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郭进萍
发布时间：2025 年 12 月 04 日
摘 要：在近代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红十字文化传入中国。国人对红十字会的性质认知从初期的模糊误解逐渐深化为对其国际属性和时代价值的认可，誉其为慈善界“第一伟举”。宗旨认知从具体业务活动描述发展为博爱恤兵价值理念的确立和内涵解构。精神认知则集中在对人道主义的本土化诠释上，其间常与“博爱”及传统慈善观念混杂，并受救亡图存、革命运动等时代环境深刻影响。清末民初社会对红十字会的观念认知深受民族主义的直接驱动、日本经验的间接参照以及孙中山“博爱”思想和政治建构等多重因素作用，始终交织着文化诠释、政治诉求与社会需求的博弈，展现了红十字文化本土化调适的复杂逻辑。这为理解中国特色红十字文化的本土根基及推动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启迪。
关键词：红十字会 慈善 博爱 人道主义 本土化
近代中国，飙转豹变，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交融。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中，红十字会作为西方慈救事业的重要载体登陆中国，其所派生的种种话语如博爱、人道、文明等，亦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时代主题和社会关切。在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人尝试吸收并诠释红十字文化，这不仅是对西方文明的被动回应，更是对适配本土社会发展路径的主动探索。深入探究这一时期国人对红十字会的观念认知状况，有助于明晰红十字文化本土化建设的逻辑，对理解中国特色红十字文化的形成根基不无裨益。
对这一议题，学界已有关注并积累了一定成果，很多学者都曾讨论过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模式问题并对红十字文化初传中国时国人的认知有所考察 （周秋光，2008:4-25；池子华，2018:9-20；朱浒，2005）。笔者也曾对中国红十字文化史的研究概况做过系统梳理（郭进萍，2024）。但就现有成果而言，对国人红十字会观念认知的研究仍有深化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拟聚焦清末民初社会对红十字会性质、宗旨、精神的认知演进及动因，剖析认知过程中文化诠释、政治诉求与社会需求的博弈，揭示红十字文化本土化调适的复杂逻辑，以期补学界研究之不足，并为当代中国特色公益慈善体系的构建提供历史镜鉴与启迪。
清末民初，国人对红十字会的性质认知经历了从模糊误解到认可其国际属性和时代价值的渐进过程。
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人梅威令就在台湾地区培养红十字医疗人才并“带赴北洋，请当轴者派赴营中效用”。遗憾的是，当局者却没有重用，“毫不在意，一笑置之”（《申报》，1894），这反映出官方对红十字会战地救护的重要性毫无认知，从而错失了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良机。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一批在华传教士积极筹办红十字医院，开展战地救护工作。然而参战的许多中国士兵不知红十字会为何物，不明白“两国用兵，红十字会行乎期间，例不得有所伤害”的国际惯例，但见外国人，便误为敌方加以攻击（《中外日报》，1899）。交战区的难民则将红十字标志当作护身符随意使用，甚至一座大烟馆的房顶上也“飘扬着红十字的鲜艳旗帜”（克里斯蒂，2007:86-87）。显然，红十字会不分畛域救治伤兵的中立原则对国人而言是陌生的。《申报》曾提及，若劝华人捐款救助包括日军在内的伤兵，“捐者恐心有所不愿”，甚至有国人因受到“敌人之恩惠”——日本赤十字社的救护而感到“恧然”（《申报》，1894）。
伴随《申报》对红十字医院战地救伤活动的大举宣传报道，红十字会开始以“善会”形象映入国人视野。一些绅商开始有意识地将本土善会善堂与西方红十字理念相嫁接，催生了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等具有红十字色彩的组织。据时人观察，“我中国朝野上下间皆知西法之美善，于是远近各埠凡有集款施医赠药者，多托名仿照红十字会章程，大书特书，藉以矜奇炫异”。然而国人并未认识到创办红十字会需先获得国际承认的制度属性，并不知晓欲兴红十字会，必先“与东西各国会中人联合”，“由政府互相商允”。而若不获国际承认，红十字会医生可能仍会被当作敌人攻击（《申报》，1899）。
综上，清末民初社会对红十字会的性质认知呈现“组织模仿先于制度理解”“本土慈善逻辑主导”的特点。这种认知局限的核心在于混淆了善会属性与国际组织的本质区别。从梅威令的医疗演习被忽视，到甲午战时军民对红十字标志的误用，再到绅商将红十字会等同于本土善会善堂，早期国人始终忽略红十字会作为“受国际公约保护的中立组织”的根本性质，从而导致红十字会在华实践初期未能与国际体系接轨。伴随国人对红十字会性质认知的深化，红十字会也一跃成为慈善界“第一伟举”（《申报》，1904a）。
