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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刘远钦、胡海龙
发布时间：2025 年 12 月 04 日
【笔者按】
本文是湖北省十堰市助学人士陈志忠的个人口述史，回溯了他从 1999 年到 2013 年前后 14 年的助学历程。陈志忠幼年失学，对贫困生的困境感同身受，因此长期关注山区贫困学生。他以个人资助的方式起步，自主探索出了结对资助模式，他开办的爱心助学超市有一定的社会企业性质。他在助学路上历经坎坷，2013 年不得已放弃助学。他的精神极为感人，带动了十堰、武汉等地许多市民参与到助学中来，十堰最早的民间志愿者协会的成立受到了他的直接影响。
鄂西北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经济和教育洼地，改革开放后到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间，这里因贫失学的现象普遍存在。陈志忠是 20 世纪 60 年代生人，成长于经济改革浪潮中的小镇，他的人生经历、助学历程与中国社会当时的变革和十堰地区的教育发展密切相关，透过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鄂西北乡村教育之一斑，同时，也能了解世纪之交湖北教育领域的志愿者筚路蓝缕又矢志不渝的助学历程。认识陈志忠缘起于朋友发起的纪念江诗信诞辰 90 周年的口述史活动。得知陈志忠在江老生前与其有密切交往，加上他在十堰助学多年，我们便对他进行了访谈，透过他了解到江诗信老人当年助学的事迹，以及二人相似的经历甚至命运。我们都是十堰人，对他们为促进自己家乡教育发展的努力和付出心怀感念，所以对他进行了进一步的访谈。
陈志忠目前已经年届六十，虽然身体状况欠佳，但思维清晰、表达流畅，对于二十多年前的经历如数家珍，说到动情处潸然泪下，可见他始终是一个容易动情、善良而纯粹的人，可以说，淳朴善良的天性是他坚持助学的根本动力。他因家庭贫困而少年失学，对教育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这是他后来走上助学之路的直接原因。同时，通过访谈可以感受到陈志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如果他读了大学，必然成就非凡，这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的遗憾，所以他才对资助贫困孩子读书如此用心。在助学的道路上，陈志忠遇到了个人能力的局限，这促使他自发地提出了结对资助的构想，以汇集更多善的力量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学生；遭遇了朋友的打击、家人的不理解甚至受助学生的冷漠，但这并没有让他放弃或退缩。对此，他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在遇到需要帮助的学生而自己恰好又有能力帮助时，如果不及时出手相助，自己的内心就会内疚——这是一种很好理解的心情，这种心情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陈志忠壮年时代的主要精力都献给了助学事业。可以说，让更多的贫困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是他最大的梦想，助学是他一生的心血所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所资助的 400 多个学生的命运，可以说，改变贫困学生的命运是他助学最直接的意义。同时，他的助学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规模始终有限，没有建立正式的组织以凝聚更多的力量，没有利用互联网接触更大的团体并与更多的志愿者建立联系。另外，在助学的某些阶段过于追求助学的规模和功效，而个人能力达不到时便出现了铤而走险的行为，这可归结于他没有形成建立组织的自觉意识。
除了他的助学经历外，访谈中他个人早年的人生经历可以让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始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贫困学生的家庭状况让我们看到当时乡村教育的真实面貌，他为了帮助更多学生而想出的各种富有创意的策略让我们看到了他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他后来的遭遇也让我们反思在社会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早期志愿者的共同命运和所处境遇，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都极有意义。
以下内容整理自他的口述，我们尽力保留了其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以求真实呈现他的讲述。
现在回忆，自己之所以后来走上助学路，看似偶然，实则和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有些事就好像冥冥之中注定了一样。
我老家是襄阳谷城县的北河公社，后来改属城关镇。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还可以，也非常想读书，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读不起。为什么读不起呢？我们家里七口人，五个小孩，父母两个人是劳动力，那个时候吃饭都是靠工分，我母亲常年生病，我父亲是主要劳动力，一天挣 10 分。我姐姐大我 5 岁，13 岁的时候她因为家庭贫穷辍学了，辍学以后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开始挣工分，一天才挣 6 分。我初中只读了一年，到初二读不起了，2 块 5毛钱一学期的学费交不起，就在 14 岁的时候辍学了。
