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 90年代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我对社会学和发展理论的宏大叙事感到不满,  因此积极参与微观扶贫发展工作和中观议题的发展研究。后来到香港浸会大学担任发展社会学教授,  我也苦于找不到一本合适的教材,这时偶然看到katy Gardner和 David Lewis合著的《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 (Anthropology,Development and the post-Modern chalenge,  1996) ,  它试图整合宏观发展理论批判和中等社会发展议题,  恰好与我在扶贫发展工作中的观察和批判产生共鸣,  从此成为我一直断断续续使用的专业教材。作为一本发展人类学的批判导读,《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一书的贡献在于尝试打通宏观发展人类学理论和后现代理论,  对中观 "发展实际" (Development in practice)做出自己的批判,  同时对实践取向的发展人类学也尝试提出发展方向的新思考。2015年,  第二版 《人类学与发展:  二十一世纪的挑战》(Anthropology andDevelopment: challeng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出版,  它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更新了千禧年后的国际发展脉络,  同时对后现代理论在发展话语批判与现实之间的脱节,  对它在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倾向,  也都有深刻的批判。笔者拟综合这两版,谈一下本书的贡献及对中国公益界的启发。

一   人类学者对 "发展" 的介入

在书中,  两位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人类学的价值中立论和对社会现实不干预的知识生产假设。他们认为,  在 "发展"  问题上,  人类学的传统研究视角,  如现代化主义、文化相对论、多元文化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  未能充分理解这一全球性现象的深层形成机制。他们认同 EB sco bar和Ferguson等后现代主义学者的批判立场,进而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角度,批判欧美经济学生产的知识和国际发展政策构成的发展主义话语。在他们看来,  发展主义话语的根本问题在于强调欲望、理性和工具的作用,  强调自我顺从的产生,  而非政治经济的严格控制,  从而导致各种行动者 (从国家、族群、阶级、社区、家庭到个人)主体性的内化、顺从、裹挟与共谋。

在这个问题上, 人类学者并没有置身事外,  他们中不少人参与了发展主义话语的构建和具体的发展政策和项目。比如自 20世纪 80、90年代以来,  联合国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发展机构,都广泛邀请人类学者充当顾问,  为其社会和环境保障政策及项目进行需求调查、  项目设计和评估。不言而喻,  这种参与会带来伦理、 实践和理论上的挑战,  作者于此有不少总结,  从而为发展人类学的反思提供了植根于行动和理论创新的动力。

进而,作者把国际发展援助称为  "产业"  (industry),  并通过大量人类学研究的案例对这一议题作了深刻的观察和批判。例如,  从扶贫发展项目的可及性角度来看,究竟哪些群体获得发展援助?从影响性角度来看,  是哪些群体得益于发展项目 ,  又是谁付出代价?  从控制性角度来看,  发展项目是否完全由上而下规划,  是否鼓励 (或排斥)地方积极性和参与?从可持续性角度来看,  发展项目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效果是否可持续?依据这些案例研究和批判性文献,  作者对 90年代国际发展研究学界在参与式发展领域的主要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包括精准扶贫与一般发展援助之间的张力与矛盾、  社会组织与国家干预、 参与式发展与自上而下动员、程序化和代表性参与式民主的迷思、赋权与去权、另类赋权与发展、地方经济发展与国家国际分工等等,  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新的国际发展场景与管理主义的兴起

自1995年第一版导读问世以来,  国际形势又有了重大的变化,第二版的修订和更新即是为了回应这种新的国际合作形势。这些变化中,就其影响而论, 首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正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一部分,  全球化进程由此达到巅峰; 其次, 2001年的9·11事件导致反恐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首要战略, 这严重影响了国际发展合作援助的政策和实践。最后,  在过去20年间,  发展主义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进一步演变为新自由主义,  强调私有化、市场化和结构调整, 对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原来采取的政府干预和福利政策加以否定,  从而对扶贫发展的国际合作政策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这些变化同步,  一些另类的发展思维纷纷涌现,  开始挑战主流的发展主义观念。比如不丹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 (GNH ) ,  挑战了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观念,  强调社会、精神、物质和环境幸福感高于GDP增长;  一些联合国机构和跨国发展组织开发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则强调了社区的积极参与互动和民众赋权。此外,  有些发达国家和国际慈善基金会借助于区域性实验,探索将全民基本收入 (UBI)计划作为一种缓解贫困的社会创新方法,通过向社区居民 (或农民 )提供保障基本生活开支的资金,  激活地方经济发展。

