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乞讨者属于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指在某一区域内有固定居所，但无法（因病因残）或不愿（身体正常，却没有就业动机及就业动力）通过自身劳动来获得足够的生活来源，而长期通过示弱、示残等方式进行有规律的乞讨行为，来获取较为稳定经济收入的个人或群体。但在救助管理工作领域，并无“职业”乞讨者的相关准确概念）

认识阿明*十年。十年里，我和团队去过他位于不同地点的暂住地。他的住处具有相似的特点：位于偏僻的城中村，房租和生活成本较低，出行便利。

（*化名，男，36岁，残疾“职业”乞讨者，户籍地为中部某省某县，先天性软骨病患者，生活无法自理，需要他人长期照顾。自2007年起，在南州开始“职业”乞讨生活至今。“南州”为化名，位于南方某经济发达城市，因经济发达、气候宜人和人文关怀传统浓厚，流浪乞讨人员较多）图：阿明的居住地一角

每逢周六，阿明上午休息，下午“开工”*。为了不影响他“开工”，我把与他进行的第一次访谈约在周六的上午。

（*“职业”乞讨人员对于自己乞讨行为的昵称，即外出乞讨）

自2015年起至今，我作为一名专职社工，专注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工作。阿明是我所接触的第一批残疾“职业”乞讨者之一。早出晚归、骑电动三轮车、生活无法自理、高度自我保护、一聊天就走人是阿明的行为特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以各种借口为由，从不拿出他的身份证或残疾证，因此，他的服务档案里仅有他的名字。我和他之间的信任关系，需要漫长时间去建立。

2017年盛夏，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坐车外出办事，出租车被堵在路上，寸步难行。焦急万分之际，我接到阿明的电话，他询问我是否有时间聊天。我表达了有时间并正在路上堵车。他说，他正独自躲在银行ATM机室里避雨、发呆，想找人聊天。

我原以为他只是像我一样在打发时间，跟我简单寒暄几句，但他谈兴正浓。我担心他会心疼话费而中断这次交流。因此，在电话通话的中途，我跟他表示我需要挂断电话，向其他人回复电话，稍后再回拨过去。后来，我们通话了一个多小时。放下电话后，雨过天晴。我第一次了解到他的人生历程：从出生、先天性残疾、第一次外出乞讨，到现在的生活现状、生命感悟，以及未来设想等。

在那以后，我们互加了微信。在见面后，我问他是什么原因，驱动他在那个大雨滂沱的时刻，给我打出那个电话。阿明表示，他早就将我的电话记在手机里，只是从未拨打过，经过三年多观察，他感受到我们的团队算是认真做事的。这个电话成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分水岭。自此，我经常到他的租住地入户探访，彼此交流越来越多。

后来，我与阿明顺利地约定了访谈。在电话中，我向他讲述了有关访谈的想法和初衷。虽然阿明不太理解我所讲述的边缘群体口述史事宜，但他还是马上答应了。阿明说他会全力支持我。在拟好访谈提纲后，我提前发给他。

就口述史最初的立场而言，自下而上、普通人与底边人群的生活史应是其核心，至少是之一（黄盈盈，2023）。选择阿明作为口述史访谈对象的原因是，自2007年开始，阿明在南州乞讨17年，试想一个人能够在陌生的城市里生活或者生存17年，他必定与这座城市产生了很深刻的联结。这种联结，蕴含着阿明作为个体所承载的时光烙印，体现着社工和志愿者助人自助的专业践行，也展现着政府救助部门多元化救助服务的社会担当，更彰显着南州包容、接纳与关爱的城市文化。

01 感恩：父母一直没有放弃生病的我

1988年，我出生在中部省份一个县城，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在国营工厂上班。那时，父母两人的工资一个月加起来不到200块钱。可想而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我是家中长子，弟弟比我小7岁。你一定会感觉很奇怪：在“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我们家为什么会有两兄弟呢？是的，这样特殊的家庭组合，都是因为我的病——先天性软骨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佝偻病。

