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8日，缅甸中部发生7.9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震中位于曼德勒附近。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启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应急机制，应缅甸政府请求，共派出28支官方和民间救援队伍，总计600余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笔者所属的厦门市曙光救援队（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是一支发源于汶川地震救援，服务本地、面向全国，并进行广泛国际合作的专业救援的志愿者队伍，曾最远抵达南美洲厄瓜多尔执行国际地震救援任务。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是福建省5A级社会组织，2025年7月被中央社会工作部等22个部门联合评定为全国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曾荣获“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也参加了此次跨国地震救援行动。

当日下午三时左右，缅甸发生7.9级地震的消息出现在我手机屏幕上。当时我正在厦门海边闲逛，第一反应是应该回家收拾行囊，随时准备出发。类似的情况在2022年初春也曾发生过，那次我前往土耳其东南部进行地震救援。

3月29日晚，曙光救援队特搜小组22人在厦门完成集结，从厦门高崎机场出境，经泰国曼谷转机缅甸仰光，又从仰光走陆路驱车向北六百多公里，挺进缅甸北部曼德勒地震灾区。我们携带地震救援、搜索、破拆、通信设备129台套，共1.2吨。

这是我加入专业救援队伍的第六年。六年来，我和我的镜头没有缺席中国国内每一次的地震和水灾救援现场。代表中国出境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也是我和队友的职责所在。但出境救援的难度与意外，经常超出想象。

这次缅甸地震救援，也不例外。

一 初识缅甸：安全培训的背后

“把你们装备包里的牛肉干，全部掏出来！”临行前，这是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下达的第一道命令。事后回看，这是我们在一天内所做的所有准备工作之一。看不见的工作体现在日常的其他训练细节中：针对地震救援的救灾模块（含搜索雷达、破拆工具、通信器材等）全年放置在器材库中，随时可供取用；特搜小组从全国抽调多位地震坍塌搜索教官入队，他们将在废墟搜索和风险控制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基石作用。

当天下午，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又在队部对特搜小组成员进行一场安全培训，其中不少要点，在我的想象之外。

首先，缅甸是一个处在内战状态的军政府国家。这与我曾经历的土耳其东南部的地震救援很不同。虽然土耳其地震灾区社会秩序混乱，当地有大量叙利亚难民，也有监狱倒塌导致犯人外逃并且枪支外流，但土耳其并非一个战时国家。缅甸则不同，军政府控制着该国从南至北的仰光、内比都、曼德勒等重要城市，地震后曼德勒和内比都的机场均遭破坏，客机无法降落。反政府武装则控制狭长的从南到北的乡村地区。而我们从仰光到曼德勒的全程，需要交替穿越两大军事武装控制的区域。此外，我们要救援作业的曼德勒震区社会秩序并不好，飞车抢劫事件司空见惯。

在一个战争进行时的国家，如何保证自身安全？王刚队长要求每个人的上半身多个口袋里都要放几张缅币，“如果遇到持枪抢劫，就微笑着把身上的现金全部交出去”。战争状态的国家，除了枪，还可能遇到其他武器，比如手雷。王刚曾经去柬埔寨执行人道主义排雷排爆任务。如果遇到手雷即将在身体附近爆炸，怎样才能最大程度保全自己？最正确的姿态是立刻卧倒，双手抱头的同时，两腿需要立刻紧紧并拢——双腿并拢，是为了防止爆炸的弹片划破大腿根部的动脉血管。

此外，每个救援队员出任务时必须佩戴步话机，并时刻注意自己必须在至少一名队友的视线范围内。步话机可自组网络，22 人可同步接收，待机时间 长，不受手机网络信号影响，用来进行短距离通联稳定可靠。 对于不携带武器进行救援任务的队员来说，最强大的能够保护自己的“武器”始终是—— 笑脸。微笑是全球通用的肢体语言，它可以表达善意，更可以用来化解误会，保护自己。

其次，通过信息搜集研判得知，缅甸当地可能流行疟疾，于是我们带了两百支青蒿素。而当地居民盖房子仍大量使用石棉瓦，这种材质破裂后散发的粉尘有高致癌性，所以我们又带了数百个 PM2.5 口罩。这在我们进入废墟搜救时可以有效保护呼吸道。

