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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罗丽媛、黄素梅、谭思圆
发布时间：2024 年 06 月 30 日
摘 要：广大妇女在城乡发展中扮演着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角色。基于“个体-组织-环境”的赋权分析框架，通过对社会工作者培育S村女子醒狮队的实践研究探析发现，妇女组织赋权历经组织建立、组织培育和社区参与三个阶段。其赋权实践强调关注妇女个体、群体和环境维度的权能障碍因素，通过提升妇女价值增强个体权能、发展伙伴关系和内部能力建设培育组织权能，并创建外部赋权环境，以实现组织培育和社区参与的赋权目标。在乡村振兴和社会协同治理过程中，赋权妇女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并强调其主体性与多维度整合式赋权。
关键词：妇女自组织赋权 组织培育 社区参与
*女子醒狮队合影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区发展的目标致力于推动人才、文化、产业等振兴。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指示，培养农村人才是重点。但随着人口不断外流，除了吸引优秀人才返乡以外，还需调动农村现有人员的内在动力，妇女群体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然而，农村留守妇女大都肩负双重压力：个人和家庭价值感低（汪淳玉、叶敬忠，2020），且受限于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既无法享受资源获得发展，也无法发挥力量参与社区治理。这使妇女在农村处于更边缘的位置，呈现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失权状态（袁方成、李敏佳，2023）。
为打破妇女失权的状态，实现培养农村妇女人才、建设妇女组织和促进妇女发展的目标，自2017年起，L县LC街道的社工在S村培育了姐妹舞蹈队、女子醒狮队等妇女组织，并将女子醒狮队打造成当地响亮的舞狮文化名片。社会工作的赋权实践使一群农村留守妇女得到了发展，建立起妇女自组织，以推动乡村组织建设，让中国传统舞狮文化得到弘扬与传播，逐渐衰落的S村变成一个邻里关系融洽、文化活力充沛的美好乡村。作为集人才、组织和文化振兴于一体的实践，S村女子醒狮队的培育具有特殊意义。因此，本研究尝试以赋权理论分析农村留守妇女组织培育和参与乡村基层治理的过程与策略，探索社会工作推动妇女发展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可行模式。
在社会工作研究领域中，赋权（Empowerment）理论被广泛探讨和应用。该理论最早由Barbara Solomon提出，她将其定义为社工和弱势成员共同参与以减少弱势群体无权状态为目标的行动。赋权与权能密切相关，权能（Power）既指人们拥有的客观存在或主观感知到的能力，也包括个体掌握与其生活与发展有利的动力（转引自Adams，2013：72）。这种能力或动力不仅增进个体的自尊（胡玉坤，1998），还促进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从而导致更多个人和人际的权能，最终达到提升其生活空间和机会的状态。因此，赋权也指的是增强权能。赋权实践受限于个体主观与环境客观之间的交互作用，Robert Adams等人认为阻碍赋权的因素包括个体资源、能力和自信心的缺乏；团体或组织缺少伙伴关系和团队能力不足；环境物质资源、结构资源和社会价值不足等（Adams，2013：14-200）。
赋权理论的核心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注弱势群体、强调个体潜能、促进社会参与、注重能力建构。研究者关注赋权理论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具体策略和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工作者与弱势群体共同制定目标和计划、提供技能培训和资源支持、建立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等（Adams，2013）。在方法层面，社工可以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倡导工作等多种方法来帮助弱势群体获得权能（程玥，2018；李洁、杨汉梅、张永琪；2023）。现有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赋权实践可以帮助个体和群体增强自我认同和社会参与意识，促进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在应用层面，赋权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工作的各个领域，例如贫困救助、儿童福利、老年服务、残疾人康复等（董瑞昶、万文凯、汪力斌，2022；金炼、卢玮、王媛等，2019）。在这些领域，赋权理论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帮助社工更有效地支援弱势群体。
