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术实践者是致力于结合学术与实践双重角色的专业人士。尽管他们在连接知识与实践、深化学术理解和促进发展成果方面具有独特贡献，其职业初期的身份认同构建与角色平衡问题仍未得到充分探讨。本研究聚焦中国非营利领域中处于职业初期的学术实践者，探讨他们如何规划职业发展路径并构建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采用合作式自我民族志方法，本研究分析了两位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创办非营利组织的经历。研究揭示了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发展的三个阶段：接触—不满与机遇—整合。同时，我们识别了学术实践者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平衡学术与实践角色所运用的具体策略。本研究指出，在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语境下，学术实践者可通过顺应政策导向、理解权力结构以及发挥研究优势，有效整合其双重角色。

关键词：学术实践者 非营利组织 职业初期

引 言

“学术实践者”（Pracademics）指的是参考学术知识发展实践智慧，或将实践经验反馈到学术讨论中的专业人士（Wilkinson & Wilkinson,2023）。尽管在以实践为导向的学科中——如商务与管理（Johnson & Ellis，2023）、技术与工程（Forster et al.，2023；Obembe，2023）以及公共行政（Khademian，2010）——学术与实践的融合早已蔚然成风，但“学术实践者”这一术语的提出，是一种对知识与实践整合价值的正式认可。当前关于学术实践者的研究主要关注他们对学术界与实践领域的贡献、作为学术实践者对自身的益处，以及他们在平衡双重角色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Dickinson &Griffiths，2023；Murphy，2016；Posner，2009）。然而，关于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的研究仍较为缺乏，尤其是针对职业早期阶段的探讨。

本文将围绕以下研究问题展开：“职业初期的学术实践者如何在中国非营利领域中平衡自身的职业道路，并形成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本文采用合作式自我民族志的方法，记录了两位作者的个人经历与反思。首先，我们聚焦于第一位作者在博士最后一年期间创办非营利组织，并在转型为大学讲师后继续运营该组织一年的经历。该组织创建了一个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推荐平台——在 150 多名志愿者的协助下，为 700 余家组织建立档案，累计浏览量超过 10 万次。随后，本文记录了第二位作者（博士在读生、正在成长中的学术实践者）参与该机构运营的经历、反思与观察，从中展现了关于中国非营利领域学术实践者的宝贵洞见。最后，我们讨论了本研究对于理解学术实践者在职业初期身份认同形成过程的启示。

一 文献综述

（一）职业初期的学术实践者

“学术实践者”这一术语最早由 Volpe 和 Chandler（2001）提出，其定义为同时具备实践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专业人士，这群人希望促进这两个领域的整合（Collins & Collins，2019；Hollweck, Netolicky, & Campbell，2022）。学术实践者的实践方式与身份称谓多样，他们被形象地称为跨越阶 梯 者（Friesen，2022）、 旋 转 门（Murphy & Fulda，2011） 或 边 界 跨 越者（Panda，2014），也被称为实践型学者（Wolfenden, Sercombe, & Tucker，2019）以及学者 - 实践者等（Wasserman & Kram，2009）。然而，学术实践者的“身份双重性”（即兼具学术与实践两种角色）在学术界缺乏对其本质、角色、工作及影响的充分认可与奖励，这导致学术实践者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面临摩擦与挫败感（Eacott，2022；Mynott & Zimmatore，2022）。此外，部分专业人士甚至拒绝使用“学术实践者”这一标签，认为该称谓可能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夸大了学者群体内部的二元对立，忽视了身份的多样性与流动性（Chaaban et al.，2022；Dickinson, Fowler, & Griffiths，2022）。

研究发现，有多种因素会影响学术实践者的现状。首先，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决策资本等对学术实践者的职业规划和专业实践有着显著影响（Hargreaves & Fullan，2015）。其次，学术实践者将学术和实践结合的过程非常重要，这一过程通常包括构建理论框架、参与实际工作以及建立行动伙伴关系等多种方法（Bouten-Pinto，2016；Panda，2014）。最后，制度环境因素可能促进或阻碍学术实践者的职业选择和实践活动。例如，学术界与现实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目标和需求上的矛盾，同时不同高校在终身教职和晋升政策上对应用性工作的认可程度也存在差异（Fowler et al.，2023）。此外，新冠疫情的暴发也进一步加剧了学术实践者所面临的挑战（Campbell，2022）。