最后，尊重当地，入乡随俗。这一点在执行国际救援任务时尤其要注意。比如在土耳其进行地震救援时，因为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我们在语言和饮食上都不能对在地居民造成冒犯。这不仅仅是最基本的做人的素质与礼貌，更因为我们的左臂队服上都有五星红旗臂章，出境后我们代表着国家形象。而在缅甸这个佛教徒占比九成以上的国家，有部分地区的居民是不吃牛肉的。基于对这一情况的考量，队长王刚要求所有队员：如果有人携带牛肉干，立刻从装备包里取出丢在厦门，严禁带入缅甸。

登机前，每个特搜小组队员携带了八包麻辣鸡肉口味的自热米饭。这些干粮可以保证每个人三天里不挨饿。没错，我们在出发前做好了挨饿的准备。这正是跨境执行救援任务的为难之处。如果在地资源严重匮乏，可能会直接导致救援任务不得不终止。这是与国内救援截然不同之处。

二 救援影像记录的伦理与禁忌

我在曙光救援队的工作内容只此一项：不着急，不添乱，不起哄，不摆拍造假，只是“冷眼旁观”——用我的相机客观看待并记录队友们的救援过程，将照片和视频素材及时发布到曙光救援队的媒体信息发布群，供中国各地数百家媒体传播使用，其中涵盖电视台、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等多种媒体平台。如今媒体不景气，国内愿意派记者到缅甸现场的媒体平台并不多。

我的工作内容对于相关媒体完成报道任务至关重要。每次在灾难现场，给我最大压力的并非拍摄过程，而是拍摄的内容如何稳定快速回传国内。和土耳其救援一样，缅甸军政府不允许国际救援队伍私自搭建网络，这次我们出境自然也没有携带卫星基站。在灾难现场，我要面对的首要难题是在地网络总会被地震或洪水破坏，信号时断时续，甚至直接归零。

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缅甸云南商会的志愿者。这只是他们帮助我们的开始。从仰光接机开始，云南商会的华人志愿者为我们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他们的企业在缅甸扎根发展，开枝散叶，见到祖国的救援队前来执行任务，便放下所有，一心为我们的前行扫清所有障碍。

第一个被清除的障碍是网络故障。我的数据传输出现任何问题，随时有懂中文的志愿者帮我尽快解决。

第二个被清除的障碍是要完成彻夜的火线穿越。我们需要抢时间，从仰光尽快驱车抵达 600 多公里外的震区曼德勒，其间要多次穿越反政府武装设卡控制的农村地区。云南商会的大巴车直接贴上提前制作的“人道救援”中缅双语条幅，并有多位志愿者全程跟车，在每一个反政府武装设置的关卡下车沟通以取得放行。透过车窗，我多次看到关卡士兵的 AK47 与 M4 冲锋枪放在木桌上，在夜色中闪烁寒光。

第三个被清除的障碍是居住问题。我们带了睡袋与帐篷，在哪里都可以安营扎寨，但在社会治安不好的情况下难以完全保证设备的安全。而云南商会一位负责人提供的居住方案，则让我有点瞠目结舌，以至于不敢举起相机。

我曾在媒体供职十年，早已过了被拍摄伦理困扰的阶段。过去七年，我曾为七个行将去世的孩子做临终关怀的影像记录，为他们的父母留下孩子人生最后阶段的记忆。没有任何内容，是我不能拍的。只要拍摄的初心不存杂念，只要不违反当地法律，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人或场景，我都会举起镜头。

但当我走下刚抵达曼德勒的大巴车，面对金碧辉煌的 KTV 大堂，我的第一反应是提醒所有救援队队友：在这里一定不要拍照，不要发朋友圈，没人知道会引起怎样的舆论海啸！

经营 KTV 的黄总告知，自己的 KTV 原本在曼德勒排名第二，但最豪华的那一个被地震震塌，现在自己的 KTV 变成最豪华的。在我们的飞机还在从泰国飞向缅甸的途中，他已经决定把我们带到他的 KTV，主要是想让我们的设备被妥善保管，以免露天存放丢失。他没有思虑太多，但我从事传播多年，知道一张被误读的照片的杀伤力会有多大。

请设想这三个关键词——救援队、地震灾区、KTV——的组合杀伤力。“你们出国去救援，跑 KTV 里到底干啥了？”一旦类似的画面和疑问病毒般传播开来，救援队注定将百口莫辩，辟谣的努力绝对追不上传谣的速度。

事实上，在缅甸的八日里，我们也只是把一些随身衣服放在 KTV 的包房，并没有在里面居住，每天返回包房只是为各种救援装备补充电量。因为我们很快找到了最方便执行救援任务的“住地”——马路牙子。

