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詹 姆 斯· 米 奇 利（James Midgley） 教 授 是 国际著名的社会工作学者，因其提出“专业帝国主义 ”（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发 展 型 社 会 工 作 ”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专业帝国主义”是米奇利教授于 1981 年在其著作 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 中提出的，指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价值观、技术和方法等在发展中国家以权威性方式被移植和推行的现象。这种专业殖民主义往往不顾当地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条件，甚至排斥和贬低本土的实践与知识，导致社会工作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发展型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工作实践路径，致力于突破西方个案工作主导的、以矫正个体心理行为为主的社会工作模式，提倡社会工作应与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结合起来，纾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推动社会良性变革。米奇利教授是主要提出者之一，其 1995 年出版的著作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elfare 可以看作是发展型社会工作的理论奠基之一。——译者注]等理念而被中国社会工作学界熟知。其在国际上的声誉主要来自他对社会发展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全球南方”国家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关注。本文 由米奇利教授发表在 Refl ections: Narratives of Professional Helping 杂志1997 年夏季刊第 81~87 页。该刊物以叙事写作展现助人行业的从业者在教育机构、社区、政策环境中的真实体验。本文以自传形式讲述了米奇利教授从大学毕业到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院长期间的学术和思想历程。其中提到了许多人物，如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温妮、米奇利教授在英国的导师蒂特马斯、蒂特马斯的朋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达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前院长斯佩希特等。这些人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米奇利教授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兴起背景，从而进一步了解更受中国学者关注的发展型社会工作的相关脉络。这些人物中有争取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社会工作者，有费边主义者，有经济学家，也有进步社会工作的倡导者。有些可惜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尚未受到中国社会工作学界的关注。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米奇利教授研究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关联。在译者与米奇利教授的几次交谈中，他反复提到个人自传和专业历史的重要性。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领域的学者自传或小传，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社会工作专业史的些许片段，更好地理解部分概念的历史脉络，从而为思考中国的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提供助力。

这篇文章中的故事追溯了我在三大洲工作和生活期间思想演变的历程。回顾我的国际学术之旅，我深刻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是受到不同国际环境中的众多朋友、同事的影响。这些故事旨在展示国际经历如何能够增长知识，如何产生具有全球意义并且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新视角。

——詹姆斯·米奇利

二十五年前（约 1972 年。——译者注），我踏上了一段从南非到英国再到美国的学术之旅。在众多朋友同事以及不同学术传统的影响下，我每一次地理上的迁移都伴随着重大的观念转变。我在南非接受了个案工作的初步训练，之后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与理查德·蒂 特马斯（Richard Titmuss）[蒂特马斯（Richard M. Titmuss，1907~1973）是英国社会政策领域的奠基人，曾任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主任。他提出“社会行政”的概念，是社会政策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其理论构建对战后英国乃至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福利体系影响深远。代表作包括 Problems of Social Policy、Essays on the Welfare State、The Gift Relationship、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等。——译者注]一起学习和工作，后者的经历让我增添了社会政策的视角。后来，蒂特马斯指派我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发新的社会政策研究生项目，这使我接触到了发展研究，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方面的文献。我也明显受到了国际主义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弥漫在我们与项目学生的互动中。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是行政人员或政策制定者，来到伦敦是为了增进对社会政策领域的了解。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推动了我培养自己综合世界各地思想和经验的能力。他们还帮助我认识到，第三世界的社会政策无法脱离经济考量。这一认识激发了我对新兴的“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领域的兴趣，尽管在当时这一领域的概念尚不清晰，但它能够将社会政策和经济思维结合起来。我自己对社会发展概念的贡献是强调了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方法的关联（Midgley，1995，1996a）。最初，它仅关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搬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后，我意识到社会发展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国家，发展失衡的问题同样显而易见。

