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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Philanthropic Studies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公益慈善研究专委会
资助单位：广州悦尔公益基金会
作者：夏璇
发布时间：2024 年 06 月 30 日
摘 要：基于对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的长期观察，本报告描述了成都市社会企业的发展脉络及成效，从中提炼成都社会企业的培育经验，发现社会企业发展存在的挑战，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分析发现，成都社会企业的良好发展依托于社区发展治理的基础、市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多部门联动为社会企业保驾护航，以及坚持育管并重的举措。然而，成都市社会企业还存在概念未形成共识、宣传推广力度不足、发展规模较小、生态系统有待完善、社会属性监管难度大等挑战。展望成都社会企业未来的发展，本报告提出坚持社会属性和市场发展“两手抓”、构建社会企业生态系统、支持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继续坚持服务与监管并重、加大社会企业传播力度、探索金融支持体系、坚持城乡协调整体发展格局等建议，以促进成都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社会企业生态体系 社会治理 高质量发展
社会企业作为世界现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载体，在世界各国已经蓬勃发展，其以“社会目标”“解决特定社会问题”为宗旨，以“市场化”为手段的特征，在解决社会问题、服务特定弱势群体、改善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近年来，中国社会企业发展迅速，各个地区涌现了不同特色的社会企业。从2017年开始，四川省，特别是成都市基于城乡发展综合治理，结合国际与国内城市的先进经验，探索将社会企业纳入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多元主体，探索由社会企业作为多元主体提供公共服务。
成都市培育发展社会企业是立足于当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之需，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首先，发展社会企业顺应城市转型发展的需要。成都市自2003年启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以来，着力推动社区“还权、赋能、归位”，加之2008年大地震后大量的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应运而生，为成都市社会企业的培育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为此，成都顺应国家中心城市及特大型城市发展治理的基本需求，以培育发展社会企业助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其次，发展社会企业满足群众多元生活需求。截至2023年，成都市实际管理人口达2100余万，城市的空间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各类主体利益诉求复杂多样，老龄化、青少年发展、儿童教育、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农村发展、物业服务等成为当前及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为了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减少各级政府财政压力，社会企业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治理力量应运而生，既能丰富完善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又能以商业运营手段实现“自我造血”，解决政府做不了，市场不愿做，公益慈善做不好的社会需求。最后，社会企业有助于增强社区发展治理的活力。相较于传统的社会组织，企业一般具有更强的市场敏锐性、行业前瞻性和创新能力，但纯商业运作方式的企业在社区和小区开展服务和经营活动，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与居民建立紧密联系和深度信任，因成本高、投入多、产出慢等，少有企业愿意长此以往地投入。而社会企业在理论上兼具社会属性与商业属性，且对环境为正向影响。在实际工作中，会更容易得到社会、社区、政府和居民的认可和支持。
通过对成都社会企业发展的长期跟踪调查，本报告将描述成都市社会企业的发展脉络及成效，从中提炼成都社会企业的培育经验，发现社会企业发展存在的挑战，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2014年，成都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名向市政府提案，建言发展社会企业。市政府交由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市监管局）答复。当时市监管局认为，“社会企业”所描述的是兼具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的组织，这种属性的组织可以通过注册为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的法律组织形态来运作，无须再出台针对社会企业的政策。2017年3月，新任市委书记上任后非常重视社会治理工作。同年5月，时任市委书记在锦江区水井坊街道锦官驿社区调研时，认识到社会企业这一新生事物对于缓解财政压力、改善社会组织造血功能不足、促进社区发展治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改善社区环境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对社会企业高度重视。