在8个月大的时候，我四肢无力，不会翻身，不会爬，连哭声都不那么洪亮，跟其他孩子完全不一样。父母抱着我去了好几家医院检查，我被确诊为先天性软骨病。医生说这个病会严重影响发育，会导致我身体变形，长不高，也长不大。

一家权威医院的主治医生说我已没有了治愈的可能性，只能靠吃补钙类药品维持，医院可以开具相关诊断证明，叫父母拿着医院诊断证明，去跟单位申请一个生二胎的指标。但我的父母一直没有放弃生病的我，坚持长期带我去医院。

直到我五六岁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有病，跟别人不一样，身体有些畸形，比同龄人矮一大块，更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跑和跳。我住在爷爷奶奶家里，父母定期过来送药，其实就是龙牡壮骨冲剂之类的补剂药品，奶奶每天定时给我喂药。

父母虽心有不甘，最终只能选择妥协。1995年，我7岁，我弟弟出生了。弟弟出生之后，我也回到父母身边生活，家里有了欢声笑语，父母不再整天愁眉不展。然而，有喜就有忧，弟弟出生后不久，父母双双下岗，只能自己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父母下岗时，俩人都没到40岁。我时常会联想：是不是父母长期请假带我去看病，导致他们的下岗。这么多年，关于父母下岗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开诚布公地与他们探讨过。因为我清楚父母尽了全力，为我付出太多，我没有勇气去触碰父母内心深处的沉重与艰辛。

我只读过2个月幼儿园，没上过小学。10岁时，我跟着3岁的弟弟一起上幼儿园。幼儿园一开始拒绝收我，说我超龄，不符合入园要求。妈妈的中学同学是幼儿园里的老师，经过妈妈的软磨硬泡，加上我家的特殊情况，我被特批入园。幼儿园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学儿歌，歌名想不起来了，但歌词我记得一点点：

门前大桥下，

游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

二四六七八，

嘎嘎嘎嘎。*

（*儿歌名为《数鸭子》，是一首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儿歌，由王嘉祯作词、胡小环作曲）

我当时走路很吃力，只能骑着一台儿童三轮车上学，弟弟在后面使劲推着我，才能勉强骑到幼儿园。我跟幼儿园小伙伴们玩过打玻璃球之类的游戏，但总是拖别人后腿。因此，当人数不够时，小伙伴会叫上我参加，而人数足够时，我只能当个看客。除了弟弟之外，幼儿园里其他小伙伴都认为我是个累赘，我难以融入正常群体生活。在个别家长眼里，我是个特殊的存在，并正在“严重”影响着其他小伙伴，所以不停地投诉我。

后来，我不再去幼儿园上学了。妈妈曾在家里辅导过我一段时间。但家里小本生意需要妈妈投入更多精力，导致她没时间辅导我，我开始自学弟弟幼儿园、小学的课本，遇到不懂的地方我会去问弟弟。所以，我还认识很多字，现在能够正常与人使用QQ和微信交流，只是打字比较费力，所以我习惯电话或语音交流。

2007年5月，我离开了家乡，一个人来到南州，过着乞讨生活至今。我生下来就是一条命，我不能自我放弃。活着是一种责任，所以我用自己的生存方式活着。

02 包容：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别人给的

2007年5月，我来到南州。这是我独自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离开家乡，离开家人。

抵达南州的第一站，是火车站附近的钟表城。车来车往，让我感到新奇，更感到害怕。因为害怕与担心，我辗转到了客运站。没钱住宾馆，晚上在的士通道附近准备睡觉，正赶上工作人员过来检查，看到我，说你不能在这里睡觉，你可以去救助站*，那里可以免费吃住。在救助站里，我遇到高人“指点”：在南州乞讨收入高，完全能够养活自己，乞讨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放下“身段”，“自力更生”没有任何问题，搞好了还可以“发财致富”。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是为了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制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3年6月20日发布，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

