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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富晓星
发布时间：2024 年 06 月 30 日
我从学术角度进行公益实践，并在公益实践中对学术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反哺。
《从行动到行动民族志：青年志愿服务研究》（本书于2023年3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我最近出的一本书，描述我在打工子弟小学志愿服务的案例。我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若干篇论文并且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序言的第一句话是“始于无心插柳”。我本不从事志愿服务研究，没想到一次偶然的经历让我和学生一起走了12年，成为一个非常用心坚持的行动历程。我从最初的行动者转变为行动者背后的研究者，从行动转向对行动过程的研究。
这个“无心之柳”实际上是2011年我带学生去中国台湾游学，其中一项任务是和当地大学生一起为台北的弱势家庭儿童提供志愿服务。当时在我心目中志愿服务只是一个名词，我从未亲身参与过。我当时觉得活动非常有趣，就在那里观察。组织方把整个服务营取名叫“花花世界”，来的小孩都是我们需要珍爱的“小花”“小草”；志愿者哥哥姐姐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来源地全部隐去，变成“椰树哥哥”“七色花姐姐”——各种花花草草的名字。我以前在大陆从未做过这种活动，恰好带去的学生都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人口学专业的，我就交代他们每人关注一个小孩，进行细致的观察。我们每个学生都给孩子制作了一个档案，例如行为表现、志愿服务实践的总结和建议。最后，我们写了一份中国台湾志愿服务经验的总结报告交给对方，他们很惊讶，并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实际上，我认为这次活动受益最大的是我们的学生。他们问：“老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在中国台湾学到的知识和反思应用到北京的孩子身上？”于是我们找到了行知实验学校，一所为外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开办的民办小学。他们很愿意支持我们的志愿服务，并问我们能否给孩子们上英语课？我们答应了。2011年3月，我们开始了志愿服务，至今仍在这所学校进行着。
我们主要从二年级到三年级找一到两个班，一个班有十几个志愿者参与，我们就跟随这两个班，从二年级、三年级一直陪伴孩子毕业。大学生从加入我们的志愿者组织，就陪伴一批孩子；孩子小学毕业，他们大学毕业，做这种陪伴式的志愿服务。
我们最初探讨的是非常朴素的人类学问题——服务对象的需求如何在志愿实践中体现。我从事研究性志愿服务工作之前，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梳理。志愿服务在社会学领域是一个非常显性的问题，材料非常多。从研究角度而言，鲜有创新价值。可是在如此卷帙浩繁的志愿服务文献中，我发现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探讨服务对象的需求，很少有以人为单位或者以人为对象的志愿服务研究，很多是以“事”为主。关于研究对象，过去的志愿服务研究关注的是管理者，从组织学的角度出发：我应该如何管理好团队？如何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激励志愿者？如何让他们不能中途退出，并且建立规范？很少在文献中看到服务对象的声音。
我有一套方法论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主位诉求是我的核心概念。主位是人类学概念，是站在他者的生活脉络和世界观里来理解其个人的行为和观点。在身体的体验中，就是我蹲下来与孩子平视。这不是行为上的问题，而是心理上的问题。你的行为只是一种外化的显现，从学理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主位的视角是指所有的理论产出和模式建构，你的服务对象都是你的合作者，这才是主位和平视。
