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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钱芃希
发布时间：2024 年 06 月 30 日
摘 要：照护工作映射出宏观制度安排与个体生命历程之间的复杂联结，并构成了阶层、性/别、年龄等维度交织碰撞的研究空间。本文基于某公益性养老机构的照护民族志，以研究者本人的情感体验为线索，通过描摹“关注照护-走入照护-研究照护”的整体性历程进而省思了研究过程中的得与失。民族志研究有助于获取对照护工作的全貌性认识，尤其是捕捉其他研究取径所难以察觉的细节。但研究者在照护场域中的田野际遇，是客观环境、知识储备、情感体验，乃至偶然性事件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情感与田野工作在各阶段的交织互构，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民族志研究的知识生产，同时也彰显出田野调查的多重可能性。
关键词：照护工作 情感劳动 田野调查 养老
自20世纪80年代的“写文化”思潮后，人类学乃至质性研究知识生产的后台逐渐被呈现，越来越多采用质性研究路径的学者在学术作品中重构了问题提出、研究开展、文本创作等环节的整体过程和具体细节，尤其是再现研究过程中的个体际遇与情绪感受。质性研究的独特魅力在于不可复制性，因为并不存在着固定不变的现实等待着研究者去发现，研究成果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持续互动衍生的产物。研究者所秉持的理论视角、兴趣偏好、学术训练乃至偶然经历，必然都会对知识生产的过程产生影响。通过田野调查历程的呈现，读者能够获知研究开展的整体过程，并更为直接地洞察到研究者的局限和不足，最终确保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正如潘绥铭等（2023）所说，定性调查所追求的“真实”有限，研究者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因此研究者所能做的就是呈现研究过程中的变通与失误，而后由同行来决定是否给予研究足够的认同。此外，这种反思还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前车之鉴，因为在这些由失败与缺憾构成的缝隙中，恰恰蕴藏着创见与开拓的可能性。
2022年7月至2023年2月，围绕“照护工作中的情感劳动”议题，我在华北T市某公益性养老机构中开展了田野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如同照护工作一样，任何一段田野调查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无论研究者在进入田野前如何筹谋、在事中怎样构思，田野工作都难逃不完美的命运，研究者在事后都会遗憾懊悔。在此，本文基于这一田野调查经历，并以研究者本人的情感体验为线索，通过描摹“关注照护-走入照护-研究照护”的整体性历程——包括研究所涉及的田野点的特征、进入田野的方式、性/别身份对田野工作构成的影响、在田野中所生发的情绪、方法层面存在的疏漏之处等具体细节，省思了先期照护民族志研究过程中的得与失。
对养老机构一线工作者日常照护和情感劳动的关切，首先源自我的生活经历。我的外婆在退休后不幸罹患帕金森病，人体器官的自然衰老加之疾病对躯体的摧残，使得对她的照护工作变得异常艰辛。帕金森病人常有共济失调的身体症状，具体表现为站立不稳、身体歪斜、步态蹒跚等，这意味着病人在行走、如厕、入座、起身等日常活动中都需要有人从旁予以协助。对于老化身体的照料充斥着情感的疲惫与消耗，亦有衍生出暴力与怨怼的可能性（吴心越，2018），我的母亲也曾数次表露自己在照料过程中承受着艰辛与折磨。这不由得让我思考，照料亲人都不免面临如此沉重的情感负担，那么养老机构的工作者在面对与自己并无亲属关系联结的陌生人时，还会在日复一日的繁琐照料中如此隐忍与温情吗？
根据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3.50%；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所占比重分别上升5.44个百分点和4.6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与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人民网：《国家统计局：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18.7% 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同时，当代中国家庭模式亦发生着变迁，具体表现为家庭规模缩小、双职工家庭增多、少子化趋势加剧等。