那个时候的生活，到现在我都印象特别深，因为我长期处于吃不饱饭的状态，可以说几乎没有吃饱过。在我的记忆中，我小的时候晚上从来没有吃过饭，为什么？没有粮食。每天下午放学以后，到了晚上家长都会逼着孩子睡觉，他也不做饭，在我们睡着了以后，他们在厨房里做一点点，他们两个人吃。那个时候说的理由是大人第二天要干活，不吃饭不行，他们说小孩晚上不能吃饭，吃了有食气，（方言，晚上吃饭容易消化不良而形成积食的意思）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因为没有粮食吃。后来大一点，到了晚上我们自觉地到床上睡觉，但是饿得睡不着。等一两个小时以后，家长们在厨房里悄悄做点饭吃，哪怕是煮点白米稀饭，我都闻得到那个香味。我们那时也比较懂事了，就蒙着被子哭，也不起来，因为起来也没吃的，还让家长心里难受。
我们这边有个小企业，叫砂石厂，大概有一两百号人。我退学之后就去了砂石厂工作，主要是在河里筛沙，然后装到车上运走。那时候，二汽建设需要沙子，就有一辆大货车从十堰跑到谷城的河里拉沙回去。我十四五岁，因为贫穷，为了想吃点饱饭，就要和大人一样干活。可想而知，十四五岁的孩子和成年人一样干活是非常吃力的，你干慢了，就让别人吃亏了，所以你必须逼着自己和成年人一样干。比如说，一个货车来拉沙，四个人上一车沙，你要是上少了、上慢了，人家三个人就吃亏了，这样人家就会吵你，只有你跟大家一样地干，让人家感觉到不吃亏，人家才愿意跟你组班上一个车。那时候我争气，白天干活手都磨得起泡，每天晚上回家以后，用被子蒙着哭，手疼，又不想让家长知道，最后两只手板心长了好厚的茧子，手才不破、不疼。
我们家和砂石厂隔一条河，每天早上从家里去砂石厂要过河，河大约有两百米宽，冬天早上要把鞋子脱掉，打赤脚，裤子挽起来过河，那脚放到水里面像被针扎一样疼。晚上下了班从砂石厂回家也要过河，每天要过两次。特别是冬天腊月的时候，过河冻得钻心地疼，天天如此。那个时候有卖那种深筒雨靴的，有的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可以穿靴子蹚过河，但是那一双靴子得大几块钱，我自己没钱，就只好打赤脚。
就这样一直干，在砂石场卖苦力干了两三年。那个时候自己很争气，表现好，上级领导也正派，砂石厂的书记看到我经常表扬我，也经常在会上表扬我，说我干活踏实，思想品德好。后来他把我安排到谷城火车站，负责用地磅称砂石，然后记账，那个时候我号称“小会计”，就是班组会计。就这样我脱离了劳动。那时候高兴得很，因为不在砂石场干活了。我十六七岁，天天工作很认真，开拖拉机的、拉板车的来拉砂石，要过地磅，都是我来称，我还要检查砂石的质量，工作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赏识。
在谷城火车站工作了一两年后，上级检查工作的领导发现了我，觉得我还是个人才，能培养，又把我调到谷城火车站装卸公司当会计。装卸公司200 多人，直接让我调去当会计，这个工作就是天天坐办公室了，不在外头风吹日晒了，就是所谓的“大会计”，相当于生产大队的会计。
“大会计”当了两三年的时间。到 1984 年，国家出台新政策后，厂里实行改革，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由工人民主选举本单位的一把手，也就是经理。装卸公司的工人一共 273 个人，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每人发个纸条、发个笔，认为哪个人行，就写他的名字。投票后唱票，哪个人的票数最高，就是单位的经理。我本来是单位上的会计，但是在当会计的两年的工作中我深得工人的拥护，因为我曾通过分析工人福利、会计核算和劳动分配 方案，向当时的书记、经理提出了一些建议，让工人们得到了实惠，工人们都看在眼里。结果 273 个人投票，我 251 票当选。
就这样，我被选为单位的一把手。1984 年我整整 23 岁，管理 200 多人的单位，并且还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个时候我信心十足，因为工人都拥护我，再加上我有自己的方法，威信比较高，年年超额完成县里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在 1986 年的时候，我们谷城火车站装卸公司的工资达到一百七八十块，而那个时候一般的单位才拿五六十块钱。为什么我们单位工资高？一是工人们装卸火车皮辛苦，二是经济形势好，我们业务量大，单位上钱几乎有点用不完的感觉。
几年后，我被调到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叫砖瓦厂。领导先是表扬我，说我能力强、水平高，让我去救活这个企业。砖瓦厂那时候工资才五六十块钱，从个人收入上讲明显降了几倍，我想我既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文化去把企业救活，就离开了企业。当时我听其他人说十堰城市大一些，生意好做一些，谷城离十堰也比较近，于是 1997 年我带了几万块钱到十堰，开了一家副食店。开始开店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十堰比谷城大很多，那时候生意好做，只要你愿意吃苦，完全可以赚到钱，获得自己想要的收入。自己原本想的是能在十堰一个月挣 1000块钱，养家糊口就没有问题了，甚至还算富裕了，但是开副食店以后，总的算账平均下来，每个月挣个三五千块钱还是很容易的。所以说我也感到很满足。
1999 年，我看到一则报道，这勾起了我心酸的回忆，也开启了我的助学路。
我接触助学也比较偶然。1999 年，我的副食店订了一份《十堰晚报》，有时候我没事就看看报纸。有一天，我看到晚报上登了一篇报道，说郧县叶大乡叶滩的 14 岁女孩韩小英，辍学后在广州打工被骗，后来被广州警方解救出来送回十堰。我看了报道心想，她才 14 岁，好小一个女孩，却读不起书了，她大体上是因贫穷而辍学。这突然勾起了我自己心酸的回忆，因为我也是 14 岁辍学，我的家庭也比较贫穷，我自己小时候就因为没有钱读不起书，缺少文化，才出来打工，看到这个女孩也是 14 岁辍学，就想帮助她。当时我开店每个月收入有三五千块钱，养家糊口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想尽一 点自己的力量帮助她。
那个报道上只有地址，我就打 114 查到叶滩中学的电话。电话接通，我说还得让校长接电话，校长说我姓曾，然后我就咨询他。
我说：“在你们学校读初中，一个孩子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大约要多少钱？”