自1980年以来，赋权理论在社会工作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改善妇女等弱势群体权益方面。妇女赋权（Women’s Empowerment）概念因此产生，并且推动了妇女个人、群体和社区方面的发展。妇女赋权主要分为社会式赋权和个体式赋权两种形式。社会式赋权侧重于消除压迫和剥削妇女的结构性因素，例如通过改革法律、财产权等制度来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胡玉坤，1998）。而个体式赋权则侧重于强调妇女的能动作用，包括改变妇女意识、增强自信心、获得控制资源能力等（陈松涛，2021）。
此外，一些学者指出集体赋权是妇女赋权的核心战略。当妇女赋权以群体或组织形式进行时，可以有效规避单一改变个体或社会的局限（李强、许松，2010）。同时，组织赋权也强调关注妇女组织的生成机制和社会功能（许彩丽、姜昕，2014）。基于社会组织培育理论和组织赋权的定义，本研究将妇女组织赋权定义为通过建立、培育妇女组织并推动妇女组织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增强妇女权能和促进妇女发展（唐有财、王天夫，2017）。
在实践中，妇女组织赋权强调将妇女组织作为核心，运用优势视角激发妇女自身或组织潜能，并促进妇女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实现妇女自助、群体互助和社区互助。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多种策略来促进妇女组织赋权，包括①能力建设：帮助妇女组织提升组织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的能力；②领导力培育：帮助妇女组织培养女性领导者，提高其领导和决策能力；③网络建设：帮助妇女组织建立和加强与其他妇女组织、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各界的联系；④倡导与宣传：帮助妇女组织提高自身的倡导能力，有效地发声，维护妇女权益（姜佳将，2018；海莉娟，2019；金一虹，2019）。这种综合性的妇女赋权理论和实践，不仅关注妇女的个体权益和能动作用，还注重组织层面的战略性布局和社会影响力，为妇女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平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内外关于妇女组织赋权的研究已经搭建了层次丰富的实践场域，例如政治赋权强调妇女参与政治决策和管理，提高妇女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Lopez-Claros & Zahidi，2005），结构赋权关注社会结构对性别平等的影响，致力于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王国丽，2021），经济赋权重视妇女经济能力的提升，促进妇女经济自强（郭夏娟，2015），文化赋权倡导消除性别歧视的文化观念，促进男女平等的文化氛围（许欢科、韦安，2024），主体性赋权强调妇女自身意识的觉醒和主体地位的建构（丁瑜，2019；钱宁、王肖静，2020），心理赋权关注妇女心理健康和自信心的提升（王国丽，2021），组织赋权重视妇女组织能力的建设和发展（郭浩、陈雯璞、张和清，2022）。
依据妇女组织的属性，可以将其分为自组织和他组织两种模式（郭浩、陈雯璞、张和清，2022）。自组织往往是妇女自下而上自发组建，其关注点在于妇女自身主体性的发挥，例如广场舞组织（高万红、李晓娇、王硕，2023）。而他组织由外部力量自上而下推动而成立的，其重点在于在国家战略背景下对妇女的动员和改造（曾远力、闫红红、谢菲，2023），例如“赣南新妇女”在政府动员下参与公共事务中实现一定组织化（陈义媛、李永萍，2020）。
国内外关于中国妇女组织建设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积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和生态方面，旨在推动妇女组织的发展、互助合作和社区参与。闫红红等（2017）在合作经济框架下进行分析，发现妇女组织与乡村旅舍项目的合作劳动有助于促进妇女经济赋权、集体认同和互助合作；杜洁等（2020）在内生性脱贫视角下对比了两个妇女合作联社，总结出自发形成的妇女合作组织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抓手，能更有效地激发妇女的内生动力；闫红红等（2019）研究发现，通过社会工作动员农村妇女建立广场舞组织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有助于增强妇女的自信心和参与能力；陈义媛等（2020）通过动员妇女骨干组织化和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研究，总结出地方政府、村庄社会、村级组织是影响妇女公共参与的因素。
此外，一些学者聚焦主体性视角，审视妇女个体、小组或社群的赋权行动，提出从日常生活需求出发，培育具有社群感的妇女小团体逐渐转化为自组织（丁瑜，2019；钱宁、王肖静，2020）。还有学者从赋权实践的主体、路径，衍生出“整体性赋权”（袁方成、李敏佳，2023）“合力赋权”（杨义凤、马良灿，2017）“双向赋权”（王晔安、潘莉、郑广怀，2023）“内源式赋权与外源式赋权”（邱琳、向德平，2023）等概念。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以农村文化资产为核心，通过提高妇女组织化程度，推动妇女组织的社区参与，有望实现对农村留守妇女组织的赋权，这一结论为中国妇女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本研究在此基础上以一个农村女子醒狮队为案例，讲述在地妇女内在驱动力和外部社会工作者赋权共同发挥作用，实现自下而上自组织发展的民族志故事，也展现了在男性气质浓厚的醒狮运动中妇女能动性的发挥。