我不敢奢望发财致富，只要能养活自己就行！于是，按照那位高人的悉心“指点”，我回到火车站附近钟表城，开始乞讨生涯。第一次乞讨，浑身不舒服，感觉如芒在背，我不敢与人直视，低着头，盯着路人脚面，去判断是男是女。遇到给钱的人，只小声地说声“谢谢”，不好意思抬头。第一天乞讨，收入有四五十块钱。

2007年5月到2013年冬天，我一直定点“蹲守”在钟表城，白天乞讨，晚上露宿（住）在钟表城保安亭旁边，保安亭有保安24小时值班，在保安亭旁边住的几年，我没有被偷过。2013年底，有了一些积蓄，我开始租房居住。这么多年以来，钟表城都是我固定乞讨的“老巢”，在这里熟人多，有安全感。租房居住后，因为需要找人照顾我的生活，生活成本高了，经济压力大了，每个月差不多需要四五千块钱开销，但生活舒适度大大提高，在南州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期间，来自政府救助部门的关心，让我久久难忘。2020年9月17日，我记得是八月初一。每月初一，我都会到寺庙附近乞讨，那天香客多，乞讨收入多。因为临近国庆节，那天我在寺庙旁边乞讨同时，也卖些手拿的小国旗。那天中午，有相关部门过来检查工作，我分不清楚是救助站的，还是街道的，带队领导买了一面国旗，给我扫了88元，还俯下身跟我聊天，问我的生活情况。他跟我聊天时候，旁边工作人员并没有拿出来手机大拍特拍，而是很自然地站在附近，我知道这肯定不是在“作秀”。我一下子感觉很温暖，那位领导的关爱，让我感受到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被排斥感。

从2007年5月开始，我一直在南州乞讨、生活，至今17年。从19岁到36岁，我的青春岁月都是在南州的大街小巷里度过的。之所以能在南州待这么多年，是因为南州的包容，让我甘于放弃尊严去乞讨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爱和关怀。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别人给的。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南州给的。

03 接纳：慢慢感受到公益团体的善意

这些年里，我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公益团队。对于来自公益团队的关怀，我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接纳过程：从陌生到熟悉，去伪存真，从抗拒到接受善意，逐渐形成了一种依靠或是“依赖”。

2013年，我开始接触到零星的公益团队，大多是几个人一组，只是派发食物，很少与他们有过交流。2015年，关怀流浪乞讨人员的公益团队越来越多，但整体表现不一，以我个人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驱赶型公益团队，一赶了之，没有任何沟通交流，比较生硬；二是派发型公益团队，以派发生活物资为主，主动关怀不多；三是关怀型公益团队，嘘寒问暖，提供长期的关爱，能够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四是宣传型公益团队，频频发照片、发视频、发新闻，来“标榜”自己。

对于宣传型公益团队，我很气愤。动不动就是最美什么什么、中国什么什么，让我感到就是在通过展示我们这个群体的“苦难”，来营造自己的“人设”。我觉得，作为残疾人，不到万不得已，谁会选择靠着乞讨过活？如果再去拿着我，或者我们这样残疾乞讨人员的“苦难”，去标榜、去宣传，实在叫人难以接受。

所以，对于各个类型公益团队，我的个人认知和判断里面，有着一个去伪存真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我自己认可的团队，我就多接触多沟通，对于自己不认可的团队，我常常敬而远之。当然，对于我自己认可的公益团队，彼此相处过程中也会有些小插曲。

2017年9月，我无意间看到一篇公众号文章，是关于公益团队揭露“欺骗式”乞讨现象的相关报道，里面有我乞讨的一张大照片，虽是远远的侧面照，但我还是有些难受。这个公益团队是我非常认可的团队，这种情况下，我更加感觉自己受到了某种“伤害”。