他说：“学费加生活费、住宿费一起，一学期得 600 块钱。” 我说：“你那学校是不是有一个叫韩小英的学生，初中读了一年辍学了，出去打工去了？”
他说：“是的，是的，我知道，是我们学校的。”
我说：“这个女孩现在警方把她从广州解救回来了，我看到报道了。我和你联系的意思是说，你们通知这个学生到学校去读书。你跟她说，有个叔叔资助她，学费、生活费全包了，一学期给你寄 600 块钱，直接寄到你学校里。你们通知这个学生回来读书，可以不可以？”
这样一说条件，校长满口答应，他说，“好，我马上通知”。我就要了他学校的账号，给他寄了 600 块钱，这 600 块钱只够这个学生读一学期，下学期还没有着落。我当时给的承诺是一直供到她大学毕业为止，或者说直到她不读书为止，在这之前她的学费生活费全部由我来承担。
当时我们也没有见过面，我也不知道她的学校在哪个位置，也不知道学生是个啥样子，学生家里是个啥情况。资助了上学期，下学期我就想到现场去看看。
当时交通不发达，我从十堰黄龙坐了一条船，坐到叶滩中学那儿下船后先到学校。到学校看了以后，感觉学校真是寒酸。学校的学生都是山区的孩子，看到一个外地来的生人，他们简直都像看稀奇儿一样。不一会儿我身边就围了很多学生，再加上老师一宣传，说这是资助韩小英的好人，学生们都自然地围到我身边，围了一大转（圈）。
当时我就观察到有一个女孩（就是韩小英），我看到后感到非常心酸。这个女孩也十四五岁了，读初中，按常理说，十四五岁的孩子都知道爱美了，但她因为家里太贫穷了，衣服补的补丁都不说，左脚穿了一只解放鞋，右脚穿了一只烂布鞋，都是很旧的。我看到心里都疼，想到我们小时候也是没有鞋子穿，打赤脚。我跟她一聊天，她一说家庭情况，那是十分可怜，家里窗户连玻璃都安不起，用塑料布蒙着免得透风，唯一的电器是电灯泡。
看到这个情况，回来了以后我就在想，我开店收入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资助她一个还是可以的，但要资助很多学生，条件是达不到的。同时，为了教育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想把他们也带去看一看山区的孩子的艰苦条件。因为我感觉，跟人家比，我们的家庭条件算好 的，我们的孩子算是幸福的。
然后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又到那里，到韩小英家里去看贫困的情况，到学校看看学校条件差的情况。当天那边在下雨，学校是啥样的情况？看起来是瓦屋面房子，但是到处都在漏雨漏水，特别是学生们住的寝室，床上都漏湿了，有的地方找个盆子接着，没有盆子就把塑料布铺到床上把被子盖起来。学校条件差到这个地步。
因为下雨，当天我们晚上都回不来。那时候学校附近有个小宾馆，好像是三五十块钱住一晚上，我要了一个房间，带我两个孩子在那儿住。他们当地山区的消息是相当灵通的，晚上当地的一个地痞可能喝了点酒，跑到宾馆去闹，要我给他钱。他说：我听说你是有钱的人，来资助我们这儿的学生，我现在也很困难，你要给我搞 50 块钱用。他突然来敲门，把我两个孩子也吓到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资助的是贫困学生，我也没得好多钱，我资助读不起书的，你一个成年人，我有什么义务资助你？跟他对了两句话，他啪啪扇了我两巴掌。两巴掌一打，孩子们当时都吓哭了，还是小旅馆的老板娘把那个人推走了，我估计他们都认识。
第二天回来了以后，我气得慌，就找报社记者聊。聊了以后，《十堰晚报》登了一篇文章，结果文章被当时郧县公安局的局长看到了，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后来地痞被拘留了半个月。
结果这一报道又坏事了。报道说我资助学生被打，这就引起了一些学校的关注。这些校长们看到这些报道了，都认为我有钱，认为我是个大老板。因为报道说我在三堰天人宾馆旁边开了一家副食店，地址写得也有，校长们把他们学校特别贫困的学生的名单和资料都给我寄来了。我把那资料一看，有时候选重点去走访，去学生家里看情况，看到有的情况确确实实是可怜，后来就选最可怜的资助了三五个，一年增加几个。
就这样，我的助学路慢慢开始了。从 1999 年到 2003 年，四年加起来，我资助了七个学生。
2003 年的一天，我和朋友们在十堰白浪办事，晚上在白浪紫竹大酒店吃饭。我们三四个人要了个小包厢，进了包厢以后就发现服务员是一个小姑娘，戴了个眼镜，文质彬彬的，话也少，是内向型的。服务员是不是培训过的一看就知道，在她搞服务的过程中，大家感觉到她是个生手。她的年纪看起来也很小。
然后我就问她：“喂，小女孩，你这么小，咋不读书，当服务员？”
她说：“我读不起，家里没钱。”
我问：“你好大了？”
她说：“我高一读了一年，高二读不起了，我辍学了，出来打工，挣钱养家。”
我问她：“你是哪儿的人？”
她说：“黄龙的，家在黄龙林场，名字叫余梅。”
我就跟她说：“你愿意读书吗？”
她说：“我做梦都想读书，就是没有钱读不起。”
我说：“我要资助你去读书，你的学费、生活费都由我来出，不要你家里为你花钱了，你愿意读吗？”
她说：“我愿意，但是你不可能帮我，我又不认识你。”
这时候，我一起来吃饭的几个朋友又都向她证明，说人家陈叔叔可是资助了七八个学生了，还资助了一个上清华的学生，你要相信，你要是想读书，他是真能资助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让我惊奇的是，朋友们一说到这儿，这个女孩突然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这一跪我赶快拉她起来。
我就跟她说，你今天也行，明天也行，你回家问下你父母，我给你写个电话（那时候我副食店有座机电话，没有手机），地址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的，你回家跟你父母商量，你就说有一个叔叔能资助我，读高中、读大学他都能资助学费、生活费，如果你父母想让你读书的话他们会同意的。我说学校我来给你找，因为那时候我对一些学校都比较熟了，我就随便找一个学校，说给他增加个学生，没问题的。
这个女孩回家和她父母说，她父母也不相信。第二天她父母带这个女孩找到我副食店来了，我们又第二次见面了。我就把情况跟她们说，条件还是和她当面讲得一样。我又找到一所中学的校长，姓陈，我说是个啥情况，学费和生活费我来出，到你这来读高二，然后她就在这所中学复读了。
高三毕业，她好像考了 570 多分，考到海南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就在海南当律师，谈了个朋友是警察，在飞机场工作。他们后来成家了，生了个儿子，生活条件好，车有，房子也有。两个人感情也很好，儿子培养得很优秀，现在好像都十四五岁了。