本研究在援引Solomon（转引自Adams，2013）和Robert Adams（2013）有关赋权实践的论述基础上，形成“个体-组织-环境”分析框架。根据组织培育理论和组织赋权等概念，建构从“组织建立-组织培育-社区参与”的赋权过程（见图1）：一是以妇女主体需求为导向的组织建立阶段（即，个体赋权）；二是发展妇女组织内部互助关系与能力建设的组织培育阶段（即，组织赋权）；三是以妇女组织为载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阶段（即，环境赋权）。
*图1 妇女自组织赋权实践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S村女子醒狮队为研究对象。S村女子醒狮队作为L县首个由妇女组建的舞狮类社区自组织，在促进该村妇女发展的同时，惠及村居或县城，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工作具有借鉴意义。此外，女子醒狮队不仅在全国屈指可数，而且舞狮作为具有浓厚男性色彩的文化传统，妇女参与舞狮也能打破对女性的社会刻板印象。
本研究采用实践研究范式。实践研究（Practice Research）指“实践亦研究”，即研究者和实践者两种身份的结合（古学斌，2015），强调实践、教育和研究一体化，兼顾发现问题、提升社会工作的介入质量和服务民众的过程（古学斌，2017）。本研究以LC街道社工与农村留守妇女长达四年培育女子醒狮队的实践为始。其研究者是参与自组织培育的督导和社工。社工与妇女们一起行动，包括为自组织争取慈善资金，推动自组织的注册登记。除了工作记录等一手材料，工作团队还深度访谈了三位社工和五位妇女骨干，主要涉及组建妇女队伍和表演经历等培育过程。
实践研究不只是研究方法，也是社会工作者的助人工作手法。实践研究强调，研究者应在发现需求、制定计划、付诸实践和反思总结中不断循环往复。在本研究中，社工团队花费近一年时间走访村居，与村民建立关系，摸底妇女的需求，并使用工作坊等方式调动妇女开会，引导妇女们充分讨论、表达想法和参与制定实践计划。在日常服务和舞狮训练中，社工团队将参与式观察和非正式反馈所收集到的信息撰写成活动记录和田野笔记，形成第一手材料。为评估实践的效果，社工团队采取组织妇女们进行总结反思，并以成果汇报、网络推文、项目展示等方式向政府、基金会和评估专家等对象进行展示，采纳了前述群体的建议，并制定了下一步实践计划。
（表中“年龄”为女子醒狮队妇女在2019年组织备案成立时的年龄。）
*表1 女子醒狮队妇女的基本信息
自2017年LC街道社工站成立起，六名社工首先进驻S村开展专业服务。S村位于惠州市北部的偏远山区，是一个主要由留守妇女、老人等构成的自然村。经过一年的入户走访，社工发现S村120名女性中有86名成年妇女，留守成年妇女普遍面临以下问题：一是主要承担照料家庭、教育孩子等职责，长期与社会脱节，身心压力大；二是村中文娱活动少，妇女生活单调，社会交往范围狭窄；三是妇女在家庭中的直接经济收入贡献小，导致自我价值感低和家庭地位边缘化。因此，激活“她”力量参与社区，化解S村留守妇女的问题是社会工作介入重点。
与妇女建立信任关系是社工赋权实践的前提。2017年，社工采用“同吃同住同劳动”（指依据村民的作息时间开展工作，与村民建立关系，真正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境的工作方法）的工作理念，主动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一起跳广场舞、开展活动等方式，了解村中留守妇女的状况，并加强与她们的接触和交流，与她们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逐渐地，妇女们开始向社工表露内心的诉求，一次活动后，三位妇女向社工说起想要成立一支女子醒狮队。
这样可以把大家聚起来，也能去演出。（访谈资料，何姨、钟姨、枝姨）
*队长教授舞狮技术
如何有效地把村中留守妇女组织起来自我服务，以解决妇女困境和增强社区内在力量是社会工作介入的重点。社工获知妇女们有组建女子醒狮队的动力后，与三位较为积极的妇女制定了计划，共同分析了成立女子醒狮队的优劣势。经讨论发现，村中拥有成立醒狮队的优势资产。首先，领袖人物掌握醒狮技巧和具备领队经验，何姨身材高大且热爱运动，不仅掌握舞狮全过程各项技能，还有多年在工厂带领醒狮队的经验，是组建醒狮队的理想带头人。其次，L县重视乡村醒狮队等文化传承，该县某单位曾在2017年还向S村赠送了两个醒狮狮头。由于缺乏人员、资金和其他设备，“狮子头一直静静地摆放在农家书屋柜顶上”（访谈资料，钟姨）。再次，当地重要节庆活动和村中大事均有邀请舞狮的习俗，村民对醒狮文化的集体认同高，认为其有“消灾除害、求吉纳福”的美好意愿。经过梳理，社工与何姨等三位妇女更加坚定组建女子醒狮队的信心。
*舞狮道具配齐
社工围绕建立女子醒狮队的目标进行介入。第一步是创造条件收集妇女的想法和组建筹备小组。社工以领袖人物何姨为抓手，通过肯定其多年志愿教授村中妇女舞蹈的付出，鼓励其担任女子醒狮队的发起人，并动员其他妇女加入。在社工和何姨的共同努力下，十余名身形及体能均符合条件的妇女表示愿意加入。第二步是解决成立醒狮队资金不足的问题。社工利用工作汇报、领导调研等机会向外游说，争取到一万元的社区社会组织扶持孵化资金，用于支持培育女子醒狮队。第三步是选出领袖，协商运作机制，形成组织雏形。资金到位后，社工积极协助筹备小组采购物资。