时任市委书记立即指示市监管局和市民政局结合职能，开展社会企业培育和发展工作计划的专题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成都市监管局经调研形成了《关于新型社会组织—社会发展调研情况的报告》（成工商专报〔2017〕16号），受到成都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7年9月，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五大行动”三年计划》，明确将“鼓励社区探索创办服务居民的社会企业”“制定扶持社会企业发展的办法”相关牵头工作交给了成都市监管局。因此，成都市监管局组建调研专班专门到北京、深圳、顺德等地学习调研，并开始起草政策文件。2018年4月，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出台了《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作为发展社会企业的纲领性政策。同年6月，成都市监管局发布《关于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培育社会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工商部门的职责提出发展社会企业的方略。成都市监管局作为牵头部门率先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企业全生命周期政策保障体系，确定了培育发展社会企业的“3323”保障机制。自此，成都市创新性地将社会企业纳入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多元主体之中，成为全国首个在全市层面以政府主导推动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的城市。
2019年初，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简称“市社治委”）发布《关于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快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的通知》，明确了开展试点示范、加快孵化培育、探索建立项目库、科学开展认证、加强场地支持、促进专业化管理、壮大扶持基金、促进社区参与、探索财政扶持、加强宣传引导等十大工作任务。同年6月，市监管局出台《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管理办法》，开展社会企业评审认定工作。成都市的社会企业实践甚至引起省级政府的关注。2019年12月6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对四川省社会企业的整体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即在党的领导下，以发展社会企业为切口，进一步推进四川省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企业深入社区服务，参与弱势群体帮扶，推动新经济发展与绿色生态环保工作的顺利实施。继续保持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先优势，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2022年5月，市委社治委将社会企业作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主体写进了《成都市“十四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规划》。2022年6月成立的深圳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为成都、德阳、眉山、资阳等多地方的各类社会企业提供专业支持。2022年7月全国首个社会企业投融资交易平台——“天府股交社会企业板”也在成都挂牌开板。同时，成都市相关政府部门支持促进会等行业组织在“天府市民云”建立“成都市社会企业专栏”，并赋予45家社会企业“优质商家”标志、参与社区商业好项目展演、搭建社区社企对接平台。截至2023年底，成都市有10个区市县陆续出台了落地社会企业政策。
根据上述进程总结而成的成都社会企业发展脉络见图1。
据深圳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统计，截至2023年12月，成都市认定的各类社会企业共有228家，其中成都市认定的社会企业且在有效期内的共有157家（有10家成都市社会企业在各种原因之下摘牌），双认定（分别指成都市社会企业认定与社会企业行业认定）的社会企业157家。这些社会企业2022年度营业收入总额超过8.27亿元。从业人员合计6804人（含兼职人员），平均每家社会企业提供了38.66个就业岗位。这些社会企业服务各类城乡社区累计超过900余个，受益人群超过250万人次。这些社会企业活跃在养老服务、就业促进、青少年教育、医疗健康、无障碍服务、社区经济、物业服务等多个社会服务领域，为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和社会服务供给多元化发展增添了动力（信息来源于社会企业服务平台，http://cd.socialenterprisechina.com/）。这些社会企业活跃在社区服务、养老服务、助残扶困、就业促进、儿童教育、医疗健康、无障碍服务、社区经济、物业服务等多个社会服务领域，为成都市城乡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增添了新的来源。
内江市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在学习借鉴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的基础上，以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创新市场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探索社会资本依法参与公益事业新路径为目标，积极发展“以服务社会或创新公共服务供给为目标，以商业模式解决基层治理问题为手段，并取得明显社会成果的企业”为定义的社会企业。明确了社会企业兼具社会目标和商业运营的属性；内江市出台了《内江市社会企业登记管理办法（试行）》（2020年9月），重点培育领域涉及医养康养、早教教育、家政服务、室内装修维修和物业管理等5个行业的新设立登记社会企业、非营利社会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和市外社会企业到本市设立分支机构的社会企业。内江还明文规定社会企业应在其公司章程中明确其生产经营产品（服务）价格低于市场价的10%或公司收益（税后）用于公益事业的占比不低于10%。