人们学习养生、唱歌、手工艺品制作，逐渐形成老友记剧 团、合唱团等有一批固定成员的文娱活动团体，也就是后期“老友记”志愿服务团队的雏形。第二支志愿服务队伍种植小组脱胎于社区共享花园建设的小微项目。2024 年初，807 发现 5-9 巷存在多处闲置空地，而居民又缺乏公共活动与社交渠道。贾老师认为，发动居民通过种植花草来改善巷道环境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于是便通过居民互相介绍，组织起一批具有种植经验且爱好园艺的居民共同捐赠工具、购买花草，在公共空间小范围地种植花草，渐渐形成一个种植小组。

此外，一些外部行动者或公益项目的引入也推动了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的建成，第 3 支队伍缝纫小组便是其中之一。2024 年 3～4 月，807 基于前期项目经验，开始有意识而系统地发掘志愿骨干、成立志愿小组，支持社区志愿服务发展。彼时，通过在线上群聊、线下与居民面聊等方式，贾老师得知许多居民有修补、改造旧衣的需求，而 5-9 巷居民又大多是工人出身，动手能力较强，他们完全可以组织起来自发学习这项手艺。于是，807 通过居民介绍找到秀姐，她与丈夫飞哥在 Y 社区经营裁缝铺长达 20 年，是一位经验老到的裁缝。一方面，缝纫是秀姐的日常工作，开展一些集体缝纫活动于她而言并非难事；另一方面，为居民做一些服务也能推广缝纫店的生意。如此，秀姐与 807 有了合作契机，开始定期组织街坊邻居一起学习缝纫手艺。最初，集体缝纫活动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修改家中旧衣，后来则逐渐发展为做工艺品、学习扎染等趣味活动。缝纫活动零星开展几个月后，807 获得与广州美术学院等高校的项目合作机会。例如，广州美术学院陈老师与秀姐、飞哥合作绣“龙爪”引起社区居民、媒体的关注，这推动缝纫小组开始探索更具影响力的活动形式。2024 年 6 月，缝纫小组从居民处回收一匹旧布旧衣，帮助老友记剧团“爆改”成演出服，引起较大反响，曾作为新闻登上《南方都市报》。上述活动增强了居民投入缝纫活动的积极性，也使秀姐等主要成员有信心与价值感，由此，缝纫小组的成员、活动时间也逐渐固定下来，逐渐形成一支志愿服务队伍。

社区活动是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的重要媒介，也为志愿团队的组建奠定了基础。经由公益组织支持与动员，老友记学堂、缝纫小组与种植小组逐渐积累起一批“熟人”，从零散组织的社区活动中组建起 3 支具有组织雏形的志愿服务队伍。

（二）志愿服务“做起来”

2025 年初，“老友记”学堂、社区种植小组、社区缝纫小组 3 支志愿队伍已初具雏形，吸引了一批相对固定的居民志愿者参与其中，也逐渐与其所对应的服务需求相契合。然而，志愿服务何以有组织、有秩序地延续下去成为下一阶段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若要使居民长期、持续地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首先需要使这一活动融入其日常生活，使志愿服务成为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事项，而非需要公益组织号召、推动才能有序进行。简言之，我们期望坚持最初所制定的“生活化”行动策略，令居民自发、内驱地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以保证在外部支持力量退出后志愿服务团队仍然保持自主运作。

社区种植小组的成功经验为何以实现志愿服务“外推转内驱”提供了参考。既有研究大多将志愿服务的组织化技术抽象化为组织符号的塑造、组织价值观的凝练或推动组织转向专业化等要素。例如，使用塑造文化 IP、积分兑换、价值激励等策略激发社区居民积极性。这些策略固然得以暂时将松散的社区居民组织起来，但其忽视了居民生活与有序的组织化生活本就存在一定割裂，以至于当推动志愿组织成立的关键行动者（往往是外来组织）退出社区，组织便会面临解体。研究团队在探索社区种植小组与社区花园的有序管护中发现，行动者应重新审视志愿服务与社区公共活动运作的“技术”和“成本”问题，避免抽象化、拔高式地将志愿服务团队转变为专业组织。反之，“低成本可持续”原则更为适配社区志愿服务团队的初期成长，即，为社区居民创造低门槛、日常化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动路径，将更有利于志愿团队持续焕发活力。