本文聚焦于那些刚获得或即将完成博士学位，正处于为实践者与学者双重身份做准备的职业初期学术实践者（Bridle et al.，2013）。尽管专业人士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中期或成熟阶段都有可能成为学术实践者（Dickinson, Fowler, & Griffiths，2022），早期阶段的学术实践者面临着独特的机遇与挑战。他们具有探索新可能性的潜力，但往往面临着资源匮乏的窘境，以及做决策时的诸多独特困难（Dlouhy & Biemann，2018；Mula et al.，2022）。现有大量关于学术实践者的文献主要关注那些已在学术或实践领域确立地位的专业人士，而忽略了那些在职业初期尝试同时构建两种角色的学术实践者所面临的具体困境。对于职业初期的学术实践者，现有研究探索了外部网络的重要性（Taylor 2023）和专业学习与研究合作的发展 （Kolber & Heggart 2022），但仍有两个关键领域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其一，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其二，平衡学术与实践者双重角色的具体策略。

（二）中国非营利领域的学术实践者

已有研究证明，学术实践者能够在非营利领域带来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Salipante & Aram，2003；Vrentas et al.，2018）。在中国背景下，非营利 学术实践者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且充满挑战。首先，中国对非营利组织的政府监管和政治控制（Hsu, Hsu, & Hasmath，2017；Spires，2020）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实践者在政治倡导、知识交流和能力建设等各类活动中可利用的资源和参与程度。许多非营利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更注重获得合法身份和实现生存，而非开展系统性的研究（Li，2020）。其次，在中国非营利领域中，对学术实践者的社会与文化认可度较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快速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的重大结构性变革，经济发展始终被视为首要任务（Brandsen & Simsa 2016）。这一侧重导致社会普遍优先支持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福利的发展相对被忽视。因此，职业成功主要与经济成就挂钩，学术实践者在中国缺乏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权威支持和社会认可。

尽管中国的非营利领域面临较为严格的制度环境，其学术实践者的参与方式和知识生产模式却不同于西方（Ma，2023）。例如，公共行政硕士项目逐渐转向强调实用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这与以往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模式形成对比（He et al.，2023）。此外，体验式慈善教育作为一种新兴教 学方法，通过教师引导，帮助学生在慈善实践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Li,McDougle, & Gupta，2020）。同时，非营利实践者也越来越多地委托学者开展研究，以展示其在复杂的非营利组织—政府关系中的社会影响（Zhang &Guo,2021）。因此，了解中国非营利领域中的学术实践者如何应对制度挑战、利用现有机遇并采取有效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合作式自我民族志，这是一种基于自我民族志原则的定性研究方法，但要求两位或更多研究者共同分享与分析汇总数据（Lapadat,2017）。 在 自 我 民 族 志 中， 学 者 既 是 研 究 的 主 体 也 是 研 究 的 对 象（Ellingson &Ellis,2008）。通过对自我的主动探索，研究者旨在揭示结构性力量如何影响个体选择，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如何反映出普遍规律。与单一自我民族志相比，合作式自我民族志增加了合作维度（Chang,2013）。借助合作，研究者能够构建更加丰富的数据库，并拓宽分析视角（Roy & Uekusa,2020）。

本文的主题是探讨学术实践者在职业初期如何平衡学术与实践者双重角色，这涉及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以及平衡的策略。这些问题不仅体现在学术实践者外部的行为和成果上，还反映了其对过程的思考与态度，这一过程具有流动性并依赖于特定情境（Dickinson, Fowler, & Griffiths,2022）。因此，自 我民族志是一种能够记录学术实践者所面临的情境与选择，并深入揭示导向这些选择的内在思考的研究方法（Chang, Ngunjiri, & Hernandez,2016）。此外，合作式自我民族志能够通过多维度的视角以及识别来自多个数据源中的持续模式，强化数据的收集和解释过程（Chang,2013）。

本文的两位作者分别是毕业三年内的博士和博士候选人，对成为学术实践者怀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开展本研究之前，两位作者曾参与多项融合研究与实践的合作项目。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两位作者频繁讨论成为学术实践者的职业道路所面临的挑战，例如：是选择留在学术界还是转向实务界；如何评估缺乏实践应用的研究价值；以及如何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能指导更广泛实践的学术知识。在本研究中，基于各自的经历和共同参与创办非营利组织的过程，两位作者反思了各自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为此，两位作者回顾了自 2014 年以来各自的反思记录、已发表的文章、报告和相关实践的工作档案。这种方法参考了 Bolton 和 Delderfield（2018）所倡导的研究型反思实践。

两位作者通过多轮线上与线下讨论以及书面反馈，共同对数据进行解读（Chang，2013）。例如，第一作者认为自己追求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的动机主要源于“不满”，而第二作者则认为更多出于“机遇”，最终形成了“不满”与“机遇”相结合的情形。通过多维度分析，我们逐渐建构一个逻辑框架，包括身份认同形成过程的三个步骤及三种平衡策略。