国人对红十字会慈善界“第一伟举”的认知，基于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呈现出从国家命运到个人利益的多维解读和阶层区隔。
近代中国国门洞开，国际交流和竞争日趋加强。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时人倾向于从民族国家的高度认知红十字会的重要性，将红十字事业发达与否视作衡量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和野蛮程度的标尺。
1898 年 3 月，《申报》刊载大阪华商孙淦撰文，力陈兴办红十字事业的“四利”：提振军心、赢得国际尊重、应对疫病和促进医学发展，强调其为“近数十年至善之大政”，而中国却“阙如”，令西方人视我国为“野蛮”，“其于国体所关匪轻”（《申报》，1898a）。其后，《申报》又相继刊载《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说》和《接录红十字会说》等文，进一步从民族国家高度呼吁中国亟须兴办红十字事业。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诸如红十字事业之发达乃“民族之荣誉”“国家之体面”的说法不胜枚举。时人甚至将我国孱弱的原因归咎于民众加入红十字会的态度不积极，直言倘若人人踊跃加入红十字会，则“吾国之兴，其有艾乎！”（陈寿源，1921）
甲午战后，时人意识到红十字会在战地救护中的关键作用，称其可弥补“武备中一大缺陷”，通过救治伤兵提振士气，“实足辅军医之所不及”。除战时救护外，红十字会在平时还肩负着疫病救治、旱涝灾害赈济等社会救助使命，时人认为其能“施妙术以救群黎”（《申报》，1899），对社会安全大有裨益。
此外，时人还认为红十字会救伤瘗亡、赈灾救济的人道实践易产生感召力，具有社会教化功能，可引导向善之心。如史料记载其善举能“感动匪类” （《中国红十字会杂志》，1913a）“改良巧取豪夺之心理”，解决失业等社会问题。
时人还对政、军、商、工、学、女各界加入红十字会的实际利益进行了条分缕析：对政界而言，可借红十字会彰显“治道”与人道主义；于军界，可获得红十字会伤兵救护及埋尸瘗亡的支持；于商界，当乱离变迁之时，可借红十字会保身家平安；于工界，可在工业事故中获得红十字会的救济；于学界，可借红十字会学习种种关于人道、医道的资料；于女界，可借红十字会参与社会事务，追求男女平权（《人道指南》，1913）。
清末民初，受传统慈善观和红十字会“积功德、求福报”的宣传话语影响，广大民众纷纷捐助红十字会经费，或为求子，或为求病愈康健，或为保身家平安，抑或为亲友造福（郭进萍，2020），背后折射的是民众现实的功利诉求与乱世求安的生存保障。
近代红十字会因独特价值和多元属性受到多方力量青睐，国人对红十字会的认知由于身份立场见识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阶层区隔。对绅商而言，红十字会是汇聚社会资源、提升社会地位的一个砝码；对官方而言，红十字会是提升国际形象、维系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普通民众而言，红十字会则寄托着乱世求安的慰藉。由于红十字会的光环效应，各种冒用滥用盗用红十字标志和名义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红十字会的声誉。在对红十字会形形色色的认知中还掺杂着国际主义与民族自主的争议。
1907 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宣告解散后，无论官方抑或民间都有意创建自主的红十字会。官方层面以梁诚、夏敦复为代表，主张通过加入《日内瓦公约》融入国际红十字体系，认为此举“上张国体”“下恤军民”（《东方杂志》，1904），既能提升国际形象，又能借助国际规则保护战地军民。而民间力量则对国际合作模式提出强烈质疑。王熙普等士绅视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耻莫甚焉”的民族屈辱，认为救济权旁落外人违背自主精神，主张独立创办红十字会以“扫除危道”（王熙普，1907）。这种分歧本质上反映了晚清国人对国际规则与民族主权关系的认知情况。官方侧重借国际体系巩固统治合法性，民间更强调以自主实践捍卫民族尊严，二者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中国际主义本土化的复杂图景。
国人对红十字会“第一伟举”的认知，既基于救亡图存的现代民族主义，又深受传统功利主义慈善观影响，本质是将其作为救亡工具、文明符号与社会救济载体的多重诠释，既反映了近代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迫切性，也折射了本土观念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调适。
在清末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中，红十字会以慈善团体的性质进入中国。红十字会是做什么的，与一般慈善团体有何不同，其宗旨为何，也激起了国人的关注和兴趣。大体而言，国人对红十字会宗旨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具体业务活动描述到博爱恤兵价值理念确立的过程。
