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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李毅
发布时间：2024 年 06 月 30 日
摘 要：张謇和卡耐基的慈善理念与作为，是管窥中西慈善理念与实践异同的一个适恰切口。从慈善理念看，张謇所代表的儒家慈善立足于性善论，将慈善视为“仁”性发扬的自然产物与社会改良的有机构成，持“重义轻利”的财富观。以卡耐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慈善，对人性持悲观立场，将慈善视为满足精神需求、解决阶级矛盾的手段，注重财富再分配的效率和效果。从慈善实践看，张謇的帮扶、济贫等慈善行动主要面向底层群体的生存性需求，依托个体行动者和企业利润开展，具有业余性、地方性与直接性的特征；卡耐基的慈善活动则集中于科教文化领域，重在回应中产阶层的发展性需求，依靠专门的慈善组织开展，专业化、职业化、间接化色彩更重。二者慈善实践的差异部分可归结为慈善理念的分野，但亦有时代环境、社会发展阶段与个体价值观的原因。尽管个案对比的结论在可推广性上有其局限，但其对于中西慈善交流互鉴、造就现代中国慈善新形态不无裨益。
关键词：公益慈善 慈善文化 张謇 卡耐基
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与国家的公益慈善传统处于持续深入的交流互鉴之中，此种互动无疑是有益的。一方面，本土慈善传统得以参照“他者”反观自身，深化自我认识；另一方面，对外来慈善文化与实践资源的汲取，可以有效弥补本土传统的不足。反之亦然。交流借鉴的前提，则是各自公益慈善“理想类型”的构建。随着公益慈善研究的不断丰实，也不乏此种努力。
但综观既有研究，或是偏向于钩沉典籍、爬梳脉络，慈善思想或慈善哲学味道较为浓厚（王卫平、黄鸿山、曾桂林，2011；伯姆纳，2017），稍欠“实感”；或是集中于深入挖掘特定文化和历史传统中的典型慈善个体、理念与作为（周秋光，2013；钱理群，2018），缺少统一框架指导下的中西慈善对比。有感于此，本文试图同时兼顾这两种研究思路，并秉持经验研究取向，运用统一的慈善理念与实践的描述框架，以张謇和安德鲁·卡耐基（又译为安德鲁·卡内基）两位著名的慈善家为个案，将之视为中西方慈善的一个缩影，通过对比二者的慈善理念与做法，以之为切口管窥中西慈善的共性与特性，以期对上述缺憾有所补益。
以张謇与卡耐基作为典型个案，是较为可行且合适的选择。首先，二人所处时代大致相同，张謇生卒年为1853~1926年，卡耐基为1835~1919年，均属于各自国内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具备横向可比性。其次，二人的生命轨迹和事业历程颇为相似，均同时在商业与慈善两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张謇早年作为地方绅士时即开始从事慈善活动，后创办大生纱厂等企业，取得成功后更是以实业利润反哺其慈善活动；卡耐基则白手起家，兴办了彼时全美最大的钢铁公司，后以出售钢铁公司的巨额所得，全情投入慈善事业。最重要的是，二人均有裨益当时、烛照后世的长期性、规模性的慈善实践，及指导其作为的体系化、文本化的慈善思想，使得两者间的对比具有可行性。张謇有《感言之设计》《南通新育婴堂募捐启》《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等体现其慈善理念、规划与行动的文献留存；卡耐基则有《财富的福音》《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等文本传世，亦可从中窥探其慈善思想。
既有对张謇慈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一方面重在缕析其慈善理念中的多元思想资源，包括儒家仁爱理念、传统“王政”理想、近代自治主义思潮（柏骏，2003；赵有梅，2005），以及商人的正名愿望、民族自强意识等（蒋国宏，2005）；另一方面则关注其慈善实践的独特性，比如对于慈善教育、灾害赈济的重视，慈善与工赈、教化、劝善等事业不可分割（刘泓泉，2016），慈善被视为“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朱英，2000），是其地方自治和村落主义实践的有组成部分（周秋光、李华文，2016），并将他与经元善、熊希龄等近代慈善大家加以比较（曾桂林，2011；马敏，2018）。对卡耐基慈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同样关注社会达尔文观念、美式民主观、和平主义等时代思潮对其慈善理念中的影响（陆月娟，2003；何莉君，2011），以及进一步对其慈善领域和形式的塑造（唐君，2008）。这些研究极富启发，成为本文构造描述框架、比对二者异=同（比如关于慈善的社会定位，张謇将其视为社会改良之有机构成要素，卡耐基则强调独立的、分化的慈善领域）的重要参考。
