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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许辉
发布时间：2024 年 06 月 30 日
2014年我负笈欧美, 求学问道, 至今刚好十年。 在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完成之际, 幸得机会, 回首往事, 觉察自我,不禁感慨。想来我走过的路, 与众人不同, 时常在艰险中奋进, 得失寸心知, 好在有一本即将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 且作聊慰。 过去十五年我从一名公益行动者转向行动研究者。人生有不同的可能性, 在追求美好社会的道路上, 热情的行动和理性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 又相辅相成的。希望我的讲述能够给正在思考职业发展与转型的公益人带来一些启示:在不同的阶段分别增强行动能力和研究能力都有助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步。在正文之前, 我简要介绍多年来一直鼓励和指引我开展行动研究的理论信念与实践方法。 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阿兰 · 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与社会学干预。 图海纳 (2012)认为, 社会变革并非单纯由社会结构因素决定, 而是个体和群体的行动推动和影响的结果, 因为行动者具有主体性和主动性, 能够采取多种形式来推动社会变革, 并且对自己的行动目标、手段和后果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
在《行动者的归来》 (图海纳, 2008: 244) 中, 图海纳提出了 "社会学干预" 的行动方法, 他写道: "社会学介入的起点就在设立这些小组, 而这些小组是由具社会学意义的行动者, 或更准确地说, 是由那些为脱离其行动场域, 但又以行动分子 (activist)身份投入分析工作的人所组成, 因为分析的目标主要是去发掘行动中最深刻的意义。" 具体来说, 社会学干预包含四个基本原则, 分别是: 与社会运动本身建立面对面的直接接触; 超越意识形态话语;将运动置放在一个情景中, 通过与运动双方对话, 突显所争夺的社会和文化目标; 研究者承担 "激励者与秘书" 的功能, 将对行动者的观察和理解转化为社会行动理论范畴, 以增强行动者的能力 (沈原, 2006) 。
布迪厄在20世纪 80年代末的主张跟图海纳接近, 他认为面对社会大众的苦难, 社会学如若不想变成 "社会巫术" , 就必须深入社会,传达底层的声音。在 《实践与反思》 (布迪厄、 华康德, 1998: 260)书中, 布迪厄对自己社会学研究的期许是,研究结果可以提供给研究对象 "像上诊所求医问药那样地来为自己服务" ; 1996年, 布迪厄以 "社会科学家、 经济的科学和社会运动" 为题致辞,他说: "我们的梦, 作为社会科学家, 也许是我们研究的一部分能够为社会运动所用。" (布迪厄、 华康德, 1998: 58) 。这一声明强调了研究者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他宣称 "因为社会分工, 有些人比别人 (理论 )武装得更好,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职业" , 因此, "(经济专家 )那个权威效应必须用另一个权威效应来对抗" , 社会学家就是工人应该依靠的"以士制士" 的另一个权威 (布迪厄、 华康德, 1998: 54, 57) 。
图海纳和布迪厄当年的思想并不是社会学界的主流, 更遭受不同层面的学术批评,但这却是我一生悬命的价值。 这篇生命史故事会体现这种相信的力量, 我采用自传的形式写作, 就是想探索一个公益行动人如何变成并持续认同自我是一个行动研究者。 从方法论上讲, 自传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 与 "叙事转向" , 特别是其中的 "生命故事 /传记转向" 息息相关,芝加哥学派的经典著作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就是传记取向的 (托马斯、兹纳涅茨基, 2000) 。
在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中, 一些带着现实社会关怀的研究者发展了许多有关传记的质性研究方法, 比如口述历史, 它本身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运动 (汤普逊, 2000) 。夏林清鼓励的 "叙事的行动研究" 呈现了社会工作者、 知识分子行动者、 公益志愿者等行动者回观的个人生命故事(夏林清,2006;侯务葵, 2007; 赖香伶,2010), 他/她们在社会现实中提问,试图生产对社会变革实践有用的知识, 而不是仅仅 "理解社会" 的知识。