看着何姨和几个妇女骨干开车“杀”到佛山，我们感受到她们几个满满的责任感。（访谈资料，谭社工）
经过协商，队伍取名为“S村女子醒狮队”，何姨等三位妇女分别当选正、副队长，并约定了舞狮训练时间和频次，以及在“村晚”登台表演的目标。同时，响应当地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政策，S村女子醒狮队在政府备案，并确定“拜年、村庆、礼仪庆典等”为其业务范围。妇女骨干的发动、妇女们的共同经验与合作精神快速将她们凝聚起来，组建了一支女子醒狮队。社区社会组织的定位也使这支队伍获得了政策空间与支持。
在组织建立阶段，妇女的组建女子醒狮队和在村庄表演的内在诉求是成立组织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充分创造条件催化她们的内在动力，激发她们的个体赋权是建立组织的关键。
舞狮分狮头、狮尾、打鼓和扛旗等布阵。因此，如何分工成了妇女组织培育的第一步。狮头沉重、狮尾要弯腰、打鼓有口诀，妇女们争先承担相对轻松的扛旗。为公平起见和保障队伍分工，队长何姨和妇女们协商并确定轮岗机制，即每个人都熟悉所有岗位，换言之，即使扛旗的角色也要掌握其他岗位技能。行动起来后，妇女们的心态从“不愿付出太多体力”转变为“积极主动配合其他成员”。
如何将大多数舞狮“小白”培育成一支全员全能的女子醒狮队是组织培育的又一挑战。作为队长和唯一能教授舞狮的何姨是关键，她根据妇女的表现与能力挑选出符合不同岗位的人选，再一一教授不同岗位的妇女掌握技能。在学习过程中，妇女们风雨无阻，每周五前来练习。其间，社工负责打印鼓谱、陪伴妇女们练习，并不断鼓励她们，帮助她们提高舞狮能力。
但保持长期训练并非一帆风顺，身兼家庭照顾和田间劳动双重角色的妇女们，在每周训练上存在诸多阻碍。何姨曾多次向社工诉苦，提到“我家婆年纪大，老公生病，儿子还没结婚，我要照顾好老公和家婆才能过来”（访谈资料，何姨）。面对何姨的难处，社工总是耐心倾听，给予情绪支持和鼓励，并利用社区活动探望她家婆和丈夫。在社工的陪伴下，何姨和其他妇女不仅坚持下来，还培养出互帮互助的精神，她们相互帮衬干农活、带孙辈、一起做饭，创造共同练习的机会。
如何构建组织凝聚力，消减妇女组织无权状态，是社工在培育组织过程中的重要目标。为此，社工在团队内部营造互助氛围，培养互助精神。
有一次队员青姨洗澡摔伤，我们买东西去看她。我们和妇女关系好了，彼此之间也会互帮互助。（访谈资料，谭社工）
随着关系的密切发展，找社工聊家常诉烦恼的妇女逐渐增多。
有一个阿姨向我们倾诉儿媳打她老公，她不希望展示给外人看，但想要找社工倾诉。（访谈资料，谭社工）
而社工总是充当着妇女们的陪伴者，努力塑造好社工与妇女、妇女之间的关系。
后来，她们有喜事也会分享给我们，村主任儿子娶媳妇、钟姨搬家等都叫我们去参加，感觉我们真正融入了。（访谈资料，黄社工）
*队员参加志愿服务
随着队伍互动日益紧密，群体矛盾也随之而来。有妇女私底下向社工透露对队长何姨的不满，例如有妇女舞狮时想站在队伍的前面，何姨却让她换到后面，这种做法让个别妇女心生不满。为此，社工组织了团建活动让大家相互交流解除误会，在团队互动游戏、妇女之间坦诚交流后，她们的互动更加开放和有效。外出参访学习也成了培养团队关系的载体。如在T村走访交流活动中，当妇女们看到其他村庄妇女融洽协商“村晚”活动时，她们会反思自身团队的矛盾问题，并商量如何协调好团队关系。随着表演机会增多，妇女们又在如何分配人员上台和表演经费上有了分歧。队员认为，应下发所有经费，而队长认为应留下部分再平均下发。在农桌吃饭之际，队长何姨向队员解释留下部分是为了团队建设等，获得队员们的理解。由此可见，消减团队矛盾和塑造团队凝聚力是增强组织权能的正向举措。
为消减妇女被动参与的无权状态，社工还发起了提升组织策划能力的活动。经调研发现，妇女们具备手工制作、人际协调等优势，却很少参与公共事务。有鉴于此，社工向某基金会申报了妇女赋权项目，希望通过培育妇女互助组织，团结村内的妇女，以提升她们的能力与自我价值，并推动其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以S村的隆重大事“村晚”为例。为调动村民参与积极和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社工在筹备活动时，有意识地邀请热心村民和姐妹舞蹈队、女子醒狮队等自组织商议“村晚”的筹划，讨论活动时间、场地和节目。其用意是通过妇女和其他村民共同策划来提升他们的沟通协调与组织策划能力，并进一步激发其社区主人翁意识。在筹备期间，只要有闲暇时间村民都聚集在社工站策划“村晚”活动。
在整个筹备过程，妇女们不仅参与其中谋划，还拉动了身边的姐妹、孩子等参与，而我们社工也体验了一把协助的角色，把村中的内生力量激活，把妇女、老人和小孩聚齐起来。（文书记录，201901）
*队员外出交流
随着妇女们参与意识、动机和能力的提升，其主体性越发显现，表现为主动向社工提出要自主开展中秋节活动。
在中秋节前，她们就前来询问。我们本来不打算开（活动），但她们很热情，拉了资金和物资，还自发准备了舞蹈和舞狮节目，我们就同意了。社工牵头，但各个环节开放给阿姨们策划和统筹，比如活动通知、人员招募等。（文书记录，201908）
历经训练后，妇女们从纯粹的参与者转变为熟练的策划实施者，参与意识和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在组织培育阶段，主要关注妇女组织的管理与运营。女子醒狮队作为自组织，即使妇女们有强大的动力，也面临自身能力和外部资源有限的局面。因此，在充分发挥妇女主体性实现个体赋权的同时，还要以外部力量介入进行组织的能力培育、资源链接等来推动组织赋权。