在分析过程中，两位作者也反思了研究本身的动态特征。作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可能会在过于追求和谐时削弱批判性分析，从而引入偏差（Chang，2013）。此外，由于一位研究者资历较深，权力差异可能抑制另一位研究者的意见表达（Ajil & Blount-Hill，2020）。仅以两位作者的主观反思为基础，也可能限制研究结果的普适性（Chang，2008）。尽管如此，我们高度关注潜在风险，并认为这种密切关系和共同的主观体验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它为深入理解学术实践者语境提供了独特视角，而这种理解常常是外部研究者难以获得的。

三 第一作者的学术实践者反思

（一）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的形成

在形成明确的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之前，我一直在探索多种活动，以期将学术知识与实践影响有机结合。

首先，本科期间我由商学转向社会学专业，其灵感源自对基尼系数以及香港严重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学习（Wong, Wan, & Law，2009）。其次，我发现尽管社会学让我对社会问题有了批判性认识，但却不足以提供有效的实际解决方案（Burawoy，2004）。在迫切希望产生实践影响的驱动下，我决定 在研究生阶段选择更侧重实践的专业——社会工作。最终，由于我日益介入中国非营利实践者的工作，并认识到弥合学术与实践之间鸿沟的重要性，我 选择留在香港完成博士学位。

成为博士生后，我通过 Posner（2009）的一篇文章首次接触到“学术实践者”这一术语，这为我一直在探索的模糊职业路径奠定了基石。接受学术实践者这一身份认同极大增强了我投身实践的勇气——我创办了一家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建立一个网站来推广中国的非营利机构。这一构想源于我对其他国家相似网站（如 Candid、Charity Navigator 和 Great Nonprofits）的了解，也基于我非常了解我国缺乏这样的基础设施。该项目还与非营利研究中的关键议题相关，如透明度（Lu et al.，2020）、问责制（Tacon, Walters, &Cornforth， 2017）以及社交媒体推广（Nah & Saxton， 2013）。

综上所述，我的经历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①专业选择；②工作地点；③实践参与；④学术知识。各类经历的“接触”在塑造我的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和能力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些经历，我在职业初期不断成长和发展。这些“接触”不仅来源于我有意或无意的主动选择，也包括我自觉或不自觉的被动经历。我的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体现了我对不同经历所做出的反应。

（二）作为博士生的学术实践者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参与运营非营利组织，这一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社会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仅凭学术知识难以应对实际挑战的局限性。同时，这段经历也让我认识到学术实践者身份的多元特征，并发现其与我个人追求之间的契合。下面，我将以推动非营利组织根据政府规定提升透明度为例，进一步阐述这一过程。

年度报告和财务数据的披露是学术界讨论透明度的一个关键因素（Harris & Neely，2021）。因此，从 2022 年 2 月至 3 月，我组织志愿者，通过一个全国统一平台下载了 776 家非营利组织的年度报告。令人惊讶的是，调查显示有 73.7% 的非营利组织未能按时披露其年度报告。我们尝试联系了所有拥有联络信息的非营利组织，并收到了 106 家组织的回复。虽然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对我们的询问持开放态度，但也有部分组织拒绝回答，并表示他们只接受政府的正式咨询。还有一些非营利组织反映，他们不了解政府的披露要求，或因技术原因无法访问官方平台。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们尝试联系了民政部。民政部一位官员致电向我反馈，承认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力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相关规定并定期跟踪信息披露情况。该官员对我作为学术实践者所取得的系统性成果及深思熟虑的参与给予了赞赏。他还表示，将敦促这些非营利组织按规定披露信息。随后，我们发现，在我们倡导后的一个月内，有 63 家非营利组织上传了其年度报告。

在种种经历中，对非营利组织透明度的不满促使我创办了非营利组织，这段经历也为我利用学术实践者的独特优势提供了契机。凭借我的研究技能，我成功收集了信息、建立了联系并开展了有效沟通，从而促成了成功的倡导行动。然而，这段实践经历也暴露出中国非营利领域面临的诸多挑战，例如政策执行力度不足及资源短缺等问题。正因如此，我最终决定在学术领域谋职，同时融入实践定位，即担任教授、讲授与非营利管理相关的课程。

（三）作为讲师的学术实践者

全职工作后，我依然管理着该非营利组织，但其运营状态开始发生变化。全职工作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则进入了瓶颈期。此外，2022 年中国逐步放宽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到 2023 年，人们开始重新热衷于线下生活，而非仅依赖线上志愿服务和活动。在学术生活与实践参与之间寻求平衡越来越困难，日益增多的需求与不断减少的空闲时间令我身心俱疲。