这些年来，我的“写作进化史”反映了不同生活环境及合作伙伴的多元影响，我的学术发展也得益于这些国际经历。我主张采用一种发展性或生产主义的社会福利路径以应对全球社会需求（以及当前政治经济的现状），这一观点并非自发形成，而是源于我所接触的多元国际环境、对不同思想传统的吸收以及众多友人同事的影响。这一思想体系在我的著作《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idgley, 1995）[见 Midgley, J. (1995).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elfare .London: Sage. 这一著作已被翻译为中文版：詹姆斯·米奇利，2009，《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苗正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译者注]中有较为清晰的呈现，该书旨在为新兴的社会发展领域提供全面概述。

一 开普敦的个案工作实践

我在南非开普敦大学接受社会工作教育时，正值非洲大陆经历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之际。我的父母分别是 18 世纪荷兰移民和 19 世纪英国移民的后裔。与许多南非年青人一样，我直到进入大学才完全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那时我才明白，这个国家的种族压迫制度并不像当时政府所声称的 那样，是一个妥善容纳民族多样性的“正常”状态。进入社会工作的专业领域，在实地实习中目睹有色人种群体深陷贫困与剥夺的境遇后，我们很快意识到这绝非政府所宣称的“正常”状态。学校老师们的影响以及非洲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变革，让我们意识到当时南非政府的政策绝非正常。那些年，非洲大陆正掀起反殖民浪潮，许多被殖民国家相继独立，并致力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由此，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不仅希望获得政治主权，更渴望从贫困与社会剥夺的枷锁中实现解放。

非洲独立运动的成就点燃了南非民众结束少数白人统治的希望，并激励了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等南非解放组织的进一 步发展。然而，为实质性变革所做的努力遭到当时政府的压制，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仅加剧了原有的不平等，也使贫困与资源 匮乏的境况雪上加霜。

尽管南非存在制度化的社会不公，但社会工作专业在应对社会问题时仍非常保守。专业院校的课程以预防性个案工作为主导，教材和教学资料均来自英国或美国。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在传统的个案工作机构就业，这些岗位几乎无法触及贫困、不公与压迫等根本性问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几年前（指 1997 年之前的几年。——译者注）（Mazibuko et al., 1993; Patel, 1992）。

这种以个体病理学为核心的、舶来的个案工作模式，与南非的现实严重脱节。聚焦个体治疗不仅忽视了结构性的社会不公与压迫问题，在一个大多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国家更是显得完全不切实际。如果忽视了社会和经济剥夺的基本问题，仅靠治疗个体病理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我们大多数人成为社会工作者，是因为我们想以某种方式推动实现积极的社会变革，但收效甚微。我们缺乏适当的专业教育和实践经验，无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毕业后，我在开普敦最糟糕的贫民窟的一家公共儿童福利机构工作。我很快意识到，传统的个案工作方法对于处理儿童忽视、虐待和剥夺等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束手无策。然而，由于我所接受的个案工作培训有限，当时没有其他形式的干预可以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的挫败感与几位同事产生了共鸣——他们同样感到无能为力。我们这个行业不愿为变革而奔走，这加剧了他们的沮丧。我们既缺乏专业的指引，又与其他进步力量隔绝。随着政府压迫的增加，反对行为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轻则逮捕，重则面临酷刑与监禁。

社会工作界几乎没有声援遭受政府骚扰或监禁的非洲同事。例如，社会工作同事温妮·曼德拉（Winnie Mandela）[温妮·曼德拉（Winnie Mandela, 1936~2018），是南非社会工作者和反种族隔离的社会运动家。她于 1953 年赴约翰内斯堡学习社会工作并投身该领域的实践，被称为约翰内斯堡的第一个黑人女性社会工作者。1958 年与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结婚，在曼德拉长期入狱期间温妮成为反种族隔离运动的象征，其本人也曾受到当时南非当局的软禁。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她曾担任议员和艺术、文化、科学与技术副部长。其在争取结束种族隔离过程中的部分做法受到非议，1996 年与纳尔逊·曼德拉离婚。——译者注]被逮捕、拘留和驱逐，这件事几乎没有引起行业内的任何反应。正如莱拉·帕特尔（Patel，1992）所指出的，南非的社会工作在争取变革的斗争中变得越来越边缘化。我和其他许多年轻 的社会工作者感到无助和被孤立，他们要么低着头（选择沉默），要么试图逃离这种越发让人无法忍受的局面。我的选择是回到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希望能找到一份学术性工作，我认为在那里可以比专业实践更有价值。1968年，我获得了开普敦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得以在海外学习一年。这项奖学金主要是帮助南非的研究生就读英美名校，并以此提升资历。在一位好友的建议下，我申请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计划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政策领域的先驱学者蒂特马斯的指导下攻读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一年制强化硕 士课程。