社工坚守“依靠村民内生力量，自己的村庄自己建设”的理念，引导妇女们做好组织互助和社区互助。面对起初旁观的妇女们，社工采用座谈会的方式推动她们去发现自我需求、积极表达诉求和参与社区活动，以此唤醒她们的主人翁意识。
一开始让她们投票选择喜欢的活动，选定什么社工就开展什么。期间大家共同讨论，方案由社工撰写，各个板块逐渐放开由妇女们承担。（访谈资料，陈社工）
在2018年12月的第一场“发现自我——需求与发展方向”座谈会上，社工通过播放妇女能力建设的案例视频，引导妇女们积极表达，就自我成长、村居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度思考，调动她们参与其中。逐渐地，妇女们更加主动参与。
社区活动她们随叫随到，成了参与主力军。队长也给力，只要和队长讲，她就会组织妇女参加，如果队员说没空不能参加，队长就会说“没空也要去，也要去支持社工”。（访谈资料，黄社工）
随后，社工向妇女们输入社区公共参与意识，进一步引导妇女们从关注自我转向关注社区、服务村居。
我们从优势视角出发挖掘妇女们的潜能，在座谈会上聊每个人的特长，也引导她们关注村里的弱势群体，如副队长枝姨的婆婆腿脚不便，此前她们很少关注，社工就牵头和妇女们一同看望她婆婆。像枝姨、钟姨（家中）都是有独居老人，钟姨家婆患了癌症，我们就说队员的家属都在村里，要营造爱老助老氛围，醒狮队也要服务自己的村居。（访谈资料，谭社工）
后续开展了一系列面向本村弱势群体的服务，妇女们积极自愿参与，包括妇女们自制艾糍，上门慰问老人；妇女们入户为老人提供居家清洁、安全排查和安全改造等服务；学习医疗知识和身体检查技能，上门为老人传授知识和健康检查。
现在她们都很积极，一看到志愿者岗位空缺就主动报名。有一次她们去隔壁村做志愿者，对比其他村志愿者，她们自豪地说：“她们志愿者那么被动，你看我们多能干。”（访谈资料，陈社工）
妇女还关注村口逐渐老化的舞台背景架，主动向村小组长提议拆除，并获得了“为村里着想”的赞许。
有了公共服务意识，还得具备公共服务能力。
我们开展志愿者培训，讲授什么是志愿者、探访技巧等，也促进志愿者们相互交流。在服务能力上，刚开始妇女们比较依赖社工带领入户，有了探访技巧后，妇女们就得心应手多了。（访谈资料，谭社工）
社工建立志愿服务管理机制，通过注册志愿者账户、颁发志愿者证书、记录服务时数与推行优秀表彰，以此提升妇女对志愿者团队的归属感，让她们体会到社区服务是有意义的事情，从中产生获得感与价值感。妇女们参加完志愿者活动后，常常自豪地发朋友圈，在得到家人和村民的肯定后，她们也会带动姐妹、家人前来参与志愿活动。例如，一位队员曾带19岁的孙女一同参加活动，其孙女向社工感慨“奶奶参加了活动以后，变化很大，我也想来看看”（访谈资料，谭社工）。后来，其孙女还运用自己汉语言专业的优势，教授其他小朋友写作文。
妇女是农村中的边缘群体，她们鲜有站在台前表演或参与村中公共事务的机会，女子醒狮队的成立逐渐打破这一传统。妇女们的日常训练吸引了众多村民的围观，让村居生活更加热闹之余，还让年轻后辈了解到醒狮这一传统文化。
敲锣打鼓的声音振奋人心，引来村民关注，有老板主动为醒狮队制作队旗，村里的老人、小孩等纷纷前来看舞狮话家常，聆听老一辈讲解舞狮文化历史，家长鼓励小孩学舞狮。（访谈资料，陈社工）
*女子醒狮队城西合影
女子醒狮队的出现给凋敝的乡村重新注入活力，也让村民正视妇女们的“另一面”，她们不仅是会照顾家庭和田间劳作的“家庭主妇”，还能扛起舞狮，走向社区公共舞台。妇女们感受到外界对她们的认知变化，自豪感油然而生，更加自信投入舞狮训练。
女子醒狮队首次登台并顺利完成“村晚”的演出，极大地激发了妇女们的自信心和展示自我的动力。在坚持训练的同时，妇女们和社工积极寻找表演的机会。恰逢S村即将举办第一届外嫁女回娘家活动，社工与活动负责人接洽，争取到女子醒狮队参与表演的机会。活动当天，女子醒狮队在村口敲锣打鼓以表欢迎，并从村口一路舞狮将外嫁女迎接到祠堂。村民拍下了当天活动的视频并在网络上发布，立马引起较高的关注，助推本地兴起举办外嫁女回娘家活动之风，也让女子醒狮队声名大噪，走出村庄走向县城。而后，L县电视台对女子醒狮队的采访，也大大扩散了女子醒狮队在县城的知名度，进一步增强妇女们对舞狮的自信心，使得妇女从家中走向村庄、县城乃至社会公众，改变了附近民众对女性的单一印象，也对醒狮以男性为代表的观念实现了“祛魅”。
随着女子醒狮队“声名远扬”，妇女们被邀请参加义演的机会增多。除了每年固定“村晚”演出，社工还争取到其他机会，如本县扶贫宣传日、禁毒宣传等大型官办活动，附近社工站邀请女子醒狮队参与丰收节活动，邻近村庄邀请女子醒狮队助兴外嫁女回娘家活动。在义演活动中，每位妇女通常可获得10~20元红包。经过当地媒体、社工站和队员与群众的宣传，女子醒狮队被众人更加熟知，知名度越高。
*女子醒狮队合影
义演增加了妇女走向公众的机会，极大地增强了妇女们的信心和效能感。后来，义演逐渐发展为商演，创造了更多的经济与个人价值。有一位商家老板邀请女子醒狮队为商店开业表演，他安排了车辆接送，还为每位演出妇女准备了一百元演出费。演出费虽不高，但给予了队员极大肯定。她们非常兴奋，计划将演出费用于添置服装和道具。随着商演增多，妇女们的自我价值感越发提升，不仅有机会表演，还能创造一定的经济收入。其家属的态度也从观望转变为支持，他们感受到妇女们从闲暇打牌到舞狮锻炼的身心变化，也体会到妇女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和自豪感。截至2023年初，醒狮队共计参与公益演出8次、受邀商演6次，其中商演收益约1.2万元。
*女子醒狮队表演