像改变贫困孩子的命运这一类的故事，大部分都很相似，但也有不相同的故事。
2001 年，十堰一个 1982 年出生的孩子陈同学从郧阳中学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那个时候读大学一开始的报名费、学费跟住宿费加起来最少得五六千块钱。他的父母都是教师， 他父亲得肝癌多年，家里的钱都用到他父亲的治病上头，亲戚朋友的钱几乎为治肝癌借完了，都借不到钱了。两个人就这一个小孩，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因为小孩在郧阳中学成绩也是很好的，在孩子在郧阳中学读高中的时候，家人一直瞒着孩子。直到小孩考上清华大学以后，家长才把家里的情况以及借亲戚朋友的钱都借光了这些情况给孩子说。这样孩子读大学就没钱了。然后十堰电视台做了个报道，题目我还记得，是《谁来助他入清华？》。
那一天好像是 8 月中旬，下雨，我在家里看电视，看到这个报道以后我心里很激动。之前也不认识孩子和他的家长，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是，电视台一报道，我觉得不能叫学生不读书。学生考上清华不容易，将来是国家的人才，我就有这个想法，说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去读书。我心里感到自己 有责任做这个事，但是我本人也没有那些钱。
我找了几个朋友谈情况，他们都说这钱太多了，我们花不起。人家不愿意资助也没有办法。可我总是感觉到我有责任，搞得我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因为我本人那个姑娘也是 1982 年的，也跟他同一年考上大学，我存了一万块钱在那儿，那是给我姑娘准备的学费，准备叫我的姑娘读大学用的，但是我姑娘成绩不太好，考的是武汉的一个专科。我反复做思想斗争，我在想，同样都是孩子，一个是我自己亲生的，一个是社会上的孩子，论学校，人家考了清华，将来是国家的人才，我们这个考的是武汉的一个专科学校，这一比较，我觉得这一万块钱要是选择性地用的话，给这个学生用才有意义。
于是我冲动地第二天早上找到十堰三中打听到学生的家里，敲门进去了以后，我向他父母说明我的来意，也带了一万块钱，然后我就借了一万块钱给这个学生。这样我姑娘读书的钱没得了。钱已经给了以后，我回来跟我姑娘谈话，我说你先帮我开店，你那是专科，过一年条件好了你再去读，我们挣到钱了你再去读也没问题。我说，人家考上清华不读可惜了。
我以为我的想法姑娘也会赞成，谁知道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三个月以后我才听说，她跑到她大舅爷那儿去了。大舅爷也就是前妻的舅舅，在北京。然后我想办法要了他们北京家里的电话，跟姑娘通了个电话，心里才踏实。把她劝回来以后，她帮我开了大半年的副食店，第二年才又到武汉一所成人专科学校上学，错了一年。（2002 年，陈同学的父亲通过医保报销了医药费后，将一万元还给了陈志忠。——作者注）一直到现在，因为这件事姑娘一直对我心里有点隔阂。我对这个问题也反复思考过多次，从认识问题来看，看站到什么立场。如果站在亲情的立场，我那种做法确实不对，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我的这种做法，我自己也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关键时刻，总想到考入清华大学如果不去读，那是浪费了一个人才，是个很大的损失，这样一比较，又觉得我做得是对的。
为这件事情我到现在都有一些纠结，只能说各有各的道理。这也是出现在助学路上的一个典型的故事，就是怎么平衡家庭和社会的关系。
助学的路上为什么停不下来脚步，最开始没有想到后来这么艰辛，也没有想到要付出那么多，只是觉得（学生的处境）跟自己的童年有点相似，帮一个两个还是没问题的，也没什么压力。后来停不下来脚步的事情太多了，看到那些家庭，真是自己觉得自己跟一个菩萨一样，就像救世主，想赶快伸出援手来救他们。
后来我确实实力达不到了，因为自己的钱也不多，再加上自己也没有什么文化，也不会用其他的方式，只有想了个办法，就是尽自己的能力，找认识的人——因为自己也在做生意，就找我认为有钱的人，再动员他们，请他们资助。然后我就把我考察的贫困学生的资料建档，因为我亲眼看到的，每一家的情况我都能背，贫穷的条件不一样。我想动员这些爱心人士，就把每一个学生的家庭情况，讲给他们听，也让他们感动，激起他们的同情心。
经过自己的努力，我记得 2005 年那一年，里里外外加起来动员了有四五十个人，其中有 9 个人资助了 14 个贫困生。这让我都感觉很有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是通过我的游说、宣传，实现结对资助，真正改变了一部分孩子的命运。这一点是值得我骄傲的，因为这些孩子后来发生的变化确确实实看在眼里，我也深知，如果没有我，这个孩子将来的走向是什么。
我最记得，有一年腊月的一天晚上，好冷，我在家里都休息了，有一个爱心人士给我打电话，说他通过报纸看到我提供的资料，黄龙有一个贫困学生考上大学读不起，我想请你带我一起，我们现在就去，资助他 5000 块钱。一说起这方面的事，我的劲儿就来了，马上起来，衣服一穿，按照约定地点，我们两个人见面了。市区到黄龙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一起开车走一个小时把钱送到。因为之前我去走访调查过，我知道他家在哪儿住。记得我们去敲门时，这一家人也睡觉了，敲门以后家人起来了，5000 块钱交给他们了。那时候大约晚上 10 点钟我们还在路上摸，晚上很冷，但我们跑得心里热乎，因为解决了一个孩子读书的钱。
还有一个姐弟仨的家庭的故事。他们家是郧县南化塘镇的，家里很穷，她家的结构是啥样的呢？母亲的妈妈（外婆）是哑巴，外婆跟着母亲在过，父亲不负责任，生了三个孩子以后和别人一起跑到外地不回来了，也没办离婚手续，就是不要这个家了，见不到面了。也可能是家里太穷了，他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不负责任。这个母亲为了生存，把她的妈妈带上，还有她的三个孩子。