由于我此前受到的个案工作训练有限，我对蒂特马斯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行政学系知之甚少。在我朋友的鼓励下，我在这所全球顶尖的社科研究机构继续深造，完成了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但我是怀着敬畏和担忧去的：敬畏是因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声誉，担忧则因为我对社会政策视角不太了解。我没有意识到蒂特马斯会成为我的导师，也没有想到在伦敦的学习经历会改变我的一生。

二 蒂特马斯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政策学科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约在一个世纪前由费边社（Fabian Society）创立。费边社是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拒绝暴力革命，相信社会主义可以通过选举手段实现。他们认为，工人运动者可以通过掌握政权来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目标。费边社还认为，一旦工人运动者被选举上台开始执政，他们将需要一个训练有素、忠诚的行政人员队伍来进行经济规划、实施重大的社会改革并落实广泛的社会项目。费边社强调经济学和其他新兴的社会科学为这场技术官僚革命提供基础（MacKenzie & MacKenzie, 1977）。因此，费边社在一个世纪前（ 指 1895 年。——译者注）创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Dahrendorf, 1995），旨在培养规划者、行政人员与政策制定者，以实现工人运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目标。

1950 年，蒂特马斯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首位社会政策教授。他是一个活跃的费边派，写了几本关于社会政策问题的书。然而，他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这一任命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无论他的同事们有什么疑虑，这些疑虑都很快（因他卓越的学术能力）消除了。他被认为是学院的重要知识分子，到 1973 年他过早去世时，他已被世界各地的大学授予不少于五个荣誉博士学位（Gowing，1975）。

蒂 特 马 斯 与 大 卫· 唐 尼 森（David Donnison）、 彼 得· 汤 森（Peter Townsend）和布莱恩·阿贝尔 - 史密斯（Brian Abel-Smith）一起，塑造了社会政策这一新兴领域。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并以一套清晰的规范框架为基础制定了系统的社会政策方法。蒂特马斯的社会政策思想以费边主义为基础，主张国家有责任促进公民的福祉，并依靠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来制定和实施进步的社会政策。他的许多学生后来在英国其他大学建立了新的社会政策系，他的著作对全球社会政策领域影响深远，尤其深刻影响了美国的社会政策思想家。蒂特马斯对社会政策作为一门学科的奠基性贡献无可替代 （Donnison, 1979; Deacon, 1993）。

在蒂特马斯门下学习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学术方向。他的社会政策方法为我狭隘的个案工作训练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费边主义主张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政策干预来“填补人类需求的沼泽”，比通过社会个案工作“一个个地将人们拉出泥潭”更有效。这让我意识到，南非的社会问题无法通过治疗性个案工作来解决，唯有大规模的甚至全国性的社会规划与协调行动才能推动变革——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一个代表全体公民利益的代议制政府。

在我求学期间，蒂特马斯正与联合国商讨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设立首个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与规划项目。在我完成学业返回开普敦大学后不久，他写信给我，并给了我一个教职。我将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另一位教师玛格丽特·哈迪曼（Margaret Hardiman）一起负责建立和管理这个项目。