我马上联系上这家公益团队负责人，愤怒地质疑这件事情，态度很不友好。那位负责人我比较熟悉，总会见面，他很诚恳地讲述了他的立场：作为公益团队，主要职责是关心关怀流浪乞讨人员，但也有社会倡导的职责，要敢于披露“欺骗式”乞讨行为，比如装病、装残、强讨强要等等现象，更需要提醒广大市民理性施舍，在表达善意同时，防止上当受骗。

他很真挚地跟我道歉，并对我说：“阿明，你没有欺骗别人，你是真正的身体残疾，你的情况我们团队都很清楚，一定会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在后续的新闻媒体报道里，我没有看到我的照片。虽然我因这件事情而心存芥蒂，但随着时间累积，我真正感受到了这家公益团队的韧性，我又恢复与这个团队的密切联系。我觉得，人必须有感恩之心。懂得感恩，才能珍惜生活。

04 助人：为流浪精神病人找到回家的路

源于感恩之心，我无数次幻想，如果身体正常，我一定会去做帮助流浪乞讨人员的事情，去关心他人，去温暖他人。有志者事竟成。后来，我真的参与了一位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工作。

2018年初夏，天气特别炎热，那段时间我没有力气开电动车到距离更远的老地方去乞讨，而是固定到离我住处不远的一家医院门口乞讨。

医院是我们乞讨人员经常去的地方，每次“开工”所得收入通常会比其他地方高。人在医院里，在疾病、生死前，自然会把健康看重，反而把钱看淡，这是我多年乞讨的“心得”。

一次中午吃饭，我拐进巷子里的快餐店，点了一份盒饭，我自己下不了车，老板把盒饭送到我车上，我坐在车上吃着。因为经常来，我的电动车和乞讨的水桶让人过目不忘，老板知道我是乞讨的，跟我较为熟悉。老板一边打理生意，一边告诉我一件“奇闻轶事”：前面有个空闲的商铺门口，躺着一个年轻小伙子，好几天啦，他口齿不清，走不了路，每天都是蒙头睡觉，大小便都是在原地解决，看着好可怜。店老板不清楚怎么去帮助他，只能每天给他送份盒饭和水过去。

吃完盒饭，按照店老板指引，兜兜转转，我终于找到蜷缩在角落里的那个小伙子。他蓬头垢面，目光呆滞，无法清晰表达，无法独立行走，对于问话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精神似乎有点问题。我马上联系了长期从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的社工，说明情况，并按照社工的嘱咐，拍照片、录视频、发送地址门牌号和位置定位。我问社工，我要不要在现场等待。社工说不用，叫我自己去忙吧。我明白，社工是担心影响到我的乞讨收入。

当天下午，社工联合救助部门赶到现场，经过多方协调，将其送到定点精神病院诊治，并妥善安置。这些救助情况，都是参加现场救助的社工当天晚上给我反馈的，看到那个小伙子被抬上救助车、送进精神病院的照片，得到社工“已经妥善安置”的回复，我的内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自豪与喜悦。

经过这件事情，所有的过往与委屈，所有纠结与无奈，烟消云散。我隐隐觉得，我的人生也是有意义的，我的生活也是有价值的，我也在需要帮助的他人的人生里，注入了自己的一点光。

05 家访*：主动打开自己生活的一扇窗

（*指社工、志愿者到乞讨者租住地开展入户探访关怀服务，了解其生存现状，宣传救助政策，链接社会资源，为其提供物资支持和情绪疏导、情感抚慰、救助寻亲、就业帮扶等服务）

在南州，我虽然时常跟其他残疾乞讨人员租住在同一个城中村，大家一起聊聊天、吃吃饭、打打牌，形成一种抱团取暖式的伙伴关系，但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就是那种无话不谈的人，没有任何顾虑或者担心，能够彼此分享和共享。所以，孤独感和无力感，时刻包围着我，随时会淹没我。这时候，公益团队给了我一种精神上的支撑。