并将该占比将作为社会企业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泸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泸州市委城乡基层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出台了《泸州市培育社会企业促进城乡基层治理创新工作方案》，方案着重在涉及民生的社区生活性服务和服务农村农业等方面，鼓励、扶持和发展社会企业。聚焦社区居民迫切需要的家庭服务、就业援助、扶贫帮困、养老助老、助残救孤等基本民生服务项目，以及扶持面向农民的农业经济合作服务等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企业。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会企业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绵府办发〔2020〕43号）提出对社会企业实行“申请承诺+评审认证”制度，凡投资创办社会企业的市场主体，应向登记机关申请承诺投资创办社会企业的宗旨和目标，承诺企业回馈社会的利润留成比例，并以章程约定的形式固化应履行的职责和义务。据统计，截至2022年8月底，绵阳全市共有社会企业32家。从注册方式上看，既有直接登记注册的情况（如：绵阳市绵州春天居民服务社会企业有限公司、绵阳市花开居民服务社会企业有限公司）、也有公司认证转型的情况（如：江油市龙泰居民服务社会企业有限公司）；从股权结构上看，有纯社会资本登记的情况（如：绵阳市新创享居民服务社会企业有限公司），也有社区以闲置资产入股的情况（如：四川美舍宜居居民服务社会企业有限公司中韩家脊社区占股51%）。从区域分布上看，涪城（14家）、游仙（4家）、安州（2家）、江油（4家）、经开（3家）、仙海（2家）、梓潼（2家）、科技城新区（1家），但仍有以农业为主的三台、盐亭和山区县平武、北川以及园区中的高新区还没有社会企业（参见《关于绵阳市社会企业参与基层治理的情况报告》，2022年9月）。
2023年6月，《自贡市沿滩区社区社会企业培育支持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从鼓励社区经济发展，推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入手，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单独出资成立，以创新商业模式、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手段，积极发展服务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型社会企业形态——社区社会企业。截至2023年5月，自贡市已注册成立12家社区社会企业，其中有10家位于自流井区（《自贡自流井：“三举措”助力社区企业开办》，中国新闻网，2023年5月8日，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5月3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5306171824090924&wfr=spider&for=pc）。
宜宾市社会企业政策尚不清晰，但创新十足，宜宾市可直接在工商行政登记注册带有“社会企业”字号的公司，这也是除目前成都市、绵阳市外，全国为数不多的可以直接注册登记为社会企业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宜宾市目前已有注册为“社会企业”的公司5家。
从上述城市的社会企业发展路径可以看出，各地市均明确关注社会企业的“身份识别”。基本上都明确了社会企业是企业登记注册并需认定；以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治理、服务于弱势或社区利益为企业创立的宗旨，以创新商业模式、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手段，所得部分盈利按照其社会目标再投入自身业务、所在社区或公益事业，且社会目标持续稳定的特定企业。对中国社会企业的定义、定位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各地的社会企业发展明显呈现不均衡、不充分、不系统的发展弊端，对发展社会企业的意义、作用与价值认识不足，社会企业本身作为小微企业为主的形态，对政策过度依赖，自身经营能力弱，社会价值评估不足，大众认知缺乏是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以成都市为例分析。成都从社区发展治理、市场、政策设计和支持体系有机统一的角度设计，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专业针对社会企业的支持政策和培育体系，社会企业的认定、培育、发展和监督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第一，初步构建起认定规范、政策完备、育管并举的社会企业发展培育制度体系。市级层面，成都在全国首个出台了《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制定了《关于改革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机制加快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的通知》《关于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培育社会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管理办法》等涵盖顶层设计、认定、服务、培训、孵化、监督、信息透明等7个方面的重要配套文件；区县级层面，武侯区、成华区、金牛区、温江区、郫都区、简阳市、大邑县、新都区、青白江区等10个区市县结合辖区居民需求、本地产业优势与社会企业发展路径，制定了具体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在社区建成微型孵化基地18个，征集观察社会企业600余家，且呈现增长趋势。
第二，切实促进了社会企业产业链条的加快形成，契合了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社会企业已在各区市县实现基本覆盖，并重点集中在社区发展，养老，普惠教育，环保，无障碍等重点民生领域。涌现出朗力养老、中和农道、五星启扬、智乐物业、童萌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社会企业，基本形成品牌社会企业发展趋势。从2018~2023年申请参加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的机构来看，80%以上申报机构关注领域集中在社区发展、乡村振兴、青少年（儿童）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社区服务类项目，有效弥补了公共服务社会主体不足的问题，不断适应群众的多元化生活需求。