2024 年至 2025 年间，新港街道及周边诸多社区纷纷开展建设社区共享花园的治理创新“试水”，一时间，Y 社区周边涌现出 20~30 个社区共享花园“试验田”。此时，Y 社区正值空间微改造与环境美化的探索时期。率先发生改变的是 5-9 巷路边的墙面——广州美术团队进入社区，为 5-9 巷墙面制作了一系列具有广府传统文化特色的墙画。此外，高校团队也将闲置的社区公共空间“黄房子”改造为社区博物馆。此时，807 注意到，巷道地面、广州公益慈善书院阳台等公共空间仍大面积闲置，且有杂物堆砌。于是，借空间微改造之“风”，807 汲取各地探索社区花园建设的经验，逐渐产生在5-9 巷开展社区共享花园建设这一想法。基于此，贾老师与广州公益慈善书院达成共识，将书院二楼露台、807 创新空间二楼天台与周边部分居民的家门口空地规划起来，共同建设成一个社区共享花园，并组织种植小组对其进行管护。

2025 年初，研究团队正式开始建设共享花园。建设花园的首个步骤是“找对人”——种植花草是一项需要专业种植技术与时间投入的工作，行动得以成功的首个目标是“将花养活，否则后续的一切免谈”。于是，寻找一位真正“懂花”的居民，并依靠其技术开展种植，是共享花园得以存续的首要条件。两项工作逐一铺开，一是寻访熟人，询问是否有爱花、种花的能人可以提供专业意见；二是在社区漫步，看是否有长势较好的家庭花园，再入户询问户主，是否能够支持社区花园的建设。最终，社区居民相互推荐，帮助我们找到 Y 社区“花王”——梁哥。梁哥具有多年绿植种植经验，熟悉各类花卉、绿植的生长习性，自身也是周边各大花卉市场的常客，不仅对各类花草的生长习性和照料准则都十分熟悉，更重要的是通晓市场行情，知道在何处可以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植物、哪个商户比较实在、哪边要价更为便宜等。由此，梁哥就受邀担任社区花园的“顾问”，给种植小组提供一系列专业意见，并在空闲时间参与花园空间的养护。梁哥本身也是养花人，再加上和社区中很多老工友也十分熟悉，又认可 807 的在地工作，就长期做起社区花园的技术顾问。

正式开始种植前，梁哥提议种植小组先种山茶花，因为山茶花生命力顽强，不需要过于精细的照料，而开出的花朵又赏心悦目，是一种高性价比的，“人人都能上手”的花卉。同时，梁哥为种植小组推荐了芳村花卉市场作为花苗、花种的购买地点，那里的种苗基本是直销，价格便宜且品质优良。由此，在 807 协助组织下，种植小组先是集中在周末开展一次摆盆、种花的“开园”活动，邀请 Y 社区许多亲子家庭、中老年人前来参与种植，搭建起社区花园的雏形，后续再由住得较近的丁婶、成熙等人组成种植小组核心团队，于每周六定期维护。经过几个月维护，山茶花长势良好，种植小组成员不用投入过多精力就能使花园内的花卉长势繁茂，这极大增强了周边居民参与的信心。久而久之，无需研究团队频繁联系、推动，周末时总有周边三两居民前往社区花园浇花、聊天，放松心情或是共同社交。相较之下，周边许多社区花园虽一时热闹，但由于花卉无法及时得到管护，花园也很快就不了了之。

如上，在志愿服务开展初期，对社区资产的充分挖掘与运用，能大大降低志愿服务开展的成本，使其保持初期的“低成本可持续”，为后期的“高效可持续”奠定基础。5-9 巷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的持续运作得益于充分动员社区资产的“低成本”哲学，即短时间、低成本的固定、生活化的举措降低了居民走进公共生活的门槛，且投入较少精力便能获取较为可观的回报（如在社区花园中投入较少时间便可收获较为美观的花卉）。此中，各类积极的居民志愿者的协作则使这种志愿服务的持续运作成为可能，“技术型”居民共享其所持的生活技能，而“关系型”居民则帮助维护志愿组织的常态运作，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可见，回归居民生活与充分挖掘社区资产、从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的志愿服务入手行动，更为贴合本土多样化社区的服务需求。

（三）志愿组织“精起来”