对比的展开，须以统一的框架和指标为前提。借鉴既有慈善文化与慈善实践的描述框架（康晓光，2017；康晓光、冯利，2020），并加以调整，形成本文的描述框架与指标体系（见表1）。接下来，笔者运用该框架，对张謇和卡耐基的慈善思想与实践依次予以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希望能以小见大，从中折射出中西慈善的异同。本文所采用的经验资料，主要来源于二人的文集、传记、日记、地方志、卡耐基基金会的工作报告和已有研究。
人性论，即对于人性所秉持的立场和观念，如“性善论”或“性恶论”的分野。
张謇作为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持“性善论”的立场。儒家学说秉承以仁为本的人性观，认为“仁”是得自于天，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是定义人、使人区别于非人的核心特征（康晓光，2018）。张謇高度认同《周易·系辞传》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观点，认为其是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至理，并取该句涵义，将自己的企业命名为大生纱厂（刘厚生，1985）。他还曾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张謇全集·卷四》，2012：508），又说，“徒以既生为人，当尽人职”（《张謇全集·卷四》，2012：196），字里行间，同样可见其认为人性受之于天，人有异于草木，人当发扬自身善性、承担应尽责任的立场。站在性善论的立场，慈善属于分内之事，是人之为人的必然，这在张謇的自述也有鲜明体现，“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张謇全集·卷四》，2012：508）。
卡耐基则深受家庭的基督教氛围及19世纪末期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卡内基，2016），持一种悲观的人性论立场，认为人天生自私，难以改变（恩德勒、刘妍、王伊璞，2014）。19、20世纪之交，正是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如火如荼传播风行之际，针对它们所给出的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处方，及其所许诺的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彼此关爱、互惠互助的理想蓝图，卡耐基认为，“这不是进化，而是革命。这需要彻底改变人类的本性，无疑是一项永世的工程”，因此，他认为其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在我们的时代，这是行不通的。即使在理论上令人神往，它也只是属于另一个多少代人之后的社会”（Carnegie，1906）。与之相应，在此种人性论立场下，慈善不再是应然之事，而成为一种分外之举，行善的动力则源于合法化财富、缓和阶级矛盾、缓解内心不安或寻求精神满足等（何莉君，2011）。
不平等观，即对于社会不平等根源、解决方式等问题所秉持的系统立场和观念，包括为何会存在社会不平等、应该如何解决社会不平等，以及慈善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等，如“改良主义”或“激进主义”的分歧。
面对晚清风雨飘摇的时局，张謇上下求索，精诚参与过“东南互保”“立宪运动”“南北议和”等关键事件（章开沅，2021），屡试屡败而无果无望后，退居南通一隅，试图以之为阵地，践行其“村落主义”或曰“自治主义”理念，“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张謇全集·卷四》，2012：461）。其自治主张，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在张謇的设想中，地方自治是由实业、教育、慈善三项事业组成的有机整体，且三者间存在明确的先后次第与主辅地位，“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又言，“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张謇全集·卷一》，2012：430）。
可见，在其社会改良思想中，慈善是辅助性、补充性的，是政府缺位时不得已的补救之举（刘泓泉，2016），即所谓王政不得行时，“于是慈善家言补之……以济政之穷，与政所不能及”（《张謇全集·卷六》，2012：373），但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实业、教育、慈善三者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其地方自治与社会改良的整体，目标则指向一“新新世界”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慈善在物质层面只能是弥补性，但它还具有额外的精神性、文化性功用，“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存在此”（《张謇全集·卷三》，2012：1537）。