从可靠性上看, 自传虽然是研究者研究自己, 但作者必须将自我客体化, 等于在写 "他 /她"——那个以前的我。 因此, 自传作者将书写对象的"我" 给予客体的地位, 尽管材料依赖记忆, 但自传不应被视为可能过度主观 (李有成, 1990) 。秉承这一原则, 我在正文中尽量以旁观者的视角梳理自己过去十五年的行动经历, 选取一些有代表性和转折性的事件和场景进行重描, 并以讲述这些个体经历的社会性意义作结尾。
2008年5月12日下午, 大学三年级的我正在广州科学城的移动通信公司兼职工作, 突然感觉到办公椅的靠背在摇晃, 头也有点犯晕。 一开始, 我以为是午休没睡好, 就把椅子靠背稳定住,继续工作, 但很快靠背又开始摇, 我不禁用手按住。这时一位同事说: "是不是地震? " 办公室的其他人才反应过来, 往楼下一看, 已经有不少其他公司的人聚集了。原来真是地震了。于是我开始在网上追踪实时动态, 综合比较不同的消息, 当天下班回到学校后就开始考虑要不要去灾区。
接下来的3天, 我整个人的状态都受到抗震救灾信息的影响, 情绪激动, 无心学习和工作, 于是下定决心要去灾区, 并开始做前期准备, 包括寻找在成都的志愿者联络人, 以及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最后, 这些物资装满了一个70升的登山包, 我当时想着等自带的干粮吃完了, 就回广州, 不占用灾区资源。
我在震后第7天从广州飞到成都, 在郭县 （2017年1月 , 郫县正式更名为郫都区）与一个户外组织碰头, 并跟他们一道开车前往周边的灾区了解村民的物资需求,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房屋成片倒塌的场景。 在给村民送物资的同时, 我还联系上来自北京的一支抗震救灾志愿者团队, 他们是富有激情的乡建支农大学生。 我觉得他们跟我的背景相仿, 又有组织支援, 能做的事情也更多, 于是决定加入他们。 我从成都辗转坐车去了彭州, 一路所见, 满目疮演, 道路中断,涉水渡河, 最终在村民的帮助下坐摩托车到达小鱼洞镇, 跟乡建团队会合。就是在这里, 遇到这样一群人, 我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 改变了我后面的人生。
我在小鱼洞镇参与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开设帐篷学校, 为当地的中小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活动场地。因为原来的校舍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毁坏,无法使用, 而且灾区到处是危房, 孩子们到处跑存在安全隐患。临时的帐篷学校可以让他们有一个聚集地, 互相照应, 志愿者还能组织一些活动, 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 我当时在帐篷学校辅导一些初中学生备考, 这一幕被《中国教育报》的记者拍摄下来, 并做了相关报道。二是帮忙村民做灾后清理和物资卸载的工作, 由于房屋损毁严重, 亟需拆卸, 还需要搭建很多临时住处, 工作量大, 有一部分志愿者就挨家挨户帮忙。 而且每天有很多救灾物资从各地运送过来, 卸载也需要人力, 我印象很深的一次就是晚上十一二点来了一卡车大米, 每袋都是50公斤重, 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体力, 我们三四个志愿者就不知疲倦地一袋一袋扛下来。 三是做入户访谈, 了解村民的受灾和需求情况, 我当时遇到一位老人家用四川话跟我说当时 "吓惨了" , 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在十秒钟内全没了。 这句话当时给我很大的冲击, 使我意识到像住房、 汽车等物质在遭受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袭击时会在一瞬间化为乌有, 而只有坚韧的理想信念才能让生命永续发展。
在小鱼洞每天的所做所见所闻都让我思考人在遭遇这么惨重的自然灾害后该如何坚强地生活下去。 直到有一天, 我去一户村民临时用彩条布搭的棚子探访,临走的时候我看到糊子外面用三块砖垒砌的灶上有一锅粥在冒着腾腾热气, 顿时豁然开朗, 心想这锅热粥不就是给人带来源源的力量吗? 因为地震之后, 大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只能靠干粮和方便面充饥, 这时能有一碗现煮的粥实在是再幸福不过的事了。
我在小鱼洞当了近一个月的志愿者, 在这期间遇到了不同的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者团队, 像无国界医生和韩红带队的公益团队。（彼时韩红的基金会还没有正式成立） 之前只看过一些关于NGO的媒体报道, 但线下的接触交流让我对这些组织和志愿者产生兴趣, 因为我在大学里正处在迷茫期, 人生没有方向,但参与抗震救灾使我意识到, 在学校之外有更广大的天地和更有意义的事情等着我去发现。 于是,我从灾区回到学校后就打算持续参与公益志愿活动。