与此同时，转变为大学讲师这一角色也为我的实践参与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我发现，利用学术知识的需求不断增长，并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实践者邀请我提供咨询、担任他们的顾问委员，甚至参与研究合作。在日常管理非营利组织的任务中，我开始反思自己期望达到的影响深度以及愿意投入的承诺程度。

我作为讲师与非营利组织领导者这两种角色的整合，即成为“学术实践者”，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时间管理，实现富有意义的智识贡献和实质性成就。因此，我重新评估并调整了自己的时间分配策略。2024 年初，我宣布将该非营利组织与另一家致力于推动中国有效慈善的社会组织合并。在新合并的机构中，我将主要担任顾问角色，以此减少运营非营利组织所需承担的诸多期望和责任。归根结底，为各项活动专门分配时间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协同效应，才是学术实践者维持并有效利用双重身份的关键。

四 第二作者的学术实践者反思

（一）塑造新兴学术实践者的身份认同

作为在中国注册的助理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博士候选人，我的“学术实践者”身份认同深深植根于自 2014 年以来的社会工作培训与实践。我对学术实践者身份的初次接触出现在本科阶段，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社区环境中。我修读了一门名为《社区社会工作》的课程，课程中教授引导我们直接参与社区活动，并撰写社区服务报告。尽管课堂上我们学习了诸如“三种社区社会工作模式”等西方理论，起初我仍被本土化的一些挑战（例如繁重的行政要求和较低的公众参与度）所震撼。随后，我认识到现实社区的复杂性以及本土知识与其恰当运用的重要性。之后，我通过参与一项关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赋权的研究项目，进一步加深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参与。通过对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进行范围性综述（scoping review），我参与撰写了报告并为社区社会工作者设计了工作坊。这些在社区环境中作为服务研究者（service researcher）的经历激发了我对学术实践者身份的兴趣。

致力于推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我继续攻读了社会工作硕士。截至2021 年，我在国内各类社会服务机构及慈善基金会累计完成了超过 1400 小时的实习。此外，我还参与了多项与社会服务相关的研究项目，并在学术会议和期刊上展示了我的研究成果。在这些学术培训和专业实习过程中，我发 现了众多弥合知识与实践之间差距的机会。例如，我开展了有关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研究，并负责执行一个组织评估项目。我发现这一过程颇有成效，因 为我将评估理论的框架（例如变革理论）应用于问卷设计与报告撰写等日常评估活动，同时反思这些活动以生成实证数据，进而推动本土理论的发展。另一个例子是，当我与不同的非营利组织接触时，发现他们普遍面临（尤其是财务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痛点，但在应对这些问题上不同机构却采用了各 异的策略。这些见解后来成为我博士研究阶段关注的重点。这种双重培训机会使我具备了作为行动分析者（action analyst）的能力，推动了我作为学术实践者的发展。

我的学术实践者身份过程中最关键的里程碑是在博士阶段，尤其是在从内地转向香港求学的过程中。我决定整合自己作为实践创新者（practice innovator）的双重角色。在导师的指导下，我担任了一门关于社会创业与社会创新课程的助教，并协助开展了一项准实验研究。我与学生们一同了解香港独具特色的社会创新生态系统，该系统以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和公民参与水平为特征。这一经历凸显了在本地社会创新生态系统中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相融合的重要性，并深化了我对学术实践者角色的理解。我逐渐认识到，推动社会变革不仅仅是在学术与实践视角之间简单地做个结合，而正是学术实践者的本质和宗旨所在。我在非营利推荐平台上的志愿服务经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我们运用了在香港获得的知识，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实践工作做出了贡献。鉴于我国的社会创新仍处于不断发展阶段，新兴的学术实践者拥有着充分的机会，来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二）职业初期学术实践者的平衡策略

在职业初期以学术实践者作为职业追求既蕴含机遇也伴随挑战。然而，新兴学术实践者可以通过制定策略来平衡这两种角色。以下总结了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的策略：

首先，微观层面的策略在于提升个人能力，包括良好的时间管理、规律的生活习惯以及有效的沟通技巧。常见的挑战在于全职研究和兼职实践带来的巨大工作量。对双重知识的高要求掌握和耗能任务可能导致身心疲惫。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在以实践者身份参加学术会议，或以研究者身份出现在实践场景中，产生格格不入之感。因此，新兴学术实践者需要学会如何合理安排任务优先级，维护身心健康，并培养坚实的自我认同。