在组织赋权中，妇女个人、组织和环境都面临诸多障碍。LC街道的社工通过提升妇女的个人信心以实现妇女个体赋权，激活妇女群体间的互助关系实现妇女的组织赋权，以及创建支持网络来塑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外在环境。简而言之，赋权妇女是以激发个体的内在发展为核心，以妇女的组织建设为载体、以外在环境的助推为辅助的动态互动式实践。在女子醒狮队逐渐成熟后，队伍均由妇女自发管理和运营，无须社工过多介入。LC街道社工的赋权实践还得到了正式组织的肯定和支持。
首先，妇女自我价值感低。妇女因处于第二性从属支配地位，丧失在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的控制权，被禁锢在家庭私领域（陈松涛，2021），其主体意识也被局限在家庭内部。在当地，受社会环境、家庭结构等影响，农村留守妇女大多被限制在家庭领域，她们通常顺应“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主要承担照顾家人、家务劳动和田间劳作等私领域职责，而私领域背后的经济价值、个人价值往往被忽略或不被承认。
村内妇女在家庭的话语（权）弱，一是农业生产无法创造太多经济价值；二是妇女主要照顾家庭，且县城兼职机会少，很难拓展其他经济来源，导致妇女只能依靠丈夫或子女，她们在家庭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文书记录，201812）
其次，除了家庭价值感低，妇女的公共价值感更低。她们被局限在私领域，很少出现在公共领域，很多妇女因害怕别人的看法而不敢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活动则更稀缺。缺乏家庭支配和公共参与的现状，一定程度影响了她们的“无权感”“无能感”，使她们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遭受削弱。
最后，妇女获取资源有限。在城乡二元化发展背景下，农村地区资源有限，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留守妇女能获取的发展资源更加有限。妇女在公共领域处于缺权的状态，导致妇女难以从中获取相应资源来满足个体或群体的发展。即使像何姨这种拥有一定社会网络，备受政府、工厂和村居认可的妇女，也无法获得成立队伍的启动资源，而其他处于“无权”“弱权”状态的妇女则更另当别论。
综上，妇女因社会性别不平等在个体赋权层面存在自我价值感低、自信心缺乏、发展资源不足等障碍。社工相信妇女具有自身的潜能与价值，具备处理个人和社会问题的能力，而关键在于如何给予机会或资源以激发其内在潜能，使妇女的价值得以被看见与获得发展。因此，个体赋权强调培育妇女的自我效能感、价值感和行动能力，而促进妇女在个体意识、生产经济和公共参与等方面的提升是改变妇女权能匮乏的重要策略。
挖掘妇女潜能，提升自我价值。社工从优势视角出发，发掘妇女具备手工等技能，不断鼓励和肯定她们，依托广场舞组织培养妇女的自信心，妇女们从“不敢穿裙子”到利用舞蹈队平台“敢穿裙子”，也敢化妆展示自己，社工的鼓励和培养提升了她们的自信心。妇女们的自我价值感和效能感是一切行动的缘起，它为妇女提供内在能量，也为后续妇女加入女子醒狮队和走向公共领域奠定了基础。此外，何姨作为队伍领袖和骨干，其自信心和潜能被妇女、社工和政府人员等认可后，催生出成立女子醒狮队的内在动力。
提供交流平台，激发自我倡导。妇女们有了自信，在做出行动前还需自我倡导，为行动争取相关资源与支持，比如成立女子醒狮队所需的政策空间和资源支持等。除了在日常沟通中鼓励妇女表达，社工还组织妇女座谈会，鼓励她们为自己或他人表达，发现村民服务诉求，也为增强个人权能协调更多外界资源。
对妇女个体的赋权实践把增强妇女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倡导纳入前置环节。自我价值感催生妇女个体的内在动力，进而推动妇女自我倡导，并形成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拓展增强个体权能的外部赋权环境。
提升妇女们的行动能力也是个体赋权的重要方面。社工通过培育妇女的舞狮技能、参与公共服务和表演能力等，不仅提升了她们的行动能力，过程中还创造出经济、个体和公共价值促使妇女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进一步提升，进而拓展妇女们的个体赋权。
首先，培育舞狮技能，提升个人价值。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舞狮技能大幅提升，她们从舞狮“小白”变成舞狮能力精湛的专业队伍，不仅打破了人们对女性舞狮的传统看法，还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走向县城、媒体等公众视野，让更多人目睹女性舞狮的风采，舞狮技能的提升和步入公共领域增强了她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
其次，参与公共服务，展现公共价值。社工发挥妇女的潜能，组织妇女开展老人居家安全排查、“村晚”等活动，不仅让妇女以舞蹈队、醒狮队成员身份在公众表演，展示妇女舞蹈、舞狮等技能，还让妇女参与活动策划，在提升妇女多项行动能力的同时，使妇女有更多机会出现在公共领域，利用自身潜能发挥公共价值。
最后，链接多种资源，突显经济价值。社工积极拓展妇女发展的资源与平台，例如鼓励妇女制作美食，利用微信群、现场摆摊等方式提升妇女的经济收入；链接展示妇女舞狮的公共平台，随着表演次数增加，妇女在公共领域出现的机会增多，不仅增强妇女个体及群体的自信心，还因商演创收逐渐改变妇女在家庭、村居集体中的形象和地位。妇女家人从不支持到支持、从忽略到看见妇女的价值，女子醒狮队在外嫁女回娘家活动中的表演也激发了其他村庄开展类似活动，改变了村民对妇女的看法。