加之随着国家在再生产领域的后撤所导致的公共照护体系式微（佟新，2017），个体家庭所承受的照护负担显著加重，多数城市家庭难以为需要长期照护的老年人群体提供足够的照护支持（梅笑、涂炯，2021）。在家庭照护面临困境之时，带有市场化色彩的老年照护服务逐渐走向前台，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发展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支持建设专业化养老机构”“支持社会力量建设专业化、规模化、医养结合能力突出的养老机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照护工作的市场化转向，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共照护体系资源匮乏的窘境，并满足了城市之中老年照护服务的刚性需求。
然而，有学者指出，市场化的照护实践会由满足需求变成追逐利益，加之照护者缺乏利他主义精神，市场化运作无疑会降低照护质量，无法满足被照护者的情感需求（Held，2002）。大众媒体上有关养老院虐待老人的新闻报道，更是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养老机构的负面印象，甚至有报道直接将养老院与“老人的地狱”画上了等号。然而，在养老机构的宣传话语中，照护工作的从业者却以温情脉脉的面貌出现。几乎所有养老机构都宣称，自己能够“全方位地为老人提供生理、心理上的照护”，并比“家庭保姆更专业、更规范”。徘徊在“天使”与“魔鬼”的极端话语之间，养老机构一线工作者的日常照护、职业处境和情感体验都被遮蔽了。
个人生活经历、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多重话语之间的张力促使我将目光投向了照护工作，并最终将城市公益性养老机构照护者的情感劳动过程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
研究所选取的田野点同海养老院位于北方T市*。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T市60岁及以上人口为30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1.6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4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4.75%。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8.6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6.23个百分点。同时，T市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约为5.32%，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期。截至2021年末，T市老人食堂达到1701个，养老机构396家。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站）1357个，床位数1.4万张。
（*基于研究伦理的考量，研究中所涉及地点、机构和人物皆以化名方式呈现）
同海养老院是T市同海老年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同海基金会”）下属的养老机构之一，位于T市郊区，于2018年正式成立。同海基金会于20世纪90年代成立，是民间发起、社会捐助、市场运作的社会组织，不享受固定的政府财政划拨和补贴。同海基金会宣称自己恪守民间性、组织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非营利性和非宗教性等原则，“私立非私有”是核心特征，接受政府资助和社会捐助是主要替代性收益来源。同海养老院收住的老人普遍存在失智或失能*的身心障碍。
（*部分老人兼有两方面的问题。根据院方的分类，失智主要指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缺血性脑卒中、唐氏综合征、帕金森病等病症；失能主要指失去独立行走能力，需要依靠轮椅、助行器等器械完成日常活动。）