我接触她们大约是 2006 年到 2007 年。他们三个孩子中，两个小的在读小学，大的在读初中。他们在十堰花果 49 厂里边租了一个农村的土墙房子，家里很穷，房子窗户是木头做的，没有玻璃，也是用塑料布钉着窗户。因为女孩的妈妈有间歇性精神病，隔一段时间比如变季节了、受气了就会犯病， 过一段时间又自然而然地好了。好了的时候她就到花果菜市场卖菜，早晨天不亮就到农地里去收农户的菜，到了上班的时间在菜市场里卖菜，就靠这点 收入养活这一家五口人。外婆那个时候好像都 70 多岁了，坐在家里什么事都不会做，还有三个孩子要养，就靠母亲这一点微薄的收入。
那时候，我在十堰助学好像稍微有一点名气了，孩子小学的校长听说了就找到我，把这两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告诉我。我感到他们确实非常困难，于是我也跑了一趟，到学校就是头堰小学里去看。她家里住的房子离这个学校也不远，我又去了她家里一看她的家庭情况，觉得实在太可怜了。因为离菜市场近，我就到菜市场买了一壶油、一袋米，砍了一大块猪肉，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就给他们拿过去。我感觉当下之急就是要让他们吃一顿好的，给他们弄点肉吃。这两个学生的情况后来我到处宣传，为他们找结对资助人。还好，最后找到了。
后来听说姐姐在读初中，马上要上高中了，我又到姐姐学校里去看，又找人给他姐姐找结对资助。三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都是靠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解决的，都是一对一的结对资助。
那几年每一年办年货的时候，我就把他的家当成我的家，要办两份年货，给他们送一份，我自己留一份，因为我很清楚，过年过节这些孩子们想吃点好的非常困难。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家庭，我就好痛恨他父亲不负责任。
这几个孩子都还行，特别是老二，最后考了武汉大学，现在也是人才了，也都在工作了，也结婚生子了。我在想，虽然三个孩子的学费不是我直接资助的，但都是我给他们找的固定的结对资助人，一直坚持资助他们读书。这些爱心人士不知道贫困学生在哪里，也不知道贫困学生贫困到什么程度，他只是有这份爱心，但没有这个信息，这样也不能完成资助，而通过我的努力付出，给他们找到了这样的结对资助对象。这些爱心人士也相信我， 从而把他们的钱用在刀刃上，为社会培养人才，也救了这一家人，也救了这 些孩子。
当时最大的愿望是用自己的钱直接资助，这样更简单，但是自己力量达不到，没得那么多收入，包括江老（江诗信），他退休费那时候一个月才几百块钱，他能资助好多学生？越接触这方面的事情，了解得越多，越着急，自己的力量又达不到，怎么办？只有想办法。也知道社会上有爱心人士，但是他们没有时间了解这些贫困学生的家庭情况，我们就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那时候的感受是，我就是个要饭的叫花子头儿，只是我拿着碗去要饭比他们好要些，找谁要，也都是通过朋友找朋友。我当时编了一个顺口溜：“亲找亲，邻找邻，通过熟人找生人。”好在我记忆力还好，口才也还能说。
我把求助的学生各个方面的信息都了解清楚，然后就出去动员。要找到爱心人士是非常为难的一件事，找到了以后动员人家也要费一定的心思。你要给人家把真实情况说清楚，学生的资料你要记得，不能夸大其词，也不能缩略，还要让爱心人士接触了你以后感受到你说的都是真的，这样人家才相信你。比如说向你动员，说有一个学生是什么样的情况，家是郧西的，现在考了武汉某某学校，假如我跟你说了后你对资助这个学生不感兴趣，但我又 晓得你是房县的，也许换一个人的情况来说，我就说房县窑淮的哪一个学生，在哪儿读高中，现在考到南京某一个大学，也许你感兴趣了，你说这个 可以，然后就结对资助。我说他现在就在我家里，你跟我一起去见个面，你们见面聊一聊。定下来了以后，你们互相留个方式，你把资助的学费直接交 给他。以后每学期他开学的时候，你就直接跟他联系，他也会在放假了以后回来到你家里去看望你。
当时都是用这种方式，一个不行我再换一个资料，这个资料不行我再换另外一个资料，一个个介绍学生。
牵线搭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期要把人家的贫困情况摸清楚，是不是真实的贫困。搞调查走访，我们也是有着严格的标准的，都是认认真真的，能资助的必须资助，不需要资助的，他就是申请了我们也不会资助，因为不能伤爱心人士的这份爱心，这份感情。
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有时候比自己给的钱都还要认真。你自己付出的钱是你自己挣的，你要是认为这个学生不该资助而你给他资助了，大不了后来发现觉得自己当时没好好了解，花的是自己的钱，内心里不自我谴责。但对爱心人士的钱就不一样了，有好多爱心人士跟我有联系而没见过面，别人跟你素不相识，能向你表态，给一个学生好多钱，是信任你才这样做出的决定，你不能辜负人家的期望，要对人家负责。
遇上联系我说要资助贫困学生的爱心人士，我都会把学生直接带过来，让爱心人士把钱直接交给学生。因为有的爱心人士工作忙，没有时间下去走访调查，像这种情况，我带学生去他单位，或者约一个地方双方见个面，假如你结对资助了一个，我就叫这个学生离开，你们把联系方式互相一留，资助的钱，至少这一次你决定资助的钱要当我的面给这个学生，我才放心，才能让这个学生离开我。因为他得到资助了，如果你光口头承诺，学生走了你后来不给人家兑现，学生心里怎么想？精神上不是会受到打击吗？所以说，为了可靠，我只有叫爱心人士把钱当我的面交给学生。
然后我背后又给学生出点子，这张叔叔资助了你，他是你命中的恩人，你可要懂知识。你既然有这么好的成绩，考了某某大学了，你在上学期间，要把你的学习情况给张叔叔汇报，最好是写信，把你的情况，方方面面的心理、想法以及学习状况，写信告诉张叔叔。逢年过节放假你回来了，再困难你都要到人家家里去给人家拜年，要去看望人家，人家才感受到你懂事，人家才会给你下一年的钱。你要不懂事，做不到这些，人家也许灰心了，不再资助你了，你今后怎么办？
这些知识好多学生不会，甚至他家长都没得这方面的知识，只有你当家长似的给他教，苦口婆心地说。一部分学生你说了起了一定的作用，能继续获得资助人的结对资助，也有一些学生，你前脚跟他说，后脚他不按你说的办。他也不联系人家爱心人士，爱心人士自然也不管他了，也有那种自然断线了的。
想起这方面的事情我也很痛心，有时候心里想不通，无法理解，因为确实为每一个能成功得到结对资助的学生都付出了不少心血，你付出那么多，最后他不跟你联系。但只有换着方法去理解。没办法，跟做人一样，不能达到十分完美。