通过多年的接触和了解，我也终于同意，让社工、志愿者到我的出租屋家访，主动打开自己生活的一扇窗。因为我只读过2个月的幼儿园，老师没来得及到我家里进行正式的家访，我便被劝退，所以我特别期待公益团队的家访。2020年开始，公益团队曾经有过几次家访。社工、志愿者过来家访前，我会充当起中间人的桥梁作用，提前通知住在附近的其他乞讨人员，集中大家伙的各种意见，确定好家访时间与地点，再把信息进行反馈。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家访是2022年9月，中秋节前夕，当时还是疫情防控期间，大家每天出门都戴着口罩。社工、志愿者再次让我联系好租住在一个城中村的乞讨人员，我们集中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等待社工、志愿者过来。而过了约定的时间很久，我还没有收到任何信息，我不清楚社工、志愿者是不是不来了？还是路上塞车？如果不来了，我怎么跟其他人交代呢？我焦急地给带队社工发去微信：哥，走到哪了？社工马上回复我，说已经到了，在巷子里迷路了，正在按照导航找呢。

我马上开着电动车过去，在前面带路，社工、志愿者拉着板车，装着几箱月饼，跟在后面。板车轮子声音很大，引来很多街坊好奇的注视。那次家访，我们几名残疾乞讨人员和社工、志愿者集中在村里的草坪上，大家坐下来，摘下口罩，吃月饼，喝可乐，欢快地聊天，像兄弟姐妹一样无拘无束。

那一次，我第一次带着社工、志愿者去到我的家里，第一次把自己的生活毫无顾虑地展现在他（她）们面前。我也跟社工、志愿者讲了自己近期的苦恼：因为疫情，我的乞讨收入越来越少，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常常失眠，很焦虑，很烦躁。社工、志愿者鼓励我放下包袱，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我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6 求助：午夜遭遇一言难尽的车祸

当然，我在南州也经历过无助的时刻。2023年10月24日晚23点18分，我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严重不是指我的受伤程度，而是指给我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那天晚上下小雨，我开着电动三轮车冒雨回家。在距离出租屋不远的转弯处，我被一台逆行的轿车撞倒，摔下车，额头受伤，血流不止。交警到场后，给肇事者做了酒精测试，并确定他没有酒驾、醉驾。村里的治安员也赶了过来，不清楚是不是认识开车的司机，我听到治安员跟他聊了几句，还告诉司机没事，叫司机回去。交警开具了交通事故裁定书，判定肇事方负主要责任，我负次要责任。我的电动三轮车属于私自改装类型的，没有任何手续，所以我要负次要责任。而肇事方却认定我故意“碰瓷”，拒绝履行交警裁定，放下一句话“有事找保险公司”，扬长而去。

凌晨时分，交警将我送到医院。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急诊室的床上，等待各种检查。我马上微信上给熟悉的社工留言：刚刚出了交通事故，我好无助啊！因为时间太晚，社工没有回复。我马上拨过去电话，也没有人接听。第二天一大早，那名在外出差的社工给我打来电话，问询我的身体状况，还帮助我咨询保险赔付手续，并联系了志愿团队中的专职律师，那位热心的专职律师，又给我介绍法律援助中心的公益律师，公益律师免费帮助我处理后续问题。

那次车祸当晚，我只给社工打了电话。我不敢给弟弟打电话，害怕家人挂念。第三天，看到无法尽快解决车祸的事情，我给弟弟打了电话，弟弟赶到南州照顾我。一周之后，我出院了，我跟着弟弟回了一趟老家。2024年1月初，爸爸护送我回到南州，他照顾我的生活起居，陪我过完春节之后才走。回来后我马上“开工”，想着尽快把之前因为住院和回家的收入“损失”补回来。因为回老家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南州，我把之前的房子退掉了，想尽量省点钱。现在，我又重新租了房子，社工、志愿者又给我送来新的御寒物资，有棉被、棉衣和毛毯。