主位需求，简单来说是我们需要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并站在他们的视角分析他们的需求，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在过去十几年里，我们与孩子打交道，给他们东西他们当然开心。可是他们真正喜欢的是什么？这需要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去探究对象到底需要什么，而不是站在伦理制高点去建构他们需要什么。
主位诉求比需求更进一步。我们在发现需求后，引导他们讲出来，寻求策略干预实践，它是一种介入的姿态。这里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隐含的需求，例如我们发现这些小孩特别想与你交往，但他又远远地看着你，我们需要将其需求引导出来。还有一类是他确实有需求，但是这种需求必须阻断。例如我们以前给孩子做完活动，年底会送志愿者准备的小礼物。志愿者由于经费有限，就买20元的书签以鼓励孩子好好学习。有些孩子可能要求更昂贵的礼物，比如iPhone手机。我们告诉他们，可以有这样的需求，但我们不能满足，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
当我提出这个概念后，需要有一套方法来实现它。这套方法是人类学的方法，分别从“主位”和“客位”来获取。在操作层面，客位是站在局外人的视角做观察笔记；主位是由小孩直接提供材料；我们根据这些材料设计志愿活动帮助他们建立或改变某种观念，即为客位引导下的主位。这三方面彼此互补，形成三角验证，保证主位诉求的准确性。
另外，我们每次活动的内容都是衔接的，我将其称为“递进策略”。我们目前熟悉的志愿服务是夏令营模式，全都事先设计好行程。但我们仅设计主题，例如这一学期我将讲解规范规则，每次活动的设计都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根据我刚才提到的主、客位材料收集分析，再来设计下一次活动。每次活动都与上次活动保持呼应，发现新问题并持续推进。同时，还有历时层面的递进。不同孩子在成长的相同阶段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如亲子沟通，以前的志愿者会做相关工作，随着志愿者毕业而轮换，新的志愿者可在服务过程中的同样时段继续做相似主题。他们会基于前辈志愿者积累的材料发展工具，在调研过程中再发现新的问题。因此在历时层面，在纵向时间发展中，同一主题也在不断递进。
2014~2015年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新问题，即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我开始转向幕后，将我的志愿者视为研究对象。我将他们之间的关系总结为互为中心，这是我发明的一个中层理论。什么是互为中心？志愿者在以服务对象为中心进行活动的同时，发现服务对象也以志愿者为中心，希望获得志愿者的喜欢和认同。互为中心又分为几个阶段：
志愿者加入初期，他们的心态很紧张，如会考虑“孩子们会喜欢我吗？我足够有趣吗？我能否胜任这项任务？”当他们到达课堂后发现这些小孩以看“男神/女神”的眼神，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们。志愿者立刻就自信心爆棚——“原来我可以”！孩子也通过志愿者看到了与平时老师眼中不同的自己的形象，因为老师对他们都非常严厉，突然出现一群青春活泼可爱的大学生，把其当成天使一样看待，孩子也非常开心。他们互为镜像，彼此双向奔赴，但实际上是镜子里的“你”、理想的“你”，而不是真实的“你”。
自恋期与谈恋爱相似，它分泌多巴胺。在分泌多巴胺之后，我们会发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就像度蜜月一样，还是理想自我在起作用。孩子会为志愿者送各种亲手做的小花篮、小折纸和小卡片；志愿者也很开心，觉得孩子们把他们当作朋友。这个时候还是理想自我，“我”会尽量满足对方的愿望和需求，并通过情感来夯实双方的信任关系。
服务到学期中段，孩子开始发生变化。志愿者突然发现孩子眼中的光消失了，他们的活动已经不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孩子开始写自己的作业，与其他小朋友说话，不理他们了。志愿者受不了，陷入迷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解决问题。首先，我们是站在他人的角度还是自我的角度？其次，站在他人的角度如何调整志愿服务策略？我们的志愿者在关系“破裂”后开始思考问题，重新调整策略、设计活动，引导这些孩子。坚持之后孩子出现了困惑：“以前的志愿者可能会失去耐心离开，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慢慢地，孩子也会觉得这些志愿者与其他的不同，似乎的确在“为我们想问题”，并且想要“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因此志愿者的主体化也带动了儿童的主体化。