三 拯救“尔航”的 41 小时

缅甸地震的第三天，43 度的高温会加速地震遇难者遗体的腐烂，尸臭开始在曼德勒城区四散弥漫。在曼德勒的街道上坐在皮卡车上闭眼感知，当味道越来越浓烈，这意味着我们正在接近一栋坍塌的楼。楼下有遇难者遗体，也可能有被困的活人。

如果不懂地震救援的优先级逻辑，一个人看到我们刚抵达曼德勒时所做的事，可能会误以为我们在作秀：四辆车装载 22 名救援队员，在一小时内跑了五个地震坍塌现场，使用生命探测仪检测后立刻撤退，紧急奔赴下一个现场。

在黄金救援时段内，救援队的首要作业目标一定是拯救活人。如果废墟下没有生命迹象，我们会立刻赶往下一个现场，为地下可能的幸存者抢时间。遗体挖掘，不在救援工作的第一优先考虑之列。有时候，其他救援队搜索过 的废墟也可能有生命迹象。因为不管是雷达还是搜救犬，都可能判断失误。

这一次，也不例外。

第一眼看到那栋倾斜了 30 度的酒店公寓，我的视觉记忆似曾相识。在土耳其地震现场，我们也曾遇到一栋严重倾斜的房屋。那时有德国、希腊、墨西哥多国救援人员在场，在动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之后，我们仍未得到来自地下的任何生命迹象。最终，我们不得不告知那位被埋在地下的八岁女孩的妈妈：我们的建议是放弃挖掘。因为余震不知何时会来，且没有生命迹象，楼房已经严重倾斜，继续挖掘会给多国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两年后，我在缅甸地震灾区遇到另一栋严重倾斜的楼。这栋高八层的酒店公寓刚刚完工，外墙的脚手架还没拆除，下方的四层楼如豆腐般坍塌，如今看到的一层是原来的第五层。当地居民告知，地震时楼里有五个施工人员没有逃出来。多支救援队来搜索过，但没有获得生命迹象。

队友郑成炜第一次听见那微弱的敲击声，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和三名队友从歪楼的侧面钻进这栋酒店公寓的走廊，我们用声音喊，也用雷达探测，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将要走出楼道时，他好像听到走廊边 PVC 管道传来敲打的声音。驻足再听，什么声音也没有。走出公寓楼，他把头盔上的运动相机取下，叫来多位队友一起听视频回放。

咚，咚，咚……地下敲击 PVC 管道的声音微弱，但尚可辨认。

22 位队友立刻兴奋起来。车辆熄火，安营扎寨，不走了，我们要和这栋歪楼死磕到底。所谓安营扎寨，就是睡在马路上，把马路牙子当枕头。人可以分批次补眠，但对歪楼楼道的破拆和冲锋一刻不停。谁都无法预测余震何时会来，而已经倾斜了 30 度的建筑是否能够挺住余震的侵袭，谁也不知道。这是我遇到过的危险系数最高的救援现场。但还是得硬着头皮一次次钻进楼里，记录队友们的破拆作业进度。并非我有多勇敢，而是因为拍摄这件事完全没办法偷懒：不靠近危险，不进入楼体内部，我不可能得到最震撼的画面。

王刚队长对风险管理也提升到最高等级：每次只进入三名救援队员，破拆作业十五分钟后立刻撤出，换另一组人顶上去。一方面是因为楼内酷热难耐，十五分钟的高强度作业后必须立刻出楼补充水分降暑，另一方面也是将余震来袭的风险通过高频次换人均摊到每个人身上。与此同时，在楼旁三米左右和二十米开外各设置一名安全员，时刻观测楼体状态。一旦有倒塌风险立刻吹哨示警，所有楼体内救援人员立刻放下所有器械，逃命为上。我对自己的要求则是每一小时进入楼体一次，在二十分钟左右时间里拍摄记录队友们的工作现场，然后撤出。

我能够感受到的余震共有五次，安全员的哨声有一秒左右的延迟。其中有三次余震，我正在楼体内拍摄记录，感受到地面震动后立刻将相机护在胸前，拔腿向出口狂奔。在那一刻，拍摄与救援不重要，逃命最重要。这也正是我的家人最担心的境况。我父亲在我抵达缅甸后，整宿整宿因担心我的安危而失眠。类似的危险我也从未向他们告知。