那几个月，我经历了悲喜两重天的境遇。悲的是因为车祸，额头上留下深深的伤痕，肇事方不履行相关裁定，我只拿到了保险公司赔付的费用部分，肇事方应该支付的费用部分还没有拿到一分钱，公益律师已代为提起诉讼，法院已受理。喜的是也是因为车祸，弟弟来到南州照顾我，我跟着弟弟回到老家，时隔四年之后，在亲人身边待了两个月，见到了奶奶、外婆、父母和1岁大的侄女。在亲人身边的两个月，是我最快乐的时刻。我情不自禁地跟公益团队分享我的感受，发送我和奶奶、外婆的合影。

这次车祸，在公益团队的陪伴与开导之下，我对于肇事方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对于肇事方能够赔付多少钱，我已经不在乎啦，我只是想证明我不是“碰瓷”。我也明白了人生当中会遇到好的人，也会遇到可能“不好”的人，不能因为遇到可能“不好”的人，而去否定其他好的人。只有张开双臂，去拥抱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爱。（以上根据阿明口述访谈资料整理）

2024年3月6日晚上七点半，在阿明的新家里结束第四次访谈。阿明爸爸已返回老家半个多月，阿明还没有找到照顾他的人。因此，他此时还要到原来租住的地方，接一位盲人大叔。大叔会帮助他冲凉、上床、脱衣，第二天上午阿明再把大叔送回去。这样周而复始的安排，让阿明看上去有些疲惫。

阿明的新家，一室一厅，空间狭小，电动三轮车无法在屋子里掉头，每次出门时，车子需要倒着出来。阿明把车子倒出来后，我帮他把晾在屋檐下的裤子收回去，锁好房门。穿过城中村的巷子，我和阿明往村口走。附近的夜市开始红火起来，各种路边摊的美味气息浓郁地直往鼻孔里钻。

走到路口，车流人流减少，我和阿明在路边停下来。阿明还要开30分钟电动车才能到达目的地。夜色阑珊深处的灯火，照在他宽阔的额头上，他的额头因为车祸缝合了几针，留下明显疤痕，让他沧桑的面容又多了一份独特的“纪念”。

我问阿明，你接触公益团队时间比较长，对公益团队能够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有什么建议或者思考？阿明仔细地想了想，说希望公益团队最好能够成为残疾乞讨者群体生活中的“110”，像生活管家一样，残疾乞讨者遇到棘手的困难，可以及时联系公益团队，得到他们的一些指点，他们能帮助乞讨者群体拿拿主意。因为这个群体与社会隔绝太久，很多人虽然生活阅历丰富，但文化水平有限，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比如，阿明的这次车祸，如果不是公益团队帮助，他并不知道还可以找法律援助中心的公益律师全程协助。

“关于你的个人经历，你想给别人传递出什么样的价值观？”正在看微信的他好像没听见，或者没听明白，我又补充了一句：“就是想给别人带来什么？”

他的回答是：

不舒服的时候，看看我。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有价值。

不能只看到苦，更要看到背后的爱。

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过不去的坎。

迷茫的人、颓废的人，需要重新站起来。

启迪人生？

我把阿明的想法总结了一下，问他是这个意思吧，阿明说是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阿明收好手机，把手机严严实实地绑在车架上，他准备选择逆行一段路。我劝他绕一圈，不要逆行，很危险。他说没事，每天都是这么走的，开得慢一点。阿明急匆匆地走了，一路逆行，转瞬间消失在街角。

每一个生命都需要被尊重。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次访谈，都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而是我和阿明共同创造的一次相遇，我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爱，感受到了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生存与生活的别样诠释。

图：王连权与流浪人员交谈

田野方法

本研究分别于2023年10月21日上午、2024年2月6日下午、2024年2月14日晚上、2024年3月7日晚上开展四次访谈，访谈地点分别位于南州市内某城中村出租屋、某钟表城商铺前、某会展中心广场、某城中村出租屋。

参考文献

黄盈盈，2023，《缘何“口述”，何以成“史”——口述史的立场、问题意识与明暗线》，《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