作为公共领域之中的特殊装置，养老机构的空间特征明显有别于私人领域的家屋。二者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物理层面的空间构造，亦在于其间蕴含的角色类型、日常安排和秩序限定（吴心越，2020）。在预调研期间，我走访了T市不同类型、不同定位的养老机构，发现其空间特征千差万别，大致分为以下类型：以同海养老院为代表的民营机构兼具照护、康复治疗、老年社交等多重功能，除满足老年群体的基本照护需要外，还强调身体机能的训练与恢复，并通过公共活动空间的设计使得老年人在离家之后仍可参与社交活动；以购房为依托的老年公寓侧重营造熟悉的生活氛围，其场景布置与服务提供较为重视老年群体的自主性和隐私性；以临终关怀作为主要服务业务的机构，在空间特征上近乎医院，配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生与护士以应对院内的突发事件和老人离世的情况；公立养老机构则囿于运营成本和资金限制，条件普遍较为简陋，仅提供基础性照护服务。
选择T市的同海养老院作为田野调查地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方面，T市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一线城市，也是我国养老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同海养老院具有两个特殊性，这促使我想了解其护理员的照护工作和情感体验与其他养老院会有何不同。一是其反复强调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质”。虽然同海养老院推行“使用者付费”“差别取费”等方式以维持其日常运营，然而实际运作中却处处可见市场角色和公益角色之间的内在张力。同海养老院这一整体性困境无疑会对一线工作者的职业处境和情感劳动产生种种影响；二是其接收老人所处的失智/失能状态意味着照护者面临更为沉重的体力与精神负担，这恰恰使我更容易捕捉照护劳动中存在的困境，洞察护理员每天所面临的挣扎与挑战。选择这样一个颇有“极端个案”意味的田野点，为我观察中国社会情境中情感劳动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提供了恰当的窗口。
此外，这也涉及田野进入的可行性。首先，我长期在T市学习，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其次，在新冠疫情防控极为严格的前提下，在本市开展田野工作能够降低研究者经历隔离的风险；最后，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在T市找到帮助我与养老机构负责人建立关系的中间人，这是进入养老院内部开展田野调查所必不可缺的条件。
2022年6月，借助公益社会学的项目学习机会，我接触到一位长期从事公益研究的学者。在其引荐下，我结识了同海老年基金会的负责人方老师，由他推荐我以“实习生”的身份前往同海养老院开展研究。6月底，在学校暂时解除疫情防控的封闭管理后，我来到同海养老院，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预调研，其目的有二：一是快速扫描机构基本情况，对田野调查的具体开展方式进行构思；二是落实田野调查期间的食宿问题。
在预调研中，我注意到同海养老院与其他机构在组织安排上的两点不同：一是三班制的排班；二是内部人员的分工。出于节省成本的需要，养老机构通常是两班制轮转，每班工作12小时。护理员需兼顾照护、保洁、做饭、康复活动安排等多项任务。而同海养老院每天由三班工作人员轮转，每班工作8小时，且内部人员各有分工，有专人负责环境保洁、身体康复训练、家属接待、费用收取等工作。
2022年7月，我正式来到同海养老院。在我开展田野工作的期间，T市某区内出现了疫情报告。依据上级民政部门的管理要求，同海养老院强化了疫情防控的各项管理规定，实行“不出不进”的封闭管理方式，所有工作人员原则上只能在院内活动。经过方老师和院长彭女士的协调，我到机构一楼的空置房间住宿，这一安排既为全时段的参与观察提供了便利，又免除了机构封闭管理所造成的出入不便。
8月初，我因应学校安排，离开同海养老院前往云南开展短期调研。原本计划在调研结束后，就返回同海养老院继续开展田野工作。然而，8月中旬T市却又一次出现了疫情报告，在此形势下，同海养老院的管理更为严格。当与基金会负责人方老师取得联系后，他告诉我，如果选择进入田野，就必须要成日待在养老院内，不能再随意出入机构。考虑到在校内还有未完成的课业，我只得暂时放弃了进入田野中开展参与观察的构想，而是通过微信聊天、电话和视频等方式对护理员开展深度访谈。
2022年12月末，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在民政部门的许可下，出入机构的管理规定有所放松。但由于我所在的高校已经出现感染者，自己贸然回到养老院可能会给老人带来生命健康威胁，我只得再度放弃了进入田野的计划。