我最记得有一个爱心人士，叫程俊平 ，他在十堰邮电街开了一家卤菜店，这家店在十堰邮电街很有名气，质量很好，生意也很好。我记得是 2007年或 2008 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孩子从郧阳中学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家里穷，读不起。我把各个方面的资料了解了以后，感到自己无力资助，中午都快 11 点了，我找到程俊平家里去，把学生的资料介绍给他们，想请他们结对资助。结果情况一说，人家满口答应，当天就拿 6000 块钱说是给学生交学费，并且承诺每一年每一学期都给 6000，也就是一年给 12000。
然后他们为了改善贫困学生家庭的贫困状况，把自己店里原来熟悉业务的员工辞掉，把学生的父亲和母亲都招到卤菜店里来打工。这个事不是我建议的，而是人家自己两夫妻考虑到学生家庭贫困，为了改善他们的条件才把父母招来的，打工另外给工资，一个月给四五千块钱的工资。那个时候给四五千都是照顾，是有意给高，但是工作也还比较辛苦，因为卤菜一般都是半夜起来卤。
后来他们资助了四年，也就是四五万块钱，并且那时候春节，学生回来后去给他们拜年的时候，他们给的“打发钱”都是千儿八百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因为我们是朋友，经常接触，有意无意地聊到这个关系问题，我觉得我这个朋友出了很多力。
结果这个学生大学毕业以后，条件也好了，父母也没在这儿打工了，后来自然地中断联系了。后来过两年我问程俊平，你们还在联系吗？他们说是没有联系了，我说为啥子？他说谁知道，人家不跟我们联系，我们还找着（人家）跟人家联系，人家自己没有感恩的心，不跟你联系。这让爱心人士心寒。他在人家的资助下读到大学毕业，毕业以后有工作了，不跟人家爱心人士联系了，你说这个爱心人士家里怎么想？以后再资助其他人的时候，人家心里都会打退堂鼓了。
像这一类的事情也很多。有的学生他一旦有点成就了或者条件改善了，他跟资助人就不再联系了，你最后都不知道这学生到哪里了，也没有联系方式了。或许有联系方式，但他没有主动联系你，你也不好意思再跟他联系。就算你愿意联系，也许他换了联系方式你也联系不上了。
但是，也有很多学生，包括我接触的都有，一直都有联系，甚至几十年都在联系。甚至人家现在都结婚生子了，家庭成员已经很多了，都还在当恩人一样在给你表达感谢。不说拿个什么东西感谢，就是一句话、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也让人心里感到有成就感。
既然我有这个感想，所有的爱心人士应该都有这个感想。但遗憾的是，几乎占一大半都失去联系了，一小部分还是永远的恩人，一部分在节假日想得起来你，还给你问候一下，这都不错了。
所以说，在助学路上回过头来看，好多事情要正反两方面来看。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一灰心，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你不做了，就又伤害了好多需要帮助的孩子；如果继续做下去，想到这些不懂事的孩子的时候，你心里又有点想法。
爱心人士也有让人尴尬的事情。比如他承诺了资助后来不资助，比如说他承诺资助三年或者五年，承诺得清清楚楚的，结果他资助过一次两次就终止了，这样的事情也多。记得有一年，郧西的一对双胞胎考上了武汉大学，在与我曾结识的一位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交谈时，我向他透露了，这个学生家 在郧西什么地方，我已经到他家里调查了贫困状况，建立了档案。我说他高中期间是我在资助，现在考上了武大，我自己的条件有限，你接着资助一 下。他说：行呐，没问题。因为这个老总说他忙，我说你到他家里去看，他说不去，你看了就行了。我信以为真，就通知这个学生过来，希望双方面对 面地把各方面的信息都一起说一下，互相接触一下。
结果他来了跟学生聊天时承诺的什么：你到武汉上大学，坚持四年，你明儿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再资助你；我经常到武汉去，你明儿上学的时候我可以顺便把你带到武汉去，你不买火车票，我给你节约火车票钱。
最终，资助没有成功，我还掏了三四百块钱的饭钱，结果第二天没办法，我又找其他的爱心人士，最终还是找到了结对资助的对象。像这一类的事也使我恼火。
助学路上，我一直给我自己定的制度：不接触爱心人士的钱。所有的爱心人士的钱，只要是资助学生，要么直接寄给学生，大部分都是当面给学生。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微信转账这一类的方式，现在的微信转账更方便了。
当时我就认为，钱是个很敏感的东西。你像我，既不是有多高的思想觉悟，又不是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只是普普通通的市民，要做这种有意义的事，自然会引起很多人的质疑——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尤其是你是个做生意的，又不是好大个老板，人家大老板赚几个亿，捐个什么十万八万的别人都能理解，人家有钱人家乐意捐。你开一个副食店，还想要这个事做得越来越好，别人自然就会联想到你是为了赚钱，你可能是打着资助学生的旗号想办法在赚钱，这是我能想得到的。为了避嫌，我自觉地不接触钱，那就永远没有人能说我是为了赚钱做这个事。
我觉得当时制定这个制度还是对的，人要自立。我资助学生整整 14 年口碑还好，没有负面说法，没有人说陈志忠打着助学的旗号赚钱，或者说陈志忠接收了好些爱心人士的钱这一类。
那时候，我不仅对那个制度有规定，对那些接受资助的学生，我也定了一套规矩，就是不准他们给我带东西。山里的孩子们都很重感情，很朴实，他们可能没有钱，不会说要给你买什么，但他们有土特产，比如会给你带些鸡蛋，有时候甚至会用芝麻换点油，给你拿一壶香油来。我就在想，既然孩子们家里条件不好，他们并不是有多余的，自己用不完才给你，而是他们舍不得吃，省下来的鸡蛋，拿来给你吃，你怎么能吃得下去呢？他们穷，吃鸡蛋不好吗？鸡蛋总比白菜好吃。他们有油，多做一点炒菜不好吗？他们节约油给你送来。这我实在是吃不下，也喝不下。