卡耐基同样秉持改良主义的立场，这固然是由其阶级地位与个人价值观所决定的，同时也深受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影响。19世纪末，美国的贫富分化急剧扩大，且这种差距因为美国建国早期相对于欧洲相对平等的历史，而显得更为严峻紧迫（皮凯蒂，2014），暴富的阶层也迫切需要一套理论体系，为其提供合法化论证。卡耐基所主张的在不触动根本性社会结构的前提下，缓和阶级矛盾的理念和方案，遂应运而生。
在他的论述逻辑中，资本主义内在的个人主义、私有产权、市场经济等设计，面临组织和管理才能的稀缺和不均衡分布的现实，在财富积累规律和竞争法则等机制作用下，急剧的贫富分化是必然结果，“我们从一种最有利于促进人类利益的条件出发，但却无可避免地要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Carnegie，1906）。但这种结果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是有益的，即使对于穷人亦是如此。卡耐基认为，这种秩序是“人类经验的最高结晶，是迄今为止的社会土壤所能结出的最佳果实……是人类所达到的最好和最有价值的成就”（Carnegie，1906）。因此，我们不应像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企图掏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现存文明的根基，进而颠覆既有秩序，而应该在接受现有秩序的前提下，通过富人们合理管理与支配巨额财富的方式，以生前捐赠并用于公益慈善的方式，来寻求社会改善。由此，“贫富矛盾就此解决。财富聚集的法则和财富分配的法则，都将得以自由运行”（Carnegie，1906）。
但与张謇有所不同的是，卡耐基将慈善视为现代社会中一个专门的、分化出的细分部门，它应该定位在有限的领域、承担特定的功能，在与政府相互配合过程中，共同致力于社会改良，这在其赞赏政府实行累进税政策，以直接缓和分配不平等，并促进富人行善，以及慈善应瞄准发展性需求、政府则托底生存性需求等方面的论述，便可见一斑。
财富观，即对于财富的获得与处理，及对于商业所持的态度，这往往因为历史传统与社情民意的差异，而体现出显著分别，如“以义制利”与“重利轻义”的分立。
在重农抑商、商人为四民之末的传统社会，弃学从商被社会视为也被自视为自暴自弃之举，文人张天枢有言“世家子弃儒学贾，是最难关，是最伤心处”（转引自梁其姿，2013：64）。张謇以状元之身，从事实业，其内心对自己的行为选择和商人身份更为纠结苦闷。他将自己的行为看作“捐弃所依，舍身喂虎”，是一种自我贬低，必定“适违素守”，但也自我安慰与警醒到，这是“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张謇全集·卷四》，2012：550）。
这种对商业的纠结心态，是与明确的财富观相关联的。张謇秉持儒家“义利观”，主张求公利而非私利（马敏，2018），要以义制利，认为“散财以得民，有合贤传圣经之训”，“一日之费，何如百年之惠”（《张謇全集·卷五》，2012：132），而不可见利忘义，“非私而私也，非利而利也”。同时，既然已经投身商海，作为“言商仍向儒”的儒商，也需“不市侩而知市侩之情伪，不工党而知工党之趋向”（《张謇全集·卷四》，2012：549）。当然，必须说明的是，“重义轻利”的财富观与施善作为，不代表其经营方式本身的友好。事实上，有研究发现，大生纱厂的剥削状况实际相当严重（周秋光、李华文，2016），《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则反映了当时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南通市文联，1982）。
与之相较，处于重商主义社会背景中的卡耐基，对于商业与财富的态度，则更为自洽。在他看来，企业家身具独特而稀缺的管理与经营才能，他们通过施展这种才华，创造了庞大价值，积累了巨量财富，他们因此对这些财富拥有正当的所有权，问题仅仅在于“怎样依法适当地管理这种现代文明塞进少数人手中的财富”（Carnegie，1906）。卡耐基认为有三种方式：留给后代、过世后遗赠给公共事业、在世时妥善处理。出于效果考虑，他最赞许第三种散财方式，因为方式一对后代而言弊大于利，方式二无助于财富的最佳运用，且遗赠人的目标难以真正实现。
而在最后一种财富处理之道下，“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剩余财富会因为妥善用于公益事业而成为实质上的多数人的财产。而且，通过少数人之手，这些财富更有可能成为改善我们人类状况的有效力量，远比在全民中分散为很多笔小钱更加有用”（Carnegie，1906）。由此，富人的角色则相当于穷人的代理人和受托人，以其理财智慧和经验，为社会打理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富人得以进入最为高贵的生活方式，并获得穷人的爱戴，贫富差距也因此得以矫治，阶级矛盾得以缓和，“财富聚集的法则和财富分配的法则，都将得以自由运行”（Carnegie，1906）。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散财观，绝不意味着其与特定的聚财手段挂钩，事实上，卡耐基曾雇佣警察暴力镇压了1892年的霍姆斯特德罢工，致其臭名昭著，以至于后来许多受益对象都不愿接受卡耐基的捐赠（陆月娟，2003）。