其次，中观层面的策略则是多元化社会资本。与众多非营利实践者和研究者的交流，使我获得了涵盖社会学、公共行政、商业和管理等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社会资本。作为新兴学术实践者，我在不同非营利组织中有不同的学习和实践方式；例如，对于那些积极寻求以证据为基础改进服务的组织，我身兼服务研究者；而对于那些旨在推动显著社会创新和社会影响的组织，我则担当实践创新者的角色。这些显著的差异和获得的社会资本，均源自不同非营利组织在学科基础、领导风格与工作方式上的差别。

最后，宏观层面的策略在于理解社会需求和政策发展方向。身处不同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新兴学术实践者应通过学习和理解社会需求及最新政策，既具备常规思维又能进行突破性思考，从而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与其他背景相似（Panda, 2014），我国尚未完全接纳“学术实践者”这一概念，既缺乏公认的译名，也未获得权威合法性。因此，学术实践者在如高校终身教职制或非营利组织等特定环境中，往往面临着有限的制度支持。因此，促进跨界对话并建立本土化生态系统仍至关重要。

五 讨论与结论

本文采用合作式自我民族志方法，记录了两位早期学术实践者在中国非营利领域中构建其学术实践者身份的过程和反思。研究得出几项重要发现及启示。

首先，作为对现有文献（如 Macduff & Netting，2000；Posner，2009；Volpe & Chandler，2001）关于学术实践者不断整合学术与实践方面观点的补充，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创新框架，界定了学术实践者身份形成的三个子过程：接触—不满与机遇—整合，这些过程以螺旋式方式相互贯通（见图1）。

“接触”（exposure）指个体所经历的各种体验，每一种体验都为学术知识如何与现实应用相交汇提供了新的见解。经历“接触”之后，学术实践者常常会发现理论与实践间的鸿沟（机遇，opportunity），或察觉当前方法存在不足之处（不满，dissatisfaction）。这种认知推动学术实践者寻求弥合学术知识与实践需求间差距的解决方案，从而努力实现学术与实践双重身份的整合。这一过程既包括将学术理论运用于实际问题（比如开发新方法论或新举措），也包括利用实践经验来指导学术研究（例如激发研究兴趣或重构研究问题）。这一过程的本质呈现为“螺旋式”，这一概念长期用于描述教育中的迭代学习过程（Bruner，1960；Harden，1999）以及综合的可持续发展（Fowler，2000）。在学术实践者身份形成过程中，他们会经历反复的“接触—不满与机遇—整合”循环，每一循环均在之前经历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自身角色的理解。该框架使我们对学术实践者自我身份构建与认同的迭代过程有了更清晰的理解。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分解，也为针对每一子过程制定特定策略提供了依据，从而提升学术实践者更有效驾驭双重身份的能力。

其次，我们总结出早期学术实践者为平衡其学术实践者身份的两个方面而采取的三种层级策略：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见表 1）。微观层面的策略侧重于提升个人能力，如时间管理、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高效沟通。中观层面的策略涉及构建多元化社会资本，例如从不同领域和学科的资深专业人士处获取宝贵经验与见解。宏观层面的策略则聚焦于理解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和政治背景。这三种层级的策略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社会资本和参与过程（Panda，2014）、环境因素（Fowler et al.，2023）以及外部网络（Taylor，2023）的重要性。这一新框架不仅为理解与支持职业初期学术实践者提供了结构化的途径，同时也为未来的比较研究开辟了新方向。从实践角度看，该框架使学术实践者在制定策略时能采纳更全面的视角。

最后，本研究展示了学术实践者如何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非营利领域有效发展。这回应了关于不同语境下对学术实践者本土化情况进行研究的呼吁，并提供了新的知识贡献（Tacon, Walters, & Cornforth， 2017）。尽管中国的非营利机构环境受到一定限制（Hsu, Hsu, & Hasmath，2017；Li，2020；Spires，2020），但两位作者的经历表明，在中国环境下，职业初期的学术实践者在主动与政府互动、应对现实社会问题及推动社会变革方面仍具有新的可能性和空间。学术实践者可以运用和整合这三层策略来平衡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考量，从而促进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Zhang & Guo，2021）。这些策略有望推广到其他类似受限的非营利环境中，并为未来的比较研究提供借鉴。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仅对那三个子过程进行了初步描述。每个子过程的具体内容以及三者之间的转换仍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深入探索“接触”的更多方面、把握机遇的方法以及实现整合的策略将具有重要价值。其次，本研究仅基于两位作者的合作民族志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解释力。未来的研究应采用混合方法及纵向研究，以更全面地探讨和衡量早期学术实践者身份形成的过程。第三，各层策略如何与学术实践者身份形成中的螺旋式子过程相契合，也值得在特定语境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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