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要像椅子一样回到生活

老麦：你特别擅长生产理论，“附近”好像是你的原创。这方面最近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项飙：最近的想法是怎么进一步说明“附近”是什么意思。大家其实对“附近”这个说法蛮有感触的，这个感触是真实的。但是人们马上就要去追问“附近”是什么？哪一块算附近，哪一块不算？好像只有把线划清楚了，才算是把附近落实了。

如果你对这个概念有反应，说明这个概念已经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它已经蕴含着一个力量。这里就可以导出很多真实的东西。比如，这个概念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经验？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事实？为什么这个说法会触动我？是让我看到了我的某种缺失，还是唤起了某种被压抑的感受，还是让我能去做一件事情？

但我们常常不追问这些。一讨论，我们马上要问概念本身，把它变成一个从生活中抽离出来、可以用文字表达的技术性概念。追问“这个算附近吗”“那个算附近吗”。对我来说这些是比较无趣的。“附近”是无法用尺子界定的，它要说的是人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感知。你看世界，首先看得到自己和这个世界最初的 500 米，你懂得的世界都是因为你的感知，你所感知到的世界都是因为你的感知、行动而组织起来的。

这样界定出来的“附近”概念就变得没有热情，变得冰凉。大学里的研究 90% 以上不是研究，而只是写作，把概念搞得冰凉。冰凉以后，看上去很稳定，但是完全没有穿透力，看起来很清晰，但是它不能够给你的存在带来清晰感。

老麦：特别好，“附近”变成学术名词，变成学生和学者都在用的固定概念，这不是你的本意。因为你提出的概念本是要呈现一种行动。我想进一步聊聊，概念究竟是用来干什么？或者说，我们怎么去防止它的异化？

项飙：概念是要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生存状态，同时帮助我们思考怎么对应现实。“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能引起反响？一个原因是，大家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很强的失控感。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是有控制的，但对总体的生活却是失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大家强烈希望重新对自己的存在和生活有一种可控感，有一种稳定的意义感。

“附近”给这些年轻人一个把手——我跟世界可以不完全脱节，可以对这个世界发生作用。这是一种赋能，把一个感到孤独无力但又想做一点事情、让生命有意义的人，变成了一个社会行动者。这有一种自我角色转换的作用，让他可以有勇气地去面对这个世界。

概念的另外一个作用是让我们的思考变得更具体和精确。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在大家学习了很多批判方式之后，对事物的归因可以非常宏观，比如，“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平等”。这种批判意识是抽象的，当它不能跟你的行动力直接结合时，它就是危险的，你已经把自己给粉碎了。

我们看教育，谁是现行教育系统最大的批判者？是教育部门本身。教育部门每天都讲素质教育、减负、教育公平，可实际情况如何呢？批判是很容易的，关键是如何让它落地。书面上，一切归因都是体制结构，但是这种结构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要在具体的场景中发挥作用的。

因此，我觉得大家这种终极归因的认知方式是需要检讨的。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归到某个原点上，那其实是不断强化权力——把它神秘化，好像权力无所不能，我们在权力面前完全孤立。

怎么防止概念的异化？就是要不断跟进生活，不能把概念变成脱离实际的一个词。我在研究中最大的幸运，就是我能够听到大家各种各样基于自己生活经验而对概念给出的反馈，让我看到这个概念在世界里是怎样被使用的。这不是学者内部的反馈。

我们在德国马普所的团队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都是木匠”。你早上起来就开始工作、读书，然后晚上休息，你这一天都干了什么？我们跟一个木匠没有区别，只是不同的劳动形态。木匠做了一个椅子以后，这个椅子是必须到某一个人的生活里去的。我们也希望每一个研究人员都有一种这样的自我定位：我的劳动要凝聚成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要重新回到世界上活过，哪怕它很快就被抛弃了——那是命运，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自我定位。

老麦：如果把一切都归因到某个外在的、最高的、神秘的东西，这是一种逃避。你只剩下极大的无力感，也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但其实你完全可以做一些行动，来改变这种状况。