贫困观，即对于弱势者的看法，如“归因于社会结构”与“归因于弱势群体”两种观点的分置，前者认为贫困者是不公正社会结构的受害者，后者则倾向于认为“可怜人必有可恨处”，认为是愚昧、懒惰、自私等造成了其困境。
对于贫困人群的产生和归因，张謇所持的是一种混合归因的态度，“贫民之所以贫，半由自取，半由无人焉为之设计而安厝”（《张謇全集·卷四》，2012：438），认为其生存困境固然有自身内因，也有客观外因。出于恻隐之心和悲悯情怀，张謇认为应当“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张謇全集·卷五》，2012：257），同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也应该对弱势人群善加收容救助，因为“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张謇全集·卷一》，2012：431），无益于敦风化俗。
在对待弱势群体方面，卡耐基是斯宾塞的坚实拥趸，深受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陆月娟，2008），高度赞颂竞争法则，认为其“对个人而言，有时候可能很残酷，但是，它对人类整体而言是最好的，因为它在各个方面确保了适者生存”（Carnegie，1906）。不难想见，卡耐基会更倾向于认为弱势群体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其恶劣处境应主要归因于自身。
行动主体，即慈善行动者的组织、执行者，典型如组织化主体与非组织化主体之别。
张謇的慈善实践，主要由个体化行动者发动、组织并实施，而非以组织化、专门化的慈善机构，予以统筹、设计与执行。如其自述，“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友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张謇全集·卷一》，2012：52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行动皆是纯个人化的单打独斗，具体实施过程也会以团队或组织的形式进行，比如，早在明清时期，传统中国的善堂等组织化慈善便已勃兴，且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夫马进，2005），“有堂、局、公所，内设专职管理人员，并有捐款，藉此购置房产、田地，以其息维持善堂的善举，使善堂能保持永久”（陈宝良，2012：197），张謇也借鉴了此类经验。同时，他也会利用其丰富的实业经验，兴办公益慈善事业，比如为了治淮兴垦，他提出设立导淮公司、导垦总局，颇具创造性（朱英，2000）。
卡耐基的慈善行动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其主要以组织化主体——基金会的形式开展。卡耐基并非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最早尝试者，却是将其规模化、系统化的集大成者（Harvey et al., 2011）。基金会是卡耐基科学而明智地运用财富与开展慈善的关键，他生前设立了近10家基金会或专门基金，卡耐基慈善组织家族至今已有26位成员。（资料来源：https://www.carnegie.org/about/our-history/other-carnegie-organizations/。）A相比于非组织化行动者，基金会的核心优势体现在：拥有明确的宗旨和使命，捐赠者与管理者、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立，具有科学规范的治理结构与独立运作机制，因此有利于其通过投资保值增值，及长期、有效而合理地使用资金。卡耐基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赛奇基金会，是美国基金会的三大先驱，其行动方式与运作模式对美国的公益事业发展影响深远（资中筠，2015）。
活动领域，即慈善活动的内容，典型如生存性需求与发展性需求之分。
受时代环境与社会背景的影响，张謇的慈善活动主要瞄准温饱、疾病、养老等基础性、生存性需求，开展收容、救济与帮扶。在张謇的设计中，“慈善除旧有恤嫠、施棺、栖流诸事外，凡特设之事六：曰新育婴堂，曰养老院，曰医院，曰贫民工场，曰残废院，曰盲哑学校”（《张謇全集·卷一》，2012：431），他实际开展的慈善活动，也与上述设计基本重合，他后来曾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事业：“实业如农、如垦、如盐、如工、如商之物品陈列所，教育如初高小学、如男女师范、如农商纺织医、如中学、如女工、如蚕桑、如盲哑、如幼稚园之成绩展览及联合运动，慈善如育婴、如养老、如贫民工场、游民习艺、如残废、如济民、如栖流之事实披露，公益如水利所建各堤闸、涵洞、河渠、桥梁，如交通所辟县乡干支各道之建设。”（《张謇全集·卷五》，2012：218）