2023年2月初，当我再次进入机构时，却发现已经物是人非。一方面，机构中原有的护理员有人离职；另一方面，机构中一些我接触过的老人已经离世。在完成资料的补充工作后，我在2月中旬离开了同海养老院返回学校。自此，我的第二段田野调查结束。
当第一次接触护理员时，我惊讶地发现她们并不意外于我的到来。经过询问得知，在我抵达田野点之前，基金会负责人就已经同机构负责人和护理员们“打过招呼”。一方面，我向院方提供的个人简历和学校开具的两份介绍信被直接发送到机构员工群；另一方面，方老师嘱托院长彭女士妥善安排我在机构实习期间的食宿问题。这种自上而下进入田野点的方式，对于研究的开展是一把双刃剑。
首先，依循上级领导介绍进入田野点，极大程度地减少了建立关系所需的精力和成本。尤其是对于养老院这样一种高度性别化又较为封闭（同海基金会下属各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皆由总部招聘和委派，并不单独开展招聘；而在预调研期间，我所走访的其他机构负责人表示他们更偏好社会工作、护理、康复医学等背景的应聘者。因此，如果没有熟人的引荐和方老师的允许，我进入养老院开展田野工作的可能性极低）的机构而言，如若缺少一定的机缘，很难在其中开展调查。其次，基金会负责人方老师和院长彭女士都是机构之中掌握重要信息的“关键报道人”，我在同他们接洽相处过程中了解了机构运作的诸多细节，例如同海养老院的收费方式、运营模式、招聘偏好、管理规定等。纵然部分工作时间较长的护理员们对以上情况也有所了解，但管理方与劳动者的不同身份角色往往会导向差异化的理解。最后，对于养老院、福利院、保育院这类机构的田野调查是一个“打开黑箱”的过程。若无负责人的首肯便在机构中开展研究，研究者必然会招惹相当程度的麻烦，使其本人陷入困境。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进行田野调查的时间阶段正好是新冠疫情防控规定最为严格的时候。T市民政部门对于养老机构的严格管理，也意味着外来者（outsider）不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很难走进这一特殊的空间范围（然而，2022年8月返回T市后未能进入田野的经历也证明，在上级管理部门面前，机构负责人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但是，这一研究位置所内含的局限性却不能被忽视。无论院长彭女士、社工孙小姐还是各位护理员，在与我尚未熟识的情况下，都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当成了基金会负责人派到机构监督工作的“间谍”，担心我会将她们的疏漏之处往上汇报。一句“这是方老师介绍过来的小钱”，其实拉远了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因为不确定我是否会向方老师“打小报告”，她们难以向我袒露照护工作的个中滋味，这反而使我需要更为深入地思考如何让她们卸下心防、真正接纳我的存在。
所以，在进入田野的最初阶段，我放弃了开展深度访谈的安排，而是把时间精力主要用在完成院方交付的任务上，即“别想那么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每天清晨起床后，我就跟着护理员们一起照看老人。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我希望最大程度地表露我的善意与真诚，进而得到她们的信任。一段时间后，护理员们见我一脸学生气且不像是会“打小报告”的人，便“习惯”了我的存在。
总的来说，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或许能在找寻田野点和进入田野两个环节带来极大的便利。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田野工作者仍然需要摸索如何与研究对象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在人际交往和人情往来中感知着“酸甜苦辣咸”。
如前所述，我经院方领导许可，以实习生的身份跟随接触护理员展开观察活动。由于机构两层楼存在着空间区隔及照护群体差异（机构一楼主要收住失智特征较为明显的老人，机构二楼则主要收住失能状态更为突出的老人），在参与观察的第一阶段，我每日8~13点在机构一楼跟随护理员活动，14~20点在机构二楼跟随护理员活动。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对失能照护与失智照护的工作内容进行比较，捕捉面对不同照护对象时，护理员们情感劳动状态的同与异，相对固定的时段也有助于和护理员们拉近距离。在参与观察的第二阶段，我按照早班、中班、晚班的次序跟随护理员活动。对三班工作内容的细致比较，有助于从整体性视角感知一线护理员情感劳动的状态，并记录不同阶段护理员们情感体验的细微变化。