前期，研究团队通过组织积极行动者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探索出志愿服务的“低成本可持续”机制。随着时间、空间与活动成本、核心团队成员的相对稳定，老友记学堂、种植小组、缝纫小组 3 支服务队伍都已运作超过半年之久，我们也与社区共享花园的技术顾问梁哥、缝纫小组的负责人秀姐，积极居民志愿者樨姨、丁婶等人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3 支志愿服务团队也基本形成公益组织链接资源 + 志愿骨干开展各类具体活动的恒常服务模式。然 而，志愿服务延续至今虽已基本摆脱“生存焦虑”，但也正遭遇发展瓶颈——居民虽乐于到老友记学堂、花园、缝纫小组来“玩”，但积极志愿者尚不具备团队管理、组织建设、策划活动等能力，如此长期发展下去，很容易演变为几个熟人的“自娱自乐”。老友记学堂长期难以获得发展突破的现状已引起 807 的担忧，贾老师认为，“做来做去都是那几个人来参与，这样一直做下去，资助方也很难每年都资助你”。

志愿服务团队若要真正具备可持续性，在解决常态化地开展活动等“温饱”问题后，应在团队管理、骨干能力提升和资源获取等“发展”要素上继续寻求提升，使服务逐渐项目化，辐射到更多居民或是周边社区。志愿活动所需的资金、人员虽量不大，但仍有一定需求，这些工作前期主要由 807 各处筹款来覆盖 3 支志愿服务队的运营成本。为了志愿服务团队能真正“交还给居民”，2025 年初至年中，研究团队开始尝试让居民志愿骨干参与到资源筹措与活动策划等过程中，使其逐渐学习公益组织管理的技术与理念，为志愿服务团队争取更多发展机会。

2025 年 3 月，广东省千禾社区基金会与阿拉善基金会合作，发起面向应对气候变化类社区项目的小额资助，额度为 5000 元，资助周期为半年。这是一个给予 5-9 巷几支志愿服务团队成长、练手的好机会，也是一个与居民志愿骨干进一步合作的契机。经过与几位志愿骨干的商议，我们发现，专注于旧衣改造的缝纫小组日常实践“旧物的循环利用”，最为契合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主题。因此，研究团队与缝纫小组核心成员一同策划写作了一份简易项目计划书，将为老友记剧团制作演出服、制作旧物回收展览、举办二手市集等行动规划转化为项目文本后提交至资方。项目书成功入围，并获得了路演资格。项目申请几乎已成功一半，但最关键的路演工作由谁来承担？演讲、协商等口头表达能力是公益组织发展生存的关键所在，而这也正是居民志愿者所陌生和缺失的领域。贾老师提出，“与其什么都交给我们专业的公益人自己来干，不如‘冒个险’把它直接交给居民。”

然而，让居民志愿骨干进行项目路演的挑战之大远超研究团队意料。当贾老师将“有一笔钱可以进来”的消息告知缝纫小组成员时，居民大多情绪振奋，认为“有一笔钱对大家来说始终是好事，不仅能做更多事情，多少也是个激励”。作为团队负责人，也是路演人的秀姐却对“项目路演”这一活动倍感陌生与焦虑。“哎哟，我哪里做得了这个”，秀姐曾向研究者反复“诉苦”。为顺利帮助缝纫小组完成路演、获取资助，我们将其焦虑情绪来源拆解为几个要素。首先，路演对于专业公益人而言虽只是习以为常的行动，但对长期与类似工作隔绝开来的居民来说只是抽象而模糊的“在很多人面前讲话的活动，甚至可能现场会有专家、领导”，这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尤其对于长期做个体工商户的秀姐来说，对“专业人士”“领导”总有些畏惧情绪；第二，演讲的技术问题难以攻克。基金会的项目评估团队往往是一支非本地化的专业人士，因此要求路演者使用普通话演讲，这对于长期使用粤语交流、生活的秀姐来说是巨大的挑战；第三，演讲是一种更偏书面化与表演性的言语表达形式，对于并未有相关工作经验或经过技能培训的秀姐来说完全是一套陌生的表达体系。缝纫小组“出道”便要独立面对这一系列挑战并不现实，且很可能挫败秀姐等志愿骨干的信心。事实上，具备公益组织运营的专业技能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采取“过渡”措施帮助志愿服务团队成长。于是，两方面应对策略随之产生：第一个策略是给秀姐提供充足的情绪支持，这一工作由 807 主要负责。贾老师作为长期协助社区服务的伙伴，一方面与秀姐有较为良好的信任关系，能较有效地缓解其焦虑情绪；另一方面，保持 807 创新空间长期开放，便于秀姐、丁婶、樨姨等长期友好交往的志愿骨干随时前往聊天、喝茶，互相鼓励。第二个策略是由研究团队充当“翻译”，先由研究者主笔，为秀姐准备一份演讲稿，再在帮助其练习演讲过程中不断改稿，直至书面表达与秀姐的口语习惯能较为顺畅地融合，使之能顺利完成演讲。准备路演不仅是为满足项目申请要求所做的流程性工作，更是一项专业公益人与社区文化情境、居民生活惯习产生主题互动的过程。