不难看出，张謇的慈善活动重心集中于满足弱势群体的生存性需求，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事业的兴办、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而这本属于政府的职能范畴，张謇的慈善实践恰恰是儒家士大夫面对政府失能、社会失序时的弥补之举，因此客观上涵纳了政府、市场、社会的诸多内容与功能，这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狭义的慈善，更是一项总体性、综合性的社会改造与建设工程。在上述基础性需求外，张謇同样也兼顾到发展性需求，比如其先后创办过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公园、警察传习所、工学社、更俗剧场、模范监狱等（朱英，2000），且格外注重慈善教育，尤其是残疾人教育，秉持教养结合的理念，希望能“以人事补天憾”（《张謇全集·卷二》，2012：213）。在他的设计中，实业、教育与慈善“三位一体”，共同架构起他的地方自治设想与实践。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卡耐基慈善实践的活动领域则显著指向发展性需求。在《慈善捐赠的最佳领域》一文中，他罗列了管理剩余财富、捐助公益事业的最佳活动内容，依次是捐建大学、科研机构和博物馆、图书馆、医院、公园、音乐厅和礼堂、游泳池、教堂（Carnegie，1889），可见其集中于教育、科学、文化、健康等领域。卡耐基生前的实际慈善实践，也确实集中于上述领域，比如在教育科研领域，他设立了教学促进基金会和苏格兰大学基金会，捐建了华盛顿学会和卡耐基理工学院；在文化方面，他生前捐赠了2811座图书馆，7689部管风琴；在和平领域，他设立了和平基金会，旨在消除战争、促进和平，捐建了海牙和平宫；卡耐基基金会的主要活动领域也集中于教育、政治和国际事务。
此外，卡耐基还有部分捐赠流向钢铁工人养老与特殊的个人资助（唐君，2008）。当然，卡耐基之所以能够心无旁骛专注于发展性需求，也许跟当时美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建立有关，“那些无可救药者已经有城市或者州政府为其提供了庇护所，他们可以在那里得到衣食、住所和舒服的生活”（Carnegie，1889）。因此，社会与政府得以各司其职，相互合作，协同为公众提供服务。
受益对象，即慈善活动的实际受益者，以及确定合格受益者的标准。受益对象与活动领域息息相关。
张謇慈善行为的受益对象多为社会底层人士和弱势群体，诸如弃婴、鳏寡老人、无业贫民、失足妇女、身心残疾者、乞丐、盲哑儿童、客死异乡者、无从安葬者……他都为之设置了专门的慈善组织或行动，这是与其对活动领域的选择紧密关联的。同时，在合格受助者的确定标准上，传统儒家十分注重“分品类”（韩德林，2015；梁其姿，2017），即在经济标准之外，格外依据弱势群体的道德品行来决定是否予以救济，如将游手好闲、德行有亏之人排除在救助范围外。
而在这一点上，张謇的思虑则更为周全，1869年美国女传教士在中国设立济良所，教失足妇女读书、学艺、成家，这种善举遭到一些传统慈善家的抵制（赵有梅，2005），张謇却从悲剧起因与如若放任不理的恶果角度，认为“女子无学，则家庭教育不良；家庭教育不良，则社会趋向不正”（《张謇全集·卷一》，2012：456），对之予以支持。同样，对于乞讨者，张謇也主张给予慈善救济，当然，这一方面出于悲悯之心，认为“盖其得天不全，而可悲悯于除鳏寡孤独相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淳化民俗的务实考虑，担忧“久之而非残废者，以乞可得活也，效焉；又久之而非残废者，并不以乞为活者，亦效焉”（《张謇全集·卷四》，2012：341）。
卡耐基慈善实践的受益对象，则多为社会普通公众与中产群体，这也从其活动领域的选择中可见一斑。同时，在合格受助者的选择上，他强烈主张助人自助，“捐助的真正受益人……应该是那些努力上进、奋力自救的个人”，认为“一个靠乞讨活得很舒服的人比几十个能言善辩的激进主义者对社会更为危险，对人类的进步也是更大的障碍”（Carnegie，1889）。他认为慈善的最大障碍便是滥施善心，认为这比吝啬更不可取。即使是前述慈善内容，他也不主张采取一捐了之的方式，而是要让受助者也发挥力量、参与其中，比如博物馆和画廊要由社会进行维持，公园、艺术拱门、雕塑和喷泉由社区承担管理之责，教堂由教友予以维护等。
实施方式，即慈善主体通过何种方式将慈善服务送达受益对象，典型如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的分野。