第三，有效探索了运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区发展、促进集体经济有效转型，成为成都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路径。从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数据来看，社区是社会企业发挥作用的主阵地，社区潜藏着巨大的服务需求，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空间，吸引各类优质社会主体和资源汇聚到社区发展治理领域。成都市社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作为成都市社会企业的认定服务平台，在近年组织了各类社会企业活动超过360场次，组织社会企业社区对接会10余场，发布社区需求项目1500余个，超过200个社会企业和市场主体报名响应，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各类社会企业超过90余家社会企业参与，其中10余家社会企业落户成都。在全国业内形成了强烈反响和良好示范。成都已成为全国社会企业最多的城市。
第四，社会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岗位，实现了市场收入与社会目标的平衡。社会企业已经成为调动社会资源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成为保民生、促就业、新经济、新发展的新生力量。
成都市作为全国社会企业发展的高地，其社会企业培育与实践工作对各地发展社会企业具有启示意义。自2018年至今，成都市社会企业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具体经验梳理如下。
成都市围绕社区治理开展了一系列举措。2017年9月2日，成都市召开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动员大会，提出构建“1+6+N”社区发展治理政策体系。其中的“1”为2017年9月发布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30条”——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纲领性文件；“6”指社区发展治理的6大配套文件，主要囊括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优化调整、转变街道（乡镇）职能、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社区总体营造、社区发展规划、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标准体系等6个方面；“N”指具体的指导工作配套文件，包括“五大行动”“一核五体系”、社区志愿服务、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培育社会企业、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岗位薪酬体系等方面。2020年10月发布《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2021年1月颁布《深化城乡社区减负提能增效的若干措施》，2022年5月发布《成都市“十四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规划》等。这些社区治理创新为社会企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譬如，培养了一批使命感与创新性兼顾的优秀干部。城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积极探索运作市场思维通过设立社区社会企业来整合、运营社区的公共资源，改善社区环境、社会秩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感；同时各类社会组织在转变经营思路、改变运营模式，积极向社会企业转型。
总而言之，在国家层面尚未对社会企业专门立法和出台政策之前，在现有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成都市构建了社会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政策保障体系，是目前国内领先的政策制度创新。
首先，成都市制定了社会企业发展的三大原则，包括坚持社会目标导向、市场机制驱动的原则；坚持党委政府引导、社会各方参与的原则；坚持创新思维、提升发展能力的原则。
其次，明确由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业务主管部门。该局仅以登记注册、市场监管、推动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等职能来支持社会企业，不干涉其内部管理。“有为政府”则是指市监管局构建了三大体系，即培育发展体系、政策支持体系、监管服务体系；建设两个平台（系统），即综合服务平台和信用公示平台；建立三项制度，即评审认定制度、信息公开披露制度、退出（摘牌）制度。这一点与北京、深圳、顺德等地区由当地社工委、民政系统管辖培育传统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有明显不同。2018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成办函〔2018〕61号）出台，并配套出台了《关于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培育社会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成工商发〔2018〕25号）等系列文件。从制度上确定了成都市培育发展社会企业的路径与战略方向，即“成都3323社会企业保障”机制，包括成都发展社会企业的三个原则，社会企业培育的三大体系，社会企业服务与信用公示的两大平台与成都市社会企业认定的三项制度。
最后，明确成都社会企业由企业认定产生，而非登记而产生（与绵阳、宜宾的承诺制不同），明确认定前、认定中及认定后全流程公开透明，杜绝暗箱操作，同时明确认定期限为3年，并非永久认定，对不符合要求的社会企业有退出摘牌机制，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保证成都市社会企业健康的生态。