2008 年暑假, 我参加了乡建团队组织的大学生灾区支农活动, 组建了一个团队再次来到彭州小鱼洞镇, 开展支教支农工作。 当时政府主导的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开始, 我们发挥自身特长, 以支教为主要任务, 同时进行村庄调查, 为后期的社区建设做准备。 我们组织的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模拟奥运火炬传递。 为了迎接8月 8 日北京奥运会开幕,我们组织学生模仿设计 "祥云" 火炬, 在重建的板房社区规划传递路线,选拔小小火炬手,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最后, 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火炬传递, 给孩子和村民带来久违的欢乐。
暑假的支农活动结束后, 我下定决心休学一年参加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以下简称乡建中心 "人才计划" ) , 这是我脱离正常的大学教育轨道,转向由 NGO 组织提供的赋能项目的开始。 我在农村出生成长, 对农村的各种现象有所见闻, 但缺乏思考, 而在四川灾区几个月的经历点燃了我追求别样人生的激情, 乡建中心的平台恰好给我一个机会。 于是, 我从小鱼洞的灾后重建开始, 学习乡村建设和社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了解不同类型的NGO 和社工组织,这是我成为一名公益人的起点。
朱健刚等人的研究认为, NGO 参与5·12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对整个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公益行动的规模效应、社区扎根、多部门的联合行动, 以及普遍的社会责任意识表达都是前所未有的 (朱健刚等, 2009) 。因此, 2008年可以说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 "元年" 。据不完全统计, 有近 300万志愿者介入全国各地的抗震救灾工作, 而我正是这三百万分之一。 尽管只是做了一些拾遗补阙的事情, 但它所象征的理念和意义预示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如潮涌至, 绵延至今。
2008 年 10 月我从四川来到北京, 参加乡建中心的 "人才计划"培训,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北京的公益慈善和研究资源非常丰富, 我通过乡建中心的平台既能听到不同教授学者的讲座, 也能了解各个公益组织举办的培训交流活动, 大大开阔了眼界, 激发了思考, 而我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是从这里出发。 一开始, 我只是作为志愿者参加几位北大清华老师发起的建筑工人宿舍探访活动。 由于老家有不少亲戚都是建筑工人, 我对工地并不陌生, 但从一个志愿者的角度走进工人宿舍还是第一次。 通过宿舍探访、 文化活动、下乡调研等, 我开始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工问题, 因为建筑工人遭遇的不少问题都是结构性的, 仅靠志愿活动根本无法解决。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媒体和学界都很关注建筑工人的欠薪问题, 公益组织和大学生志愿者也开始介入, 并进行专业化、 日常化的运作。我参与其中, 了解到关注农民工议题的NGO 的发展历程和工作方法。 在此期间, 我参与了几次有影响的建筑工人权益倡议行动, 触动非常大, 就决心在这个领域发展。也许是冥冥中注定, 当时有一家公益慈善基金会主办了企业社工的赋能培训, 劳工NGO 的运营是培训内容之一, 我就申请参加。 于是我从机构资源丰富的北京回到了草根组织生长的广东, 住进了工业区, 关注点也从建筑工人转向工厂工人。
自20世纪90年代初, 深圳就有公益组织为农民工提供社区服务, 内容包括康乐活动、 图书借阅、 文学诗歌创作、 法律咨询、 工伤探访等。 我在工业区里首先接触的活动就是工伤探访。 当时由于企业生产活动密集, 但机器设备老旧, 工人在长时间夜班后很容易发生工伤事故, 这导致珠三角的医院里外科病人很多。 我们就每周前往不同的医院探望这些工伤工友, 了解他们受伤以来的状况, 给予心理支持, 并且帮助他们申请工伤认定, 拿到应得的补偿。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能帮到这些工伤工友, 但一开始我在心理上有很大的不适,每次进入医院的病房都不敢直视工人的断指残肢。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想象自己的大拇指要是断了会有什么反应, 能接受自己成为一名残疾人吗?