在参与观察阶段，我重点记录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护理员与老人互动时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语言表达、情绪状态等内容，尤其是注意面对擦洗老人隐私部位、处理排泄物和换尿袋等“肮脏工作”时的情绪反应；二是护理员面对机构管理方巡视时的情绪表达与话语使用；三是护理员闲暇交流时的情绪传递与话语使用，这是护理员相对“放松”的状态，即戈夫曼所言“自我呈现的后台”（戈夫曼，2016）。
我亦获准参与护理员的每周工作例会，记录院方对护理员的工作要求、机构负责人对每周工作的总结与反思、护理员代表发言等内容。此外，我还进入到院方建立的家属联络群，观察机构管理方、住院老人家属与护理员的线上互动。
在参与观察时，我先将观察到的内容在合适的时间，用手机记事本进行“关键词”式的快速记录。待到空闲时间，结合脑海记忆与文字记录，我在电脑上将这些关键词补充连缀成完整的句段，并利用文档的审阅功能对疑问之处进行标注，以在后续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中寻求解释。当反思这一记录方式时，我意识到事后的补充其实需要依靠极强的记忆力，否则必然会错失和遗漏许多观察细节。此外，这种补充也掺杂了我的主观性理解，与田野事件发生的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出入。
探究养老机构一线工作者的情感劳动意味着走进她们的生活世界，从主位（emic）与客位（etic）的双重视角去观察和思索该群体在日常工作中的情感体验。
对于这一研究而言，访谈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来源，访谈工作需建立在持续性的参与观察基础上，并同参与观察的结果相互佐证。而深度访谈的开展仰赖于与访谈对象之间所建立的良好关系。因此，在研究的开始阶段，我是以闲聊式的方式获取信息（在后期整理田野笔记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在“闲聊”时所获得的信息其实远远超过正式访谈所能获取的信息）。在闲聊时，我的信息记录方式与参与观察阶段大致相同，即先写下“关键词”，然后在事后结合录音或者回忆进行补充完善。机构的封闭管理使得大多数护理员都滞留于院内，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的高度重叠，为我的深度访谈提供了契机。
我原本的计划是，在田野工作开始一段时间后，利用护理员的休息时间，围绕提纲开展面对面的深度访谈，其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工作体验、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内容。然而，大部分护理员在结束工作后都只想赶紧回到房间休息，实在没有多余的心力与我交谈上述内容。因此，我的访谈计划被大部分护理员拒绝了，只有几位关系相熟的护理员接受了我的访谈。这就意味着我所收集的访谈资料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偏好性。每次访谈时间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不等，期间会因为护理员起身照看老人或者其他护理员的插话而中断，需要就某一问题重新提问。此外，我较为生涩的访谈技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深度访谈的推进。
每次在访谈开始前，我都同护理员坦陈自己的研究目的，用较为平白易懂的语言描述我的研究问题，并就隐私信息保密进行承诺。我也特意询问了访谈对象是否允许录音，如果允许，我就使用手机进行录音，在空闲时予以转录；如果护理员拒绝，我则是使用纸笔进行关键词式的速写，在过后结合回忆进行补充完善。
此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研究中所有面对面的访谈都是在同海养老院中进行，护理员们、机构管理方与我共处在一个空间内，因此护理员的坦诚程度较为有限。因此，我与大部分护理员成了微信好友，通过文字、视频和语音等方式进行了后续的线上访谈。在后期因为疫情防控而无法进入田野时，这种线上访谈成了我主要的资料收集方式。
同海养老院是高度性别化的机构，所有工作人员皆为女性。当一个年轻男性出现在养老院中并参与护理员的日常劳动时，总显得有些“突兀”，甚至有护理员表示不解，直接说道“你一个男孩子来这能干吗”“这不是男人干的活”。而在将照护作为研究议题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中，也是女性占据多数。无论是实际的照护场景还是知识生产的学术场域，男性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从确定选题之初到离开田野后的整个过程里，我都在思索性/别身份与研究开展二者间的关系。