项飙：对。改变客观状况比较难，但你可以改变自己。你自己要过怎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是可以面对的。

什么是附近？

听众：“附近”的概念和我们的“身边”这样一个物理空间有什么区别？

项飙：附近首先是指你住在哪里、经常去哪里，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能说我不太关心我住的地方，但是我有网上的生活，不能觉得网上的社群就取代了实在的附近。

线下“附近”的交往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不可选择性和不可退出性。而网上那些都是自己选择的。比如，在真实生活中，你不喜欢的邻居就是不搬走。但在网上，你可以随便拉黑别人，买东西也可以随便退货，把一切的社会交往变成简单的物物交换。你们不用讨论，不用人类语言。你可能会对网络世界有归属感和依赖感。但真实生活里的“附近”不一定产生依赖感，而是有投入感。投入不一定是依赖。

人在生活里要面对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不都是以我为主的。它们顺着不同逻辑发生，但又围绕着我发生。我要塑造出一种图景、一种认知方式，把各种各样的身边的事情与其融在一起，使我能从容应对。这就构成了一个有意识的附近了。

老麦：我以前没有附近的感觉，只试图改变世界，结局就是崩溃。我突然意识到人没办法干这么多事，人是有局限性和脆弱性的——而我以前认为人是有超越性、创造性的。改变大的社会结构不太可能，在这样一个高风险社会里，共同体的体验特别重要，这在疫情期间感受更深。所以这个小共同体正好跟“附近”有共鸣。

项飙：“附近”显然不是整个世界，但我们提出“附近”，不是要回到根上、回到本质。我们要强调，你此刻所在的世界就是你要负责任的世界。不管是哪一刻，你都可以去认真地观察这个世界。哪怕是坐在车厢里的一刻，你也可以观察车厢里的每个人。你可以采取愉悦的，甚至是调皮的方式去观察他们。这是教育所缺乏的。我们一上来就是概念化的，比如上层阶级、下层阶级……这些都是符号。安身立命不是靠这样到所谓文化传统或正式制度里找一个身份而达到的，而是自己要去感受，通过和周边具体的联系而获得相对从容、安身立命的感觉。

如何看待文科危机？

听众：没想到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讨论文科、理科有没有用的问题。今天，人文社科专业面临着很大的危机，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项飙：就业难是一个普遍的、结构性的问题，文科专业可能更明显一些。我觉得文科本身要反思。这个观点肯定不太受欢迎，但我觉得很多文科就是“太水”。为什么现在文科会有那么强的危机感？一方面，经费的缺乏是一个因素，但更为关键的是没有群众性，没有群众基础。

按道理来讲，文科应该具有群众基础。既然文科是搞人的研究的，按道理人们对我们的工作应该是最感兴趣，最愿意支持和参与的。但是现在呢？有多少文科的研究成果是老百姓看得爱不释手，觉得对他们的生活有帮助的？当研究不再说“人话”、脱离生活，这不仅仅是工作方式的问题，时间长了，它会影响研究者自己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以前去学术会议的时候，通常遇到的一个情况是，学者在上面讲的 PPT 没什么意思，但会后吃饭聊天可能会讲很有趣的事。我心里就在想：你为什么不去研究这些你刚刚讲的，偏偏捡那些最没趣的东西去研究。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专业”，不仅 PPT 没趣，饭桌上聊得也没趣，连抱怨吐槽都变得毫无新意。这说明什么呢？当学术过于专业化之后，做学术的人也失去了本来的观察能力和好奇。

文科的未来在于重新强化群众基础。我觉得文科的价值是不需要论证的。文科是要直接解决人的问题的、思考怎样处理生活中的各种焦虑矛盾，怎么可能没有价值？现在问题不在于人们对文科的价值产生怀疑，而是对文科工作达不到它自己的目标而不满。所以不满可能是好事，表达了大家的期待。如果我们不回应这样的期待，那只能是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