《申报》最初是这样宣传红十字会宗旨的：“专在救伤疗疾，减军民之痛苦，埋尸卫生，免生存者之疫疠。何地开战，即行驰赴救护之劳役，盖与战事相终始”（《申报》，1898b），侧重点出红十字会战地救护的业务活动特点。1904 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军谘处仍以“在平时救灾恤邻，以辅行政之不及，战时扶伤拯溺，以补军医之缺憾”界定其宗旨（《申报》，1910），反映出时人将红十字会视为传统慈善的延伸，对其宗旨则限于从救济行为的表象进行解读。
1904 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首次提及“本会义应博爱” （《申报》，1904b），将“博爱”与红十字会相关联。1911 年 11 月，沈敦和、 苏玛利敬告入会会员，“恪遵会章，束身自爱，严守中立，以博爱恤兵为宗旨”（《申报》，1911a），首次明确了红十字会的宗旨为博爱恤兵，标志国人对红十字会宗旨的认知从行为描述转向价值提炼。1913 年，沈敦和在《人道指南》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十字会者，以博爱恤兵为宗旨。”（沈敦和，1913）其后，红十字会系统不遗余力地宣扬博爱恤兵宗旨，遂使之成为整个近代中国红十字会话语体系的核心。
1912 年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该会宗旨为：在战时，应遵守本国海陆军部定章及临时军司令官命令，协助医队，救护病者伤者。
在平时，应筹募款项，设立医院，造就医学人才，置办医务材料，并振济水旱偏灾、防护疫疠及其他各项危害。
（《中国红十字会杂志》，1913b）
这一时期红十字会人已然十分清楚该会博爱恤兵宗旨，并在章程中进行了细化。红十字会战时“协助医队，救护病者伤者”，对应的是恤兵；平时设医院造就医学人才并赈济各种灾害，对应的则是博爱。这从时人对红十字会博爱恤兵的解读中也可得到进一步印证：“平时像医药、卫生、施衣、发粟、振灾、恤邻、给材、义冢、资遣、留养等博爱工作。战时像救护队、收容所、伤兵院、掩埋组、绷带所、担架队、疗毒处、救生船、救险机、救济车等恤兵设备。”（虔修道人，1937）不难窥见，红十字会平时“博爱”的范畴基本不脱传统慈善事业窠臼，而战时“恤兵”则有了鲜明的现代意义，是红十字会与传统慈善组织相区分的关键。
在时人看来，红十字会的宗旨之所以为博爱恤兵，是因为红十字会专行慈善事业。其范围至广，“其大要不外乎博施济众，体上天好生之至德，弥世界人道之缺遗”（《人道指南》，1913）。为此，近代国人对博爱的理解常与本土慈善文化相关联，普遍主张儒家的仁恕思想和佛教提倡的慈悲理念皆与红十字会的博爱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孔氏言博施，佛氏言慈悲……乃知提倡爱群以发挥人道者，早见诸二千年以前”，还直言博爱和大同的契合，“平等无阶级，博爱无界限，此之谓大同”（朱瑞五，1914）。蔡元培也认为博爱乃“以己所欲，施之于人”，博爱的实施是有差序的，“人之于人，不能无亲疏之别，而博爱之道，亦即以是为序”“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 博爱之道”（蔡元培，2016:53）。近代国人对红十字会博爱恤兵宗旨的认知， 既体现出对国际红十字理念的选择性吸收，也反映了本土文化的主动调适。“恤兵”的提出标志着国人对现代战地救护体系的接纳，“博爱”与传统慈善的结合则推动了红十字文化的本土化。
需要一提的是，博爱是自红十字会创立之初便一贯存在于其根基的精神，并一直被置于活动的核心。自 19 世纪 80 年代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便倡导“战争中的博爱”口号，主张博爱主义（篠崎守利，2010）。不难看出，国际红十字运动主张的博爱，其核心指向为战时救护，而中国红十字会宣扬的博爱则主要用于描述平时慈善活动，其间的偏差或与中国红十字会的知识启蒙主要来源于日本相关，这将在下文阐述。
红十字会博爱恤兵宗旨的落地需要精神的支撑，背后折射的是国人对红十字会精神的认知和理解，概言之为人道主义。
20 世纪初，“人道主义”作为日语外来词传入中国。日语文献中的“人道主义”一词，前期意指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古代文艺教化，后来其内涵逐渐偏向博爱主义。1903 年《新尔雅·释群》将人道主义定义为“以扶植人类为国家社会之任务者”，即可理解为广义的“博爱主义”这一新义了。（陈力卫，2012）。1915 年《辞源》将人道主义释义为“以人为万物之主脑，排除一切厌苦之事，谋取应有之利益为目的者也。普通则以爱护人类，不加虐害当之”（余畅，2019）。“人道主义”被收入权威汉语词典，标志着该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广泛使用。
人道主义和红十字会的关联，至迟见于 1911 年 10 月。张竹君发起中国赤十字会被时人誉为“人道主义之日昌”（《申报》，1911b）的表现。其后，人道主义即频繁出现在红十字会的话语体系中。1913 年红十字会首份机关刊物以《人道指南》的名称问世，更是将人道主义内化为红十字文化的一部分。