还有勇气面对接下来的人生吗?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心头, 甚至我还用胶带把自己的大拇指绑住来模拟受工伤后的生活。 后来, 一位名叫唐冠军的工伤工友对人生的信念鼓励了我。 他的手臂被机器砸中, 只能截肢, 在医院住了很久。 我们在医院相识, 他康复出院后就常来城中村里的工友活动中心, 我们时常在一起交流。 他生活和工作上要面对的困难很多,但他身上却没有那种我以为的悲观消极, 反而积极地面对人生, 每次工伤认定有了进展就跟我分享。 我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敢直面他的残肢, 而且探访工伤工友的次数多了, 也开始敞开心胸跟他们交流, 希望我和同伴的出现能够为他们在不幸中带来一些温暖和希望。
我在不同的农民工服务机构做过志愿者, 深知从事这类公益活动的不易。很多组织的创办人都是农民工, 本身就遭遇过工伤,他们能获取的资源很有限, 只能依靠有限的几家基金会的资助生存, 工作人员的工资不高, 但要面对的压力却不少。 跟他们在一起工作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在休学结束回到学校后, 我决定开始研究劳工问题。 当时最想了解历史上产业工人的处境是怎样的, 于是就在广州的各个图书馆搜集资料, 最后用这些史料写了一篇本科毕业论文,讲述 20世纪20年代广州工人的工作生活状况。
2010年我大学本科毕业, 人生的又一个转折, 我没有立刻进入就业市场, 而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位教授的帮助下以进修的名义住进北京大学畅春园的地下室宿舍, 并且每天在不同的教室旁听社会学系的本科和硕士课程。在这期间, 国内外的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我也想了解珠三角的劳工问题状况, 于是参加了海峡两岸暨港澳社会学者组建的调研小组, 在深圳的工业区进行问卷调查, 这应该是我接受的最基础的社会学调查方法训练。 我们每天在工人居住的城中村里找工人访谈, 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试图挖掘对他们的行为有社会学意义的解释, 而不是企业方宣称的心理或感情问题。
通过这个调查项目 , 我们了解到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的工作条件恶劣, 工人加班时间超长, 管理方式也简单粗暴, 工人不得不在高压下工作,这些问题揭露后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但是对我来说, 工人内心深处的感受还是没有得到表达, 于是我在2011年跟随北大社会学的老师来到重庆调研, 并独自以普工的身份应聘进厂, 体验真实的流水线工作。 初入工厂, 每一个经历都是新奇的,但也是劳累的, 身体和心理上都承受不同的挑战, 于是我开始做田野笔记, 在休息的间隙把当下的发现和感受全都记录下来。
流水线的第一天, 纯体力劳动, 简单而单调, 产线速度快了就有点手忙脚乱, 排了很长的队买饭票, 又排了很长的队打饭, 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这样流逝。 二十多个人窝在车间角落的一排椅子上休息, 还剩十分钟时间 , 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说几句话, 眯一下眼, 虽然很短暂, 但却是值得珍惜的。 旁边的一个女孩说, 她不会去跳楼的, 不会拿自 己的生命开玩笑, 虽然饭难吃, 但吃饱了就行。
流水线作业, 从接到物料到放出 , 我一共要做八个动作, 一气呵成, 每个动作一秒左右, 整个作业过程大约十秒, 我们的时间就这样被切割成一段一段, 循环往复, 一条生产线有十三个人, 从拆到装, 一台半成品电脑就在我们的手上发生着神奇的变化。 "打工是没什么意思,但不干这个又能做什么" , 一个工友跟我说, 我们的工作完全体现不出我们的价值, 当你把一台电脑从板架搬到流水线, 重复这个动作五六百次, 那意义什么的都是浮云。 第一次感觉到意识已经昏昏欲睡, 而手脚还在不由自主地做动作。
由于今天上午产量和品质都完成得比较好, 线长让我们提前三分钟去食堂吃饭,作为奖励。 千万别小看这三分钟,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减少排队过安检, 排队买饭票和打饭的时间 , 增加休息的时间 , 因此今天中午我可以休息半小时。 在车间里, 每分钟都是被安排好的, 短暂的休息时间是需要珍惜的, 一分钟不短, 十分钟是天堂。
流水线作业要遵守很多规矩,每个工人之间要间隔一到两米, 车间内不准讲话, 不准听音乐 , 不准玩手机, 不准串线串岗 , 不准乱丢垃圾乱放东西, 没有线长的允许不准休息和下班, 所有的这些构成了规训的方式。一个工人跟我说: "如果不让说话, 我们真就变成机器人了 。"