到这个阶段，才是打破镜像、真正的互为中心。服务双方从主体意识出发，彼此为对方着想，我将其称为共享的主体性。这种共享的主体性，简单地说是他们分享了共同的成长路径，这样才能构建异质且平等的关系。我发明了互为中心的中层理论，建构了4个阶段，核心概念是“dividual”。大家都知道个体（individual），我们每个人都是individual。社会学、社会工作都是以individual为单位进行研究。这里的“in”表示不能分开，例如invisible看不见和visible可见，“in-”表示不能。个体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这是最小的单位。但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个“in”可以去掉，可以有“dividual”；换句话说，个人可以分开。它基本上是指“我”与某种东西联系在一起，可能是自然，也可能是他人。我们会发现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也是dividual。志愿者心理或者某一个部分已经被服务对象占据了，服务对象某一部分也被志愿者占据了。他们在互为独立个体的同时，有一块交叉的部分可以分开，被另一方占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套东西就是共享主体性；只要有这套东西，才可能存在“我带动你、你影响我”的情况。这套理论从内在反思性入手，是社会学强调外在的“镜中我”和强调文本符号和秩序的精神分析不能涵盖的，是人类学的理论贡献。
我研究的第三个问题是组织化问题。从2011年到2018年，我对这个没有资金和权力却存活下来的组织感到疑惑。要知道，虽然现在的志愿服务蓬勃发展，但是大学生的功利性计算比10年前更甚。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或者担任组织负责人的经历是保研和出国的重要参数。但是我的志愿组织无法提供保研资格，最初也没有时数，后来才通过挂靠院团委获得志愿时数。我们每次开展30分钟的活动需要花费十四五个小时准备，这对争分夺秒的大学生来说太“浪费”时间了。我的志愿者们却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好，开始自己实现传承。第一代志愿者的名字是以水果命名；第二代时水果名已不够用，他们换成了“愤怒的小鸟”中的角色名；第三代时变成了以主食命名；第四代时变成了以坚果命名，每一代都会出现新物种，最新物种是以奶茶配料命名，如布丁、抹茶等。每一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命名方式，他们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组织文化。
我后来思考这个组织究竟算什么？它不模仿其他组织开展工作，而是有自己的方法。它没有与政府、企业等组织实体互动，几乎不产生运营成本。换言之，它不从系统和制度环境中获取任何资源，生存不依靠外部。那它如何坚持下去？我认为应该回到组织的日常生活和内部，依靠内部的精神性和价值性。因此，必须审视组织中人与人关系的搭建、价值与情感的维系、结构与边界的界定，以规范和伦理指导这些组织生存要素。
传统的组织研究框架关注实体组织与环境中其他实体组织的关系，因此它是横向的，研究单位是一个整体组织。我们这个组织不受行政化指标的约束，相对比较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不与外部制度环境发生互动，它产生的互动是一种依附在人身上的互动，一种内部力量，它不是自循环，而是依靠文化来实现组织与制度环境的互动。
我们的志愿者拥有多重身份。首先是组织的成员，即志愿者，他/她可能是某个宿舍的，来自不同省份城市，等等。因此他们的属性决定他们会有不同的圈子。他们在与他人互动时，会运用不同的身份。人与人的互动变成了身份与身份的互动，身份与身份的互动代表了群体文化与群体文化的互动。组织是依靠人之间的互动实现背后的文化互动，而非刚才所讲的组织实体之间需要金钱、资源和协议等理性、刚性、硬性条件的互动，我们的组织是软性的。那制度与组织之间如何发生互动？例如大学生群体都想参加志愿活动，很多人要获得时数，要老师的推荐信，选上组织的主席或者副主席还可以获得保研资格。我们这个志愿者组织不提供也不需要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反功利的，要求纯粹做公益，因此在组织层面会产生非功利的组织文化。组织每年都会招新，现在招新制定了许多甄别题和情景测试，做得像入学考试一样，非常专业、有趣。这是固定的流程，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摇组织的非功利文化。招新这一人与人的互动情境实际上是非功利组织文化与带有功利性的制度文化的对抗，这是制度与组织的互动。