张謇的慈善实施方式，主要是直接式的，即发生于施助者与受助者面对面之间，不依靠专业的慈善组织作为“中介”；同时，由地方精英主导，依托于血缘、地缘、业缘展开，受到传统伦理道德和地方公序良俗的监督约束，具有较强的地方性、临时性、业余性、兼职性；政府也几乎不干预其中，更缺乏专门的法律政策调整（康晓光，2018）。这些特征在前述对比中，皆已有所呈现。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张謇的多重身份，他是清朝状元，担任过南京政府时期的实业总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又是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匡亚明、卫春回，2011），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声望等诸多权力资源于一身。因此，他的慈善实践要放置在其个人生命历程里，放置在其事业全局中来看待，这也恰恰是传统儒家慈善的价值理想和关键特征，即慈善是个人“修齐治平”体系中的有机一环，而非一种专门化的分工和活动。
卡耐基的慈善实施方式，则主要是间接式的，依托于独立的、正式的、组织化的、具有正规法人身份的慈善组织为“中介”进行，拥有以慈善为业的专职工作人员，追求专业化、效率至上和科学管理，同时受到政府的全面监管。这在前面的论述中也已经有所体现。他反对简单施舍，主张避免慈善依赖，提倡授人以渔、助人自助；以管理企业的思维来经营慈善，采用“慈善企业”的组织形式与项目化的运作方式；倡导“科学慈善”与“明智捐赠”，重视对行善效率的追求和对慈善效果的评估（何莉君，2011）。同时，卡耐基等人的慈善实践，也推动了美国政府出台针对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条款（陆月娟，2005），公益慈善逐渐分化、独立为现代社会中的专门领域。
资源动员，即慈善资源的类型、来源及其动员方式。
张謇慈善活动的经费主要源于大生纱厂的企业利润拨助与个人捐资（曾桂林，2011），晚年企业维持艰难之际，还会通过卖字来予以维系，他为此还专门撰写过一篇《为慈善公益鬻字启》，极少会寻求社会捐助。如其在《为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呈政府文》中所述，“综计积年经费所耗达百数十万，皆謇兄弟实业收入所入济之。岁丰则扩其范围，值歉则保其现状，不足又举债以益之，俟有赢羡而偿其负……故上而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之求助；下而对于社会人民，无一事之强同”（《张謇全集·卷一》，2012：524）。
据统计，张謇及其兄弟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的资金主要源于大生企业利润分配，仅大生一厂，1926年前利润分配用于赞助公益的部分便达69.11万两，占实际利润分配总额的5.46%（汤可可、钱江，1997），确实做到了如其所谓的“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张謇全集·卷四》，2012：440）。而这又似乎与张謇本人不愿意受惠于人的性格息息相关，在《谢教育慈善募捐启》中，他曾袒露心迹，“仆兄弟农家子也，祖父耻负债……经营教育、慈善、地方自治公益事业……乡党戚好，间有助者，将伯之呼，从未敢出南通一步。此区区不欲依赖他人之心，辄欲随一事而矢诸百年以后”（《张謇全集·卷五》，2012：197）。
与之相比，卡耐基从事公益的资金来源，主要为企业利润及基金会的投资收益。他于1900年出售钢铁公司，获利4.8亿美元，至1919年卡耐基离世时，他已投资其几乎全部财产，用于推进教育、科学、文化和国际和平等公益事业。卡耐基最后一笔，也是最大一笔的慈善捐赠（1.45亿美元），用于设立卡耐基基金会，截至2020年9月末，该基金会的捐赠价值累计已达36亿美元。基金会每年支出其资产总额的5.5%左右（资料来源：https://www.carnegie.org/about/financials/），B用于慈善事业。考虑到美国的资本市场收益率，该基金会理论上可以永续存在，并永久性地开展慈善事业。这与张謇慈善事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结局形成了鲜明对比。
综上所述，归纳张謇与卡耐基慈善理念与作为的对比结果如表2。张謇慈善理念中的最主要思想资源是儒家文化传统，卡耐基的慈善理念则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最深。从二人的异同中，可以部分窥见儒家与自由主义在慈善理念与实践方面的共相与殊相。当然，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自由主义，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思想差异甚大，此处仅结合两种思想源流中慈善论述的主干，阐发个案对比的启示。同时，不同源流之间的交流互鉴也在持续发生，如张謇便受到当时教会创立育婴堂、安老会等慈善实践的影响，认为其发达成熟度是当时中国的同类尝试所不能及的（高鹏程、李震，2004）。
在慈善文化层面，儒家与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儒家慈善文化立足于以“仁”为本的人性论这一基点，对内将慈善行为视为“仁”性自然发扬的产物，行善是内在生命的本质需要；对外则将慈善视为社会改良与建设的有机构成，慈善、兴学、为政、经商等融为一体，皆是儒者所当为。同时，秉持“重义轻利”的财富观与商业观，对弱势群体饱含恻隐之心。与之相对，自由主义慈善文化，则倾向于对人性抱持不信任的悲观立场，将独立、分化的慈善领域视为解决阶级矛盾、满足个体精神需求的手段，重视聚财后散财，追求有效率、重效果地分配财富、实施公益。同时，原教旨自由主义也倾向于将贫困归因于弱势者自身。