在工厂里的前两周是很难熬的, 需要适应工厂里的生活环境、 工作内容、机器节奏、 管理制度等方面, 这个过程会快速让工人身心麻木。 由于我是一个带有社会学问题意识的观察者,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需要密集地思考,这一特殊的角色使我避免被很快异化。 反过来我也在观察工厂规训工人的机制, 其中有两个问题印象深刻, 第一个是农民工的原子化状态, 比如我住在宿舍里,但不知道下铺是谁, 因为我永远看不见他:他跟我分在不同的厂区, 上不同的班次, 这样安排的结果是一个宿舍住的六七个人, 大部分是互相不认识的。 第二个是对时间的感受, 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有十一二个小时, 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在一个密闭的厂房里工作, 几乎导致我的时间概念消失了, 这是因为在厂房里看不到外面, 无法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不知道是天亮还是天黑。
至此, 我体会到了这里一些年轻工人的状态与选择, 因为我在坚持了一个月的密集劳动后也失去了对生活意义的感知, 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要准备上流水线工作, 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只想倒头就睡。 相比于困在流水线的农民工, 我的幸运之处是还可以选择离开, 毕竟我是来参与式观察的, 而不是遭遇生活的宿命。
我在工厂里总共待了近两个月 , 除了写下自己的心理感受外, 还把跟其他工人交流的内容记录下来, 这些民族志材料很丰富, 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我发现一起搭档的这些同事, 他们很多人年纪非常小, 不满 18岁, 是职业学校安排过来实习的, 甚至有些人刚收到录取通知书就被学校要求来工厂。我就把自己掌握的这些情况撰写成文发表在《南方周末》头版。 这篇文章当时也引起很多关注, "学生工" 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成为媒体和学界讨论的焦点, 而我也受益于这篇文章, 开始转向研究性的工作。
2011年 5 月我重新回到广州, 在中山大学一所农村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协助项目主持教授开展社会调查、 收集分析资料, 以及组织会议论坛。由于工作是围绕农民工问题展开的, 我得以发挥前几年在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调研中积累的经验, 广泛地跟聚焦这一领域的公益组织和专家学者交流,并帮助全国各地的硕博士研究生从事个案调研。 在这一阶段, 我的自我定位只是一个研究支持者, 为学生学者提供珠三角工业区的信息资料, 介绍他们进入合适的田野点, 联络工人访谈或发放问卷, 以及组织暑期劳工研究讲习班等。 在帮助他们搜集论文研究资料的过程中, 我也在学习这一领域的知识, 了解不同学科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取向, 这为我之后独立开展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我在中大工作期间也从广州当时较好的公益慈善氛围中获益良多。 在2012年前后, 有不同的社会组织、 志愿者与行动者在广州落脚, 尽管大家关注的领域和议题不同, 但是交流频繁, 有利于互相了解与合作支持。 在这些活动中, 我也扩大了视野, 了解到其他组织和行动者的关注点和工作方式,同时我也希望在这些交流中引入劳工议题,增强它的能见度。 因为农民工的问题大部分是发生在工业区里, 表现形式往往比较沉重, 不易在公共空间里广泛传播, 只能通过小范围的交流分享才有机会得到理解和支持。
另外, 我也参与搭建大学生关注劳工问题的平台。通过每年暑假举办讲习班, 为关注和研究农民工问题的青年学生提供平台, 使他们有机会学习劳工研究的理论, 并且能够进入农民工服务机构或者工厂里参与式观察, 发现农民工真实的工作、 生活状况, 理解他们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并在此基础上撰写调查报告或研究论文。 这项工作我做了三年, 总计招收过数百名学生参加, 其中有一些人就是从这里开始走上劳工研究与服务的道路。
到 2013年暑假, 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一方面, 是因为工作内容开始重复, 每年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自己很熟悉过程, 感觉不到能力的进步; 另一方面, 是在支持别人做研究的同时, 自己的思考和困惑也增多,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引和写作指导, 这些思考和困惑只是在心中隐隐浮现, 无法表述成文。 于是我就想换个环境, 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 一开始我打算去做记者, 这是一个靠文字谋生的职业, 很锻炼写作能力, 可是在我面试了广州一家媒体的评论编辑岗位后, 并没有如愿入职, 只能另作他想。