在地居民告知，那位被埋在地下的幸存者，他的名字的发音可能是“尔航”。在接下来的 41 个小时里，他和我们的链接断断续续，有时微弱、有时强烈。

最强烈的回应来自第六次，回应时间在当地时间 4 月 1 日下午。我路过靠近楼道出口的 PVC 管道井，好像听见管道井有敲击声。

我立刻打开手机对准黑黢黢的管道井，开始拍摄视频：

“我—敲—三—声，你—回—应—我……”

咚、咚、咚、咚、咚。

“我—听—到—了。你—敲—了—五—声，我—再—敲—三—声，你—

再—回—应—我……”

咚、咚、咚、咚、咚……他敲击管道的回应声清晰有力。

“我听到了，坚持住啊，坚持住！”

“Hold on!Hold on!Hold on!”我怕“尔航”可能听不懂中文，又反复说了最简单的英文，请他一定“坚持”。这段视频共 23 秒，清晰记录了“尔航”在废墟下与我的沟通，我说话的音调因兴奋而越来越高。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知道他 18 岁，而且求生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中国救援队收到来自废墟下的求救声！”我将这段视频发到曙光救援队的媒体发布群，很快引爆中国的社交网络。4 月 1 日起，这栋倾斜 30 度的危楼在中国的知名度飙升，数千万人都在关心“尔航”的安危。

为能尽快营救“尔航”，曙光救援队又向中国国际救援队寻求增援。最多的时候，危楼外聚集四支救援队伍，专业救援人员超过一百人。我们时时刻刻守在危楼外，不断和“尔航”保持沟通。我经常想，在他的耳中，嘈杂刺耳的电锯噪声，可能是最悦耳的音乐：只要破拆声不停止，他就没有被放弃。

安营扎寨的第一晚，我们枕着马路牙子入睡。缅甸志愿者看着疲惫不堪的我们被蚊虫叮咬却鼾声如雷，不断用扇子帮我们手动驱蚊。云南商会的伙伴们看见我们做事的努力与坚决，心生震撼。直至救援结束，他们每天为我们投喂N顿饭，24小时无限量供应冰水和冰可乐，又加紧采购蚊帐和灭蚊液，全力为我们做好后勤保障。酷热的确是缅甸地震救援的第一难题。我在一天内至少喝十瓶 550 毫升的饮用水解渴，却完全没有小便的意思。水分完全通过皮肤毛孔大量蒸发。但我们的救援作业持续多久，云南商会的伙伴们就在现场陪我们多久。

多久到底算多久？在对“尔航”的破拆救援中， 这个时间意味着不眠不休的 41 个小时。在 41 个小时里，我们向下破拆三层坍塌堆叠在一起的楼板，终于遇到一条不可能撼动的建筑大梁：如果想抵达“尔航”被掩埋的狭窄空间，必须破除这条大梁。

“如果破除这条大梁，这栋楼会立刻倒。”曙光救援队的地震坍塌教官李根说。

与此同时，最让救援人员绝望的事发生了：敲击 PVC 管道，“尔航”不再有回应；用生命探测仪探测，“尔航”的生命信号也在仪器屏幕上消失。

来自中国的 100 多位救援人员聚在一起，为“尔航”拼过命，但最终不得不终止此次救援任务。

四 再识缅甸：由奥威尔到杨司辰

很奇怪，我在缅甸八日，从未想起他的名字：乔治·奥威尔。

返程飞机落地厦门半日后，我终于记起他。我毕竟认真读过他写的每一本书。他曾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的缅甸当过五年警察，没有这段经历，也不会有《动物庄园》和《1984》的问世。缅甸，是他创作认知的基本盘。这个国家盛产品质极高的翡翠，但翡翠原石的生成地通常也在地壳不稳定的地域。这仿佛是对这块土地的民众与生俱来的诅咒——给你一颗糖，再给你一瓶毒药。另一个诅咒则更加讽刺：这是一个佛教徒人口占比超过 90% 的国家，多年来却内战频仍，生灵涂炭。

想起奥威尔的下一秒，我立刻翻开他的传记，里面记录了他从仰光抵达曼德勒的路线，与将近一百年后我们的方向如出一辙。传记里还有创作于百年前的一首名叫《曼德勒》的诗，我阅读时颇感震惊，它仿佛在讲述我们前往缅甸救援的过程：