这一项目的构想源自蒂特马斯的老友、瑞典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 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其因在货币理论、经济波动理论及经济与社会制度关系上的研究成果，于 1974 年与哈耶克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提出的“累计因果循环效应”指出，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相反，市场机制加强而非削弱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缪达尔主张国家干预与福利国家建设。此外，他还担任过瑞典商业部长并出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积极推动二战后的欧洲重建和区域合作，对联合国的区域发展和国际公平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译者注]缪达尔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任联合国顾问，他强调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应当取得平衡。一段时间以来，缪达尔一直批评用狭隘的经济术语定义发展，他呼吁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将经济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Myrdal, 1970）。

在缪达尔的建议下，联合国联系上蒂特马斯，希望他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设第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政策和规划专业。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积极支持该方案的制定，英国政府为该方案的发展提供了财政支持。蒂特马斯对这一新项目感到兴奋，并同意了联合国的建议。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个新项目的一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三 第三世界的社会政策和规划项目

当蒂特马斯指派哈迪曼与我共同创建这个新项目时，几乎没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据我们所知，其他地方也没有类似的项目。因此，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构思课程体系。玛格丽特出生于印度，之前曾在加纳工作过，所以她的经历至关重要。我们大量借鉴了缪达尔与联合国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编写的文件（United Nations, 1971）。概念上，我们以蒂特马斯的国家主义社会政策为基础。尽管他的福利国家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左翼和政治右翼的猛烈抨击，但它在我们的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深刻影响了我们随后发表的关于第三世界社会政策的著作。

由于缺乏现成资料，玛格丽特和我不得不自行编写教材。最初，这些教材是课堂讲义的形式，后来我们逐步发表期刊论文并出版专著。幸运的是，这个项目在不断扩大，国际社会对社会发展的兴趣也在增加，这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教学资源。除联合国外，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也日益重视社会发展，其官方文件和研究报告反映了这些关切。其中，世界银行在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出版的资料特别重要。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领导下，世界银行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保健、住房、教育、就业和农村发展等关键社会部门的政策文件（World Bank，1975 年）。这些政策文件使用的方法与我们自己的方法相似。我们在编写教科书《发展的社会维度》（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时使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后来在发展中国家被广泛采用（Hardiman & Midgley, 1982, 1989）。我们编写的其他书籍不是作为教科书设计的，而是针对第三世界社会政策关键问题的专题分析，包括我对第三世界社会工作的探讨（Midgley，1981），以及我对发展中国家不当社会保障项目加剧不平等现象的分析（Midgley，1984）。我们关于国家与社区参与的著作旨在探讨第三世界社会政策中国家主义与社区主义两种路径的优劣（Midgley et al., 1986）

在该项目实施 8 年后，玛格丽特和我调查了该项目的毕业生，以确定他们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并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工作 (Hardiman & Midgley，1980）。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确实已经回到他们的国家从事公共社会服务工作。他们大多数是政府社会服务部门的中层管理人员，负责卫生保健、教育、住房和社会福利。然而，很大一部分学生成为回到中央计划机构工作的经济学家。我们一直特别希望招募经济学家加入该项目，因为他们是国家发展中很有影响力的角色，而他们能在国家规划层面发挥作用也让我们感到欣慰。我们还发现，我们的一些学生已经回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发展机构工作，还有一些学生被招募到从事发展工作的国际非营利组织。玛格丽特和我都觉得这个项目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学生背景的多样性，以及他们将自身经验融入课程学习的能力。

四 美国的第三世界的社会发展

1985 年，我移民美国，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任教。聘请我的是布里吉·莫汉（Brij Mohan），他于 1982 年被任命为社会工作学院院长。布里吉本人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从印度移民美国，他很熟悉我的研究工作和对发展领域的兴趣。我还结识了其他对发展议题感兴趣的美国社会工作教育者，包括大学间国际社会发展联盟的领导者，如迪克·埃斯蒂斯（Dick Estes）、丹·桑德斯（Dan Sanders）、罗兰·迈纳特（Roland Meinert）、大卫·霍利斯特（David Hollister）和埃兹拉·科恩（Ezra Kohn）。他们都在美国积极推动社会发展视角的应用，并渴望与我合作。