恰好这年 10月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组织劳工研究研讨班,找了国内年轻一代的劳工学者报告他们的研究成果。 当时我在四处云游, 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围观学习。 在研讨班期间, 我觉得我对劳工问题的一些观察和观点与学院派出身的研究者还是有所区别, 或许可以表达一下, 于是在沈原老师的鼓励下, 我决定出国读书。 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 我虽然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 但理论基础薄弱, 加上已经 7年没有学过英语, 要过申请这一关非常困难, 更为重要的是, 我没钱, 这一点是大部分公益人的困难,即使申请到学校也负担不起学费和生活费。
命运这时眷顾了我, 因为刚好有两位德国教授在中大访学, 做农民工研究, 需要找一位助理协助他们做访谈。 在朋友的引荐下, 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 最后我们一起顺利完成了课题的调研工作。 在了解到我有计划出国读书后,他们给我推荐了德国的一个英文授课的劳动政策与全球化研究硕士项目 , 认为我是非常适合的候选人, 而且德国留学不用学费, 还另有奖学金作生活费。 我在了解和比较后觉得我被这个项目录取的可能性最大, 而且也不用担心学费和生活费问题, 于是就开始认真准备。
申请留学的第一个障碍毫无疑问是语言, 由于我在大学期间放弃学习英语和考四六级, 要考雅思就必须从高三的基础开始学, 挑战非常大,但别无选择, 只能硬顶上, 从背单词开始, 关关难过关关过。 而且在备考期间, 我还要经常去工厂做调查,记得有一次我在苏州一家苹果代工厂工作, 晚上八点下班后在宿舍背单词做题, 别的工友都觉得我这人很奇怪, 下班了怎么还学英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成功通过了雅思考试, 过了第一关。 之后就是准备研究内容, 由于我有很丰富的劳工调查资料,研究计划书很顺利就完成了, 而且之前合作的德国教授和美国学者分别给我写了推荐信。 最终,我提交了所有申请材料, 做好进入研究阶段的准备。
我在2014年 8月收到德国卡塞尔大学和柏林经济法律学院的录取通知,随后便开始办理赴德签证。德国的冬季学期开学时间是10月1日 , 我如期抵达后, 很快就进入学习阶段。研究工作的过程就是读文献、课堂讨论、做汇报, 以及写论文。刚开始因为语言不过关, 读文献的速度很慢,课堂讨论不敢说, 做报告时很紧张, 论文也写不好, 这些都是海外留学的必经阶段,需要花很大的毅力、经过很大强度的锻炼才能慢慢提升。我的办法就是每天早上用半小时大声朗读文献, 既寻找语感, 也吸收内容。坚持了三个月后,自己感到有明显的进步。德国的硕士项目一般需要两三年时间,但我这个硕士是受奖学金资助的,需要在一年内完成所有的授课, 以及毕业论文, 所以整个课程安排非常紧凑,每天都有大量的文献要读。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个集中的理论补课阶段, 用一年的时间读两年的文献, 功不唐捐。
由于我们的专业是劳动政策, 我过去参与的各种劳工调查的经历帮了很大的忙, 不但在课堂上跟老师同学分享, 而且把每一个案例都转化成课程论文。 我想这就是行动者转型做研究的优势, 不用再做太多的调查就已经有丰富的田野资料。更重要的是, 我在课堂上学了一个新的理论, 意识到它可以用来理解和分析广州环卫工人的劳动抗争, 于是我就把这个题目作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内容, 由于我对案例很熟悉, 只要跟新学的理论结合起来应用就好。最后, 我的这篇论文获得了很高的分数,帮我拿到硕士学位, 而且我还跟导师合作把它改写成期刊论文, 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报告,并在一本S SCI期刊上发表,这就是我自己独立完成发表的第一篇高质量的论文。
我记得在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 时间非常紧张, 当时硕士项目负责教授说过一句话, "做研究就是要少睡觉" , 我基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日夜颠倒地写, 经常好几天看不到太阳, 但是这个酸爽的感觉让我欲罢不能, 在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后就开始考虑读博的事, 因为沈原老师跟我说过要一鼓作气把博士学位拿下来, 不然人生再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这时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刚好在耶拿大学获得了招博士的资格, 我就自然地决定申请这个大学的博士项目 , 但由于存在时间差, 我在准备申请期间去了美国旧金山, 希望了解美国劳工问题的状况。 这里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 我申请的是商务及旅游签证,但签证官在知道我去美国的具体计划后, 在签证上加注了 "独立研究" 字样, 这四个字或许就是我的宿命。 一直到现在, 我都认为最适合我的定位就是独立研究者。