在刚刚进入田野时，我的男性身份对参与观察的开展确实构成了一种阻碍。一方面，我难以切身观察护理员与女性老人之间的互动情境。例如，某次当我试图随护理员进入老人的房间，从旁观察和记录护理员与老人的互动过程时，屋内居住的女性老人突然疾呼“男同志出去”。我只得赶忙道歉，然后尴尬地退到屋外。彼时的我未能充分意识到，这些入住老人纵然存在身/心方面的障碍，但绝非完全丧失了性别意识。我在女性老人更衣的时候未经许可就莽撞地闯入屋中，对于她们而言是种冒犯。另一方面，无论院长彭女士或是护理员都认为我难以胜任甚至并不了解照护工作，所以不会给我分配任何实质性的照护任务。当我试图谈论同照护相关的内容时，也总会被以“打哈哈”的形式糊弄过去。
因此，在开展田野调查的期间我一直试图打破机构成员所秉持的性/别偏见——“男人干不了照护”。无论是常规性的喂饭喂水、协助翻身，还是需要打破身体界限的脱衣、如厕与洗澡，我都积极参与各类工作。这确实有助于拉近与身为女性的护理员之间的距离。在进入田野一段时间后，无论是机构管理方或是护理员们都极少再提及我的性/别，她们也会主动交付我一些具体的照护任务，例如要求我为老人洗澡更衣*。在闲暇时，她们还会同我分享机构内部的“八卦”，例如某位护理员的家庭故事、基金会内部的“桃色”往事、院内老人之间的“爱恨纠葛”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由我负责洗澡更衣的老人依然是男性）
人们所秉持的与性/别相关的许多观念，常常是基于刻板印象而生的偏见，而非真正源于生理基础之上的差异。如果能够以实际行动扭转研究对象对性/别身份的固有认知，田野工作者依旧可以从局外人成为局内人，性/别身份并不一定会构成研究的严重障碍。而性/别身份造成的资料获取限制，研究者也可以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多渠道的信息收集予以弥补。在性/别议题越发被身份政治所绑架的当下，尤其应该警惕“只有同类人才能研究同类人”这种本质化的认识（黄盈盈，2016）。能否跨越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边界*，既取决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移情理解，更仰赖研究者的知识积累、田野经验与学术训练。若满足了态度与能力的双重条件，纵使生活经历千差万别、所处位置大相径庭，研究者仍然可以真正走进所谓“他/她者的世界”。
（*黄盈盈（2016）将田野的边界划分为三个层次：身体/物理边界、心理边界（信任感和心理距离）、文化边界（对某种文化的感知与理解能力））
对于将“情感体验”作为重要内容的本研究而言，我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所生发的情绪/情感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任何学者都无法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我认为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只是对研究（者）理想化的期待。无论是问题意识的萌发、观察分析的展开还是学术成果的书写，研究者都难以避免受到自身情感的影响。我在照护亲人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恰好构成了问题意识产生的起点，这也是一个自我和理论碰撞的过程。
其次，具体到研究的关切对象——照护者，我既是局外人，也算是局内人。一方面，我曾经照护亲人的经历为我理解她们的现实处境提供了便利。这点共通之处使我具备了一定的照护技能，因而在参与实践时较易上手。而那些相似的情感体验也使得我能够更加深入地感知她们的生活世界，情感在此作为“我”——研究者游走于他/她者与自我之间的有效媒介（宋红娟，2014）。在田野调查期间，我深切地体会到照护老人所意味的身体疲惫与情感耗竭。结束每天的照护工作后，我大可安然入睡以待天明，不写田野笔记对我的整体生活并不会构成太大影响。对于机构的护理员而言，她们下班回家后还需面对繁杂的家庭事务，离开养老院不过是第一轮班的结束，留待她们的是以维持家庭生活为核心的“第二轮班”。