成都市多部门联动，共同推进成都市社会企业支持体系建设。成都市委社治委、各区市县社治委、各区市县市场监管局积极行动，结合辖区产业优势与社会企业发展路径，以负责任的态度，专业的调研，科学的设计，为成都市各类社会企业、观察社会企业提供了明确、有效的社会企业政策支持体系，极大促进成都市的社会企业发展。依托于成都市委社治委、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各部门，成都在社会企业方面实现了“七个第一”，即：社会企业支持政策全国第一；社会企业服务空间与专业服务机构全国第一；社会企业申报与认定数量全国第一；第一个以全市之力推动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服务的城市；第一个从全市角度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城市；第一个明确社会企业不因登记而产生，需要评审认定而产生的城市；第一个将社会企业作为经营特点标注在企业登记注册名称中的城市。
（四）影响力评估体系实践视角的育管并重
成都市自2023年提出社会企业育管并重的发展目标。成都市联合北京大学等科研院校设计了成都市社会企业影响力评估体系2.0版，引入专业社会企业服务机构，在全市层面开展社会企业影响力评估工作。通过影响力评估及时发现社会目标不稳定的企业，给予其预警或摘牌，以保障社会企业的品牌价值，防范社会风险。同时，在信用中国（四川）开设社会企业专栏，建立季度信用积分动态提示机制，常态化开展影响力评估。截至2023年12月，由于企业经营模式调整导致社会属性降低、社会使命漂移，已被摘牌的成都市社会企业有10家，占已认定成都社会企业数的6.3%。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兼具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能够通过市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建设、激发社会活力、调动社会积极性，助力解决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对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成都市及周边城市社会企业发展的情况来看，一是目前社会企业缺乏专有的法律身份。国家层面尚未出台有关社会企业的法律法规，省市出台的社会企业政策无据可循；二是社会企业商业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界定标准和尺度难以判断、衡量，而且社会使命随着企业的发展可能产生漂移；三是社会对社会企业的认知度和关注度较低，对社会企业概念和功能不够了解。理论界、实务界和政府部门对其与社会组织、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认知不够统一，对社会价值目标、治理模式、利润分配、资产锁定、责任承担、绩效评价等核心要素的评价标准尚未形成共识。不过，从已有实践案例来看，四川各地大多以依法登记的企业为主体，以社会企业认定为引导，以提供政策扶持为支撑，以履行社会责任为目标，推动社会企业发展。
以成都市为例，虽然成都市社会企业发展处于全国领先，但相较于我国香港、台湾等地，社会企业的宣传推广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现实中，社会公众、基层干部、居民均不了解社会企业，这使得社会企业在进入社区为居民提供服务时，遭受不被认可甚至是质疑的状况，也为社会企业的业务拓展增加了无形的障碍。同时，社会企业有效的宣传渠道稀少。尽管部分主管单位、社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中有关于社会企业的宣传，但是在传统媒体及影响力大的自媒体渠道鲜有报道。
截至目前，四川各地的社会企业的发展规模较小，多属于小微企业，并且与传统企业一样面临组织化程度不高、人才流失严重、财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相比于普通企业，社会企业具有明显的社会、市场和环境的三重属性，其经营难度更大，因此对社会企业家的综合要求更高。同时，社会企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也比传统企业经营背负着更多的“道德挑战”压力，面临着比社会组织运营要具备更加创新性、市场性甚至是“侵略性”的运营能力与方法论，使得部分社会企业陷入“使命”还是“活命”的二分选择，远未达到社会企业发展的理想状态。
从构建社会企业生态的角度上来说，成都市是目前四川省，乃至全国较少建立起良性运转的社会企业生态系统的城市之一，但相对英国、美国和我国香港等社会企业发达国家和地区，成都市社会企业生态系统亟须完善，尤其是缺乏赋能型孵化机构。社会企业要从传统企业或社会组织转型到向善企业再发展到社会企业，单靠社会企业家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除了需要更多的支持性政策，更需专业的赋能型孵化机构根据各类社会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为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们提供赋能支持。此外，四川省还需出台社会企业支持政策，加大社会企业人才培育，吸引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加入社会企业生态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各级各类政府、社区、居民、员工、社会组织、企业、影响力投资者、重要的合作伙伴、中介支持机构、独立评估方、研究机构、智库和学者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企业生态体系，方可有效解决社会企业行业缺少交流、交易的痛点。
社会企业监管体系在国内尚无先例可借鉴，四川省目前仅有成都市、绵阳市、内江市等城市设置了从认定到服务再到监督的管理体系。其中成都市作为社会企业发展高地，采取了先行先试的方式，委托专业机构，并参考行业专家意见提出了“轻触式”的社会企业监管原则，将社会企业的监管工作划分为经济属性监管和社会属性监管，即在依法实施经济属性监管的同时，以影响力评估、社会企业复审等方式创新开展社会企业的社会属性监管。但是，由于社会属性监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监管效果依赖社会企业自觉自愿性，因此监管效果难以保障。其他地市的社会企业监管目前还主要以自觉、自律为主。国际认可的社会企业影响力评估体系如SROI、GIIN、BIA等在国内还属初步探索阶段，未来应加强对社会企业的影响力评测，鼓励将认定与服务与影响力评估有效结合，推进社会企业评估高质量发展。