我在旧金山的工作是给唐人街的工人中心做志愿者,帮助华人新移民融入社区以及争取加班费,这跟我在国内的NGO做志愿者类似, 不同的是这里大部分情况下只需要按部就班地遵照法定程序执行, 不需要想太多 "弱者的武器" 的办法。同时, 我也去湾区不同的公益组织和研究机构交流, 了解他们的关注群体、 业务模式以及发展情况,这对而言我是新的领域, 也学习到很多。
在美国的半年时间, 我完成了博士项目申请, 并顺利收到录取通知, 但奖学金需要另外申请, 于是在导师的指导下, 我又向德国的公益基金会申请资助。作为一个不会德语的外国人, 申请德国国内的博士项目资助很难, 竞争也激烈, 我在提交完所有资料后也惴惴不安, 生怕失败。 但是经过面试后我竟然拿到了奖学金, 而且排名比较靠前, 这让我非常惊喜, 导师询问后告诉我, 评委们对我在工厂的调查经历非常感兴趣, 也很欣赏, 所以给我很高的评分。 后来我还入选億方公益基金会的 "菁我计划" , 获得了三年的经费资助, 使我可以安心推进田野调查而无后顾之忧。
先后入选国内外两个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真是意外之喜, 因为我在做这些调查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它会给我带来不菲的奖学金, 更能使我获得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人的认可。这也说明, 行动者坚持做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一定是有价值的, 总有一天会被人看到。
在博士阶段, 我的研究是一个从零开始的独立研究。德国的博士训练跟美国体系不一样, 它有不同类型的博士项目 , 有一种是工作合同,在导师的研究项目中完成, 也有一种是全靠自己完成的, 不需要在学校上课学习, 有需要的时候找导师指导一下, 我的研究基本上是这种状态, 全靠自我驱动。澳大利亚学者陈佩华老师曾经说过我比较适合德国这种模式, 因为我已经在劳工研究领域积累了足够多的田野经验和理论知识, 可以自由灵活地发挥我的能力, 而不需要在美国那种博士培养模式下花很多时间学习读文献。
我的研究主题是农民工如何受到机器人自动化的影响, 在这个框架下,我需要研究企业是如何推进机器人自动化的, 它对工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教育培训体系如何来回应这个影响。 这篇博士论文的理论建构、 田野设计以及资料搜集都没有先例可循, 更没有现成资源可用, 得想尽一切办法去接触与论文主题相关的企业、 工人和教育培训机构, 这样才有机会找到合适的田野对象, 所以一开始几乎就是大海捞针。
我的田野调查有一个戏剧性的转折, 在东奔西走,进退无门之际, 我心情不佳, 遂联系一位在广州华严寺出家的中大博士朋友, 希望能到寺庙里住一段时间, 让内心平静一下, 因为健康的精神状态对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至关重要。 这位法师人很好, 理解我的处境, 毕竟他也是过来人, 在中大做博士后阶段发现自己因缘到了才出家的。 在他的安排下, 我在华严寺的图书馆做志愿者, 每天负责打扫卫生、擦拭图书、洒水扫地, 这些工作很简单, 但在暮鼓晨钟里内心开始变得非常平静, 摒除杂念, 安心思考, 把博士研究的一些思路逐渐理清楚, 整理成文, 作为论文的初稿。
更神奇的是, 在寺庙居住的这段时间, 好运光临, 我顺利地找到了田野调查点和关键联系人,使论文进展拨云见日 , 一气呵成。 这个田野点是一家机器人技能培训机构, 定期举办培训班, 为刚毕业的职业学校学生以及想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人提供脱产培训, 这里的人和事正是我博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离开了华严寺, 来到这家培训机构做预调查。 前期的访谈资料让我如获至宝, 但总觉得还不够深入, 于是我决定自费参加这家机构提供的培训课程, 把自己当作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农民工, 观察培训能否让我掌握相关的技能。