人道主义作为红十字文化的精神内核，引起了时人的积极关注和热烈探讨。在《人道指南》发刊辞中，沈敦和便认为“夫仁爱者，即人道主义之大纲也”（沈敦和，1913），将儒家文化与人道主义相对接。1914 年，朱瑞五撰写《人道说》一文对人道主义的内涵和作用进行了详细阐述。文章称“人道名词，我国产生最早，义经四子等书，见诸记载……谓人道即仁道”。在他看来，人道主义集佛教、基督教和儒家思想之精华于一体，包含平等、博爱和大同主义。至于人道之作用，具体体现在减灾去患（弭兵、止杀、减刑、息争和淡灾）和救难恤艰（拯荒、救护、医院、治疫和瘗亡）等方面（朱瑞五，1914）。
近代国人普遍将人道主义视作“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也就是博爱主义，且对二者没有一个鲜明的区分。朱光潜指出西方各派文艺作品里所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博爱主义和个人主义，并直言 19 世纪人道主义转化成了“慈善性的博爱主义”（朱光潜，1978）。这种将人道主义和慈善、博爱等同起来的认知降低了人道主义的接受门槛。事实上，在近代募捐宣传中，红十字会也往往从传统慈善文化中汲取养分，或宣扬民胞物与、痌瘝在抱，或诉诸功德果报理念，以推进人道主义的落地。这种认知和宣传也使得广大民众对红十字会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停留在慈善团体的层面。
在近代革命战争年代，红十字会因负战地救护之天职，“有往来各处及深入战地之殊权”，故其人道主义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革命活动和政治诉求牵缠在一起。1897 年，革命党人孙中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一书，将红十字会视为“济人之术”大力提倡。1907 年 2 月，该书由民报社在日本东京再版发行。据研究，这次译改重印，很可能是同盟会为了“即将开始的反清武装起义的救护工作做一个知识上的准备”（邹振环，2000:94）。1911 年辛亥革命的炮火将人道主义救援推向了时代的前沿。在革命军与清军的激烈鏖战中，中国红十字运动呈现多元复杂的实践形态。沈敦和组织成 立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确立了红十字会救护“不分革军、官军。凡革军受伤医治后送还革军，官军亦然”的中立宗旨（《申报》，1911c），推动 了救护“不问政治立场”的纯粹人道主义实践。张竹君发起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也积极赶赴战地救护，但因其会员中有黄兴、宋教仁、陈果夫、徐宗汉四位特殊的“会员”，引起学界对其“救援为主”还是“革命优先”的争议。有研究指出，张竹君的所有行为，其本质并非一场人道救援行动，或者说，并不主要是为了人道救援，而是为了护送革命党首脑们抵达前线（雪珥，2011）。这种看法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张竹君在救伤过程中几次遇险，险些送命。而她率领的中国赤十字会共计救疗受伤士兵 1300 余人，被媒体赞为“热心办事，可为中国四万万人模范”（《新闻报》，1911）。这些都说明了张竹君组织中国赤十字会，也是为了救死扶伤，践行人道主义。早在 1904 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前，张竹君等人就曾在郑观应的帮助下挑起粤东赤十字会筹建工作的重担，且该会于 3 月 8 日被两广总督岑春煊批准立案。之后，张竹君欲赴东北战场救助伤员，因沙俄不予接纳而留在上海行医（陈晓平，2021）。至于其发起的中国赤十字会在机缘巧合下掩护了革命党黄兴等人顺利赴武汉指挥革命应该和其立场有关。据史料披露，张竹君与黄兴夫人徐宗汉是挚友，曾在徐的资助下创办南福医院。在行医过程中，张竹君开始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因为既办医院，又在教会担任些义务工作，得了掩护，党人们靠她匡助合作活动的事很多”（陆丹林，1947:85）。可见张竹君和革命党人交往甚密，也是支持革命的，其人道救援行动背后有着鲜明的革命动机。
辛亥革命中也有以组建红十字会为名义从事革命活动的。如白雅雨借组建天津红十字会掩护反清起义，费璞安等组织中国赤十字会第二团以救护名义赴前线参与革命，使红十字会人道主义旗帜成为“革命保护伞”（郭进萍，2019a）。此外，冒用红十字名义从事敌军间谍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张竹君就曾亲眼所见“有四人冒十字会名义为汉奸者”（《申报》，1911d）。这些现象也反映了人道主义在救亡语境下的功能异化，折射出红十字会国际主义与本 土政治需求的碰撞。
国人对红十字会人道主义的认知，本质是西方理念与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既通过仁爱、大同等概念降低接受门槛，又因救亡语境赋予其民族主义内涵。这种认知虽存在“将人道主义简化为慈善”“政治工具化”等偏差，但客观上推动了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落地。