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我原以为自己对第三世界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与这所美国大型区域性社会工作学院的教职无关。但很快，路易斯安那人将该州称为 “美国的第三世界”（America’s Third World）的说法，以及当地触目惊心的贫困与剥夺的现象，让我深受触动。1988 年美国国会批准成立密西西比河下游三角洲委员会，进一步印证了这些现实。该委员会负责为该地区制定综合的发展计划（Lower Mississippi Delta Development Commission， 1990）。其报告显示，该地区的婴儿死亡率、贫困率和文盲率甚至高于哥斯达黎加、古巴和马来西亚等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然而，该地区并非经济落后，这里是世界上石化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拥有发达的农业、完善的旅游设施和其他资源。

三角洲报告呼吁实施全面发展计划，不仅要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还要解决该地区特有的贫困、种族主义和不平等问题。报告的提议在许多方面与缪达尔及其同事 20 世纪 60 年代倡导的发展理念相似。我意识到，自己一直从事的工作不仅适用于所谓的第三世界，也适用于所有发展情境（Midgley，1994a）。

然而，美国的生活也让我意识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项目中推广的“国家福利主义”在美国语境中行不通。蒂特马斯对政府干预的强调在意识形态上难以被大部分美国人接受。美国文化中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和对政府的深刻怀疑，催生了一种贬低国家福利主义（尤其是针对穷人的社会项目）的倾向。

传统社会政策方法存在福利主义的根本缺陷：未能将社会干预融入动态发展进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项目虽试图将社会政策与发展结合，但实际上更侧重社会服务供给，而非经济增长。它强调社会服务政策的适配性，却未能协调社会投资与经济发展。

因此，构建一种既促进经济发展，又确保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深度衔接的“综合发展战略”变得尤为必要。这种被称为“社会发展路径”的方法，超越了蒂特马斯的制度福利主义，主张优先支持对发展有正向贡献的社会政策，而非单纯起补救或维持作用的项目。这需要重新聚焦人力资本调动、社会资本形成，以及通过生产性就业和自主创业实现直接创收。强调“综合发展”以平衡经济与社会，并不意味着放弃蒂特马斯对平等主义的追求。社会发展路径通过在动态发展框架下解决社会需求，力求实现增长与再分配的双重目标。

这些理念在《社会发展问题》（Social Development Issue）期刊的多篇文章（Midgley，1991，1992，1993，1994a，1994b，1996a，1996b）及我的著作《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idgley，1995）中都有详细的阐释。它们也成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社区外展项目（“社区 - 大学合作伙伴关系”）的理论基础，该项目由我与米歇尔·利弗莫尔（Michelle Livermore）在学校研究与经济发展办公室共同实施（Midgley & Livermore，1998）。在密西西比河下游三角洲地区的其他社会工作项目同事的支持下，我们推动该地区社会工作者采取社会发展视角，并期待这一理念成为行业内可行的干预模式。

1997 年 1 月，我调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替已故的哈里·斯佩希特（Harry Specht）[哈里·斯佩希特（Harry Specht, 1929~1995），自 1977 年到 1995 年去世前夕一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院长。其最著名也最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作品是与他人合著的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堕落的天使：社会工作何以抛弃了自己的使命》）。译者听闻，他在任期间，非常不喜欢个案工作等微观方法课程。这侧面反映出他的确是一个渴望利用社会工作方法改变结构性问题的“战士”。据说当年研究微观社会工作的老师只好低调上课，与目前的美国社会工作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译者注]担任该校社会工作学院院长。能担任以哈里及其亡妻里瓦命名的教席，我深感荣幸。尽管院长职责压缩了写作时间，但我仍计划以与美国主流社会政策辩论为语境，进一步发展并阐释社会发展理论。借此希望证明：源自他国的思想不仅能与美国社会政策思维接轨，更能丰富本土视角，提升社会政策的实效。