项目路演要求主讲人作 5 分钟演讲，阐述何以应对气候变化、服务设计及项目预算三方面内容。参照这一要求，研究者回顾自身演讲经历，以一分钟讲述 300 字的语速为标准，使用尽可能口语化的语言拟定了一份 900 字左右的讲稿，并于路演前一晚，邀请樨姨、丁婶等志愿骨干一同前往 807 创新空间进行模拟路演。初次模拟前，研究者将讲稿用小四号字打印在两张 A4纸张上递给秀姐，她第一时间感叹“这么多字”。研究者出于自身经验，认为“只有 900 字左右，5 分钟讲完绰绰有余”。然而，初次模拟演讲以碰壁告终，秀姐仅能勉强念完讲稿的五分之一，一是因为长期不使用普通话交谈，秀姐的普通话演讲速度远低于熟练使用普通话者；二是讲稿中仍存在诸多书面化表达，秀姐直言“太拗口”，这加深了她的挫败感。初次模拟的失败使研究者意识到，居民生活依托的话语体系与项目资助偏好的话语体系、研究者惯常使用的书面表达截然不同。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应对这样的区隔？一时间，行动陷入“僵局”。

经过协商我们发现，不懂形式化表达并非居民志愿者的短板，反而是资方可能偏好的“务实”表达，而将这种语言风格与资方关注的需求结合起来，尽量减少不必要空话套话，才是帮助缝纫小组进行路演的正确策略。贾老师对于何以帮助居民“务实”地演讲作了一些总结：“其实项目资方关注的无非是三个问题，我们只需要说清楚即可，空话套话就不必要说了，比如这里的应对气候变化，本身旧衣物、旧布循环利用就是在回收物料、保护环境，这不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吗？”基于此，研究者转而在尊重秀姐表达偏好的基础上修改讲稿，一是减少不必要的形式化语言表达，二是将项目需求转变为最为平实的生活常识。为修改讲稿，我们使用“一句话”法则，即，“一句口语化的表达说清楚一个问题，能不多说一个字绝不多说一个字”，如此一来，“回答三个问题也就只需三句话”。休整片刻，秀姐重新拿起讲稿，准备再次试讲，丁婶却出乎意料道，“没事啊，你可是‘Y 社区第一剪’。”这一颇具本土化的称谓很快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个称呼太好了，你一定要写在讲稿里啊。”于是，新版讲稿以“我是秀姐，号称‘Y 社区第一剪’”开头，并遵循“一句话”法则，卯准三个项目关照的基本问题进行书写表达。在修改过程中，研究者反复与秀姐确认怎样能顺畅进行语言表达，例如将应对气候变化转译为“回收旧衣物，减少材料浪费，保护环境”，最终将900 字的旧讲稿缩减为 300 字。借助新讲稿，秀姐顺利完成试讲，受到很大鼓舞。

正式路演时，缝纫小组核心成员与研究团队全程陪同秀姐演讲，而在为期 10 分钟的路演、答疑完毕后，丁婶、樨姨、芳姨等志愿者伙伴纷纷对秀姐竖起大拇指。离开 807 创新空间前，秀姐掏出手机拍下多人协力完成的300 字手写稿，并对在场的每个人说了多次“谢谢”，这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居民志愿者的行动潜力。