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冯华，2004），一是通过与他人互动获得社会关系网络，并从关系网络中获取社会资源以实现赋权；二是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提升自我形象、改变社会的不利评价等，从而达到争取改变社会环境实现赋权。因此，建立激发人际关系的组织或社群以实现妇女的组织赋权是重要策略。当妇女建立组织时，不仅能够突破妇女个体赋权的限制，将众多“她”力量凝聚起来，化个体力量为群体力量，还能推动妇女群体从私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在更大范围助推赋权增能。阻碍组织赋权的因素有缺少伙伴关系与组织能力不足。
缺少伙伴关系。组织中的权能并非静态的，而是存在于群体成员之间的人际互动，依托与他人合作促成问题解决或权能提升，因此合作伙伴关系是组织赋权的重点，社工应尽力消除内部成员的个人界限或人际互动障碍，通过良性的人际互动与通力合作来实现赋权增能。同在村居的妇女，早已通过共同的生活网络、长期跳广场舞和舞狮训练，建立了良好的团队关系与人际互动，但在日常工作中总会面临消减团队赋权的因素，比如队长与队员的矛盾、队员之间的矛盾、妇女因家庭劳动无法出席训练等，这些都不利于团队合作与凝聚。
组织能力不足。组织赋权的另一要素是保障团队能力。组织建立后，有组织目标、架构和成员关系等，为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转和争取更多外部支持，需要进行培育并逐步发展为组织自主管理。女子醒狮队为农村妇女自组织，受限于妇女能力与农村发展现状，其组织化程度低，团队较为松散，组织管理、外界联络等能力都需加强。
在赋权实践中，社工培育妇女的主体意识、自我效能感和行动能力，但这些都聚焦在个体层面，单纯的个体赋权未必能带来群体乃至社会层面的改变，因此如何打破单一的个体赋权，使妇女群体形成互助网络、共享成员间权能和增加组织内部权能更为关键。
社工在早期就意识到组织化对赋权妇女群体的作用，因此，一直致力于培养妇女自组织。社工期望从培育个人开始逐渐形成组织或社群，以发挥妇女群体在社区的主体作用，当社工退出后，自组织或村民可自主运营和自我管理，实现村民自治的局面。因此，推动组织建设和发展内部互助是社工的着力点。
实施先培育个人后发展互助组织的策略。首先，社工聚焦支持队长何姨，引导其利用已有的社群基础将妇女们聚集起来，成立女子醒狮队，同时对何姨进行团队领袖培力，帮助其更好地管理妇女自组织，比如，共同谋划如何做好团队分工、制定训练计划等。其次，社工注重团队文化建设和发展伙伴关系，采用团队建设、沟通协调等方式化解团队内部矛盾，利用外部学习和交流机会加强彼此间的伙伴关系，以此提升妇女组织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也推动了妇女们形成互帮互助的共同体。
拓展组织与社区的互动网络。城镇化发展大大地削弱了乡村原有的邻里关系和社区互助体系，使得村民越发原子化，这对成立组织或形成紧密的关系网络而言更具挑战。社工通过走入妇女群体，发展妇女内部互助关系，成立了姐妹广场舞、女子醒狮队等互助型自组织，使妇女形成关系更为紧密的社群网络，激发妇女之间产生更多的互动交往。同时还推动妇女与社区互动，尝试将伙伴关系拓展至社区层面，这不仅将众多妇女从家庭私领域拓展到社区公共领域，开拓妇女的参与空间，还激发了妇女与其他村民的互动，吸引更多村民参与其中，这些都更有利于拓展妇女个人、妇女之间、妇女与村民乃至整个村庄的关系与权能变化。
社工以不同的策略应对女子醒狮队的不同能力建设需求。在提升妇女们的舞狮、组织关系与管理等能力方面，社工充分运用妇女自身的潜能，由自组织内部进行自主管理，当团队出现问题时，社工再予以及时介入，做好协调角色。在提升自组织的活动策划、社区参与和联络沟通等能力方面，社工起主导角色，采用开展座谈会和筹备会议等方式，给予妇女平台和机会；开展志愿者服务培训提升妇女们的社区参与意识与服务能力，向外寻找正式与非正式资源，进一步拓展女子醒狮队的展示平台与支持资源。在这过程中，社工为妇女组织提供了情绪支持、陪伴成长等表达性资源，还链接了资金、社会网络等工具性资源。如L基金会项目、妇联项目、争取农庄免费赞助等，使得妇女们的舞狮及组织策划能力得到培育，实现了组织内部成员间的赋权。
环境赋权指社区或社会等外在环境对个体或组织进行赋权，因为只有妇女发展的外在环境发生改变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赋权。而想要实现妇女组织的环境赋权，需要应对妇女的社会地位低和社会结构中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
妇女的社会资源分配少。作为留守农村的妇女，她们往往被局限在家庭私领域，从政府、社区乃至社会层面获取的支持有限，而在农村资源相对匮乏的背景下，环境赋予妇女发展的资源与机会更少：一是妇女在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很弱，二是面向社区社会组织特别是女性组织的资源很薄弱。在组织培育的早期就遭遇了即使具备丰富社会网络的何姨也无法寻找到成立队伍的外部资源，直到县委领导支持才有了启动资金。
妇女发展的环境支持弱。相比其他地区，当地妇女有一定社会地位，能进祠堂拜神、参与村中要事商量，但仍面临诸多发展环境障碍。如在家庭分工中，强调妇女要先扮演好家庭角色，完成家庭分内事后参与公共事务，女性舞狮受到质疑，几乎没有发展资源等。