清末民初社会对红十字会慈善、博爱、人道主义的认知缘何而来？这是一个颇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大体而言，有以下三方面的动因。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冲突中被动地产生的”，确切地说，“是现代性的产物”（张汝伦，2001:111）。在晚清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时代大潮中，西方种族、民族等新知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族类”意识产生化合反应。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催化作用下，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汲取中西文化交融的思想资源，通过使用“民族”“种族”“国民”“主权”等新概念，最终确立了“现代民族观念和思想意识”（黄兴涛，2011）。
19 世纪末，随着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缔约加入红十字的联盟，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发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正处在为数不多的未加盟国际红十字体系的国家行列。如果中国想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参与国际竞争，那么就需要采用西方列强的规章、制度，以及惯例。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创办红十字会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趋势，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这样一把标尺确立了各民族国家开展现代性竞争的依据，即参与红十字事业程度的排名。各类媒体则有效地利用了国家间的比较，提醒中国所处的耻辱状态，进而激发国人的荣誉感以及渴望国际认可的民族情感（郭进萍，2019b）。他们提出如果中国不创办红十字事业与世界联盟，那么就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伟大文明将会有沦落到野蛮、传统以及落后文明之列的危险。在这种论域下，红十字会被视为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入场券”和洗雪国耻的途径，备受关注。为此，时人十分强调红十字会的功用，从民族国家、社会功能及个人利益等维度认知并宣传红十字会，力图通过兴办红十字事业，促使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呈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和实用主义目的性。
受民族主义的驱动，近代国人将日本视作图强求变的一个参照，在甲午战后兴起向日本学习的思潮。作为表征“西”“新”符号的红十字会经日本这一西方文化中转站的传播成功登陆中国。日本红十字组织——赤十字社在发展过程中就大力宣扬博爱和人道理念。如“崇高无比之博爱人道之化身所创设之日本赤十字社”，日本赤十字社“不惟为国民的团体，亦根基博爱人道之精神”，“发挥报国恤兵之社旨与人道博爱之精神”（川俣馨一，1917:2、476）等等。这些红十字知识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后，被中国红十字会全盘吸纳，融入自身文化体系。
时人对红十字会宗旨的认知过程也清晰呈现了日本的强烈影响。1897年，留日学生监督孙淦翻译了《日本赤十字社社则》。这篇汉译社则的第一条明 确规定：“本社以救疗爱护战时之伤者病者，力轻减其苦患为旨趣”（《时务报》，1897），突出战时救护的工作核心。时人亦效法日本以红十字会开展 的战时业务活动来代宗旨。其后，日本赤十字社修订章程，规定：“专为凡遇兵事亲入战地，务将负创携疾之人设法救治，尽心调护，以救苦救难为宗 旨”及“以博爱为主义”（《政艺通报》，1904）。中国红十字会尽管仍然以业务活动代宗旨，但在章程中突出了“博爱”字眼。1911 年中国红十字会所确立的博爱恤兵宗旨亦参照了日本赤十字社的社旨。《日本赤十字社发达史》多处记载道：“报国恤兵为日本赤十字社之主旨”，赤十字事业“实行博爱恤 兵之主义”（川俣馨一，1917:1、502）。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初期章程制度即在日本人有贺长雄的指导下制订。有贺长雄是日本法文学博士，于 1911年赴上海参与了《中国红十字会试行章程》的修订指导工作，强调红十字会“大旨为博爱、慈善、恤兵、拯民之意”，并基于中日两国“不甚相同”的 国情，建议中国“不必效日本所为”（《新闻报》，1912）。尽管如此，中国红十字会还是规定了博爱恤兵的宗旨，且这一宗旨贯穿近代红十字事业发展 的始终。