五 结论：推动社会发展的视角

因为我不断接触新的环境与思想，每一次地理上的迁移都伴随着我学术取向的重大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深受众多朋友与同事观点的影响，他们的国际经验增加了我对不同社会干预措施的潜在有效性的见解。我的经历证明，国际经验能为新思想的演进和社会政策干预的创新提供强大助力。我提出的社会发展视角不仅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也适用于美国。这一理论已吸引了美国一小部分社会工作同仁的关注与支持。他们认为，以补救和维持为导向的社会福利干预模式，需要被动态的发展型路径所超越。不过，有迹象表明学界对这一方法越来越感兴趣。最近，我与该领域的同事在多次会议上做了报告，并在多所大学讲授社会发展课程。尽管这一观点受到关注，但若想让发展视角获得广泛认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它的核心理念需要用与美国现实直接相关且易于理解的方式传播。我希望国内外更多同事能响应发展路径所蕴含的理念。鉴于全球局势日益恶化，这需要在国际层面开展更多合作。许多国家的贫困问题卷土重来、不平等加剧，欧洲和北美新纳粹及其他种族主义运动大肆宣泄族裔仇恨，巴尔干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爆发种族灭绝运动……这些都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坚守社会进步的理念。

我希望自己的学术探索之旅尚未终结，也希望我能推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以在全球范围内应对这些挑战。

参考文献

Dahrendorf, R. 1995, LSE: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acon, A. 1993, “Richard Titmuss: 20 Years O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2 (2): 235-242.

Donnison, D. 1979, “Social Policy Since Titmus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8 (2): 145-156.

Gowing, M. 1975, Richard Morris Titmuss. London, The British Academy.

Hardiman, M. and Midgley, J. 1980, “Training Social Planner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3 (3): 1-14.

Hardiman, M. and Midgley, J. 1982,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Social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Hardiman, M. and Midgley, J. 1989,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Social Policy and Planning in the Third World. Aldershot, Gower (Revised edition).

Lower Mississippi Delta Development Commission, 1990, The Delta Initiatives: Realizing the Dream, Fulfilling the Potential.Memphis, TN: Lower Mississippi Delta Development Commission.

MacKenzie, N. and MacKenzie, J. 1977, The First Fabians. London: Weidenfelt and Nicolson.

Mazibuko, F., McKendrick, B., and Patel, L. 1993, “Social Work in South Africa: Coping with Apartheid and Change.” In Profile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edited by M. C. Hokenstad, S. K. Khinduka and J. Midgley, pp. 115-128.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Midgley, J. 1981, 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 . London:Heinemann.

Midgley, James 1984, Social Security, Inequality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Midgley J. 1991,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 1 (2): 85-100.

Midgley, J. 1992, “Development Theory, the Stat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sia.”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14 (1): 22-36.

Midgley, J. 1993, “Ideological Roo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15 (1): 1-13.

Midgley, J. 1994a,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ir Third World and Ours.”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16 (2): 1-12.

Midgley J. 1994b, “Defining Social Development: Historical Trends and Conceptual Formulations.”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16 (3): 3-19.

Midgley, J. 1995,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elfar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Midgley, J. 1996a, “Towards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Social Policy: Relevance of the Third World Experience.”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23 (1): 59-74.

Midgley, J. 1996b,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allenge to the Profess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 21 (1): 7-14.

Midgley, J., Hall, A., Hardiman, M. and Narine, D. 1986,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 New York: Methuen.

Midgley, J. and Livermore, M. 1998, “The Contribution of Universities to Building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The Community University Partnership.” In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Case Stud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M. Hoff. Boca Raton, FL: St. Lucie Press.

Myrdal, G. 1970,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Books.

Patel, L. 1992, Restructuring Social Welfare: Options for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Raven Press.

United Nations. 1971, “Social Policy and Planning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Review no.3: 4-15.

World Bank. 1975, The Assault on World Pover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