所以我跟学生说，你们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到十堰去了可以找我，可以看看我，我也管你们饭，我也招待你们，但是不允许拿任何物资和钱。因为是你困难，是我在资助你，你再给我拿什么物资，拿什么土特产都不行。土特产你要真正有多的你可以卖，你可以赚钱，可以帮助自己学习，不要别人资助你了。你既然需要资助，说明你没得多的物资，你们能自己吃的自己吃，要自己把身体搞好，能自己喝的自己喝，不要考虑我。我说我自己在做生意，什么都不缺，什么我都不会要，如果你们拿东西来了，我会发脾气，让你再拿回去。
大多数学生都做到了，没带东西，空着手来的。他们空手来，我反而对他们更亲切，因为听话嘛。他们给我东西，我其实不太高兴，虽然我知道他们是出于敬意和爱意。但我们得自觉点。我们做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什么回报，根本就没有交换条件。
确实有学生带东西来了，可能是家长教的，比如来了会说“我们今年养了很多鸡，鸡蛋家里吃不完，有多的就拿来给你补身体，身体好了你就能多帮帮我们这些穷孩子”。他这么一说，你都不好意思拒绝。不过，一般就是几十个，最多一百个鸡蛋，因为是自家产的土特产，不是真的花钱买的，所以有的也就收下了。
那时候十堰电视台、《十堰晚报》经常报道我，我做的这些事情也引起了十堰市总工会的领导的高度重视。总工会那时候给予了大力支持，组织上也经常向那些社会爱心人士推荐，说要助学的就可以联系我，“志忠爱心助学超市”这个牌子还是总工会给我挂的。后来十堰市总工会又挂了一个“志忠爱心助学联络处”的牌子，并在我那个商店搞了一个爱心捐款箱，是一个玻璃箱子，只有口子处能丢钱进去，拿钱的时候必须用钥匙开锁。总工会弄了一把锁锁着，我说钥匙你们拿走，钥匙不能搁我这儿，搁我这儿捐的款也说不清楚了，只有你们拿钥匙来才能拿到捐款。
为了从经营上带动，搞点爱心款，当时我把商店装修了一下，写了一条标语。文化水平不高，写这个标语可费了我不少心思，想了大半夜才想出这两句话：“你献爱心我让利，共同帮助贫困孩子去学习。”“你献爱心我让利”就是说，你来我这儿买东西或者批发东西，我按批发价给你，比如一条烟，我进价是 80 块，零售价是 100 块，你出 100 块钱买这一条烟，我柜台上只收你 80，另外再找你 20，你把这 20 块钱丢到这个爱心箱，100 块钱是你出 的，但是你在哪儿买都是 100 块，在我这儿买也是出了 100 块，但是其中有20 块钱是你的成绩，这 20 块钱你直接丢到爱心箱里，我在爱心捐款簿上给你记一笔。
那时候，很多顾客来买都是成批的，比如你买4瓶酒、8瓶酒或者8条烟、10 条烟，利润都一次性捐出去了，利润大概有 500 块或者 600 块，你直接扔 到爱心箱里去，进货的成本营业员直接收了放到我的营业款里面。我在想什么呢？只要我没亏本，你是爱心人士，你按零售价买了，赚的钱我也不要， 你也出了零售价的钱，这个成绩还是你的，有爱心捐款簿，登记的簿，都在那儿公布。
用这种方式搞了两年效果还不错，一年搞三四万块钱的爱心让利的钱，三四万块要资助好几个学生。这也是我动脑筋发明的，又不是在电视上学的，又不是在报纸上学的，也不是别人在用这个模式搞，是我自己想到的。在当时来说，我也觉得这种模式还有点创意。经过我这营业员的手，让爱心人士能献爱心，因为你在哪儿买都是一样，你在别处买也要出这个钱，你有 意地为了献爱心到我这儿来买，赚的钱都捐给学生了。
助学路上，我越来越感觉有点力不从心，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生病，也有一点儿悲观情绪，现在几乎很少参加这类公益活动了。
一是社会环境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像我之前说的那种穷学生家庭已经很少了，国家的农村政策做得很好，各个方面都给他们提供帮助，包括交通道路，经济困难的家庭也脱贫了。
二是我本人的状况不太好了，这是主要的原因。2013 年我被浙江玉环一家上市公司骗了，去这家公司开商业承兑汇票，说是半年内能给我好多利息，骗了我几百万现金。尤其不能接受的是我那钱都来自亲戚朋友，他们都是信任我的人，我自己没那些钱，我向他们借了后只想从中赚点利息，当时我约定给他们三分钱的利息，用半年，我到时候还，这是算得到的账，结果我被骗得连本金都拿不回来了——那个公司宣布破产以后，我就意识到我的钱已经拿不回来了。
被骗了以后，跟江老那时候一样，换一句话说，助学 14 年后，也就是2013 年，我也想走江老那条路，每一次走到高架桥上，走到高处，我都想跳下去。心碎了，不能理解为何我这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想的是通过其他的办法多挣点钱，好多资助几个孩子，结果被人骗了。
当时我死的勇气是很坚决的，并不觉得自己的生命好珍贵，也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但我和江老不同的是，我这是借的亲戚朋友的钱，我要一死等于说亲戚朋友的钱是打水漂了，没有人还了，这样是不负责任的。为了这份责任，我咬着牙巴骨坚持着维权，到玉环市、台州市、浙江省的公安部门层层地报案，每一级去上访反映，一直维权维了两三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感到无法面对这些受资助的学生，我当时把我跟学生们联系的一个专用手机跟电话卡统统给扔了，都不联系了。因为我不能保存手机号，保存了我接到这些孩子们的电话，我怎么解释？一是走向社会的孩子，知道了我被骗的那些情况，他们会替我担心，甚至还会怕他们产生想回报我的想法，为了不想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工作，我不得不中断联系。二是好多孩子正在接受资助，我无法也没得这个精力再联系其他的爱心人士了，我正在资助的孩子我没得钱供应了。考虑到这种情况，也无法解释，只有狠心地扔掉联系方式。那个时候的联系方式一个是电话，一个是我的爱心超市，一个是我买的二手房，是我住家的地方。
被骗了以后，我的爱心超市也卖了，二手房也卖给别人了，后来孩子们到处找我也找不到了，因为我无法面对了，而且我在十堰也没有家了，也没地方待了，长期在浙江，在维权的路上奔来奔去的，脑袋一片空白。助学这方面的事情统统不管了，管不了了。
自从那次被骗，一直到现在我都恢复不过来，再加上自己年龄的限制，文化的限制，现在生活也比较艰难，也没有精力了，现在基本上处于退休状态了。