在慈善实践方面，二者有相似也有差异，其间的差异值得细加辨析。
①部分差异源于慈善文化的濡染，如不同道德观指导下对于受益对象的筛选，儒家重视受助者的道德“品类”，自由主义则仅从中立的、去道德化的贫困线来划定受助者范围。②部分差异源于时代背景的影响，如活动领域的选取，张謇所在时代面临的最大命题是救亡图存，政府几近失能，故不得不由慈善来代行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卡耐基所处时代的最大挑战则是贫富差距，且彼时美国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建立，因此其慈善可以集中于科学文化领域。③有些差异可以归结为所处社会的发展阶段，比如慈善实施方式，在卡耐基所处时代，现代慈善体系已在美国发育起来，因此他的慈善活动以间接化的实施方式为主；而在张謇所处时代，中国的慈善事业尚以农业社会中的行善为主，实施方式具有明显的直接性。④还有些差异则可能受个人经历与性情的影响，比如对于某类具体受助者的选取、对于社会捐助的态度等。
从上述对比与辨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具有普遍性的启示。
其一，无论古今中西，慈善思想与实践具有其内在的、超越于时代与地域的普适性与共通性，典型如张謇和卡耐基慈善思想中的对于“善”“利他”等共性要素的注重，以及在慈善内容、资源来源、动员方式等方面的不谋而合之处。
其二，不同慈善文化，是所属文明和国家之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独立性与自主性。慈善文化全面无余、潜移默化而静水深流地渗透并塑造着慈善实践的特征，典型如本案例中两位慈善家对活动领域的定位、受助对象的选择等。
其三，慈善文化绝非影响慈善实践的唯一因素，甚至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时代环境、历史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法律环境、国际交流、技术条件，乃至于慈善家的个人特征，都同样会塑造慈善实践的具体形态，这表现在本案例中，便是实施方式的差异、行动主体的分别等。
其四，特定类型的慈善文化与慈善实践之间，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磨合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搭配方式，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只存在单一的配置组合。如本案例中，儒家慈善文化可以和张謇的传统慈善实施方式相结合，但和专业化、职业化、理性化、中介化的现代实施方式，也可相得益彰。而这恰恰赋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组织管理方式和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的可能，也指示了传统文化革故鼎新、推陈出新，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向。
本文的主要内容及贡献在于，综合慈善文化体系梳理与慈善实践个案深描两种思路，从统一的描述框架和指标体系入手，对张謇与卡耐基的人性论、不平等观、财富观、贫困观等慈善理念核心维度，及行动主体、活动领域、受益对象、实施方式、资源动员等慈善实践的关键方面，进行了细致梳理与对比，并将二人分别作为儒家慈善与自由主义慈善的典型缩影，从中部分管窥中西慈善的相通与分殊。这对于中国慈善参照“他者”认知自我，及在坚守自身优秀的慈善文化与实践传统的前提下，借鉴其他文明与国家慈善优秀元素，以彼之长，补己之短，融汇中西，相得益彰，造就现代中国新型慈善形态，均不无启示。
这种从典型个案着手，切入慈善文化与实践对比的研究取径，对于既有过度依赖于典籍文本进行“理想类型”建构与比对的思路，也是一种有益补充。但同时也要看到，个案研究方法有其局限性和适应范围，案例比较所获得的结论在扩展性和推广性上尤其需要谨慎，具体至本文，中西慈善文化各有其丰富源流，每一源流内部又分叉出不同阶段、不同支流。特定个体固然受某一思想传统影响最深，但其他传统与思潮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比如佛家思想之于张謇，基督教思想之于卡耐基。未来，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扩展视野，从多案例与统计的角度，全面对比中西慈善实践状况，同时，从经济社会结构、政策法律环境、文化传统、历史积淀等多维角度，更为细致地解释其异同的产生过程与机制，推动慈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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