20 世纪末，日本赤十字社主张不能仅热衷于战时救护（“报国恤兵”），应扩大活动范围，将平时救护（救灾、慈善事业）也纳入视野。与此同时，日本赤十字社还驳斥了博爱主义等于基督教的误解，指出“博爱主义非耶稣基督首创”，与孔孟之仁爱、释迦牟尼佛之慈悲相同，宣扬世界的、国际红十字的博爱主义（篠崎守利，2010）。这一认知也深刻影响了国人对红十字会博爱内涵的理解和诠释。
近代国人将博爱人道视为红十字会的宗旨精神，除受日本影响，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语境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博爱是“国父”孙中山政治学说的核心。据相关统计，孙中山墨宝中有关“博爱”的题词多达 64 件（简海燕、池子华，2014:149），在孙中山所有题词中数量最多。孙中山将“博爱”视为“人类宝筏，政治极则”之一，多次在重要场合加以宣扬。1906 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首次提出“博爱”口号，宣称国体民生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并且申言今日之国民革命是求“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的革命（孙中山，1981:296）。1912 年 10 月，孙中山在演说中进一步将博爱和社会主义及人道主义相关联，宣告：“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此外，孙中山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孙中山，1982:510）这种政治话语为红十字会提供了合法性支撑。
那红十字会的博爱和孙中山宣扬的博爱之间有何关系和分歧呢？相关研究显示，孙中山宣扬的博爱是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倡导的相当广义的博爱。红十字会的博爱却是基于红十字活动限定用法下的用语，即“作为救护活动的博爱主义”“基于博爱主义的救护活动”。而在孙中山的演讲中，并未以直接关联红十字活动或红十字精神的博爱来论述。孙中山的博爱思想主要是作为战略论、战术论，其与红十字思想之间确实存在间隙（篠崎守利，2010）。笔者基本认同这种看法。孙中山深受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提出了兄弟、同胞的用语，同时援引韩愈“博爱之谓仁”，主张“公爱”“救国救民”，可以看出在概念规定上与红十字会之间存在共通之处，均基于爱和救。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论域和指向上。孙中山将博爱作为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指出仁即博爱有三种，即救世、救人、救国。而他所推崇的博爱主要指向“救国之术”，直言“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孙中山，1986:283），带有鲜明的爱国、革命色彩。而红十字会的博爱是“救人之术”，侧重人道主义实践，无国界种族地域之别。孙中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经历让他对红十字的人道博爱理念非常认同，他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准予红十字会立案之请，还曾为番禺红十字会题词“博爱”都体现了这一点。因与孙中山提倡“博爱”的不谋而合，“博爱”也成为红十字文化在近代中国传播时首要宣扬的主张，是近代红十字会最广为人知的一张名片。
民族危机催生向日本学习的迫切性，日本模式提供可操作的制度模板，而孙中山的政治话语则赋予红十字会意识形态高度。这种动因结构导致近代国人对红十字会的认知呈现一幅颇为复杂的图景——既将红十字会视为文明标尺以提升国际地位，又用积功德等传统慈善逻辑来解读红十字会；既模仿日本的组织模式，又通过大同、仁爱等概念重构其精神内涵。这种本土化调适既推动了红十字会的落地，也埋下了认知偏差的伏笔，为中国特色红十字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复杂的历史基底。
晚清以降，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和社会转型挑战，国人引进吸收红十字文化，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其本质是西方人道主义文化与中国本土社会在剧烈转型期的碰撞与融合。从 19 世纪末将红十字会等同于传统善会，到20 世纪初确立“博爱恤兵”宗旨并赋予其救亡图存的政治内涵，这一认知演进既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国际规则的被动接纳，也彰显了本土文化对西方理念的主动重构。民族主义驱动下，红十字会被视作文明立国的标尺；在日本经验参照中，博爱恤兵的宗旨框架得以确立；而孙中山“博爱”思想的政治建构，则使其与革命话语深度绑定。这三重动因的交织，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红十字文化认知路径，最终使红十字会从外来组织转化为兼具国际属性与本土特色的社会治理力量。然而，这种认知始终交织着文化诠释、政治诉求与社会需求的博弈。官方将红十字会作为提升国体的工具，民间则视其为乱世求生的保障；知识界试图以“恻隐之心”嫁接人道主义，却难以突破传统慈善的“积德行善”思维。在辛亥革命中，红十字会既践行中立救护，又成为革命“保护伞”。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西方人道主义的本土化调适，也暴露出国际规则与本土需求的深层张力。这种认知的复杂性，恰恰构成了中国红十字运动独特的历史面相。