我一共助学 14 年，从 199 9 年开始助学一直到 2013 年停止，一共有 400多个学生受到资助，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结对资助，我自己直接资助的加起来 一起还没得 20 个。但是，为找到结对资助的人士花的费用多，比如电话费、路费，以及有时候请爱心人士吃个饭什么的。有时候给学生一些生活上的补助，有时候给他们加点餐，做点好吃的，或者给他家里买点好吃的，买点肉，这些费用花得比较多。那个时候建得有档，总共几百个，后来不是重点 的学生我都记不清楚了，因为人太多了。
14 年的助学路上，艰辛历程历历在目。这 14 年还是给社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良心上也安一些，还有一定的成就感，所谓的成就感就是改变了一批学生的命运。一个人能改变他人的命运，我觉得这也是不容易的。
余梅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孩子是已经辍学了，在酒店里当服务员，如果我不资助她，她家里又比较穷，可想而知，大部分在酒店里当服务员的女孩子将来谈的朋友也必定是农村出来打工的男孩子。跟打工的男孩子成个家，她将来生个小孩也还是在农村的贫困家庭里，这个命运都不一样了。我自己没跟余梅谈过这些事，那是通过她对我后来的亲热劲儿以及感谢的语言感受到的。说直接点，不是我，她没有现在的这种生活，也不是现在的命运。
我想结合这一个学生来说明，通过我不但改变了她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她家里几代人的命运，包括她的后代，可想而知她另外一种人生的画面是啥样子，想都想得到的。这样一来，我觉得我有成就感，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情对人类有所帮助。
助学这件事某种程度上也使我自己的人生发生了一些变化，换一句话说，在助学路上所经历的、所感受的、所认识的，对我本人也是一种提高。如果不走助学路，我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活法，可能是另外的一种生存方式。因为走上了助学路，自己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后来停不下来脚步了，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也是因为我自己的思想认识各个方面发生了变化，说好听点是思想觉悟提高了。
比如我都能分析出来，同样的钱用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用在不同的地方它的价值可以达到 10 倍甚至 100 倍，甚至 1000 倍都有可能。举个例子，1000 块钱是我挣的钱，今天晚上也许我就在酒店里大吃大喝，约几个朋友给它消费了，这样子 1000 块钱只值 1000 块钱，这 1000块钱我换一种用法，我不到酒店里吃喝，我给一个孩子让他去读书，也许这 1000 块钱就能改变他的命运，因为他关键的时候就缺这 1000 块钱，那这1000 块钱可能发挥 10 倍的作用就是 1 万块钱，100 倍就是 10 万块钱，1000倍就是 100 万块钱，那就是发挥了十倍、百倍、千倍的价值。
这是我思想上的认识，所以说我总是想好好做生意，好好挣钱，把钱用在这方面，也就是说用在刀刃上，用在有价值的地方，它比我自己消费有价值得多。所以说不存在心疼，因为它的价值不一样。这是我的真实感受，这不是在书上，也不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我们做一点自己觉得对社会有益的事，出发点并不是我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站到什么政治立场上，也不是想什么通过报道捞取什么政治荣誉，只是觉得，作为一个人做点自己愿意干的事，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没有单位，自己做点小生意，做普普通通的事。当时有这种感受，如果社会上的人有一部分都和我一样的心情，都和我有一样的理解和行动，就能改变很多山里贫困孩子因为贫穷而读不起书，或者勉勉强强在读书但又非常困难的这种状况。换一句话说，100 个我，1000个我，1 万个，结果不一样。
助学的动力来自感受。后来我把助学当成事业在做，就跟学生读书一样的，钻进去了，理解的问题和认识到的问题更多了，总的感想是好想有更多跟我一样认知的人，跟我一样感想的人，来共同做这个事情，我才感到更有成就。
当时在做事业的过程中还不很感觉到，但是作为人生的记忆，在回想那十几年的时候，自己还是很欣赏这十几年的历程的。做事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现在有时候回想起来感觉到自己还比较伟大了。自己表扬自己，因为一般的人做不到那种事，总是觉得，说一句骄傲的话，觉得高尚。
对陈志忠的访谈一共进行了两次，对于自己当下的状况他不愿多谈，可以说，对于助学这件事，他的心情仍旧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为自己能够做出多数人做不到的高尚行为而感到骄傲，为改变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而获得人生意义的满足，另一方面，在助学路上的过度付出让他失去许多家庭的幸福，也背上巨额的债务，而这些现实问题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他的日常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要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但对于访谈者来说，这正反映了湖北教育公益早期发展的共性问题，即助学者“势单力薄”却“孤军深入”，而同一时期，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却社会问题频出，因此，执着的志愿者个体的命运往往呈现一种悲壮色彩。后来，随着 网络的兴起和网络交流的深入，民间公益获得的关注越来越多，同时，有组织的公益活动也逐渐增加，这种具有悲壮色彩的志愿行为慢慢减少，这正是一种进步，对公益而言，更重要的是让千千万万个志愿者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涓滴成河的善心推动着社会向着更美好的方向踽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