“秀姐”的成功案例揭示了对居民的培力赋能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一项微观、具体的技术。研究团队作为“专业”人，将居民生活话语与专业项目逻辑进行对接，使之可获取外部支持资源。此外，807 为居民创造的公共空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社区“街坊”在 807 创新空间内的互相支持与鼓励有效消解了项目路演的严肃性，也得以优化居民志愿者间的人际连接。

三 行动成效与反思

（一）行动成效

1. 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机制的探索

历经一年，3 支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初步实现了常态化、可持续地开展服务，并推动一支队伍探索向半专业化公益组织转型，为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机制的探索提供了一项历时性案例、微观技术参考。基于居民服务需求、社区治理特质，研究团队逐渐总结出探索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机制这一行动路径，培育出老友记学堂、社区缝纫小组、社区种植小组 3 支相对稳定的志愿队伍，并与缝纫小组志愿骨干合作申请到一笔小额资助，尝试推动其向半专业化的公益组织发展。

其中，Y 社区志愿服务团队可持续机制的建设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得以实现，即志愿队伍“建起来”、志愿服务“做起来”、志愿服务“精起来”。其中，“精起来”何以可能仍是一项探索中的问题，但借由行动者与“秀姐”的合作实践可知，带动居民参与小额资助申请、路演、议事会等事项，帮助居民学习公益思维，实现项目话语与本土生活话语的“转译”，仍是一项建设社区志愿团队能力的可取路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志愿服务团队的培力赋能是一项长期的过程，目前，Y 社区的志愿服务团队仍需借助 807等在地公益组织投入大量精力、时间与注意力予以支持，其距离真正实现自我造血、长期可持续仍有较远距离。

2. 社区志愿者的微观成长

另一方面，我们对社区志愿骨干的微观成长、类型及所需能力进行总结，为下一阶段的行动奠定基础：

第一，充分依靠、发掘居民生活技能等社区资产，可有效降低志愿服务的行动成本，使社区志愿服务更具生命力。这种依托居民生活技能的“低成本可持续”往往需要依靠行动者与居民长期建立信任关系，并依托积极居民志愿者的协作共治得以实现。可见，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化”并非仅仅旨在建设组织架构、完善组织理念，而更强调动员者与居民、居民内部间信任关系的构建与生活技术的共享。其中，技术型（梁哥、秀姐）、关系型（樨姨、丁婶）与半专业型（部分有公益、社会工作等行业从业经历的居民）等几类积极居民志愿者的有效合作与生活技能共享是志愿服务得以“做起来”的关键所在。例如，社区花园之所以得以有效存续，源自梁哥等掌握种植技术居民的协助与支持，使种植花草得以低门槛、低成本地在居民中推广开来，种植小组也因此得以成立。而志愿服务的有效组织、长期投入又依赖樨姨、丁婶等“热心肠”，与居民长期建立友好连接的关系型行动者。

第二，明确了社区志愿组织在各个行动时期所需的能力与大致行动目标。目前，Y 社区志愿服务已具备一定的稳定开展活动的能力及可持续性。3 支志愿服务队伍已组建成员相对稳定的核心支持团队，并在较为固定的场所、时间开展一系列服务行动。而为支持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的进一步存续，研究团队将以推动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向“半专业”的公益组织发展作为后续目标，这对志愿骨干提出较高要求，即，要求志愿骨干不仅需成为活动参与者，更应向资源协调者、组织管理者转变。与秀姐合作申请小额资助的成功案例虽初步论证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然而，若要真正实现志愿组织持续获得资源支持，仍需与志愿团队探索更为深入的社区服务模式。向半专业化公益组织转变对 Y 社区志愿服务团队的发展是否可行？其将对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有待后续行动探索的解答。

（二）行动反思

对行动成效的阐述并不意味着 Y 社区的 3 支志愿服务队伍已真正实现可持续，反之，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社区志愿服务团体获取资助具有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缺少专业团队支持的居民团队尤其难以获取项目资助。例如，2024 年初，807 与一批积极社区居民一同整理了社区文化资产，将岭南大学多处历史建筑故事做成导赏材料，并与社区内知晓建筑故事的积极居民合作开展社区导赏，受到多方欢迎，但由于社区导赏服务难以与周边基金会、政府部门偏好对齐，只得不了了之。在与秀姐合作申请小额资助前期，研究团队也曾尝试与樨姨等志愿骨干合作为“老友记”志愿服务队争取基金会资助，但由于专业性缺失、项目路演水准未达标等，并未成功申请资助。纵使已有帮助缝纫小组申请资助的成功案例，但专业项目逻辑与居民生活话语之间仍存在较大鸿沟，何以支持居民志愿团队消解话语障碍，获取更为持续的资源支持，仍是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