在诸多新趋向中,管理主义和发展主义对发展项目的影响十分深远,  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论题。两位作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列出了若干项与过度评估、过度崇拜经济指标相关的议题, 比如强调绩效指标治理,  注重指标达成而非实际影响, 这可能导致对服务对象的问责缺失;  比如将重心置于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上而使得监督和评估资源被挤占,  从而影响那些真正有助于改善服务效果的投资;  比如强调循证为本的项目效果评估,  偏重随机对照试验,  可能忽视那些参与式和民众认知为本的知识,  等等。在管理主义和商业逻辑的双重影响下,  专业化完全被审计和合规所主导, 决定了组织的治理和管理。

作者将这场发生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管理主义演变称为 "完美风暴" ,以此比喻 1995 年后另类发展实践所面临的困境。  在这样一个高度整合的"完美风暴"  中,  需要接受资助的国际发展组织难于探索发展实践的社会创新。有鉴于此,  在过去 20年间,  全球各地的草根社区和群体对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做出了各种回应。例如英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提出了  "pre cari at" (不稳定无产者,或被称为  "朝不保夕的人")概念,分析了大量 "不稳定无产者" 的出现和抗争形式,  类似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引起了许多发展人类学者的研究和思考;  而在发展中国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南美洲某些国家引入的经济调整政策导致这些国家的福利政策与国家经济几近于瓦解,  引发了农民和工人的合作运动,  也刺激了相应的发展人类学研究。

正是基于不少人类学研究对这些  "发展主义现象"  的质疑,  两位作者在新版中引入了学者Bs co bar对 "发展"  的新界定: "发展" 是一种文化竞争和身份重新建构的场域。由这种观点出发,  我们不再只是批评发展的是非,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发展只是一种被制度化的实践。  许多人类学者受到后现代批判的启示,深入探究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地域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  挖掘那些为大多数人所忽视的现实,  从而对主流认知和理论提出了质疑。  诸如跨文化比较、质性田野研究,  甚至是多地点民族志之类的新研究取向,  为解构发展主义的宏观结构和话语分析提供了更深入的批判工具。此外,作者还强调  "反身性"  的知识立场,指出人类学者作为知识生产者,  需要反思由自身特点在这个发展场景中对知识生产造成的影响,  比如性别、  阶级、 发达国家高校或援助机构位置等等都带有自身的成见或隐含的知识立场。这些对我们都颇具启发意义。

作者进一步区分了发展人类学的两个研究方向。第一个是大D (Development project) ,  研究属于发展主义话语的研究议题,  它涉及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主义话语下形成的新发展机构、政策以及相关事件和行动,  包括国家部委、 发展或扶贫机构、政策、 制度和项目运作所产生的动力和结果,  以及私有化、市场化、结构调整政策等对扶贫发展项目带来的影响;  第二个是小 d (development) ,  即针对发展过程中的人类学研究,  这涉及经济、社区、人际关系、家庭、文化等层面的观察和分析,  包括对扶贫发展项目、公益组织、地方社区、群体和个人行动者的互动过程做出的回应,各种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等。

最后, 为了超越后现代思维中无休止的解构、文化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纠结, 作者认为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些  "暂停点"  (stopping points),即某些暂时性的价值观和知识立场。人类学一方面需要打破对 "发展" 的发展主义式的语言和假设,  另一方面也需要打破后现代的  "虚无主义" ,  协助相应的群体重新构建超越绝对贫困、不平等、边缘化和剥夺权利等由文化塑造的  "美好" 或 "幸福"生活, 推进这一议题的思辨和对话。