你要回到曼德勒，

老船队在那里停泊；

你难道听不到哗啦啦的桨声从仰光

一直响到曼德勒？

在去曼德勒的路上

飞鱼在嬉乐，

黎明似雷从中国而来

照彻整个海湾！

一百年前，缅甸河道众多，奥威尔需要乘船抵达。如今这片土地被干旱和战乱困扰。在“作家中的作家”奥威尔眼中，缅甸是一个有着老虎、大象和佛塔的地方，令他心生向往。而我的到来则纯属天灾引发的意外。缅甸之旅不只让我第一次实地认识这个国家，也认识不少最真实的缅甸人。毕竟在中国互联网的语境中，这个国家总与“电信诈骗”“绑架勒索”等刻板印象挂钩。但在我有限接触和交流的缅甸人中，他们事事时时处处谦卑尊敬，善良勤勉。我触目所见，无一不是好人。

缅甸小伙杨司辰正是其中之一，他也是缅甸云南商会的志愿者。他在与我告别时拿来一顶棒球帽，让我们每个人签下姓名。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南部仰光参加一项考试，故乡曼德勒受难，他瞒着父母偷偷回故乡为曙光救援队当志愿者。直到我们告别，他家人一直以为他还待在没有余震的仰光。

杨司辰在告别前拥抱我，不断感慨：“商哥，我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灾难。你们一帮人不断向楼里冲锋的身影，让我想起一部电影。

“什么电影？”

“《拯救大兵瑞恩》。”杨司辰说。

多年前我读高中时曾看过这部电影。一群士兵去营救一个新兵蛋子，最终几乎付出了突击小队所有人的生命，营救才算完成。当年这部电影所讲述的故事也曾引起各国媒体的讨论：牺牲这么多士兵的命，去救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新兵蛋子，值得吗？

杨司辰或许也有类似的思考：这一群中国的救援队员，冒着余震来袭被危楼掩埋的风险，努力去救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尔航”，值得吗？

我没有回答他。但那一瞬间我想起了 2021 年河南郑州水灾时遇到的一个人——老周。他是建筑工地的铲车司机。洪灾发生后，他开着铲车来到一个被洪水围困了两天两夜的小区外，把铲车当免费公交车开。涉水进入小区时运送面包、方便面和饮用水，出来时把铲车的大斗高高举起，里面坐满了急需脱险的满面笑容的民众。劫后余生，的确该微笑，甚至大笑。

那夜我曾问他：“24 小时不停开铲车运人救人，你不累吗？”

朴实的老周看着我，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人可作难呀，不开不中。”

这句河南话翻译成普通话，意思大约是：里面受困的人太难了，我不能撒手不管。

当一个救援队员明知废墟下还有幸存者，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抛弃不放弃。唯有为这位陌生人拼过命，我们在余生回想起这次跨国救援，才不会有遗憾。

五 余思：救援影像记录的意义

我坚持拍摄与记录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通常不会考虑“意义”这种大词儿，也不会考虑社会价值。对我而言，按下快门的瞬间，更多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强烈触动。当我见惯生死，救援最终成为一个技术工种时，摄影便成为让这些努力被看见的方式。回国后王刚队长曾在救援群发信息：如果队友在没能成功营救“尔航”这件事上有哪些想不开，要立刻告知，队里会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而我记录灾难画面的努力不是让人落泪，而是让人行动。只要事件本身能够呈现在大众视野，就可能引发社会关注，吸引各方援助力量汇聚，进而解决灾难衍生的诸多后续难题。

2021 年郑州水灾时，我发布的两篇文章和图片，帮助曙光救援队获得了 200 万元的定向捐助。这些资金不仅让救援队配备了更好的救援装备，还帮助全国十几支曙光救援分队提升了水域救援能力。

2025 年 4 月 7 日，厦门市曙光救援队完成在缅甸的救援任务并返程，但救援队的行动并未随着任务结束而终止：在撤离前，救援队将价值 35 万元人民币的 54 件套专业救援装备无偿捐赠给当地救援组织，以支持缅甸当地后续救灾工作。那些无法被镜头捕捉的善意，在镜头之外完成了公益接力。7 月，中国的华诺星空公司捐赠了价值 75 万元的生命探测仪器给曙光救援队，这些最先进的器材将在未来的灾难救援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拍摄即宣传，宣传可以帮助曙光救援队获得更多生存下去的资源与助力。这可能是我坚持进行拍摄记录的第一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