第二，社区志愿服务团队难以吸纳新成员或产生更大影响力。Y 社区3支志愿服务团队虽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服务模式，但其服务辐射范围仍局限在5-9 巷内，其运作大多仍仅仅处于“低成本可持续”的最初状态。807 认为，“做了这么久都只有这几个老人家来”并非志愿服务队伍运作的理想状态，而应将受益人群推广至整个社区，甚至应服务毗邻社区，如此才能争取到更多外部资源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影响力是其得以争取到资源支持的关键因素。本质上，3 支志愿团队的运作仍大多停留于“邻里互助”“帮助朋友做好事”范畴内，如何推动居民产生社区共同体意识与培育志愿团队的“公共性”，仍是一项重要挑战。

四 结论与讨论

现今，关于志愿服务可持续机制的研究重心逐渐由“制度供给”转向“情境适配”。较之组织化、赋能等抽象专业技术的广泛应用（冯波，2018），何以将志愿服务与社区文化禀赋、生活情境有效结合，将其融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仍是一项有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借助 Y 社区的探索实践，从更为微观、历时性的角度为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机制的探索提供了一个较为详实的行动案例，并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定启示。

借助为期一年的行动探索，Y 社区志愿服务队伍从最初的初步组建，居民零星参与志愿服务，到如今逐渐探索获取资助，向半专业的公益组织发展，其逐渐呈现出一定的可持续性。其中，关注居民生活技能、生活实践，并注重行动者与居民、居民之间信任关系建构与合作行动的策略与路径，较之片面强调完善组织结构、发展组织技术更能激发社区志愿服务的生命力。总结上述行动实践，Y 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的关键在于行动研究团队的专业话语体系与社区居民生活逻辑的有效对接，它使行动者的专业知识与居民的 生活技能与社区资产形成合作对接，构建行动者与社区居民的知识共生系统，将志愿服务融入居民日常生活，降低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成本与门槛。在 Y 社区行动案例中，我们发现此种“对接”中的两项可用行动策略：第一，技术转化，重视社区资产的发掘与动员，将居民生活技能（例如上文所述的种花、缝纫等技术）转化为公共服务资本。它主要存在于志愿服务组织的成长初期，例如在社区共享花园建设中，梁哥的种花知识帮助社区花园低成本地运转起来；第二，话语转化，消解专业项目术语与方言生活的表达鸿沟，例如研究者与秀姐在合作申请小额资助中实现双方话语的交融。

综上，本文注重社区志愿团队成长中的微观技术，为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机制的探索与志愿服务支持制度体系的完善提供启示。首先，向专业化、组织 化路径发展仍是社区志愿服务团体的发展方向，但这两项准则并不意味着志愿团体的标准化与同质化。志愿团体与居民生活禀赋、社区文化属性密切相关，志愿组织的架构、运行机制应与居民生活与需求相呼应。其次，居民内生、自发的小微志愿组织在获取资源支持中仍面临话语壁垒。从帮助“秀姐”申请小额资助的案例可见，专业组织所持资源与社区志愿团体间仍存在较大的话语差异，居民自发内生的诸多社区志愿服务组织仍难以获取外部资助，何以打破这一话语壁垒，使资源真正与居民所需实现有效对接，仍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Y 社区志愿服务队伍虽已发展出一定的常态化活动趋势，但其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挑战。目前，争取小额资助虽使 Y 社区志愿服务队伍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居民自发管理、执行服务项目何以可能，仍需要志愿队伍组织架构、动员机制上的进一步突破。此外，在外部支持撤出后，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动力能否长期持续，仍有待检验。居民对社区资源“共有”和“共享”的主动意识仍有待培育，而这需要社区公共性培育的长期历程，而这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行动研究团队在进一步实践探索中对其进行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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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波，2018，《农村女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究——以浙江嵊州“村嫂”志愿服务组织为例》，《社会治理》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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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斌、霍小玲，2022，《行动研究的重要精神和特质》，《社会工作》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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