三   对中国公益研究和公益社群发展的思考

尽管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中东和乌克兰危机等事件导致了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分裂,  演化出去全球化 (de-globalization)的新矛盾,然而回顾本书两个版本所横跨的20年, 也正是全球化体系建成的时期, 并随中国的加入而达到全球化的巅峰。作者对这一时期形成的国际发展话语、国际发展合作、扶贫发展等议题进行的综述分析,  为我国公益慈善领域流行的发展主义话语以及扶贫发展、 社会发展项目和管理主义等实践议题, 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反思视角、行动研究和创新的方向。

首先, 作者提出的大D理念,启示我们要意识到发展主义话语的无处不在,进而检讨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有没有受到什么形式的发展主义话语所主导, 又带来什么具体的影响。就此我们可以探讨中国公益慈善和扶贫发展中发展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演变和传播,  也可以逐步深入分析发展主义话语对不同社会行动者的影响,  比如贫困人口、农民、流动人口、妇女、儿童、少数民族等。进而,  这样的分析有助于公益慈善界去反思,  是否存在对经济发展、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就业等发展模式的片面强调,  以至于忽视多元的发展目标?

其二,  作者提出的小d公益研究进路对我们的公益慈善研究,  也提供了合适的研究策略。这要求我们超越宏观发展主义话语的抽象批判,  围绕具体的公益慈善项目过程进行研究,  从公益项目运作的场域中,  分析各种行动者互动中出现的议题和挑战。只有通过这些公益项目民族志的微观分析,  才能培育受益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内生动力。

其三,  相较于作者所说的国外的情形,  国内头部公益基金会和公益学界对  "管理主义"和  "科学主义"  的迷恋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  在国内公益事业刚刚起步之际,  管理主义在很多方面已经初露端倪,  具体体现包括:过度强调绩效和服务质量评估、 影响力测量、 核查问责;  过度偏重对外部资方负责,  忽视对项目服务对象的负责,  忽视服务对象的主观幸福感,进而影响到改善服务效果所需的直接投入;  注重绩效指标性治理,  却不考虑指标达成是否真正带来了变革。 此外,  公益研究人员——其中不乏人类学者——在当前高校和基金会追赶国际潮流的生态环境中,  也日益被过度的管理主义裹挟。因此,  通过本书对管理主义的反思,  强调公益项目管理过程中的参与和民主,  尊重和维护在地民众的权利和利益,  笔者希望能对国内相关领域有所启迪,  扭转管理主义的负面影响。

其四,  作者提出的  "暂停点" 思想尤其重要。为了克服在中国国情中、语境下以及后现代思维中的困境,  公益研究学者需要超越 "发展"  的假设和语言,  反思中国式  "发展的赶超" ,  重新确立公益行动研究者的定位,  协作公益社群重新构建贫困、公益、 发展话语,  重新连接不同公益行动者对不平等、边缘化、去权等议题的反思,  共同创造公益价值和体系的知识探究, 共同打造 "美好" 或 "幸福" 生活。

其五,  作者为我国公益研究的多元发展范式转换也提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理念和替代模式,  例如幸福指数、全民基本收入、生态社区 (eco- village)、内生式社区发展模式 ( endogenous community development)以及变革性社会创新 (transformative social innovation)等。后现代的发展人类学为公益研究提供了多元文化的理解视角,  不同社群和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有不同理解,  我们需要尊重和理解这些差异。为此,  我国的公益研究需要关注公益项目和发展过程中的在地经验,  重视公益组织、社区或个人经历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探索这些互动经验对社会、经济、文化关系的积极和负面影响, 以及它们如何塑造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

2008年, 我与北京大学的朱晓阳和中山大学的朱健刚老师共同组织了 "反思参与式发展" 专题会议,  曾邀请本书作者之一的David L.ew is老师参加。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之下,  国际人类学大会推迟到 2009年举行,  而Lewis老师那时有其他安排无法参加,  我们错失了与这位国外同行交流关于中国扶贫发展工作经验和思考的机会。所幸,  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部作品了解他的工作,  借助他对案例的收集、议题的梳理,  以及对发展主义话语的批判,  来反思国内外的发展干预和公益慈善事业。 毫无疑问,这两版发展人类学的批判导读,  对发展干预和公益慈善有兴趣的学生、学者和行业同仁,  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参考文献

katy Gardner and David Lewis. 1996.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London: pluto press.

katy Gardner and David Lewis.  2015. Anthropology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pluto press.