在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迫于时局艰危，国人急于将红十字会作为一种救世良策，大力宣扬其慈善性质、博爱恤兵宗旨和人道主义精神，但尚未对其内涵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对红十字文化的理解还流于浅尝辄止，往往“以中释西”，缺乏对其精神实质的领悟和把握。故而造成对红十字会慈善、博爱和人道主义相互混杂的认知。博爱因与孙中山提倡的广义博爱相契合而成为近代红十字会最亮眼的一张名片。事实上，对于“博爱”这个词思想界历来是存有争议的。英国哲学家詹姆斯·斯蒂芬就曾质疑博爱的普世性。在他看来，“爱人类”就像幻影，“博爱，单纯的普世之爱，从本质上不适合成为一种信仰”（斯蒂芬，2016:200-201）。至于慈善和人道，二者虽均基于利他主义价值观有共通之处，但也有鲜明的区别。传统的慈善行为常常被看作是积累功德的善举，它带有明显的优越感，这与基于人格和权利平等的人道主义存在差异。当国人将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简化为博施济众的慈善行为时，其背后“人格平等”“权利尊重”的现代内核易被悄然消解，形成认知层面的误读。
清末民初社会对红十字会的观念认知是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微观缩影。它揭示了文化传播的双重逻辑：一方面，红十字文化因契合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嫁接传统慈善的文化模式而被接纳；另一方面，其内在价值又因民族主义诉求和实用主义思维而被选择性诠释。这种历史经验为当代中国特色红十字文化和公益慈善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镜鉴：在推进红十字文化中国化的进程中，既要避免将“人道、博爱、奉献”简单等同于传统慈善，又需在国际人道主义原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寻找价值共鸣点。唯有深入理解红十字文化的内核与本土慈善伦理的差异，才能在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中实现“以中化西”的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植根中国社会的生命力。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应，更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公益慈善体系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东方杂志》，1904，《出使美国大臣梁奏拟联约各国仿设红十字会折》，第 11 期。
《人道指南》，1913，《敬告非会员》，第 1 号。
《时务报》，1897，《日本赤十字社社则》，第 44 期。
《申报》，1894，《行军以医生为要说》，12 月 19 日，第 1 版。
《申报》，1898a，《创兴善会》，3 月 26 日，第 2 版。
《申报》，1898b，《红十字会说》，11 月 16 日，第 3 版。
《申报》，1899，《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4 月 10 日，第 1 版。
《申报》，1904a，《普济群生》，3 月 11 日，第 3 版。
《申报》，1904b，《续录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7 月 30 日，第 3 版。
《申报》，1911a，《红十字会特告》，11 月 26 日，第 13 版。
《申报》，1911b，《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致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女士书》，10 月 21 日，第 26 版。
《申报》，1911c，《红十字会大会志盛》，10 月 25 日，第 19 版。
《申报》，1911d，《赤十字会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续）》，12 月 30 日，第 5 版。
《申报》，1910，《军谘处奏详核红十字会原奏敬陈管见折》，6 月 19 日，第 26 版。
《新闻报》，1911，《赤十字大会记》，12 月 26 日，第 10 版。
《新闻报》，1912，《日本赤十字社及中国红十字会》，2 月 7 日，第 11 版。