圈子与组织如何互动？我们组织的理性化程度不高，基本依赖初级社会关系。什么是初级社会关系？即老乡、同学、舍友。舍友这种社会关系形成表示有人参加了这个组织非常有趣，很可能会带动其他舍友。同学、同乡、同宿舍的圈子的重要作用是凝聚和协调，也帮助组织形成扁平化的结构，而不存在复杂的科层结构。这套组织方案受到初级社会关系和圈子文化的影响，它们会嵌入组织文化中，对其产生影响。组织固定的对外的边界是非功利性，对内的流动边界就是不同代际对于主位诉求这套专业方法的理解。不同代要提高专业性组织内涵，对专业性理解的边界和掌握程度也在不断变化。
另外一个方面是组织的运营和持续。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坊，志愿者会反思公共性，认为公共性不是用绩效来评估的，而是化约在人的心理和日常生活中。志愿者会用我们理解的公共性来回应或者回击制度性的绩效评估文化。组织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成果：第一代是“主位诉求”服务模式，第二代和第三代是“互为中心”关系理论，第四代和第五代调研了义务教育经费“钱随人走”的政策实效和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第六代跟随已毕业的流动儿童回家，观察他们的再社会化。组织运营均是围绕上述充满特色的活动进行维系，且在不同代际的激励和比较中向前发展。
从组织伦理和文化层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搭建也非常有趣。不同代际行动背后具有各自的精神价值和信念，会传承，代际文化也会上升到组织文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乘坐公车过站后，在回学校的路上发现了一段铁轨。年轻人将其视为浪漫的象征，因此有时候甚至故意坐过站，回来走这段铁轨，使之成为传奇。后来的几代人将其演化成组织的“成人礼”仪式，每次带领新的一代志愿者开展服务时都会去走铁轨，赋予这个仪式以走前辈的路的意涵和象征，而后第九代和第十代又创造了旨在增强组织熔炼的“骑自行车”仪式。每一代都有凝练精神价值的符号，这是文化情境的生产过程，将代际价值观上升到组织价值观。它呈现的是互动与传承过程中共有意义的认同，是一种向内的精神关切，通过精神性和感召性的方式来实现组织的团结与凝聚。
志愿服务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在同一个田野中，随着时间发展不断发现新问题，并随着新问题的提出不断扩展服务方法。我用三角验证发展了“主位诉求”的方法和模式。发展“互为中心”时，增设志愿者的反思性笔记。我们在遇到制度困境时开始进行政策分析，同时我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名为“生命地图”。生命地图借鉴了社会学人口学的方法，探讨了一个孩子与他家庭的流动路线，并结合他现在的生活环境以及存在问题在一份档案里呈现。组织的存续，需要对不同代际群体进行深入访谈。同时，我们所有的志愿活动都有影像同步记录和经验示范。这正是我所讲的如何将一个行动转化为一个行动过程的研究。在这个“田野容器”中，我工作了十几年，不同的研究问题叠写在同一个“田野容器”里。所有问题都在同一个田野中产生，和而不同，彼此补充。问题生发出的理论又可以通过长期田野工作进行验证。
此外，我们也会发现多元的对话关系在“容器”中激荡。我是志愿者和研究者，同时也是学生无法解决问题时的评估者，还是追溯组织发展的观察者和回望者，多元对话关系在田野中生长。因为田野的不间断性，我一直在场，才能看到问题的生长，也使问题成为可证明的真研究问题，这也是整体性成果产出的重要因素。
我最终提出了行动民族志，它是我工作了十几年对行动过程进行综观的研究产出。我认为它具有渐进成长的整体性，是从行动入手，逐渐发现服务双方关系建构、组织化、教育政策和教育机会等问题，一个个加以分析解决生成的整体性，而非传统人类学假设的先在整体性，是行动出来的整体性，是后知后觉的行动地景，而不是发现先在的东西。因此行动民族志是长期动态的，也是深度参与的。它是多点产出，融合了如我所举的影像、工作坊在内的可以展开想象力的多种“产品”。行动民族志的实质是在地求变，这个变化与我的介入密切相关。通过介入与合作关系，重塑行动者的角色并拓展实践，最终建立多点文化解释和整体行动意义上的知识产出。这是学术贡献，或者说是对行动取向的人类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