争取社会资源分配，实现政策赋权。社工利用其民政社工身份，主动向政府争取资源，包括采用了由舞狮队妇女现身说法的方式说服当地领导，助其获取当地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在获得资金后，社工还利用国家政策文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申报项目，争取孵化培育社区自组织经费等资源。
2019年10月，L县民政领导鼓励社工站成立基层社会组织联合会，在辖区内孵化社区自组织，并为他们提供规范化管理培训。乘着政策东风，社工站策划项目来积极推动。（文书记录，201910）
当地领导的首肯和组织的成功注册为社区社会组织实现政策赋权，政府的资金支持则为成立组织提供启动资金。此外，在社工和妇女们的争取下，村委还多次赞助数千元费用支持醒狮队添置设备和参与表演，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妇女在当地社会资源分配的被动局面。
提升妇女社会地位，营造支持环境。S村女子醒狮队在当地街道第一届乡村振兴擂台赛中获得优秀，登上当地官方媒体平台，还多次被邀请参与妇联、老年协会等比赛，获得政府不同部门的关注和认可。同时，社工积极推动醒狮队在本村表演，并向周边村庄延伸，致使醒狮队从村庄走向县城，在社会层面塑造妇女口碑，提升妇女社会地位，也为妇女营造政府推广、社工培育、村民认可的外部赋权环境。自此，妇女的社会形象与地位迈向了更广泛区域，为实现改变妇女社会地位营造了更大的环境空间。
组织赋权是促进妇女发展和参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组织化形式不仅能有效推动妇女形成互助团队，激发妇女自身潜能和内在动力，提升妇女个人及社群的主体性，还能培育妇女组织的能力，实现妇女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达到改善妇女社会地位、推动性别平等和振兴乡村的终极目标。社会工作赋权农村留守妇女自组织，是以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为抓手，在妇女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历经组织建立、组织培育和社区参与后取得显著成效。其重点在于关注妇女自组织在个体、组织及环境层面的赋权障碍及行动策略：一是个体赋权，面对妇女自我价值感低、获取资源少等障碍，社工采取鼓励妇女自我倡导、培育公共参与的能力和链接符合妇女发展的外部支持等方式来推动妇女重塑自我效能感，帮助妇女增强自我权能。二是组织赋权，面对缺少伙伴关系和组织能力不足的障碍，社工通过激发妇女骨干的内在动力，形成妇女的社区互助网络，发展妇女的团队伙伴关系，解决妇女自组织的内部矛盾来削减组织赋权障碍，加强组织能力建设以增强组织互动的权能。三是环境赋权，面对妇女地位低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少、发展环境支持弱等障碍，其策略是推动妇女个人及组织与环境互动，自主链接外部支持，搭建与正式、非正式组织的联络路径，为妇女自组织的发展争取社会资源，在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同时形成多元的支持环境网络。总之，妇女自组织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了与政府和社会联结的机会，促进了乡村自治和基层治理的融合，推动了妇女关注社区公共事务和参与决策，增强其在社区的话语权和对生活的掌控感，使妇女形成多元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力量，促进乡村文化、人才和组织振兴的同时，推动当地性别平等的发展。
作为自组织的女子醒狮队，虽打破了以男性为主的舞狮文化，但在性别平等、制度赋权等方面仍有诸多局限，如缓解妇女家庭照顾压力来解决无法出席训练的问题，并非从性别分工视角引导妇女思考与行动；自下而上的赋权实践主要从妇女个体、组织层面介入，在环境乃至制度层面推动较少，对于弱势群体的农村留守妇女，仅仅从妇女自身及群体的改变是不够的，还必须依托制度所赋予的地位改变、资源变化等来保障妇女的权益。
社会工作赋权农村留守妇女及组织，是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性别平等的战略，能有效改善女性在社会结构、社会权益等方面权能失衡的现状。但赋权并非静态的权能和资源的输入，而且社工也并不拥有直接赋予妇女的权力和资源。基于社工的实践经验，赋权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应坚持以下几点：一是构建社工与妇女的伙伴关系。不仅妇女自组织内部要发展伙伴关系，社工与妇女也应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社工不应是单纯提供支持或资源的给予者，也不应是与妇女对立的解放者，而是要与妇女一起在社区或社会层面建构属于她们的话语权，成为激发她们潜能的陪伴者。二是强调妇女个人及群体的主体性，妇女发展离不开妇女自身及群体的努力，而且妇女本身也具有其潜能和优势，社工应充分发挥其潜能，以激发其内在动力，同时也要发挥妇女的社群力量，形成社群主体。三是整合式与动态式赋权实践。妇女发展也需要环境赋权，因此要从个体、组织和环境等多层面破除权能的障碍因素，并且动态评估不同层面权能的交互作用，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采用社会工作专业策略增进妇女及组织的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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