另一方面，我虽然已经尽力走入“他/她者的世界”，但必须承认护理员与我之间的边界依旧清晰可辨。这意味着在日常照护中遭遇突发情况时，我们对于情绪的处理方式可能截然相对。例如，当护理员与照护对象发生冲突时，她们会下意识选择隐忍以避免冲突，因为一旦老人或家属事后投诉，护理员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处罚。对此我则较少顾虑，我既不需要机构发放工资，我的年龄（例如，当我无法忍受一位老人的辱骂而与之产生言语冲突时，随即有护理员向那位老人解释，“这是小孩，20多岁的年轻人，你别和他计较”）和身份也为我提供了保护。在老人辱骂我时，我可以直接表露不满并退出照护工作。这种情绪处理方式上的差异，恰恰映射照护者“别无选择”的现实境遇。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进入田野点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就此进入了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状态，能够完全超脱那些纠缠自我的烦恼和心绪。相反，原有的困窘或压力会被带进田野并最终构成研究的一部分。在研究推进的各个环节，个人情绪一直如影随形，随着我在理论观点与现实图景、材料整理与论文写作之间穿梭往返。当每天目睹老人因失智/失能而被迫将隐私部位曝露于陌生人眼前时，我不由得生发出对疾病和衰老的深切恐惧；当听到老人子女与住院老人因经济纠纷而将其“遗弃”在养老院的传言时，我也忍不住思考家庭与亲情的意义；当面对那些身体状况与我的外婆相似的老人时，我总会为自己未能在亲人生前给予她更多关爱而无限自责；同那些年龄与我的母亲相仿的护理员一起工作时，我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母亲当年的处境，并后悔曾经未能及时分担她所肩负的照护重担。在一些老人离世后，我更是鼓足勇气才敢重新进入这物是人非之地。因此，在最终的研究成果中照护工作似乎是以灰暗的色调出现，难以让人感知到照护蕴含的积极意义，这与我在研究过程中所带入的个人情感密不可分。
受制于疫情防控和学制规定，我实际参与观察时间远远达不到开展一年时间以上田野调查的民族志研究惯例，这不仅意味着田野调查的深度较为有限，也导致最终研究结论可能存在欠缺。
例如，机构民族志的要点在于揭示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互动情境之间的转译机制。但我的研究中，更多将重点放在了阶层、性/别和年龄这类宏观层面要素与微观情境的人际互动，而未能清晰地呈现中观组织层面的作用。此外，我所秉持的主位视角主要集中在护理员身上，一定程度忽视了入院老人、家属和院方的声音和立场，这造成了声道的单一和视角的局限。在反复阅读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也意识到机构负责人竟被我写成了“面目可憎”的模样。
一方面，任何人的行动逻辑都必须从其身处的情境和被赋予的角色出发进行理解。在给定的角色位置上，个体的选择常常受制于外部性的机制，所以不应将彭女士在管理过程中的不当之处简单归因于人性之恶，而要意识到这是因为机构规则设计的不合理与养老服务的市场化运作。事实上，彭女士时常自掏腰包为院内的一部分老人购置衣物，她与护理员之间的关系也绝非水火不容。
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限定、自身所处的研究位置、客观条件的限制致使我未能将机构内其他主体的主位观点纳入最终的研究成果当中。第一，我在田野中被给定的角色，使得我与护理员以外的驻院社工、驻院护士和康复训练师之间的接触机会相对有限，难以进行细致的参与观察或深度访谈。这种“路径依赖”和“研究便利性”使我倾向于从护理员处获取资料，而未能充分听取其他岗位劳动者的声音。此外，在尚未与院内社工、康复训练师、护士和文员等人建立良好关系的情况下，我就已经丧失了进入田野的机会。第二，在田野调查中我也试图对失智/失能老人进行访谈，却发现效果不佳。大部分老人都已经失去了我所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叙事完整性，我难以在这些零碎的、重复的话语中拼凑出完整的意义。这不由得让我思考，如何在类似议题的研究中更为清晰地呈现失智/失能老人的主体性？有学者指出，失智症老人会通过取绰号的方式应对具体对象，或是用轻松的表情向来访者示意心情的愉悦（朱剑峰，2021），这些琐碎细微的肢体动作需要研究者在长期的照护实践中予以捕捉和理解。第三我虽然进入到机构创建的家属微信群中，但缺乏与家属取得联系的契机。一方面，由于机构的防疫规定再加上许多人身处外地，大部分家属都未能在我做田野的期间前往机构探视老人，他们主要是通过院长和社工每日发送到群里的图片了解老人的情况；另一方面，老人们之所以住进同海养老院，有的是因为子女不愿或者无法应付其身/心障碍，有的则是与子女产生纠纷、家庭关系破裂。这部分家属能按时给老人缴费已实属不易，怎还愿去关心那些护理员在照护过程中的情感？主客观因素之下家属在养老机构中的缺席，使得我在研究中极难建立与他们的联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老人真正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如同学龄前儿童会通过“咿咿呀呀”的方式向外界传递信息一样，失智/失能老人们也有着自己的叙事和表达方式。“对老人认知和语言能力的解构，往往伴随着疾病的建构”，这是对老人主体性的消解，否定了他们作为“人”的资格（参见朱剑峰，2021））