社会企业是容易标榜的，社会企业家是凤毛麟角的，但社会企业家精神是应当普及的（毛基业等，2020）。尽管社会企业概念是舶来品，“社会企业家精神”却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内涵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等传统价值理念一脉相承。四川社会企业的发展一直以坚持服务社区、参与社会治理为初心，在此基础上应加大各类企业、社会组织、社创项目、青年人才向社会企业转型的支持力度，降低社会企业注册运营难度，各地应提供便捷的社会企业登记通道，加大各类社会企业培育力度，促进社会企业数量与质量均衡发展，确保社会属性与经济发展“两手硬”。
进一步坚定“社会目标导向、市场机制驱动，党委政府引导，社会各方参与”的社会企业发展原则。在发挥党委和政府的引导作用的基础上，撬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社会企业生态体系构建。以社会企业价值理念为纽带，推动社会企业培育发展工作向纵深发展，以求真务实之精神助力社会企业家成长和社会企业规范、健康发展。社会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已经逐渐超越了传统的政府部门职能边界，为此亟需构建一个由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会公众、其他商业机构、专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生态系统，为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各类创业投资基金、创业创新人才在内的各类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企业事业提供明确的定位和指向，培育孵化更多具备创新意识、具备社会企业家精神、具备创新商业模式的社会组织、传统企业转型社会企业，满足各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发展。
成都市、绵阳市、自贡市等城市正在探索的社区社会企业是符合中国社会治理与发展的实际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发展之路。截至2023年6月，仅成都一地，就有226家社区成立的企业成立运营，（信息来源于深圳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成都市社区社会企业调研报告》，2023年3月29日）为成都社区治理现代化、创新公共服务供给、盘活社区资源提供了大量的成功案例。建议在未来，各地应以成都为样板，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社区成立社区社会企业，在政府力所不及、传统企业不愿做、部分社会组织做不好的社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以多元主体为基础，积极构建从省、市、区到街道的社会企业立体支持体系，以社区为场景，以人民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打造定位精确、社会目标清晰、运营标准化、服务专业化的社会企业服务与产品。实时开展社会企业经济属性监管与社会属性监管。建立相对统一的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企业影响力评估体系，根据社会企业服务质量按成果付费。对于不符合标准要求的社会企业坚决摘牌，确保社会企业队伍良性发展。
大力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培育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是解读新时代背景下企业家精神、创新企业社会责任、构建符合新时代背景的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形式。树立重要的社会企业典范，让社会企业始终被政府、企业、社区和人民看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社会企业的行业影响力、区域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环境影响力。为此，建议省、市、区各级政府宣传部门积极参与，积极拓展有效的宣传渠道，落实社会企业支持政策，加大社会企业典型案例、商业模式及产品服务的宣传推广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企业生态体系。
依托天府股交社会企业板这一核心基础设施，在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科学探索社会企业与各类金融工具相结合，在有条件的区域试点ESG投资、影响力债券、慈善信托、DAF（捐赠人指定基金）、社会企业小额信贷等公益金融工具，通过金融工具放大社会企业影响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合理提升社会企业经营品质与规模。同时，鼓励各类市场资本了解社会企业，探索创立社会企业风险投资基金助力社会企业融资。
成都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社会企业发展路径与绵阳、内江、宜宾等城市的发展路径明显不同。建议有意开展社会企业发展的各地应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社会企业培育发展政策。如内江市重点将专注于农业产业发展、农村文化振兴以及服务农村社区发展治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社会企业评审认定范围，以满足远郊区县城乡社区发展治理需要。同时应加大引导社区社会企业发展，鼓励支持各类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发展服务。探索信托制物业社会企业发展与服务，重点围绕市民意见大、投诉热点多的老旧院落、三无小区、农迁安置物业服务开展社会企业试点，提升居民居住满意度，开展社区治理，重点挖掘、培育社会目标清晰且稳定、创新与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广泛且接受程度高、标准化且可复制性强的各类社会企业，从而构建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四川社会企业发展矩阵，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同步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毛基业等，2020，《社会企业家精神（第二辑）：社会使命稳健性的概念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