这个过程非常有意义, 我既学习了机器人领域的技术知识, 又在跟老师和同学的交流中得到了更多的行业发展信息, 并且把老师和同学转化为我的访谈对象。在此基础上, 我又采用滚雪球的抽样方法,让这个培训机构的人介绍、 联络他们的各种合作伙伴, 使我得以进入珠三角地区不同的企业和职业学校里做访谈。就这样, 我的第一轮田野调查很顺利地完成。 到今天为止, 我还跟这个田野点和联系人保持密切的联系, 他们阶段性为我更新资料,让我整个研究项目更丰富和完整。
在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后, 我就回到德国进行初步的分类整理, 并从中构思出几篇论文的主题、框架、 内容和结论。 但是把想法落地成文并不容易, 因为想法不一定成熟, 要转化成学术语言, 更需要持续地积累和训练。我就每天在办公室写作, 来来回回修改, 写得差不多了就找朋友帮忙看看,不行的话就重新来过。 这个过程对行动者来说可能是一种折磨, 因为在习惯了日常事务性的工作后, 行动者往往没有条件进入不受干扰的安静的思考与连续的写作状态, 而且写作是建立在惯常的阅读和思考基础上, 有一定的规范性要求, 行动者在缺乏日常积累和专门训练的情况下经常执笔难书, 词不达意。
最后, 我逐渐习惯了这样的写作状态, 多思考、 多写作、 多修改, 把已经搜集的田野资料充分利用, 形成了多篇中文学术论文, 并顺利在不错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而且相比于同阶段的其他人, 我已经算高产的作者了。 除此之外, 我还经常把一些零碎的思考写成文章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发表, 这些思考虽然构不成学术论文, 但对于启发公众讨论或企业决策都有一定的意义。 我在专栏写作中意识到学者不能故步自封,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 输出有效、深度的观点是公共责任之一, 更是践行公共社会学的重要方式, 对我个人而言, 也是弥补了当年想做评论编辑未成的遗憾。
这篇文章简单回顾了我过去十五年的职业转换经历, 从一名行动者逐步成长为研究者, 这不是庸俗的攀登职业阶梯而上岸的过程, 原因在于本文强调的研究者并不是脱离了行动的纯学院派知识人, 而是布迪厄所说的作为工人依靠的社会学家, 这是我的自我定位与期许。
同样, 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为有志一同的公益人带来鼓励。 现在做公益实为不易, 需要面对各种挑战, 但在不同的阶段, 公益人的发展可以有不一样的侧重点, 合理分配自己的生命任务对自己以及所热爱的事业都有益,因为行动和研究的角色会交替进行, 贯穿始终。
对我来说, 行动研究不是体制内的一份稳定的教职, 而是扎根于社会现实、服务于底层民众的知识生产。 即使我以后的职业是农民、 农民工, 或者成了 "三和大神" , 我都会持续进行研究工作。 我相信基于这样的研究, 我写出的文章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阿兰 · 图海纳, 2012, 《行动社会学》 ,狄玉明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阿兰 ·图海纳, 2008, 《行动者的归来》 ,舒诗伟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保尔 · 汤普逊, 2000, 《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 覃方明等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侯务葵 ,2007, 《踏上未竟之路: 发展教师专业社群的行动研究》 ,辅仁大学心理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赖香伶, 2010, 《走自己的路! 一条台湾左翼工运路径的回看》 ,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李有成, 1990, 《论自传》, 《当代》第 55、56期。
皮埃尔 ·布迪厄、华康德, 1998, 《实践与反思》 , 李猛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沈原, 2006, 《"强干预" 与 "弱干预" : 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路径》 , 《社会学研究》第5期。
托马斯、兹纳涅茨基, 2000,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 张友云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夏林清, 2006, 《在地人形: 政治历史皱褶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 , 《应用心理研究》第31期。
朱健刚等, 2009, 《责任 ·行动 · 合作: 汶川地震中NGO 参与个案研究》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