上述情况既与我缺乏田野调查经验息息相关，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新冠疫情的发生，致使每一个将田野调查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研究者都栖身于风险之下。一方面，疫病的扩散和传播意味着研究者无法确保自己在田野过程中能够安然无恙；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面前，民族志这种极为强调“亲临现场”的研究取径呈现巨大的局限性。身处高校或科研院所中的研究者其活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而田野点也迫于形势要求，难以在缺乏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向研究者开放边界。特别是养老院、幼儿园、医院这类机构接纳外来的研究者需要极大勇气，因为其中主要生活的人群健康状况较为“脆弱”。如若类似的情境再度重现，当田野点的物理边界被极度强化，我们这些极为看重“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者应该如何开展研究？这同时也牵涉到伦理层面的考量，当进入田野会为其中生活的人们甚至研究者本人带来风险时，我们应当如何抉择？
民族志的研究取径强调研究者的参与观察，并从局内人（insider）的视角审视照护工作和照护者的情感劳动。对照护工作各环节的深描有助于获取对照护劳动的全貌性认识，尤其是捕捉其余研究取径所难以察觉的细节。而研究者在照护场域中的田野际遇，是客观环境、知识储备、情感体验乃至偶然性事件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情感与田野工作在各阶段的交织互构，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民族志研究的知识生产，同时也彰显出田野调查的多重可能性。在同海养老院的田野调查已经告一段落，但当我回眸这段经历时，仍有许多新问题在脑海中不断涌现。
首先，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同海养老院的组织规则设定、管理制度安排、激励方式构建等要素，与公立机构或是商业性质的机构存在何种不同？其独特的组织特征对于机构的日常运作会产生哪些影响？对于老年照护服务的优质供给而言，公益性养老机构的运作图景产生哪些启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亟待对不同类型的养老机构开展对比研究，同时也需要从机构之中不同主体的视角出发进行观察。
其次，入院老人多患有慢性疾病，患病事实不仅使他们陷入了漫长的痛苦之中，也对家属的日常生活造成了破坏。然而，涉及慢性病与患病家庭的人类学研究，多将患者本人的疾痛体验作为核心进行论述，慢性病患者家属却总是以边缘化的形式存在。这不仅掩盖了病患家属主体经历的多元呈现，也欠缺对当代中国家庭疾病应对逻辑和策略的关注。
最后，“研究者能为这些照护者做什么”这一问题仍在困扰着我，这使我在面对那些护理员时感到无比惭愧。正是因为她们的接纳，我才能够写完论文并拿到学位。但是，我应该如何回馈她们所给予的帮助？我的研究能否对她们生活处境的改善产生实际效用呢？更往前一步，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应该如何真正助力现实生活的改变？对于照护工作而言，民族志的书写理应向公众展现照护者日常劳动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并找寻能够切实改善照护者与照护对象生存境遇的可行路径，从而实现民族志“公共性”的自我期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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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笑，涂炯，2021，《效率与温情：大病照护中的情感劳动何以可能》，《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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