《政艺通报》，1904，《日本赤十字社章程》，第 4 期。
《中国红十字会杂志》，1913a，《中国红十字会成绩》，第 1 号。
《中国红十字会杂志》，1913b，《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第 1 号。
《中外日报》，1899，《论保鸟会》，8 月 20 日，第 2 版。
蔡元培，2016，《中国人的修养》，北京：台海出版社。
陈力卫，2012，《“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及其泛化》，《学术月刊》第 9 期。
陈寿源，1921，《一般国民对于红十字会之关系》，《竹秀园月报》第 8 期。
陈晓平，2021，《孙中山、宋庆龄与“粤东赤十字会”》，《同舟共进》第 4 期。
池子华，2018，《近代的红十字运动历史变迁上》，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郭进萍，2019a，《红十字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郭进萍，2019b，《〈申报〉与中国红十字事业的起步》，《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第 2 期。
郭进萍，2020，《从冲突走向融会：近代红十字文化的本土化演进》，《地域文化研究》第 1 期。
郭进萍，2024，《近 30 年来中国红十字文化史研究回顾与反思》，《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第 1 期。
黄兴涛，2011，《清末现代“民族”概念形成小考》，《人文杂志》第 4 期。
简海燕、池子华，2014，《〈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唯一译著的整理与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克里斯蒂，杜格尔德，2007，《奉天三十年（1883 —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信丹娜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陆丹林，1947，《当代人物志》，上海：世界书局。
虔修道人，1937，《红十字会问答概要》，《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 19 期。
沈敦和，1913，《〈人道指南〉发刊辞》，《人道指南》第 1 号。
斯蒂芬，詹姆斯，2016，《自由·平等·博爱》，冯克利、杨日鹏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1981，《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载《孙中山全集》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
孙中山，1982，《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
孙中山，1986，《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载《孙中山全集》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
王熙普，1907，《创设红十字会之理由》，《申报》7 月 3 日，第 20 版。
雪珥，2011，《1911：褪色的红十字》，《中国经营报》9 月 5 日，第 50 版。
余畅，2019，《人道主义概念在五四初期的翻译、重构和播散———以新文化派的人道主义言说为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 1 期。
张汝伦，2001，《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秋光，2008，《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 —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
朱光潜，1978，《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社会科学战线》第 3 期。
朱浒，2005，《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石家庄学院学报》第 4 期。
朱瑞五，1914，《人道说》，《中国红十字会杂志》第 2 号。
邹振环，2000，《译林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日 ] 川俣馨一，1917，《日本赤十字社发达史》，东京：东京高岭堂印刷所。
[ 日 ] 篠崎守利，2010，《孫文と Red Cross——『紅十字会救傷第一法』，訳出と再版の意味するもの——（上）》，《中国研究月报》第 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